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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芽绽绿是因为旧的叶子成了肥料,生命缘于代谢。所以有人说,4月是残酷的季节。责备我们只看到蓬勃的生,却忘了深沉的死。海南是4月的。它4月诞生,4月曾因宏观调控而失声;博鳌论坛在4月,中美“撞机”和“琼民源”破产也在4月。它是一种警示,警示我们别忘记过去,记得鲜艳背后沉重的负荷。它更是一种预报,预报曲折之后无可阻挡的新生。
民国时期
孙中山:首倡开发第一人
孙中山的理想:
开发海南在于巩固海防、启发天然富源、文化政策、国内移民、便宜行政。
民国时期,最早提出开发海南设想并形诸文字的人,是孙中山。
孙中山之期治海南,源出台湾。
海南与台湾,时人比喻为我国“东南二眼”,在地理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且从资源而言,海南要富裕得多。因为可耕之地,台湾仅占全面积三分之一,而琼崖则为五分之四。另外,台湾以糖为主要产品,而琼崖除糖业大有希望外,尚有矿产、树胶、咖啡、椰子等热带产品,为台湾所不能生产者。然而台湾自1885年中法战争后建省,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之后,其经济面貌已非海南所能相及了。孙中山1912年游过台湾后,感慨万千:“日人经营十年之久……昔者硗确(硗确音敲雀,瘠硬多石的土地。编者注)之区,今变为膏腴之府。”
把海南开发与台湾相比论,这是国人的惯性思维,也是一种难以言述的家国之痛。但从另一方面,也能佐证开发海南的前景,加强国人的信心。
1912年孙中山领衔发布的《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说:“夫台湾一岛,其幅员与琼州相等,自日本经营之后,每年岁入数千万。倘琼州改为行省,数年经营之后,其收入必有可观,无庸疑也。”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广州回沪。至1919年这段时间,他深居简出,在宋庆龄的照顾协助之下,发愤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后与在1917年完成的 《民权初步》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在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担当了资料员、抄稿员和翻译。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说,“海南固又甚富而未开发之地也。已耕作者仅有沿海一带地方,其中央犹为茂密之森林,黎人所居,其藏矿最富”。
在此前后,孙中山多次提出海南建省问题,并陈述其理由。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最早开发海南的书面计划。
由于孙中山的积极倡导,海南岛丰富的资源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一时间,海内外官方的、民间的有识之士以及学者、华侨团体等纷至沓来,对海南岛进行调查和考察,发表许多开发建设海南的积极言论。
海南民国时期的两次“改特”
第一次“改特”:1931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通过任命伍朝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并通过孙科等人的提案,划海南岛为琼崖特别区,1932年3月任命伍朝枢兼特区长官。因陈济棠作梗,不久流产。
第二次“改特”:1948年8月15日,蒋介石南京政府立法院通过决议,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蒋介石于1949年1月18日任命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张坚辞不受。后陈济棠于1949年4月就任。
伍朝枢:派系
广州国民政府开发海南的目的:
海南比较不易受军事影响,足为三民主义之实验场,应遴选党中忠实同志,授以全权,假以25年之期,责令实施三民主义。
1931年,设立琼崖特别区
早在1928年,众多的琼崖有志之士创建了一个“琼崖建设研究会”,目的是推动琼崖改为“特别区”。他们认为要想建设琼崖,非把琼崖改为“特别区”不可。因此他们提出研究孙中山的琼崖“改特”理论,以期推动琼崖“改特运动”。
这一设想到了1931年底,几乎得以实现。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依靠“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反对蒋介石,形成了国民党内宁粤对立的局面。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宁粤由对立转向合作,粤方取消国民政府。但为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取消之前通过一项决议,改海南岛为特别区。理由是海南“比较不易受军事影响,足为三民主义之实验场”,建议“遴选党中忠实同志,授以全权,假以25年之期,责令实施三民主义”。
1932年3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伍朝枢为特区长官。
伍朝枢上任
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1日于岭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勉励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做大官”,这是孙中山自己推崇的处世之道,而伍朝枢是曾得孙中山手谕赞赏的“做大事而不做大官”的一类人。
说伍朝枢,要从其父伍廷芳说起。
