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大系》中有一本尹昌龙著的《1985：延伸与转折》。尹著视1985年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潘军在他的第一部随笔集《水磐》中，也视1986年前后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开始。可见，“‘文革’之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却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是对本体的自觉关注。”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
“寻根文学”的同期及其稍后的80年代中期，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再一次构成小说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先锋小说的开端。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践、生存状态等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稍晚于他们的也被称为先锋小说作家的有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人，他们代表了先锋小说在以上三个方面的探索和发展。潘军在《水磐》中说，“先锋精神是一种文学精神”，它更加强调了叙事的重要性，进而又将叙事因素提高到艺术本体的空前地位。
这种“转折”的原因有社会思潮、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学自身等方面的因素。其中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起着直接的规约性作用。而且这一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们丝毫不掩饰他们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等文学大师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师承。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有意识并较为成功地进行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移植与嫁接，包括从艺术方法到文学观念等各个方面。不过，以下的事实又引起了我们的思考：进入90年代初期，当初“一往无前”的先锋作家们纷纷降低甚至放弃了艺术探索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更易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叙述风格，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这标志着80年代中期以来的先锋文学思潮的终结。
1978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异常丰富多彩的：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等等文学样式交相辉映、更迭不断。但我们要看到，每一种文学思潮，“其兴也勃，其亡也勃”，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年”。文学的不断变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和快慰的，但如此的急遽与热闹恐怕是不太正常、不太健康的， 它一方面不利于对社会心理作深入而全面的透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阻碍和限制了文学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反思与进一步的开掘。恍如昙花一现又如浮光掠影，或许是文学高扬的契机，但也难以把握，存在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换个视角，或许我们能看清楚自己。在德语中，“文学”是“使看见”的意思。奥地利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非常固执地认为，“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认为：“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是的，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里，认识被视为小说／文学的最大的功能或价值。认识要求“真”。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先锋文学及其在后来的发展比如新写实小说，在表现生存的真实性甚至原生态上达到了残酷的程度，令人惊异可怖。
然而，小说在西方的命运怎样呢?
理性主义破产之后，紧接着是非理性主义的崛起，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达到了某种互补，但是，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从而为理性主义敲响丧钟之后，米兰·昆德拉告诉我们，“小说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现代，笛卡尔理性一个接一个地侵蚀了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所有价值。但是，当理性主义获得全盛时，夺取世界舞台的却是纯粹的非理性(力量只想要自己的偶意愿)，因为不再有任何可被共同接受的价值体系可以成为它的障碍。”最后，似乎小说已经完成了它的职能，“我回过头注视它，在我看来，它短暂并已结束，令人惊异。”小说到了它的“末日”，已经“死了”。至于它会不会“消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或许，它只存在于自己的“历史”与世界之外。
在做了上述的梳理之后，问题就“看清”了：以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为代表的当代文学，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显示出并实现了巨大的认识功能，即使如此，面对它的“短命”，对于它整个的存在与价值、命运，我们怎么看呢?
或许，这是一个自觉的困惑，这是一棵不应该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树。
应该承认，我们相对于世界的进程是落后的，在物质文明方面，西方在发现现代化的弊端并极力倡导反对现代、回归自然的时候，我们却在全力以赴地实现现代化。现代主义像曾经有过的各种运动一样，不过是人类可能的一种探索和实践而已，而未见得就是全体人类的共同和唯一的实践。现代主义开始就是反现代化、反对它对人的异化的。它在西方的境遇如此，在中国却相反。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人们对它提出了质疑。
中文系的大学生不愿意读或读不懂所谓的现代和所谓的先锋、实验或寻根。
一位台湾作家为大陆的文学失却了自己的传统而一味地现代化而惋惜，并就此认为中国大陆的文学成就不如台湾。
