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都市农业蓬勃兴起，“社区菜园”、“阳台种菜”、“屋顶农业”、“都市农民”……这些新词悄悄融入我们的生活，让因为城镇化而逐渐远去的乡村再次走进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逐渐发现田园风光可以复制，但乡村味道却无处可寻，因为每一段乡村记忆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时代，当新时代取而代之后，记忆中的那个乡村自然也悄然远去，只是那个时代留下的许多特定词语，有时会让人忍不住回忆过往。
　　1958年到1978年，在中国有一个风行一时的政经合一的乡级组织，叫作“人民公社”。公社有粮库，四周是青砖刷着白石灰的矮墙头，墙体上写着朱红色的大字，不外乎“保障粮食供给”或“纲举目张”之类的语录。那些戴着大白帽子的粮仓，比几间房占的面积都大。每逢交公粮时候，粮库外面的马路上都会排着一溜儿长长的马车，周围的村庄，都来一个粮库交公粮，所以那个时段的热闹可想而知。粮库收粮食，不是来者必收，必须经过验收，符合要求才能把自家麻袋里的粮食倒进粮库的粮仓里。交不成公粮，只有一个原因，水分大。水分大的粮食不但自己容易发霉，而且会“传染”。一般来讲，粮食在场院中晒干，扬到空中彼此能碰出声响，放到牙齿间，“咯崩”一声能被咬碎，就表示基本达到交公粮的标准了。粮食入库把关很严，许多人都有把粮食拉回去重新晾晒的痛苦经历。后来，考虑到粮食运输得不易，许多粮库改进了措施，对不符合交征条件的粮食，不再强迫农民拉回去，而是在院子里提供场地，让各个生产队派人来就地晾晒。
　　作为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工分”可说是当时农民的命根子。乡下村村都有生产队，生产队分口粮是按人头分，口粮以外的杂粮或农副产品有时会按劳力分，而年底分红则一定是按工分分，工分挣得多的人家到年底能分到百八十块钱。每年的年假过去以后，生产队第一件事就是开评分会。会计一个接一个地念社员名字，每念一个，队长就征求大家的意见，那些公认的好劳力就不用说了，一天挣十分。而那些未婚姑娘或家庭妇女，力气小，身体孱弱，能得多少工分就难说了，第一个喊出分值的人很关键，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一锤定音。同样是干一天活儿，有人挣十分，有人挣八分，有人却只能挣五分六分，评分会是很残酷的。
　　生产队里最值钱的家当，当数那挂马车了。当然不单指车，还有拉车的那三匹马。老马驾辕，两匹二青子马拉套。车当然不止一挂，还有驴车和牛车，但驴车和牛车都只能干些零碎活，所以赶驴车和牛车的人都不能称“把式”，他们只能叫赶车的。赶马车的人就不同了，“一等人跑外交，恒大烟卷嘴里叼；二等人赶大车，小鞭儿一摇一块多……”这是20世纪70年代民间流传的顺口溜。车把式每天除了挣工分，还有一块多的补助，地位甚至高过队长，是一个“上等”职业。车把式对大牲口的感情，就跟对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摸摸马的脸，捏捏它们的耳朵，或捂住它们的鼻子，让它们把热气喷到自己的手上。偶尔用眼睛和马“交流”，马的眼神中充满情愫。不拉脚的时候，大车显眼地停在队部的场院里，驾辕的马和拉套的马在一个槽子里吃料。它们吃的草料也与别的牲口不同，是精饲料，里面有豆饼。赶集的日子，不管有多少人，统统都挤到一辆车上，车帮、车辕上都坐着人，不管车上坐了多少人，三匹马都能步调一致地往前跑。马腾着小碎步，蹄声清脆，马铃儿悠扬，车厢有节奏地颠簸，把一车人晃得心旷神怡。
　　的确，当我们向老人们提及关于公社、工分这些词语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聊上好几个小时，情绪激昂，因为那些都是他们曾经经历的、与他们的荣辱密切相关的东西。每一个词语背后承载的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印记，还有那个时代人们的青春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