伍廷芳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是中国自费留学第一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大律师。后回香港任律师,是获准在英国殖民地开业的第一位华人律师,又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洋务运动中,伍廷芳曾出任李鸿章幕府的法律顾问,曾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1922年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逃出火海的80岁的伍廷芳坚持登上楚豫舰,对孙中山说:“恐怕我没有替你出力的时间了。”几日后,伍在陈炯明的炮火声中惊愤成疾,弥留之际“无一语语及家事”。
伍朝枢没有辜负父亲的栽培,以23岁出任武昌军政府外交司司长、24岁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会长的高起点,历任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外交部长、驻美公使、中国派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等职,与伍廷芳成为一对罕见的杰出的“父子档”外交家。
整体上看,伍朝枢一生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外交领域:力主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参加了第一次对列强说“不”的巴黎和会、照会西班牙公使废除了到期的不平等条约、与美谈判争取到了列强第一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中美关税新约”、作为全权代表出席国际联盟会议并成功说服列强承认中国废约的合理合法……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他神采卓荦而有威仪,才气过人而富风趣,对国际公法信手拈来,雄辩滔滔,游刃有余。在国内也长期致力于推动保障人权方面的立法,是国内提倡人权立法第一人。
但从伍朝枢的夙志看,他似乎并不满足于仅做外交家,对高官权力也不太感兴趣,而是更多地希望到边区基层切实搞好一个小地方的建设。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施治困难,中央与地方必须同步发展才容易强国。早在1924年在广州任外长时,他就曾向孙中山提议让他去开发琼崖(今海南),孙中山十分赞赏,但终因时局变动未能成行。
伍朝枢此次被任命为琼崖特区长官,也算是得偿夙愿。他辞去了司法院院长和广东省主席一职,说,“愿得一弹丸地,从事下层工作。”于1932年3月,在广州就任琼崖特别区长官。
同年5月27日,西南政务委员会修正公布了《琼崖特别区长官公署组织条例》,规定特区直隶于国民政府,从长官公署的组织和职权来看,它的权力与一个省政府不相上下。
伍朝枢就职之后,一面根据《条例》组织公署班底,一面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求拨发经费50万元,积极准备走马上任。
英雄洒泪别琼崖
就在琼崖特区紧锣密鼓地筹备之时,“南天王”陈济棠发难了。他不能允许自己治下的广东被“活剥”去一块儿。于是派兵进驻琼崖,以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地阻止琼崖特区成立和伍朝枢到任。伍朝枢只好辞职,离开了广州。
1933年,陈济棠在海南设立“琼崖绥靖区委员公署”,命陈汉光兼委员,“琼崖特别区”至此无疾而终。
伍朝枢从此淡出政坛,到日占区绥远等地调查考察,到各地名山大川游历。也许这是伍氏欲整理思路和静待机遇,不想在1934年,他因脑贫血猝死于香港,享年仅47岁。
乡土情怀先辈遗志
宋子文:掀起开发新高潮
宋子文的理由:
希望与各位同乡,共同努力,为桑梓谋幸福,为党国辟富源,建设一个新琼州。
宋子文力主开发海南,除了对海南本身地理经济地位的清晰认识之外,还有两大原因。一是乡土情怀使然,二是实现孙中山及父亲宋耀如的遗志。
还乡:重续香火
1936年12月2日上午,宋子文、宋子良兄弟一行浩浩荡荡,分乘3架飞机,从广州飞往海口,开始了他的首次还乡之旅。这时距离他们的父亲宋耀如1918年去世,已经有18年;距离宋耀如1886年回乡,则是整整50年。
宋耀如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海南文昌。此次家乡之行,不是纯粹的还乡之旅,而是对开发琼崖实业、对故乡未来抱有无穷希望而来,所以宋子文尚未踏上故土,便热情发表开发琼崖意见,让各方充满期待。
规划:胸有成竹
11月26日,琼崖旅省同乡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欢迎宋子文、宋子良兄弟。宋子文讲话,说他开发琼崖计划有二:(一)由海口至内地及矿山,应有健全铁路。(二)开放投资。
由于肩负开发琼崖的使命,随宋还乡的除了亲属,还有广东的军政要员、穗港的银行家及铁路建设专家等。因为在海南修建铁路是宋的一个重要设计,因而随行的曾养甫特别让人瞩目。因为他就是一个铁道专家,曾主持兴建钱塘江大桥、浙闽公路、浙赣铁路等。在1936年秋任广州特别市市长、黄埔开埠督办之前,曾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铁道部政务次长兼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等职。
迟到:妙语解题
宋子文还乡,先在海口住了一晚,次日乘飞机环绕全岛一周,然后才坐汽车回文昌。
由于乘飞机环游琼岛,延误了回文昌的时间,因此在见到从清晨就热情守候的父老乡亲时,宋子文无不感慨地说:“今天承大会宠招,原定2时到达,因沿途耽搁,到文昌时已迟,劳各位同乡辛苦等待,十分抱歉。所以耽搁的缘故,为是乘飞机环绕全岛一周,且飞越五指山观察形势,多费了时间。但因此回想到从前意欲环绕全岛一周,并登五指山,非一两个月不能完成,今天3个小时竟可如愿达到,由此可以证明从前所办不到的,现在必能办到;从前非常困难的,现在轻而易举,是开发琼崖最确当最良好的一个比喻。”宋子文这个比喻真是太恰切精当了。在这最亲情的时刻,有了最深情真挚的表达,而又是如此恰当妥贴。
