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曹卫东先生《果真爱，就不要假爱》（《读书》二0一七年第一期），我似乎体验到《读书》杂志的风格。作者以文字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启迪读者。一本好书或一篇锦绣文章，总是让读者感觉意犹未尽。或许，这正是读书（以及我热爱的《读书》杂志）的魅力所在。无论谁跟谁纵然一起俯瞰生活的冷暖，他们还是会看到不同的意象，所以彼此有言说的渴望，也有无法传达的理解。借用“席勒牌”手术刀（席勒：《同情的本质与形式》），曹先生剥开了茨威格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中两个人物的面具，一个是比较容易识别的懦夫少尉霍夫米勒，一个是需要深度剖析的良心医生康多尔。尽管康多尔不惜以婚姻形式补偿克拉拉无法重现的光明，慧眼如炬的曹先生，穿透同情的道德迷雾，还是看出了背后的空虚。十分可惜，曹先生的全部见解到此为止，而他本可以告诉读者更多。
　　生活的美总是一缕飘散，去到我们去不了的地方。遭受挫折的人们或许不能从同情中汲取足够的力量，如果我们给不出比同情更多的支援，那该怎么办？像霍夫米勒似的逃避还是效仿康多尔的慷慨赴义？如果有些人并不是看起来那样需要同情，只不过不能按照跟我们同样的方式生活，我们是否会吝啬到连有限的同情都被理性之手收回？阅读全文，我一直以为曹先生在论说同情，因为他的材料和工具全都是同情。他好像为了说爱，却未言及爱本身，因为他没有说明什么是爱，只是告诫人们，如果爱，就不能假爱。这一点，我不能不赞同。然而在我看来，爱这种东西，要么有，要么没有。爱这种能力，“要么生下来就会，要么永远都不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杨玲译本，南海出版公司二0一二年版，221页）。不管假爱是什么，反正它不是爱，所以曹先生不是说爱。既不是说同情，也不是说爱，到底说什么，便成为读者的困惑。
　　我以为曹先生会身先士卒，带领我攀爬人类同情心的云梯，克服一路上心灵的焦灼，去到同情可以去到的最高境界。可是他没有。他长时间停留在霍夫米勒彷徨的地方，让我像艾迪特一样无助和绝望。霍夫米勒逃离之后，他又把我带到康多尔坚绝如铁的囚牢，让我感到赎罪一般的沉重，沉重到不堪承受的地步，以至于完全模糊了同情的界线。我以为曹先生能够指引我去到同一感的层面。霍夫米勒胆怯，所以去不到，可是心怀无限同情并且奋不顾身的康多尔也去不到，那么谁又能去到？或者，其实谁都去不了那个地方。如果同一感被視为真正的同情，它的意思无非是感同身受，你并不是我，也不是他（或她），你怎能了解？了解已然不能，又怎能奢望同一感？对不起，我不管席勒关于同情说了什么，我只能做出另外的结论：同情作为人类最普通的情感或情绪，根本就不存在它无法企及的那种境界。
　　我以为曹先生会将手术进行到底，发现令人惋惜必须面对的赤裸真相。可是他没有。他竟然没有告诉我，善于奔跑的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先后三次逃离孤独无助的艾迪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一次次触碰到了同情的边界，当形势逼迫他必须跨越边界，将深切的同情演变为爱时，他倏然发现，像艾迪特爱他那样去爱艾迪特，他不可能做到。与看起来无私无畏的良心医生康多尔相比，我眼里的大兵霍夫米勒，鲁莽中保持了一道清醒，可耻的逃离中坚持了一条原则，不忍欺骗的背叛中恪守了一份诚实。霍夫米勒不仅比康多尔更了解同情的意义，也更懂得爱的真谛。而虚妄自负的康多尔，给同情额外添加了过多配料，他无法抗拒治愈医学的坚韧信条，在医疗手段鞭长莫及之处，把泛滥的良心无名的慈悲拘束的道德浪漫的拯救，统统混杂在掩耳盗铃的婚姻里，以掩饰自己对爱的彻底背叛和实质亵渎。
　　假如我们无法去到爱的地方，那么要怎样才能保留同情的纯粹善意？那些受到命运歧视的人们，怎样才能得到同情的轻柔抚慰？我以为曹先生至少会发觉，仓皇逃离的霍夫米勒和过度沉迷的康多尔，演示出生活哲学的诡异。我不认为，他们不爱或没能爱上他们同情的人就不可饶恕。同情之所以成为毁灭的力量（艾迪特的死亡和克拉拉的绝望），恰恰因为同情背离单纯并被赋予过重的负担，导致同情者和被同情者双方心灵的焦灼。或许起点处人们流露的那种最淡薄最遥远的心灵感应，已经是人类同情能够抵达的至善境界。同情還不是爱，也不是爱的必由之路，因为你不需要为同情承担义务，不需要背负你不愿意承担的任何责任。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提供了另一类相映成趣的例子。家仆弗朗索瓦丝“在报上读到陌生人遭难时会泪如雨下，待她一旦对那人的身世有了更为确切的了解后，她的泪水转眼便会干涸”（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译林出版社二0一二年第一版，125页），这说明，同情本质上是某种抽象的情感。无论是未感知的内在同情还是表达出的同情，人们只有远离利益动机和价值判断，让同情心保持在人性的自发状态，才不会扭曲它的质朴、玷污它的美好。真正的同情是，当可怜之人确有可恨之处时，善良的人们啊，我希望你们仍然慈悲为怀，不失痛惜、哀婉和怜爱的心肠。仅此而已，但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