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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中国独立设计师最集中的场合。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时装周超过50场的时装发布会上，一半以上都是中国独立设计师。时装周第二天的“栋梁一日”现场，5名独立设计师同场出现。
尽管中国在奢侈品消费上有着重要席位，但当中真正享有知名度的寥寥无几。过去提到这个词，可能意味着不多的几个名字—马可、Uma Wang、Masha Ma，以及更早的王一扬。这个数字如今至少增长了数十倍。
上述出场的这些中国设计师大都有过完整的海外留学经历，比起上一代在中国市场艰难摸索的设计师，视野更为开阔。
郭一然天正是其一。她也是栋梁这次静态展示的5名设计师之一。
去年从伦敦时装学院毕业后，出于签证原因，她回到了上海，开设了同名品牌YIRANTIAN工作室。目前这里的固定员工只有她跟助理，还有4个实习生。
“我想从国内了解一些更基础的东西，再往国外走。”她说。她也说不清这些更基础的东西是什么。她并没有急着找投资人，但认为充足的资金肯定是必要的，以便“用好的面料，让穿着者更舒服”。
最初，她通过微博认识了栋梁的买手。“很多留学生有意回国发展的时候，都会和我们联系。”栋梁联合创始人刘馨遐说。
栋梁迄今成立了6年，由刘馨遐、王耀及南朗3人创办，目前在北京、上海开了4家门店，先后和几十个设计师合作过。这4家店每年可以为它带来3000万元左右的收入。
即便中国已经出现了如RoundRound、Triple Major等一系列买手店，栋梁也显得有点不同。在上海时装周期间，它以自己的方式为设计师“办秀”。
郭一然天的服装已经在栋梁卖了3季。她没有选择自己在上海时装周上走秀—这至少要10万元，还要联系模特、邀请秀场导演、做媒体公关，没有一个大型团队这很难做到。
根据Business of Fashion的报道，英国每年的服装设计毕业生超过5000人。2014年，就有15%的毕业生、近300人从事时装设计行业。
01 郭一然天（左三）与其他中国设计师出席活动，其中包括SEAN SUEN设计师孙小峰（右三）及BAN XIAO XUE设计师班晓雪（右一）。02/03“栋梁一日”活动上郭一然天的作品静态展示。04 设计师万一方。
Business of Fashion创始人Imran Amed也分析过这种集体性困境。“管理一桩小型服装生意需要军人般的自制力，你要一周7天，24小时都扑在上面。”他说，“你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在管理上，只有少于10%的时间用在设计上。”
对于时装业尚不完善的中国，年轻设计师要顾虑的可能更多。他们无法仅仅谈论自己的灵感，而忽略市场和消费人群。
“欧洲时尚有皇室传统，有一定阶级与偶像崇拜，但中国不同，很难用阶层定义消费人群。”栋梁CEO彭耀东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不仅消费者很难定义，中国时装业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面料及生产管理。彭耀东说，部分面料的价格可能会因规模有限增加3到4倍，有些还要加收50%到70%的面料稀缺费。
“这个行业刚开始变化，它不是高科技行业，并不讲究先进的管理方式。”彭耀东说。
2012年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女装设计系毕业后，万一方并没有马上回到国内，而在伦敦注册了个人品牌YIFANG WAN。她很快就发现，如果在伦敦设计，在国内生产，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
“衣服品质与预期有落差，我需要经常回国验货，两边跑的成本太高了。”万一方决定回国，自己培养制衣工 人。
2014年，万一方回到家乡厦门，创办了自己的艺术设计工作室。在800平方米的工作室内，她要同时负责设计与管理。她甚至与20名员工一样，每天打卡上班，“尽可能公司化一点”。