讲话:雄心勃勃
宋子文在文昌县举办的欢迎大会上讲话,当时,他只42岁,颀长身材,脸圆略胖戴眼镜。他用国语说:“同乡们:父亲嘱咐,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现遵父之嘱,兄弟第一次回故乡,同父老兄弟众乡亲见面,非常高兴。”
宋子文提出开发琼崖有三大障碍:第一障碍是治安问题;第二障碍是政治问题;第三障碍是交通问题。
就交通问题,宋子文说:“我们知道开发任何区域,最大关键,首须解决交通问题。琼崖沿海,现无海港建设,腹地更无铁路运输,兄弟此次与余总司令、铁道部曾次长、宋厅长、黄专员,几度讨论,已将交通基本计划,定有办法。且琼崖的开发,与全国国防上、经济上,有重大联系,用各省的财力,来帮助完成交通计划,一定可以办到。”这里传递一个很重要信息:回海南之前,宋子文与曾养甫、宋子良、黄强等人已经“几度讨论”琼崖交通建设问题,而且已“定有办法”。
据周成泰回忆,在宋子文还乡成行之前,早就授意香港的琼商父老们,组织一个先遣考察组回到海南,开展对建环岛铁路的可行性调查研究。1936年11月间,周成泰受托带领香港考察组抵达海南,日夜兼程,从海口出发西行,沿途经过金江、那大、八所、三亚、陵水、万宁、嘉积、文昌等地环岛进行考察,草拟了一个环岛铁路策划报告,准备宋子文回到海南时当面汇报,以便决策。在宋子文离琼后,周成泰和考察组人员,仍然再去三亚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因时局变化,修环岛铁路一事,只好作罢。
影响:一跃千丈
事隔10年,1946年12月14日在上海中国银行接见新闻界发表谈话,谈到此行曾往海南岛视察,以该岛有热带物产,开发后可挽不少漏卮,至于开发计划之最要者为:(一)开辟海南港,(二)建筑铁路,约需费2500万至3000万元。
宋子文视察海南,让海南迎来历史上最受看重的时刻。时人对宋子文视察海南的评价与期望都很高。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27日,他再次偕张发奎、罗卓英、陈策、蔡劲军等飞琼崖视察。
由于这两次视察,及后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纷纷视察,琼崖地位“一跃千丈”。1946年1月,廖逊我在《海南心影》一书中写道:“人们不但希望今后的琼崖要成为广东的富源,而且要成为国家民族国防经济的支柱。”
陈济棠:“新海南”惆怅落幕
陈济棠的愿景:
建设一个新海南,使其达到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经济新生。
“特区长官”四易其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已经做好放弃大陆、撤退台湾的各项准备。“准备”之一,就是把海南岛建成重要的反共基地。“配合国际情势之演变,而恢复本党之基业也。”
“主题”既定,第一要务即构建人事系统。蒋没想到,这“特区行政长官”一职的选定,经历了许多波折。
第一人选,是他的亲信,当时已被他任命为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提名的张发奎。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同盟会成员,北伐先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职,参加指挥淞沪战役、武汉外围战等战役。日本投降后,任广州地区受降主官。
按理说,张发奎是海南特区行政长官的理想人选。他对建设琼崖一度信心十足。抗战胜利后,他视察海南,表示相信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能使琼崖成为现代化的国防基地。1949年7月,张发奎辞职去香港时带走的文件中,有他1937年至1947年的日记,还有一份《海南岛资源与建设计划》。
然而张却明确表示辞不就任。
根据曾任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部制外少将、高级参谋的海南文昌人林荟材的回忆: “张发奎提出要‘有兵’、‘有粮’、‘有权’等一系列先决条件,但未获解决,认为在此局势下,事不好办。国民党中央只好另行物色海南长官人选,而调张为陆军总司令。”
第二人选是李汉魂。
李汉魂(1895-1987),字伯豪,广东吴川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6年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并由中校参谋长晋升为中将师长。1938年秋广州沦陷后,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主席等职,在安定粤北政局、招抚流离难民方面,政绩卓著。
2月8日行政院经决议授予李汉魂“琼崖特别区行政长官”。
李汉魂任海南长官的消息公布后,代总统李宗仁凑了个热闹——2月14日,李宗仁表示,意欲请李汉魂就任总统府参军长。
李汉魂跑到台湾去找陈诚拿主意,而陈诚的态度很让他“怅惘”。他本来是想问问两职如何取舍,并就台琼同仇敌忾联合作战与陈商讨的,可是陈诚除了冠冕堂皇地表示“宜赴琼崖”外,对他的想法根本不以为然。李汉魂“察其真意”,才发觉陈已经对大陆局势彻底失望,准备固守台湾了。这个态度对李打击太大了,他本来是准备寸土力争,死守琼崖,以冀扭转全局的。
不能与蒋系“同舟共济”,李汉魂放弃出掌海南的打算,接受了李宗仁的任命。3月2日,李汉魂飞南京,就参军长职,后又任内政部长。但他此时已是意兴阑珊。同年辞去职务,移居美国。
李汉魂把这块“烫手山芋”扔给了自己的老搭档、广东军人邓龙光。
邓龙光(1896-1979),别号剑泉,广东茂名人。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副主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据林荟材回忆,李宗仁为此,曾于2月20日亲自从南京飞到广州,当晚即在法政路官邸接见邓龙光,征求邓对出掌海南的意见。邓龙光同样以“兵”、“粮”、“权”没有如愿要到手,认为“官可做,钱不可出”,辞不受命。
