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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数个世纪间，晋商因何突然崛起，创造出一个堪称传奇的强大商业集团？他们在万里茶道的开辟与兴盛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一条绵延万余里的道路，一个汇集数十万人的群体，共同塑造了一段二百余年的中外商贸辉煌史。
17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国家海外殖民扩张的兴起，使陆上丝绸之路趋于沉寂，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明代海禁政策的实施而时断时兴，中国辉煌了数个世纪的海外商贸之路正褪去光彩。此时，一条自南向北、连通中国南部和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兴起，成为沟通中外商贸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动脉。随着中俄边境贸易的开展，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商人开辟了全长1.3万公里的商路，他们在沿线种植、收购、生产、运输和贩卖茶叶，将其连同其他中国特色产品一起输往俄国等欧亚地区，并带回牲畜、毛皮等。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造就了庞大的商人集团和商业文化，对沿途市镇的发展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晋商的崛起之路
明代初叶，为防范蒙古瓦剌和鞑靼等部落袭扰中原，朝廷在北部边疆设置大同、偏头关、延绥、固原等9个军事重镇，合称“九边”。因边镇地处偏远，为解决粮饷供应问题，同时节省国家运输成本，明廷以其控制的食盐专卖权作为筹码，与民间商人展开合作。凡是按时将军粮运送到边疆的商人，即可获得朝廷授予的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即“盐引”，然后可到官方盐场支取食盐，再在规定市场售卖来获取利润，此即“开中制”。凭借距离边境较近的地理优势、长期的经商传统，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来自山西的商人获得了贩盐专权，在粮业和盐业的经营中积累了大量财富。
明中叶以后，开中制逐渐瓦解，晋商由以盐铁为主的边关贸易逐步转变为多样化经营，举凡盐米、绸布、牛马、典当等各色用品和行业皆有行商，晋商的脚步开始遍及全国。为了在商业竞争中获取最大优势，晋商开始更多地联结起来，组建商帮，创设伙计制，以信义为纽带，通过地域和血缘联结，逐渐发展成为地方性的商业集团。
及至清代，随着中俄两国边境贸易的开启，尤其是1792年《恰克图市约》的签订，实力雄厚的晋商再一次抓住机遇，在大半个中国内采购茶叶、丝绸、烟叶、瓷器、家具等商品，通过马匹、牛车、骆驼等，经由陆路输往俄国，以换取毛皮、牲畜、金银等。这些人统称为驼帮，亦谓茶帮。而这条由晋商开辟的万里茶道也成为17至20世纪中国与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
为巩固边疆稳定，保障商品交易的正常运行，清政府对货源供应、商品运输、经营管理等环节进行管控。商人需持有路引、票照方能进入中俄边境地区开展贸易活动。晋商依靠朝廷的信任，长期将特许贸易的“龙票”垄断在大商号手中，从而获得了垄断内地与中俄边境地区贸易的法律支撑。同时，借助于创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尤其是早期金融商业机构—票号的兴起，晋商成为中俄贸易线路的主导者。发端于染布坊的山西票号，随着晋商的散布辐散到全国乃至中俄边境，它类似于今天的银行系统，商人可将资金存放在分号中，由分号提供凭证，商人持凭证即可在总号取出寄存的银两，这就解决了大额资金运输的问题。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极大地降低了晋商贸易过程中资金转运的风险和损耗，使大规模的远途边境贸易成为可能。
除此之外，晋商在长期发展过程形成的信义并举、通力合作、自强不息、锐意创新等精神也是其崛起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正是得益于对国家政策的精准把握，以及自身经营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创新，晋商在明清两代数个世纪内，实现了贯通全国和域外的商业网络的建设，缔造了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
富甲一方的晋商家族
发展至清代，晋商已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全国资产排行前16位的团体皆在山西，仅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就已超过白银1亿两。而在这些富甲一方的晋商群体中，又有八大家族格外出名，即乔、常、曹、侯、渠、亢、范、孔。
山西晋中太谷北洸村内，108国道附近有一座曹家大院，占地1万平方米，有房屋270余间，整体布局呈“寿”字型。其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院内伫立着明、清、民国三代建筑群，被誉为“中华民宅之奇葩”。这里大体保存着曹家全盛时期的概貌，宅内陈列大量明清家具、瓷器等，展现了晋商曹家的经商史。