“虽然这个行业讲究创意，但创新更多集中在面料设计上。顾客仍逃脱不了原始的、在店内试衣服的需求。”万一方说。
回国后，万一方很多时候必须与制衣工厂反复周旋。那些习惯接收大订单的厂家，并不完全理解面料价值，更不会保护设计师的版权。万一方参与合作设计过一双LED发光鞋，就被厂家顺便拿去为同厂其他山寨品牌生产。
她还在微博上写过，“新季针织衫备受这两日来访客人们的赞誉，看来偶而去工厂吵吵架，也是非常值得 的。”
万一方的老师是已逝世的Louise Wilson，这个对学生极其严格的研究生导师，培养出Alexander McQueen、Christopher Kane、Simone Rocha等英国时尚业的关键角色。不过她认为，从老师身上学到最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尽管买手模式渐渐从一线城市蔓延至二线城市，但依然没有办法和覆盖更广的平台淘宝相比较。淘宝也是包括上官喆和刘旻很多设计师最早的选择。
01-03 设计师陈旭之的设计成品，他创立了自己的品牌XU ZHI。
“中国人力成本比国外减少了至少一半，但我们的材料都来自海外。”Ian Hylton说道。这个英国人曾任Ports（宝姿）男装设计师，目前管理着妻子刘旻的品牌MS Min。MS Min也在栋梁的两家店和连卡佛的多家店中出售。
设计师和商业管理者为搭档，这在时装界很常见。如果没有Robert Duffy作为伙伴，就没有Marc Jacobs商业上的成功。艾德里安·乔夫和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cons的成功也密不可分。 任何意义上，寻找一个能信任并长期合作的伙伴，才能让品牌走得更远。毕竟对许多设计师来说，一个时装品牌可以爆红一季，但需要至少5年、10季的时间，才可能被人谈论和记住。
万一方也想找到更懂商业的人，让公司进一步扩张。她甚至去听过一些商业模式的课程，“不过服装业还是太传统，不适用”。
对时装设计师来讲，交易真正发生的地点当然不是时装周，而是买手聚集的服饰展。
第二次举办的MODE是上海时装周的官方零售交易展。6000平方米的场地里集合了近300多个国内外的服装品牌。
如果不来MODE，这些品牌的另一个选择是去年创办的OnTime Show及时堂showroom，还有时装周期间的20多家showroom。这些“订货会”会邀请媒体、买手来看设计师的新系列。交易完成后，还会为设计师提供运货跟清关等服务。
想要参与到showroom中，这些年轻的独立设计师需要支付几万元租金。这不单可能收获一些订单，重要的是获得一些曝光，还会有专业买手来提意见。
陈旭之的作品出现在MODE的一间独立展厅里。每件作品用了不同的手工织法。配色阳光，廓形蓬松的女装系列需要大量人工。上衣批发价维持在200英镑（约合1950元人民币），零售价一般是2倍到2.5倍。初创独立设计师往往靠着更亲民的价格，让作品更易被接纳。
陈旭之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还曾在Craig Green、J.W. Anderson等成功的英国独立设计师品牌实习过。
遇到他的时候，陈旭之正用英语流利地向连卡佛的买手介绍自己的新系列。这位买手拍了些照片，表示“我们正在找更多的中国设计师”，很快预约了下次来访时间。加州买手店H. Lorenzo的主理人Lorenzo Hadar也留意到陈旭之的设计非常独特，不过表示，“对于加州的气候来说，布料有点厚了。”
通过注册公司，陈旭之留在了更有创意的伦敦。“这里能获得更多灵感，也能认识许多艺术家。当然，也有一个更活跃的互相扶持的体系。”
他的品牌XU ZHI成功地被川久保玲的买手店Dover Street Market选入伦敦店内。对于如此年轻的设计师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肯定和赞誉。
出于朋友们推荐，他也想来上海时装周看看，但并没有作秀。他把自己毕业后的第一季时装设计全部带到了上海的MODE。
包括陈旭之的XU ZHI、万一方的便服系列ICEWHARF，以及Angel Chen、Deepmoss、HAIZHENWANG等在内的中国服装设计师品牌，成立时间平均不超过5 年。
当消费者对大的奢侈品品牌感到疲惫，这些中国独立设计师也获得了一些新机会。从2005年开始，上海时装周就开始推广中国独立设计师品牌，但直到近两三年才真正形成气候。