但是,有内幕消息说:“在CC导演下,曾三省领衔发表了反对邓龙光的电报,邓龙光吓得不敢上任,桂系的计划落空。”曾三省是海南籍国民党要员。
这时,陈济棠出现了。
陈济棠“买官”
与前三位情形相反,陈济棠是执意出任,却遇到许多留难。
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
一是南京琼崖旅京同乡会、上海海南旅沪同乡会,在获悉陈济棠将任海南特区公署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主任委员消息后,认为陈氏昔日主粤,政绩欠佳,而且曾经叛离中央,屠杀了琼崖许多优秀青年,斯来主琼,恐非桑梓之福。于是分别召开旅京、沪同乡会,一致主张:(一)通电琼崖各县表示反对。(二)派代表谒见李代总统,请求收回成命。
二是当时一股主张“琼人治琼”的潜势力。
据林荟材的回忆,海南籍的国民党人士,是以“琼人治琼”的主张,争夺海南岛的统治权。
2月27日,琼崖16个县的参议会及琼崖各界先后致电李宗仁、孙科、余汉谋,表示欢迎张发奎、李汉魂担任琼崖特区行政长官,否则愿以“琼人治琼”,“其余人士,均不欢迎。”
陈济棠在如此剧烈的反对下得值,支持力量有四。
一, 握有军事实权的桂系首要李宗仁和白崇禧,对“琼人治琼”不感冒。
二,陈济棠出长海南,是李宗仁的决定。
当时盛传陈济棠是“拿钱买官做”。林荟材回忆说,1949年7月,他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李宗仁的近随林茂,答案是:在目前局势下,政府财政支绌,新设一个机构处处需财,向华(张发奎)要有权、有兵、有粮才愿意搞;伯豪、剑泉也是这样,因为这些问题不易解决,他们都坚决请辞。只有伯南(陈济棠)认为海南大有可为,表示愿意自筹经费,不需中央财政负担,自供自给;不需中央一兵一卒,但保自卫。时局至此,谁愿输将,共赴时艰?连子文等也准备到海外作寓公去了,除了借重伯南,还有什么办法?
三,陈济棠出掌海南,暗中有国民党实权人物宋子文的支持。
陈济棠总结他“两广事变”失败的原因,就是“我过去所以失败,原因固多,而以政治上的失败为主”,“广东有地位的军人如薛伯陵(岳)、余幄奇(汉谋)等,所以能站稳脚跟,都因会走政治路线。伯陵依附陈诚,幄奇投靠何应钦,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站住脚”,也必须有个强有力政治靠山。因此他下定决心与宋子文拉紧关系,由其老部下何荦(广东徐闻人)通过宋子文的文昌老乡、蒋介石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和香港富商周文治进行。关键时刻,果然。
四,蒋介石属意陈济棠。因为蒋介石同意起用陈济棠,目的是为了分化“两广合作”。而李宗仁任命陈济棠出掌海南,就是桂系谋求“两广合作”的部署。陈济棠成为两种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
建设“新海南”
出任海南行政长官的命令发表后,陈济棠为了缓和海南人士的反对情绪,对其地人事,进行分赃。除财政、税收、矿务、建军等方面大权由陈济棠独揽外,行政、教育等部门,则由海南人士中遴员充任,让海南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能分到一杯羹。并提出“安定”海南人心的四大治琼方针。1、原任各县县长一律照旧供职,不予更动;2、地方税捐全部归公,用于建设地方事业;3、希望琼籍人士向南洋华侨鼓吹,投资建设琼崖,开办矿务;4、准备建筑环海公路,并继续完成榆林港的建设。
3月29日,“奉总统府简派状任命”的陈济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宣誓就职,随即搭乘陈纳德的专机飞往海南。
陈济棠在4月1日的就职演讲中,提出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经济新生,为建设新海南之方针。这个“新海南”,当是他治粤时“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广东”的主张,在海南的翻版。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仍想在海南“大展鸿图”。
“见危受命”,却是大势已去。一年后的4月20日前后,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的炮声中,陈济棠从榆林逃到台湾。
说起来,陈济棠人生“起点”还是从海南开始,却是失意离开。那是1914年前后,他刚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来到海南,投到琼崖镇守使黄志桓部当教练员。有一次,黄志桓到操场阅操后,对人说:“陈叫口令叫得鸡声鸡气,怎能当教练呢?”弄得陈济棠因此辞职,返回广州。三十多年后的“海南王”,又是从 海南败逃台湾,但这一去却是客死他乡,不再回来,历史的戏剧性如此。
主要参考资料:
钟一《1936,宋子文还乡海南的前前后后》
《1949,海南特区长官之争的台前幕后》
李宗仁夜会陈济棠
陈济棠1936年前的七八年间,是广东权倾一时的“南天王”,闻名全国的地方实力派。“两广事变”失败后,基本处于赋闲的“寓公”状态。
李宗仁上台后,提出一系列和平主张。蒋介石为阻挠和谈,唆使行政院长孙科擅自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使李宗仁成了“空头”总统。李宗仁在任职的第二天,即从南京飞抵广州,解决行政院擅自南迁的问题。这一天正好是陈济棠的生日,李宗仁获悉后,当即写了一副“如冈如陵”的寿屏送给陈济棠,当晚又亲临陈公馆致贺。这样一来,李宗仁对陈济棠突然有了新的发现,他觉得“陈氏那时虽然仅有国民党中委一个空衔,并无实权,但他在广东的人缘不错,广东将领如余汉谋、徐景唐、李扬敬、李汉魂均出门下,潜势力依然很大,在西南半壁摇摇欲坠的情况下,陈先生也是个可与有为的人物。”当晚李、陈两人闭门长谈了两个小时,“对华南的防务,和陈氏的出处,有了一个完满的决定”。
