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鲁迅及其思想在被广泛地诉说和祛蔽的同时，或因历史的或因现实的缘故人们也在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着新的遮蔽，即使是一些虔诚的鲁迅研究者也不例外。这就需要有人穿越重重的历史积尘，不断地重新走近鲁迅，寻找历史的真实，打捞鲁迅的真思想和真精神。李新宇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人，《鲁迅的选择》（李新宇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选择》）就是他探寻打捞鲁迅思想精神的文字呈示，也是他自己思想立场和学术方法的一次精彩展现。《选择》一书由“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人学思想”、“启蒙之路”和“鲁迅与他的论敌”四部分组成，而鲁迅的“人学思想”则是著者解读鲁迅精神的关键所在，也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人学思想不仅决定了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特征，而且也表明了其启蒙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也正是由于对人学思想的不同体认，使鲁迅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区别开来。
　　《选择》全书就是建立在鲁迅的人学思想基础上的。著者从鲁迅的著作出发，敏锐地指出：“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因此，不能准确地把握鲁迅的人学思想体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鲁迅。”（第60页）鲁迅正是基于人学立场而展开了其辉煌的一生，“人是鲁迅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是衡量一个社会、一种道德、一种文化、一切是非善恶的惟一价值尺度。”（第80页）看不到这点，是无法真正走进鲁迅世界的。而所谓鲁迅的“人学思想”在著者看来也就是“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以尼采为代表的个性主义，的确是鲁迅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第15页）也就是说，普遍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个人主义是鲁迅人学思想的基本内涵。无疑，这些现代社会的普便价值观念都来自于西方，“来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人本观念是他整个人学思想的基础”（第73页）。
　　鲁迅的人学思想，是其人生经历和学习西方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比较、选择的结果。“鲁迅是继严复之后出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大师。他的一切立场观点都是在比较中形成的。”（第8页）在新旧时代转型的世纪之交，遭受了家族败落后倍受世人冷眼的少年时代的困顿，经历了南京求学的思想新变，确立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发展的“幼者本位”文化观；在欧风美雨化了的日本，鲁迅不仅体验了弱国子民的民族、个人双重郁积的苦痛，初尝了启蒙之路的艰辛，还看到“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明确宣布“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后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人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在共和国建立的前后，看穿了新旧奴隶主的欺骗把戏；重尝了由兴奋的希望到寂寞的绝望的孤独之苦后，鲁迅诚恳地指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在“五四”前后，鲁迅再次燃起探索的火炬，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新文化的战场上，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吃人”事实，揭穿了辉煌文明掩盖下的“做奴隶而不得与做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的罪恶，发出了“掀掉这人肉筵宴、拆毁这制造人肉筵宴的厨房”的呐喊，喊出了“人之子醒了”、“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的时代强音；即使面对暴力革命，鲁迅也极力强调“革命是叫人活而不是叫人死的”、“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的人道主义革命观（《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民族战争中，鲁迅也不忘告诫国民争取人的权利，“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是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
　　《选择》指出：“在他（鲁迅）的新时代文明设计中，人是根本，占有中心位置。”“它是鲁迅一生的斗争纲领和行动路线。如果说有鲁迅主义的话，这就是鲁迅主义的核心，是鲁迅主义最简洁的宣言和大纲。他的出发点就是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不是别的。”（第14页）正因有这样清醒的传统文化观和人学意识，因此鲁迅坚决地“选择了西方文化”，“他选择的是西化之路，或者说是洋化之路”（第6～7页）。因为，外国文化“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青年必读书》）。
　　李新宇先生不仅指出了鲁迅思想的核心是对人学思想的渴求与重建，而且更加明确地认识到鲁迅的“人”是现代的“个人”，而不是传统的“群盲和庸众”。在李先生看来，个人的出现是现代与传统的重要分水岭，“传统与现代之间，最重要的标志就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体地位，是否承认人的个性的天然合法性。”（第14页）鲁迅一再地主张“人各有己”、“尊个性，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个人的自大”，极力地张扬现代个人主义文化观，强烈反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更为重要的是，李先生看到了鲁迅的个人主义文化观念，并非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式的极端个人主义，也非尼采式的“欲自强，并颂强人”的“超人说”，而是拜伦式的“欲自强，而力抗强者”的个人主义。因为只有这样的个人主义，才会“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所以鲁迅说，“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摩罗诗力说》）
　　正是看到了鲁迅的现代人学观念——健全的个人主义，李先生能够给予鲁迅这一现代中国文化巨人和现代知识分子准确的历史定位，找出了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特征。因为有了鉴别“人的文化”与“吃人文化”的人道主义尺度，有了区分现代个人与传统群盲的个性主义界标，鲁迅在东西方文化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方，尽其一生地批判着本土；在现代与传统的选择中，坚定地走向现代，彻底地告别传统。也正是因为有了普遍的人道主义和现代的个人主义，鲁迅在个人话语与权威话语之间，选择了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立场，“他坚强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捍卫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压迫，也决不放弃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独立批判权。正是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鲁迅以自己的话语实践确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最基本的独立性。”（第19页）同样的，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观，鲁迅在个人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选择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拜伦式的态度”：“这种拜伦式的态度显示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而且这种态度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获得了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标志。只有‘怒其不争’而无‘哀其不幸’是非人道的立场。只有‘哀其不幸’而无‘怒其不争’则是民间大众自己的立场。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立场。”（第33页）
　　深厚广博的人学思想和现代西方的文化立场，确保了鲁迅在文化实践和话语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不变的以“人的解放”作为文化奋斗的鹄的，耗尽毕生心血致力于“立人”工程的建构。在李先生看来，“人的解放”有两个指向：一是“指向人的内部世界——唤醒主体意识和解除精神枷锁”，一是“指向人的外部世界——改造社会环境和接触社会规范的枷锁”。相应的就形成了鲁迅“立人”工程的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一是指向精神的，它意味着观念层面上自由的获得和精神的提升运动。”这是内部工程；“二是指向生存环境的，它意味着社会生活层面上自由的获得和生存环境的改良。”这是外部工程。（第85页）前者是对内的，要解决的是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的问题；后者是对外的，要解决的是社会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体系的问题。对内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价值重估和国民性批判来打破各种精神枷锁；对外的途径主要是反对压迫和奴役，使人获得独立存在的合法性。李先生还指出内部工程和外部工程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要把人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不仅需要从精神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需要从制度和规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为了实现前者，必须批判国民性；为了实现后者，必须反抗一切压迫和奴役，反抗一切非人的社会规范。”（第85～86页）这就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也是《选择》著者的精神所在，鲁迅的选择，也是著者的选择。
　　
　　（朱献贞，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