曹文轩认为“当代小说毫不客气地将美抛弃了，他们一味地追求文学的认识价值，而放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为了追求认识价值，就要求“真”，就要求用“丑”来表现“真”；在他们眼里，生活成了黑暗、残酷与愤激的代名词，成了恐怖与诡谲的化身，“厕所”则成了他们钟爱的意象，生活的一切真诚与光明、温柔与美好都被淘汰出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去魅”的世界。这也是人们对当代文学失望的原因所在。
李泽厚提出：“告别现代，回归古典。”当然，从古典的静穆、宁谧，人与自然的和谐，走向现代的骚动、喧哗，更强调人，是一次觉醒；而再从骚动走向沉静后，绝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从源头起步开拓一个美好的前景。事物发展总有不可逾越的过程，文学亦是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确比西方慢一拍，我们的努力不是逾越一个阶段赶上，而是加快步伐、汲取教训，从而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人心总是倾向于古典的。”所以，“从前的小说家，是用审美的眼光来注视一切的。中国古典美学有相当多的美妙的东西，是东方美学的高峰。与这一高峰相联系的是风雅。但这个高峰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地鸡毛”，是“厕所”，是《风景》中的卑鄙，是《活着》中的苦难……因为在现代主义者看来，“真”若要得以体现，就必须借助于“丑”。
应该承认，这种注重功利性的认识功能的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也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格，但它致命的缺陷也就在这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片面的残酷的深刻的黑暗的交杂在一起，阅读的快感与美感也烟消云散。古人所说的怡养性情也就没有了。
曹文轩说：“别忘了另外一个事实：一切深刻的思想都会变为常识，而只有美会超越时空，青春常在。”
“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的时候，它会反而更加看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的‘古典’。人心总是倾向于古典的。”
这是所谓的现代主义小说难以达到的审美的境界，“返魅”的境界，也是宗白华所说的六种境界中最高的境界。中国文化本就是一种审美的文化。身为教授兼作家的曹文轩说了，也这样做了，“我没有理由容忍这种孔雀的继续存在。并且我的创作似乎从一开始就正好是创作中国文学需要的那样一种东西，那样一种文学的。”于是有了《草房子》、《红瓦》。现在看，这种审美与风雅的文学是孤立的，虽然它在20世纪初是那样的显盛，在中国古代尤甚，然而它是“中国文学需要的”。时间的流水会流到它该到的地方，从他的源头起。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分别对真、善、美进行了批判，而后者则是他试图通过情感对理性与意志进行综合统一所作的努力，审美是沟通理性与意志的中介。同样，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后，世界将走向审美的纬度；在现代之后，人们将回归古典，回归美的田地。席勒的宣言从远处传来：
“让美走在自由之先。”
我们应该发问，自觉转折之后，究竟怎样?
（王志军王建友，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寻根文学”的同期及其稍后的80年代中期，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再一次构成小说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先锋小说的开端。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践、生存状态等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稍晚于他们的也被称为先锋小说作家的有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人，他们代表了先锋小说在以上三个方面的探索和发展。潘军在《水磐》中说，“先锋精神是一种文学精神”，它更加强调了叙事的重要性，进而又将叙事因素提高到艺术本体的空前地位。
这种“转折”的原因有社会思潮、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学自身等方面的因素。其中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起着直接的规约性作用。而且这一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们丝毫不掩饰他们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等文学大师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师承。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有意识并较为成功地进行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移植与嫁接，包括从艺术方法到文学观念等各个方面。不过，以下的事实又引起了我们的思考：进入90年代初期，当初“一往无前”的先锋作家们纷纷降低甚至放弃了艺术探索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更易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叙述风格，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这标志着80年代中期以来的先锋文学思潮的终结。
1978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异常丰富多彩的：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等等文学样式交相辉映、更迭不断。但我们要看到，每一种文学思潮，“其兴也勃，其亡也勃”，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年”。文学的不断变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和快慰的，但如此的急遽与热闹恐怕是不太正常、不太健康的， 它一方面不利于对社会心理作深入而全面的透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阻碍和限制了文学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反思与进一步的开掘。恍如昙花一现又如浮光掠影，或许是文学高扬的契机，但也难以把握，存在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换个视角，或许我们能看清楚自己。在德语中，“文学”是“使看见”的意思。奥地利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非常固执地认为，“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认为：“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是的，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里，认识被视为小说／文学的最大的功能或价值。认识要求“真”。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先锋文学及其在后来的发展比如新写实小说，在表现生存的真实性甚至原生态上达到了残酷的程度，令人惊异可怖。
然而，小说在西方的命运怎样呢?