李宗仁情系海南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非常重视海南,桂系一直谋划将海南岛作“第二台湾”来经营。1949年7月28日,已是内政部长的李汉魂偕李宗仁飞抵海南,与陈济棠密谈桂系拥兵南撤、退居两广及海南的打算,并计划把国民政府迁到海南。到11月16日,李宗仁又乘专机飞往海南岛视察,冀以“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
可能海南情结太重,1965年7月李宗仁从美国回到祖国后,特意一再坚持要到海南参观访问。1966年2月10日,李宗仁一行终于得以从广州飞海南岛,开始作1000公里的环岛旅行,至18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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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开发海南”
宋子文“视察”之后,陈济棠“建设”以前,海南岛上还来过另一批“开发者”——侵华日军。
1939年2月10日,日军悍然在海南岛北部登陆,开始了对海南岛长达6年的统治和掠夺。
日本攻占海南岛,军事上,可以在海南岛建设航空基地,从而通过空中打击,切断中国沿海的近海交通要道。同时,海南也可以作为日军“南进”基地。政治上,日本人首先谋划的是如何把海南岛变成一个独立区域,然后再在合适时候从中国政区分裂出去。他们曾设计在海南实行总督制,即其侵朝、侵台后实行的制度,其领土野心昭然若揭。
而最能立竿见影、最实惠的,那就是经济掠夺了。
矿产品的掠夺是日本在海南岛的资源掠夺政策的核心。根据文献记载,日人很迅速地发现了两大铁矿:石碌和田独,前者储量近7000万吨,后者则有500万吨,且所含的赤铁、磁铁俱在60%以上。另外,昌江的金,那大洋龙的锡,石碌的铜铁,阳江的钨,羊角岭的水晶……海南岛无尽富藏,尽入日军掌握。
为了掠夺这些财富,日本人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以石碌铁矿为例,围绕其“开发”,日本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修铁路、建八所港、建发电厂以及其他配套设施。成万的中国苦力,在不到三百日本技士的指挥下,一片以东京利害为依归的国防工业便蓬勃发展起来。1942年4月,日本轮船首次运载1000吨石碌铁矿石驶向日本。1943年5月,日本运输船松江丸号在一天之内就装了7250吨矿石出港。日本对石碌铁矿石的建设规模首期为100万吨开采能力,紧接着又建设300万吨生产线。日本共开采石碌铁矿石达69万吨,运走41万吨。
日本人还对三亚的田独铁矿进行掠夺,自1940年至1944年,共采掘了约270万吨。此外,还开采屯昌羊角岭水晶矿,大量掠夺其他矿产资源如钨、锡等。
1990年代
1990年代:海南,一堆烂尾楼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从广东省脱离,成为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
《海南日报》特意出版了号外,满城人奔走相告,街头巷尾舞狮敲锣,鞭炮齐鸣。
海南从一个“海外孤岛”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人们感觉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深圳的成功就在眼前,也让无数错过上一班特区列车的人对此充满了期望。20万“南下大军”浩浩荡荡,奔赴他们淘金的“理想国”。
三条“致富”路
现成的“路”有三条。当时建省后要发展,要发展就向国家要政策,于是特殊的出口政策、开放股市、房地产政策就成为海南的三大争取目标。
海南要到了特殊的出口政策,从而也出现了大批进口汽车转运到内地的牟利行为——“走私”。在上世纪80-90年代,“走私”是热度堪比当今“房价”的热门词汇。一位亲眼目睹者说,“那时的走私车直接从海船上拖下来,沿着沙滩由拖夫拖到岸上,一人拖一辆车给200元。这对内地来说可是个大数目。”后来,当海关把这种经营当作走私查究之后,走私发财的路断了。
曾传要在海南建一个股市,终因当时缺乏专业经营股市的人才等原因作罢。“沪深两地股市已经足够,不能再添一个海南,否则还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幸亏中央没有松口”,一位经济学家说。
股市和走私被堵,房地产开发就成为发财捷径。
事实证明,这个捷径一旦被开发,宛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狂热房地产
刚开始,海南发展房地产业的确也有其道理:一夜间涌入海南的人实在太多了。用当时跑到海南淘金的潘石屹的话说,1989年他坐船来到海南时还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夜之间,岛上已经涌进了15万人。而彼时的海口人口不到23万。
1992年海口一间100平方米的普通公寓,租金可以高达2000元。这给了海南拼命盖房子的理由。
于是,发生了这些真实的故事——
第三个卖房子的后悔得直抽自己耳光
早年的三亚市,主要分为两大块, 河西和河东,河西比较大,是老区,河东比较小,是新开发区,市委和市政府都在河东,大概是在1986年前后,政府开发了河东的商品街,那都是像北京的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好象每栋1万多元吧,具体情况记不清了。1992年的3月份,有人卖了一套,价格是7万多,房主很高兴:白住了这么多年,还赚了几万块钱。过了不到一个月,同是在商品街,同样大的房子,有人就卖了12万多,第一个卖房子的就后悔了,第二个卖房子的就笑第一个卖房子的人:看看, 晚卖一个月,就多赚5万块,这么好的生意去哪里找?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同样是在商品街,同样大小的房子,第三个人卖了21万多,这位老兄高兴的不得了,直接把零头给了介绍人。又过了不到20天,同样大的房子有人就卖了30万,30万哪,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的感觉,第三个卖房子的人就后悔的直抽自己的耳光了。到了1993年初,价格已经到了60万左右了,而且还是有价无货。