他们大都个性突出并充满活力，但也更早面对职业上的多重挑战—在快速又残酷的时尚产业，没什么商业经验，也缺少资金支持。
他们通常会用奖金维持工作室的运营，但大部分人都靠原有收入或家庭资助坚持下去。
这种成长路径有点像1970年代去巴黎发展的一代日本设计师—包括如今被人们经常提到的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以及高桥盾和Junya Watanabe。尽管就创作力和开拓性来讲，中国设计师依然有明显差距。
栋梁类似于设计师的“孵化器”。除了“栋梁一日”活动，它还曾把中国设计师带到海外，在H. Lorenzo买手店内开设了为期3周的“PORTS”店内店。
BabyGhost也参与了“栋梁一日”的静态展示。在纽约完成学习时装设计后，黄悄然与Joshua Hupper于5年前在纽约创办了这个品牌。如今他们一半时间在上海，一半时间在纽约。
今年9月的纽约时装周上，他们参与了扶植年轻设计师的MADE Fashion Week项目的最新时装发布，现在又把这个系列带到了上海。“我们像是K-Pop一样，把纽约的‘酷’搬到中国。”Hupper说道。
这也是BabyGhost第二次与栋梁合作。“纽约流程更专业，但中国团队更热情。”创始人黄悄然说。最初凭借对社交媒体的经营，BabyGhost在淘宝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个系列，获得了第一批客户群。他们还把产品照片放在Instagram上，根据消费者的反应来决定产品数量，建立起一种以粉丝为基础的模式。
到了这一季，它在老佛爷的第一批货已经卖掉了80%以上，但淘宝仍占到销售的50%以上。他们对这个数字还不满意，想找到更懂行的商人。
时装品牌咨询师Toby Meadows曾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在中国，出国留学过的一代人更追求个性。这一代年轻人不想穿得和父母一样，你会看到Phillip Lim 3.1、Alexander Wang这类充满个性的品牌受到欢迎，以及多品牌集合买手店的兴起。”
这可能是值得乐观的理由。不过彭耀东有些更清醒的说法。“中国设计师更爱在公关与零售上花费大量精力，但真正阻碍他们发展的并不是设计本身，而是清晰的流程管理。”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时装周超过50场的时装发布会上，一半以上都是中国独立设计师。时装周第二天的“栋梁一日”现场，5名独立设计师同场出现。
尽管中国在奢侈品消费上有着重要席位，但当中真正享有知名度的寥寥无几。过去提到这个词，可能意味着不多的几个名字—马可、Uma Wang、Masha Ma，以及更早的王一扬。这个数字如今至少增长了数十倍。
上述出场的这些中国设计师大都有过完整的海外留学经历，比起上一代在中国市场艰难摸索的设计师，视野更为开阔。
郭一然天正是其一。她也是栋梁这次静态展示的5名设计师之一。
去年从伦敦时装学院毕业后，出于签证原因，她回到了上海，开设了同名品牌YIRANTIAN工作室。目前这里的固定员工只有她跟助理，还有4个实习生。
“我想从国内了解一些更基础的东西，再往国外走。”她说。她也说不清这些更基础的东西是什么。她并没有急着找投资人，但认为充足的资金肯定是必要的，以便“用好的面料，让穿着者更舒服”。
最初，她通过微博认识了栋梁的买手。“很多留学生有意回国发展的时候，都会和我们联系。”栋梁联合创始人刘馨遐说。
栋梁迄今成立了6年，由刘馨遐、王耀及南朗3人创办，目前在北京、上海开了4家门店，先后和几十个设计师合作过。这4家店每年可以为它带来3000万元左右的收入。
即便中国已经出现了如RoundRound、Triple Major等一系列买手店，栋梁也显得有点不同。在上海时装周期间，它以自己的方式为设计师“办秀”。
郭一然天的服装已经在栋梁卖了3季。她没有选择自己在上海时装周上走秀—这至少要10万元，还要联系模特、邀请秀场导演、做媒体公关，没有一个大型团队这很难做到。
根据Business of Fashion的报道，英国每年的服装设计毕业生超过5000人。2014年，就有15%的毕业生、近300人从事时装设计行业。