曹氏早年以种地、卖砂锅为生，后因走街叫卖而致富。到康熙后期，家中生意已颇具规模，在家乡太谷设总号，榆次、太原设有分号。至乾隆初年，曹家已发展成为一方巨贾。嘉庆年间，曹氏兄弟分家，东门曹兆远将资产分给七个儿子，使其各立门户，名曰钟鼓堂、馨宜堂、四和堂、流清堂、德善堂、双合堂及五桂堂。其中以德善堂发展最盛，后改名三多堂，商号遍及全国及中俄边境，其时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其经营范围广泛，至光绪年间，开办的合资、独资商号就有数百个，有雇员两三万人，总资产达白银千万两。
常氏同样为晋中富商，其先祖常仲林原系山西太谷人，明弘治年间迁往榆次，以为当地大户放羊为生。后经几代人努力，家道渐丰。到第八世常威，常氏已在张家口设立了大德常和大德玉两个商号。其子常万达不仅继承了父兄的事业，还走出了一条开拓之路。清乾隆年间，正值俄国对中国茶叶需求日增之际，常万达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商机，将全部资产投入到外贸交易之中。他在福建武夷山采购茶叶，经加工后运往恰克图，向俄方出口，兼营绸缎，再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等，获利甚丰。常氏在當时对俄的茶叶贸易中所占份额高达40%。随着资本的累加，常氏先后增设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玉”字商号，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外贸世家之一。常氏一贯以儒商自居，始终秉承“学而优则贾”的家训，注重后代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教育，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而这在其祠堂和庄园中也多有体现。
行商于万里茶道上
俄国对饮茶的喜爱源自中原茶叶向西北少数民族的输入，草原游牧人民嗜食乳酪，藉茶养生，因此唐宋以后茶马互市频繁，到明清时尤甚。《恰克图条约》及《恰克图市约》签订后，中俄茶叶贸易开始繁荣，许多像常万达一样的山西商人借此契机，开辟出一条连通中国南方茶叶产地与欧亚大陆市场的商贸之路。在遍及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及今蒙古国、俄国等地的道路上，到处是晋商活动的身影。他们在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等地收购茶叶，将其制作成砖茶，以方便长期保存和运输。
自武夷山而起，晋商依靠航运将砖茶运输到河南赊店（在今河南社旗县），然后再由马匹或牛车载运到河北张家口，最后依靠骆驼经由蒙古高原运送到库伦、恰克图等地。最后一段途经之地多为人迹罕至的沙漠或草原，需一至两个月方能到达。路途中，骆驼或车辆结队而行，首尾难望，驼铃之声数里可闻。除了难以预估的自然环境外，土匪和狼群也是行程中较大的隐患。
除了这些被称为驼帮的商队以外，晋商中还有一部分在万里茶道沿线经营商铺，尤其是漠南、漠北一带的城市里民族贸易十分繁盛，经商者中“晋帮占十分之七，京帮占十分之三”。如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一地，清康熙年间有晋商十二家，联为组织，各举一商董，“在东营子造屋办公”;至清末民初，其地经商者已达万人，成为重要的商业批发和零售中心。同时，大量晋商经营的店铺如茶庄、绸布庄、烟店、钱庄、票号、货栈、饭馆、戏院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在张家口设立分号的天一香茶庄，由乔姓和秦姓晋商创立、在包头兴盛一时的复盛公商号，等等。
许多城市因万里茶道和晋商的活跃而兴盛起来，在汉口、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商品转运和集散地，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人口大量增加，商业集市、街巷、城市不断涌现。声名显赫的晋帮如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依托万里茶道而收益颇丰，年贸易额多至白银500万至1000万两。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也遍及许多重要城市，其内牌坊、戏楼、大殿、长廊等规划齐整，雕梁画栋，恢宏精致，集祭神明、联桑梓、叙乡情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极大增强了晋商群体的凝聚力。
在与俄国等欧亚地区人民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晋商也将中原文化输往域外。在饮食习惯、服饰装扮、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艺术形式等方面，二者相互影响、不断交融。晋商在将茶叶和饮茶习俗带入欧亚大陆的同时，也将中原的茶具及涵盖修身养性等文化意蕴的中国茶文化带向了四方，为欧亚大陆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一扇窗口。