在大街上睡一夜挣七万的家伙
比起海口,三亚还真算是“小巫”。
有一个四川人,来海口没工干没地方住, 就躺在一家公司的门口睡着了,谁知道那是家房地产开发公司,那天正好房子要开盘,排队的人在那家伙的背后排成了一大溜,人家都以为他也是为了买房子才来这里排队的,这位老兄睡醒后想走,马上后面就有人拿着钱来买他的位置,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又有几个人手里拿着钱往他手里塞,也说要买他的位置,于是, 一场自发的买位置自由竞拍开始了, 你有钱我更有钱,谁怕谁,最后,一个哥们儿以7万元的价格买了那位当时被称为盲流睡觉的位置,那个幸运的家伙手里拿着七万块钱在人们的哄笑声中清醒过来,确实是真的,发财了。
大户“炒地”
平民百姓赚钱的途径,在“大户”那里就不值一提了。
炒卖土地是最快的暴富手段,许多楼盘一拿到报建批文就登告白,连地基还没有打,价钱就已经翻了几倍。有个松雷大厦,炒卖了17手,最后楼竟然还没完工。
“那时候拿钱容易得很。有关系的没关系的,一个电话过去,银行的职员就会来到你的办公室,一天内办好所有贷款手续,然后2000万到手了。”有亲历者绘声绘色地形容当时的投资过程,在拿下2000万资本后,这位投资者买下了一栋海口的大楼,然后再以2600万的价格卖出去。当时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银行资金、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总数不下千亿。
现而今的地产大鳄,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当时也在海南掘金,用他的话说,那是“每天过年,夜夜娶亲”,“数钱数到手抽筋”房地产流行的口号是“100%利润的项目我看不上”。
一堆烂尾楼
潘石屹嗅到了空气中那股危险的气味。
1992年年底,潘石屹用5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在规划局看到了“内部资料”。这一查,让潘吓了一大跳。当时海南省有18000家房地产公司,可是海口当时本土人口不到30万!海口市整个报建面积除以该市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人均面积达到50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的人均面积才不过7平方米。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天要塌下来了!”潘石屹说,“没有任何需求支持的供给,这不就是泡沫吗?”冯仑也从另一个角度嗅到了海南楼市的危险气息:平均每80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这些公司当然不都是为了盖房子。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古老游戏,他们手里传的是地皮。
冯仑说:“海南的房子炒得有点过火了,形势不妙,我们该收场了。北方地盘大,有发展空间,我们得去占个先。”
之后,潘带着在海南赚得的第一个100万元及时撤离,去北京寻求发展去了,才有了今日soho中国的疆土。
潘石屹现在只在北京、上海的繁华地段做项目。他说:“房地产业不应该是一棵参天大树,它应该是爬山虎:只有工业、农业、旅游等各行业发展起来,房地产才能发展起来。”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
1993年6月23日,当最后一群接到“花”的玩家正在紧张寻找下家时,终场哨声突然毫无征兆地吹响。当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银根全面紧缩,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热顿时被釜底抽薪。
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银行顿时成为最大的发展商,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当银行开始着手处置不良资产时,才发现很多抵押项目其实才挖了一个大坑,以天价抵押的楼盘不过是“空中楼阁”。更糟糕的是,不少楼盘还欠着大量的工程款,有的甚至先后抵押了多次。
即使是已经建成的抵押项目,由于泡沫破裂后,项目大幅贬值,其处置难度也超过想象。据统计,仅建行一家,先后处置的不良房地产项目就达267个,报建面积760万平方米,其中现房面积近8万平方米,占海南房地产存量的20%,现金回收比例不足20%。
一些老牌券商如华夏证券、南方证券因在海南进行了大量房地产直接投资,同样损失惨重。为此,证监会不得不在2001年4月全面叫停券商直接投资。
那轮地产泡沫,最后留给海南的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多亿元积压资金,当时仅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多亿元。只有不到1%的地产公司活了下来。每平方米房价从1993年最高时近万元,到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房价跌到七八百元,全国到海南炒楼的资金套牢达数千亿元。
那波房地产风潮需要这个新建省区花掉10年时间来消化。
海南
1、1988年4月13日,海南“生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这个日子被定为海南省的生日。
海南建省,给人们以新的期望。为了理想,10万人才过海峡。新的名词应运而生——大学生面馆、人才饼及大陆人。第二年,一句名言广为传播:留下来是勇敢者,离去的是明智者。
2、1989年,洋浦风波。
张维,原深圳大学校长。这年全国两会期间,他联合10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中央制止海南的“卖国”行径——海南正准备把一个名为洋浦的地方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境外的大财团。
