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对人物的生动描摹及对抗争精神的赞扬，其不足之处在于欠缺对生命的观照和对人性的反思。
　　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名著中，就对于人物终极命运的思考而言，《红楼梦》最佳，而就人物面貌的多样性而言，《水浒传》则更为出色。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好汉，个个性格鲜明、面目生动，令人过目难忘，如林冲的纠结、武松的豪气、李逵的坦率天真和鲁智深的暴力莽撞……清代金圣叹对此极为赞赏：“《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水浒传》对抗争精神的赞扬值得肯定，其在20世纪70年代还一度成为政治读物。当时毛泽东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其意是宋江等人在上梁山之后丧失了抗争精神，最终在接受朝廷招安后被陷害，因此通过批判宋江之流的投降来激发国人继续革命的精神意志。
　　《水浒传》是一部在民间话本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不断加工完成的作品，这导致其艺术高度也受到后世的质疑，如书中大量的打油诗大多宣扬劝善去恶，有些与本章节的内容并无直接的关联，颇有心灵鸡汤的感觉。如三十回开头的“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见机而耐性，妙悟生光明。佛语戒无论，儒书贵莫争。好条快活路，只是少人行”，这样似是而非的劝诫文字既不符合诗词格律，也缺乏逻辑关系，对佛道之理的发挥也似是而非，颇让人对作品的艺术性产生怀疑。
　　逼上梁山
　　笔者认为《水浒传》最精彩的部分在各路好汉因各种缘由被“逼”上梁山。这里面最具悲剧性质的当属林冲，这个满身武艺的禁军教头，因其妻子被高俅之子高衙内看上而被设计陷害，发生了误入白虎堂、发配沧州、野猪林被鲁智深搭救、火烧草料场等一系列故事，最终被逼上梁山。与《水浒传》中大多数好汉并无爱情婚姻生活所不同的是，小说中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林冲被判发配沧州之后要休妻之事。林冲对岳父说：“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他希望年轻的妻子不要因为自己而耽误前程。其岳父则表示，一定把林妻接回家，不让她抛头露面，免得被人发现，家里还有积蓄，养女儿三五年没问题。然而林冲却执意要休妻，表示若是岳父不同意休妻，以后也不会回来相聚。在这个情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林冲与妻子恩爱有加，自己深陷困厄时不想连累妻子。
　　明代中后期商业发达，社会流动性大大加强，这一方面导致了时人情感生活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社会也极为强调妻子对丈夫的忠贞。不过《水浒传》中对男女之间情感生活的描写并不多见。如宋江对于阎婆惜情感疏离，以致阎婆惜因怨恨而勒索，最终为宋江所杀。
　　《水浒传》中的好汉大多对女性不感兴趣，如第三十二回王英抢了一个上坟的女子，宋江就说：“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燕顺也帮腔说：“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病。”这说明不近女色乃是梁山好汉们的共识。宋江要救那女子，便苦口婆心地劝王英“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并许诺以后为他明媒正娶。
　　梁山好汉的核心纽带是兄弟之情，是“义气”这种可以托付生命的情感，这也是这个团体的凝聚力所在。因此，若他们有了心仪的好汉，便不惜破坏好汉的家庭以达到“逼”他上梁山的目的。如他们设计霹雳火秦明，就假扮秦明谋反，导致秦明的妻儿老小全家被杀。之后在宋江见到秦明，假惺惺地问他为何独自骑马行走，秦明怒曰：“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宋江开话道：“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却穿了足下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燕顺、王矮虎，带领五十余人助战;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今日众人特地请罪。”秦明见说了，怒气攒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却又自肚里寻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他们不过。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
　　这里秦明先是被设计，然后心不甘情不愿，最终只能忍气吞声。当秦明说害他妻子丧命的时候，宋江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了夫人不妨，我给你做媒再娶一个。
　　《水浒传》的人物虽然性格鲜明，但对于文学生命之源的人物情感和内心世界缺乏描摹。即使对于中国古代颇为看重的人伦之情亦缺乏观照，这导致《水浒传》缺少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人性的反思，既不够深刻，也无法通过人物的情感来打动读者。
　　一百零八个好汉上梁山之后，既要对应天上的一百零八星宿，又要根据武功和贡献等诸多因素排座次。他们上梁山是对既有秩序的反抗，但在梁山上他们却不再需要个体的英雄主义，而是被纳入一个新的秩序中。最为吊诡的是，他们最终被招安，复归到世俗的既有秩序中。
　　暴力美学
　　文学作品的一大功能是满足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活动中有一种暴力美学，即通过直面残酷的暴力场面来展现人性中的暴力因素，从而化解现实中的暴力倾向。作为一部以抗争为主题的作品，《水浒传》中出现一些暴力场景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中大量对于杀人场景的详细描述，却让笔者感觉到一种对暴力的欣赏和渲染。
　　如第二十七回，菜园子张青告诉武松，他和媳妇母夜叉孙二娘开黑店杀人越货，“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讲者不为杀人内疚，听者亦觉无妨。随后武松希望张青放了那两个押送他的公人，“张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里看时，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见那两个公人一颠一倒，挺着在剥人凳上”。此处描写令笔者回忆起徐克电影《新龙门客栈》中做人肉包子的场景，观影时身心极为不适。
　　《水浒传》中有许多杀人场景，笔者认为其对暴力的渲染几乎毫无节制。如武松为其兄长武大郎复仇时，谋划十分周详，他要以一种让四邻见证的方式报仇雪恨。“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并在众人的恐慌中割下人头。
　　《水浒传》里最暴力的当数李逵。此人对宋江极度忠诚，对母亲极为孝顺，在传统伦理观上可谓忠孝俱全，但他同时也非常嗜血，杀红眼的时候，对于梁山好汉的朋友也不管不顧。如“二打祝家庄”中，李逵先砍了祝龙，祝彪便跑向扈家庄，被扈成捉住，扈成正准备将其献给宋江，不料李逵赶到，不仅杀了祝彪，连扈成也要杀，扈成跑走，“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事后李逵邀功，宋江说李逵不该杀了扈家全家人。李逵却说，宋江大概是看上一丈青扈三娘，所以要护着老丈人和舅哥。宋江急忙辩护，李逵的回答令笔者十分震惊，“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
　　《水浒传》有一些关于道家法术的描写，大约符合宋代道教盛行的状况，但对和尚就很不友好，比如其描述了裴如海这样一个沉迷女色的和尚。即便是鲁智深，他出家是因为赵员外为了让他避祸，让他去五台山寺庙里剃度。他被寺庙收留却不事修行，不仅下山喝酒，还怀里藏着一支狗腿，当和尚们来照顾醉酒的鲁智深时，他还强行把狗肉塞到和尚的嘴里，显示出对佛教戒律的挑衅和藐视。笔者每每看到这里便颇为不忍，总觉得和尚们好意收留他，他却让无辜的和尚受辱。
　　《水浒传》对暴力场景的渲染，我们可以理解为底层人民对于现实压迫的抗争，但直接以渲染暴力作为发泄仇恨的方式，既无法让人体会到人的自由本性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也无法真正呈现人在无常命运中产生的精神飘零，这使《水浒传》难以在艺术感染力上更上一层楼。
　　干春松，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