可以说，在食盐专卖中逐渐崛起的晋商正是抓住了中俄茶叶贸易这一机遇，在开辟延续200余年繁华的万里茶道上累积了更多的财富，从而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发展至鼎盛。晋商与万里茶道互相成就，互为依托，共同铸就了一段中外商贸与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
17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国家海外殖民扩张的兴起，使陆上丝绸之路趋于沉寂，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明代海禁政策的实施而时断时兴，中国辉煌了数个世纪的海外商贸之路正褪去光彩。此时，一条自南向北、连通中国南部和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兴起，成为沟通中外商贸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动脉。随着中俄边境贸易的开展，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商人开辟了全长1.3万公里的商路，他们在沿线种植、收购、生产、运输和贩卖茶叶，将其连同其他中国特色产品一起输往俄国等欧亚地区，并带回牲畜、毛皮等。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造就了庞大的商人集团和商业文化，对沿途市镇的发展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晋商的崛起之路
明代初叶，为防范蒙古瓦剌和鞑靼等部落袭扰中原，朝廷在北部边疆设置大同、偏头关、延绥、固原等9个军事重镇，合称“九边”。因边镇地处偏远，为解决粮饷供应问题，同时节省国家运输成本，明廷以其控制的食盐专卖权作为筹码，与民间商人展开合作。凡是按时将军粮运送到边疆的商人，即可获得朝廷授予的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即“盐引”，然后可到官方盐场支取食盐，再在规定市场售卖来获取利润，此即“开中制”。凭借距离边境较近的地理优势、长期的经商传统，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来自山西的商人获得了贩盐专权，在粮业和盐业的经营中积累了大量财富。
明中叶以后，开中制逐渐瓦解，晋商由以盐铁为主的边关贸易逐步转变为多样化经营，举凡盐米、绸布、牛马、典当等各色用品和行业皆有行商，晋商的脚步开始遍及全国。为了在商业竞争中获取最大优势，晋商开始更多地联结起来，组建商帮，创设伙计制，以信义为纽带，通过地域和血缘联结，逐渐发展成为地方性的商业集团。
及至清代，随着中俄两国边境贸易的开启，尤其是1792年《恰克图市约》的签订，实力雄厚的晋商再一次抓住机遇，在大半个中国内采购茶叶、丝绸、烟叶、瓷器、家具等商品，通过马匹、牛车、骆驼等，经由陆路输往俄国，以换取毛皮、牲畜、金银等。这些人统称为驼帮，亦谓茶帮。而这条由晋商开辟的万里茶道也成为17至20世纪中国与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
为巩固边疆稳定，保障商品交易的正常运行，清政府对货源供应、商品运输、经营管理等环节进行管控。商人需持有路引、票照方能进入中俄边境地区开展贸易活动。晋商依靠朝廷的信任，长期将特许贸易的“龙票”垄断在大商号手中，从而获得了垄断内地与中俄边境地区贸易的法律支撑。同时，借助于创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尤其是早期金融商业机构—票号的兴起，晋商成为中俄贸易线路的主导者。发端于染布坊的山西票号，随着晋商的散布辐散到全国乃至中俄边境，它类似于今天的银行系统，商人可将资金存放在分号中，由分号提供凭证，商人持凭证即可在总号取出寄存的银两，这就解决了大额资金运输的问题。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极大地降低了晋商贸易过程中资金转运的风险和损耗，使大规模的远途边境贸易成为可能。
除此之外，晋商在长期发展过程形成的信义并举、通力合作、自强不息、锐意创新等精神也是其崛起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正是得益于对国家政策的精准把握，以及自身经营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创新，晋商在明清两代数个世纪内，实现了贯通全国和域外的商业网络的建设，缔造了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
富甲一方的晋商家族
发展至清代，晋商已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全国资产排行前16位的团体皆在山西，仅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就已超过白银1亿两。而在这些富甲一方的晋商群体中，又有八大家族格外出名，即乔、常、曹、侯、渠、亢、范、孔。
山西晋中太谷北洸村内，108国道附近有一座曹家大院，占地1万平方米，有房屋270余间，整体布局呈“寿”字型。其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院内伫立着明、清、民国三代建筑群，被誉为“中华民宅之奇葩”。这里大体保存着曹家全盛时期的概貌，宅内陈列大量明清家具、瓷器等，展现了晋商曹家的经商史。