张维说,这个30平方公里的地方将成为新的租界——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充满耻辱的字眼。
举世瞩目的“洋浦风波”由此而起。
同年4月28日,邓公发话: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人士说清楚。
洋浦还是被拖延了。直至1992年3月,洋浦经济开发区才出生。
洋浦之争,迄今未有定论。
3、1991年,海南省政府成立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
《海南省股份制企业内部发行股票试行办法》和《海南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制试点暂行办法》相继出台。
该年底,海南5家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在以后的狂热中,这被命名为“老五家”的股票引领了一场又一场的资本翻腾。
在这场股票潮中,构成中国证券史上最严重的证券欺诈案的“琼民源”及其老总马玉和成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4、1993年,海南航空成立。
这是全国首家股份制地方航空公司。当时的1000万注册资金还不够买一个飞机翅膀。
同年4月,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实施,“烂尾楼”成为海南的历史名词。现吉利汽车老总李书福这一年,损失了3000万,从此发誓不碰地产。
5、1995年8月,海南发展银行成立。
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以解决省内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投资房地产而出现的资金困难问题。但是这一亡羊补牢之举并未奏效。仅仅两年零10个月,海南发展银行就出现了挤兑风波。1998年6月21日,央行不得不宣布关闭海发行,这也是新中国首家因支付危机关闭的省级商业银行。
6、2001年,博鳌和陵水。
小渔村博鳌,一个离海南的省会海口市100多公里的小镇,成为“亚洲的博鳌”。从是年起,每年都会聚集着亚洲各国的政要,他们讨论的是宏大的亚洲的出路问题。
同年4月,中美飞机在南中国的天空中“相撞”。中国牺牲了一名飞行员,美国的飞机迫降于陵水县城。
因为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海南名播天下。
7、2003年12月,三亚选美大赛。
这是世界第53次世界小姐选美大赛,该是中国第一次。
虽然人们常批评这个地方不出产美女,但从海南走出了三位“国母”:宋庆龄(孙中山的夫人)、宋美龄(蒋介石的夫人)和谢飞(刘少奇的夫人)。
8、2010年,国际旅游岛战略。
1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
《意见》提出建设发展六大战略定位,即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
国际旅游岛的首倡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此《意见》解决了海南在产业发展方向上的长期争论,解决了海南的区域发展定位问题,终于让海南找着了“北”。
幕后故事>>
雷宇与1984海南汽车走私事件
□文/吴晓波
从1984年6月起,孤悬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岛突然成了一块骚动的热土。年初,邓小平南下,他针对海南说过一句话,“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此言被当成中央精神传达。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
当时,国务院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出乎他预料的是,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地变得不可收拾。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两千多辆,到7月份,区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甚至部队也参与了运车出岛的大行动,海军动用军舰,以调防名义,把汽车全部换上军用车牌,到湛江卸船后,把军用车牌拆下,拿回海南继续运第二批。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层层,一望无际。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雷宇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雷宇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卸下。
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纪委、中央军委、国家审计署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
雷宇被撤职,后转任广东一个农业县的副书记。从被降职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时候,他常常与客死海南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并论。1996年,当他61岁的时候,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的职位上主动退下来,并声称回家侍奉九旬老母亲,由此再成新闻人物,一时颇受社会舆论的同情。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胆,与当时改革派急于求变的心态是分不开的。他到海南到任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邓小平南巡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