理性主义破产之后，紧接着是非理性主义的崛起，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达到了某种互补，但是，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从而为理性主义敲响丧钟之后，米兰·昆德拉告诉我们，“小说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现代，笛卡尔理性一个接一个地侵蚀了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所有价值。但是，当理性主义获得全盛时，夺取世界舞台的却是纯粹的非理性(力量只想要自己的偶意愿)，因为不再有任何可被共同接受的价值体系可以成为它的障碍。”最后，似乎小说已经完成了它的职能，“我回过头注视它，在我看来，它短暂并已结束，令人惊异。”小说到了它的“末日”，已经“死了”。至于它会不会“消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或许，它只存在于自己的“历史”与世界之外。
在做了上述的梳理之后，问题就“看清”了：以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为代表的当代文学，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显示出并实现了巨大的认识功能，即使如此，面对它的“短命”，对于它整个的存在与价值、命运，我们怎么看呢?
或许，这是一个自觉的困惑，这是一棵不应该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树。
应该承认，我们相对于世界的进程是落后的，在物质文明方面，西方在发现现代化的弊端并极力倡导反对现代、回归自然的时候，我们却在全力以赴地实现现代化。现代主义像曾经有过的各种运动一样，不过是人类可能的一种探索和实践而已，而未见得就是全体人类的共同和唯一的实践。现代主义开始就是反现代化、反对它对人的异化的。它在西方的境遇如此，在中国却相反。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人们对它提出了质疑。
中文系的大学生不愿意读或读不懂所谓的现代和所谓的先锋、实验或寻根。
一位台湾作家为大陆的文学失却了自己的传统而一味地现代化而惋惜，并就此认为中国大陆的文学成就不如台湾。
曹文轩认为“当代小说毫不客气地将美抛弃了，他们一味地追求文学的认识价值，而放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为了追求认识价值，就要求“真”，就要求用“丑”来表现“真”；在他们眼里，生活成了黑暗、残酷与愤激的代名词，成了恐怖与诡谲的化身，“厕所”则成了他们钟爱的意象，生活的一切真诚与光明、温柔与美好都被淘汰出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去魅”的世界。这也是人们对当代文学失望的原因所在。
李泽厚提出：“告别现代，回归古典。”当然，从古典的静穆、宁谧，人与自然的和谐，走向现代的骚动、喧哗，更强调人，是一次觉醒；而再从骚动走向沉静后，绝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从源头起步开拓一个美好的前景。事物发展总有不可逾越的过程，文学亦是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确比西方慢一拍，我们的努力不是逾越一个阶段赶上，而是加快步伐、汲取教训，从而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人心总是倾向于古典的。”所以，“从前的小说家，是用审美的眼光来注视一切的。中国古典美学有相当多的美妙的东西，是东方美学的高峰。与这一高峰相联系的是风雅。但这个高峰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地鸡毛”，是“厕所”，是《风景》中的卑鄙，是《活着》中的苦难……因为在现代主义者看来，“真”若要得以体现，就必须借助于“丑”。
应该承认，这种注重功利性的认识功能的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也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格，但它致命的缺陷也就在这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片面的残酷的深刻的黑暗的交杂在一起，阅读的快感与美感也烟消云散。古人所说的怡养性情也就没有了。
曹文轩说：“别忘了另外一个事实：一切深刻的思想都会变为常识，而只有美会超越时空，青春常在。”
“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的时候，它会反而更加看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的‘古典’。人心总是倾向于古典的。”
这是所谓的现代主义小说难以达到的审美的境界，“返魅”的境界，也是宗白华所说的六种境界中最高的境界。中国文化本就是一种审美的文化。身为教授兼作家的曹文轩说了，也这样做了，“我没有理由容忍这种孔雀的继续存在。并且我的创作似乎从一开始就正好是创作中国文学需要的那样一种东西，那样一种文学的。”于是有了《草房子》、《红瓦》。现在看，这种审美与风雅的文学是孤立的，虽然它在20世纪初是那样的显盛，在中国古代尤甚，然而它是“中国文学需要的”。时间的流水会流到它该到的地方，从他的源头起。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分别对真、善、美进行了批判，而后者则是他试图通过情感对理性与意志进行综合统一所作的努力，审美是沟通理性与意志的中介。同样，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后，世界将走向审美的纬度；在现代之后，人们将回归古典，回归美的田地。席勒的宣言从远处传来：
“让美走在自由之先。”
我们应该发问，自觉转折之后，究竟怎样?
（王志军王建友，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