Business of Fashion创始人Imran Amed也分析过这种集体性困境。“管理一桩小型服装生意需要军人般的自制力，你要一周7天，24小时都扑在上面。”他说，“你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在管理上，只有少于10%的时间用在设计上。”
对于时装业尚不完善的中国，年轻设计师要顾虑的可能更多。他们无法仅仅谈论自己的灵感，而忽略市场和消费人群。
“欧洲时尚有皇室传统，有一定阶级与偶像崇拜，但中国不同，很难用阶层定义消费人群。”栋梁CEO彭耀东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不仅消费者很难定义，中国时装业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面料及生产管理。彭耀东说，部分面料的价格可能会因规模有限增加3到4倍，有些还要加收50%到70%的面料稀缺费。
“这个行业刚开始变化，它不是高科技行业，并不讲究先进的管理方式。”彭耀东说。
2012年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女装设计系毕业后，万一方并没有马上回到国内，而在伦敦注册了个人品牌YIFANG WAN。她很快就发现，如果在伦敦设计，在国内生产，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
“衣服品质与预期有落差，我需要经常回国验货，两边跑的成本太高了。”万一方决定回国，自己培养制衣工 人。
2014年，万一方回到家乡厦门，创办了自己的艺术设计工作室。在800平方米的工作室内，她要同时负责设计与管理。她甚至与20名员工一样，每天打卡上班，“尽可能公司化一点”。
“虽然这个行业讲究创意，但创新更多集中在面料设计上。顾客仍逃脱不了原始的、在店内试衣服的需求。”万一方说。
回国后，万一方很多时候必须与制衣工厂反复周旋。那些习惯接收大订单的厂家，并不完全理解面料价值，更不会保护设计师的版权。万一方参与合作设计过一双LED发光鞋，就被厂家顺便拿去为同厂其他山寨品牌生产。
她还在微博上写过，“新季针织衫备受这两日来访客人们的赞誉，看来偶而去工厂吵吵架，也是非常值得 的。”
万一方的老师是已逝世的Louise Wilson，这个对学生极其严格的研究生导师，培养出Alexander McQueen、Christopher Kane、Simone Rocha等英国时尚业的关键角色。不过她认为，从老师身上学到最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尽管买手模式渐渐从一线城市蔓延至二线城市，但依然没有办法和覆盖更广的平台淘宝相比较。淘宝也是包括上官喆和刘旻很多设计师最早的选择。
“中国人力成本比国外减少了至少一半，但我们的材料都来自海外。”Ian Hylton说道。这个英国人曾任Ports（宝姿）男装设计师，目前管理着妻子刘旻的品牌MS Min。MS Min也在栋梁的两家店和连卡佛的多家店中出售。
设计师和商业管理者为搭档，这在时装界很常见。如果没有Robert Duffy作为伙伴，就没有Marc Jacobs商业上的成功。艾德里安·乔夫和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cons的成功也密不可分。 任何意义上，寻找一个能信任并长期合作的伙伴，才能让品牌走得更远。毕竟对许多设计师来说，一个时装品牌可以爆红一季，但需要至少5年、10季的时间，才可能被人谈论和记住。
万一方也想找到更懂商业的人，让公司进一步扩张。她甚至去听过一些商业模式的课程，“不过服装业还是太传统，不适用”。
对时装设计师来讲，交易真正发生的地点当然不是时装周，而是买手聚集的服饰展。
第二次举办的MODE是上海时装周的官方零售交易展。6000平方米的场地里集合了近300多个国内外的服装品牌。
如果不来MODE，这些品牌的另一个选择是去年创办的OnTime Show及时堂showroom，还有时装周期间的20多家showroom。这些“订货会”会邀请媒体、买手来看设计师的新系列。交易完成后，还会为设计师提供运货跟清关等服务。
想要参与到showroom中，这些年轻的独立设计师需要支付几万元租金。这不单可能收获一些订单，重要的是获得一些曝光，还会有专业买手来提意见。