曹氏早年以种地、卖砂锅为生，后因走街叫卖而致富。到康熙后期，家中生意已颇具规模，在家乡太谷设总号，榆次、太原设有分号。至乾隆初年，曹家已发展成为一方巨贾。嘉庆年间，曹氏兄弟分家，东门曹兆远将资产分给七个儿子，使其各立门户，名曰钟鼓堂、馨宜堂、四和堂、流清堂、德善堂、双合堂及五桂堂。其中以德善堂发展最盛，后改名三多堂，商号遍及全国及中俄边境，其时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其经营范围广泛，至光绪年间，开办的合资、独资商号就有数百个，有雇员两三万人，总资产达白银千万两。
常氏同样为晋中富商，其先祖常仲林原系山西太谷人，明弘治年间迁往榆次，以为当地大户放羊为生。后经几代人努力，家道渐丰。到第八世常威，常氏已在张家口设立了大德常和大德玉两个商号。其子常万达不仅继承了父兄的事业，还走出了一条开拓之路。清乾隆年间，正值俄国对中国茶叶需求日增之际，常万达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商机，将全部资产投入到外贸交易之中。他在福建武夷山采购茶叶，经加工后运往恰克图，向俄方出口，兼营绸缎，再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等，获利甚丰。常氏在當时对俄的茶叶贸易中所占份额高达40%。随着资本的累加，常氏先后增设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玉”字商号，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外贸世家之一。常氏一贯以儒商自居，始终秉承“学而优则贾”的家训，注重后代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教育，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而这在其祠堂和庄园中也多有体现。
行商于万里茶道上
俄国对饮茶的喜爱源自中原茶叶向西北少数民族的输入，草原游牧人民嗜食乳酪，藉茶养生，因此唐宋以后茶马互市频繁，到明清时尤甚。《恰克图条约》及《恰克图市约》签订后，中俄茶叶贸易开始繁荣，许多像常万达一样的山西商人借此契机，开辟出一条连通中国南方茶叶产地与欧亚大陆市场的商贸之路。在遍及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及今蒙古国、俄国等地的道路上，到处是晋商活动的身影。他们在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等地收购茶叶，将其制作成砖茶，以方便长期保存和运输。
自武夷山而起，晋商依靠航运将砖茶运输到河南赊店（在今河南社旗县），然后再由马匹或牛车载运到河北张家口，最后依靠骆驼经由蒙古高原运送到库伦、恰克图等地。最后一段途经之地多为人迹罕至的沙漠或草原，需一至两个月方能到达。路途中，骆驼或车辆结队而行，首尾难望，驼铃之声数里可闻。除了难以预估的自然环境外，土匪和狼群也是行程中较大的隐患。
除了这些被称为驼帮的商队以外，晋商中还有一部分在万里茶道沿线经营商铺，尤其是漠南、漠北一带的城市里民族贸易十分繁盛，经商者中“晋帮占十分之七，京帮占十分之三”。如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一地，清康熙年间有晋商十二家，联为组织，各举一商董，“在东营子造屋办公”;至清末民初，其地经商者已达万人，成为重要的商业批发和零售中心。同时，大量晋商经营的店铺如茶庄、绸布庄、烟店、钱庄、票号、货栈、饭馆、戏院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在张家口设立分号的天一香茶庄，由乔姓和秦姓晋商创立、在包头兴盛一时的复盛公商号，等等。
许多城市因万里茶道和晋商的活跃而兴盛起来，在汉口、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商品转运和集散地，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人口大量增加，商业集市、街巷、城市不断涌现。声名显赫的晋帮如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依托万里茶道而收益颇丰，年贸易额多至白银500万至1000万两。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也遍及许多重要城市，其内牌坊、戏楼、大殿、长廊等规划齐整，雕梁画栋，恢宏精致，集祭神明、联桑梓、叙乡情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极大增强了晋商群体的凝聚力。
在与俄国等欧亚地区人民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晋商也将中原文化输往域外。在饮食习惯、服饰装扮、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艺术形式等方面，二者相互影响、不断交融。晋商在将茶叶和饮茶习俗带入欧亚大陆的同时，也将中原的茶具及涵盖修身养性等文化意蕴的中国茶文化带向了四方，为欧亚大陆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一扇窗口。
可以说，在食盐专卖中逐渐崛起的晋商正是抓住了中俄茶叶贸易这一机遇，在开辟延续200余年繁华的万里茶道上累积了更多的财富，从而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发展至鼎盛。晋商与万里茶道互相成就，互为依托，共同铸就了一段中外商贸与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