陈旭之的作品出现在MODE的一间独立展厅里。每件作品用了不同的手工织法。配色阳光，廓形蓬松的女装系列需要大量人工。上衣批发价维持在200英镑（约合1950元人民币），零售价一般是2倍到2.5倍。初创独立设计师往往靠着更亲民的价格，让作品更易被接纳。
陈旭之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还曾在Craig Green、J.W. Anderson等成功的英国独立设计师品牌实习过。
遇到他的时候，陈旭之正用英语流利地向连卡佛的买手介绍自己的新系列。这位买手拍了些照片，表示“我们正在找更多的中国设计师”，很快预约了下次来访时间。加州买手店H. Lorenzo的主理人Lorenzo Hadar也留意到陈旭之的设计非常独特，不过表示，“对于加州的气候来说，布料有点厚了。”
通过注册公司，陈旭之留在了更有创意的伦敦。“这里能获得更多灵感，也能认识许多艺术家。当然，也有一个更活跃的互相扶持的体系。”
他的品牌XU ZHI成功地被川久保玲的买手店Dover Street Market选入伦敦店内。对于如此年轻的设计师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肯定和赞誉。
出于朋友们推荐，他也想来上海时装周看看，但并没有作秀。他把自己毕业后的第一季时装设计全部带到了上海的MODE。
包括陈旭之的XU ZHI、万一方的便服系列ICEWHARF，以及Angel Chen、Deepmoss、HAIZHENWANG等在内的中国服装设计师品牌，成立时间平均不超过5 年。
当消费者对大的奢侈品品牌感到疲惫，这些中国独立设计师也获得了一些新机会。从2005年开始，上海时装周就开始推广中国独立设计师品牌，但直到近两三年才真正形成气候。
他们大都个性突出并充满活力，但也更早面对职业上的多重挑战—在快速又残酷的时尚产业，没什么商业经验，也缺少资金支持。
他们通常会用奖金维持工作室的运营，但大部分人都靠原有收入或家庭资助坚持下去。
这种成长路径有点像1970年代去巴黎发展的一代日本设计师—包括如今被人们经常提到的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以及高桥盾和Junya Watanabe。尽管就创作力和开拓性来讲，中国设计师依然有明显差距。
栋梁类似于设计师的“孵化器”。除了“栋梁一日”活动，它还曾把中国设计师带到海外，在H. Lorenzo买手店内开设了为期3周的“PORTS”店内店。
BabyGhost也参与了“栋梁一日”的静态展示。在纽约完成学习时装设计后，黄悄然与Joshua Hupper于5年前在纽约创办了这个品牌。如今他们一半时间在上海，一半时间在纽约。
今年9月的纽约时装周上，他们参与了扶植年轻设计师的MADE Fashion Week项目的最新时装发布，现在又把这个系列带到了上海。“我们像是K-Pop一样，把纽约的‘酷’搬到中国。”Hupper说道。
这也是BabyGhost第二次与栋梁合作。“纽约流程更专业，但中国团队更热情。”创始人黄悄然说。最初凭借对社交媒体的经营，BabyGhost在淘宝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个系列，获得了第一批客户群。他们还把产品照片放在Instagram上，根据消费者的反应来决定产品数量，建立起一种以粉丝为基础的模式。
到了这一季，它在老佛爷的第一批货已经卖掉了80%以上，但淘宝仍占到销售的50%以上。他们对这个数字还不满意，想找到更懂行的商人。
时装品牌咨询师Toby Meadows曾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在中国，出国留学过的一代人更追求个性。这一代年轻人不想穿得和父母一样，你会看到Phillip Lim 3.1、Alexander Wang这类充满个性的品牌受到欢迎，以及多品牌集合买手店的兴起。”
这可能是值得乐观的理由。不过彭耀东有些更清醒的说法。“中国设计师更爱在公关与零售上花费大量精力，但真正阻碍他们发展的并不是设计本身，而是清晰的流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