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悠悠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让海南成了一个“无右岛”。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三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
然而,从制度的角度看,海南事件无疑是开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变革逐渐滑向对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虚设。任何行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创造性破坏,这种做法一直得到默许和宽容。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制度的漠视与背叛甚至在道德心理上竟变得高尚起来,其后果则是整个社会环境日渐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线被轻易击穿。
社会舆论对雷宇的评价,最生动地体现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观念紊乱和制度悖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官员和企业家们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判断一直非常迷乱,甚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阶段性,最终,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没有“受贿”这个具体的细节上。殊不知,一个官员的决策行为或企业家的商业活动是否违法,与其个人有否受贿,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关联。
对于海南汽车走私事件,雷宇个人的观点非常独特,2004年3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错误,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这是事件观察的另一个角度。换言之,如果政府得益很多,便可以视制度与法律于无顾吗?在这种逻辑之下,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和特定资本的拥有者,其争利于民的角色便显得非常的鲜明了。
雷宇晚年定居广州,1999年,有记者登门采访时看到,午饭之后,他与99岁的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宛若老僧。(据2008年09月《经济观察报》)
2010年代
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旅游岛”成了地产岛
在1月4日“国际旅游岛”获批后的5天内,整个海南省商品房销售量达到了171.12亿元——它是2008年海南全年的商品房销售量总和!
海南水暖地产先知
一年前,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将正式上报中央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份蓝图里,零关税、博彩业、免签证、开放航权……诸多优惠政策给了这个曾经“特区不特”宝岛以美妙的想象空间。
国家的正式批文还没下,地产商已捷足先登了:一些飞机杂志上的广告,全是海南楼盘,其中不乏鲁能、富力、雅居乐这样的大开发商。而土地一级开发商、酒店管理公司的名单中则不乏海外大鳄,土地开发商有香港盈科地产、香港保利集团、上海家化集团、美国泰威集团、新加坡星狮集团、中粮集团等。在2009年5月29日当天,三亚海棠湾有包括费尔蒙大酒店、索菲特大酒店、逸林希尔顿大酒店、威斯汀大酒店在内的10家超五星级酒店同时开工。此前还有凯宾斯基酒店、万丽酒店、蜈支洲岛中心大酒店已经开工。皇冠假日大酒店和香格里拉大酒店也已确定7月开工。
据称,光三亚一市,2009年重点项目总投资额将达到1111亿元。在2008年其他城市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三亚房产价格涨幅仍然高达10%以上。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35个主要监测城市中,海口居住地价涨幅11.69%,位居全国第三。目前,三亚市二手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5%,5月同比上涨10.7%,居全国首位。
凤凰岛神话
凤凰岛是一个在大海礁之中填出的人工岛。在改名之前,这个名为白排岛的小岛曾经荒芜了十几年,被三亚人称为“美女脸上的伤疤”。但在最近,这个面积36.5万平方米的小岛已经成为了三亚楼市神话的一个著名标本。
2010年1月11日,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获批的整整一周后,凤凰岛一期开盘,均价7万/平米,当天两栋楼700套房子全部被抢购一空。交定金的时候,这些客户连户型都不问。
不过,如果从涨幅与畅销程度来看,凤凰岛其实并不孤单。
1月23日,三亚新楼盘“克拉码头”开盘,当天热销3.67亿。一位来自浙江的投资客一口气买了10套。但这样的成绩,却被一位同行以惊奇的口吻感慨:“真想不通,他们价格怎么会定那么低,而且据说排了两三百个号,却只卖了一百多套。”
烂尾楼复活
第二热销楼盘,当数“擎天半岛”。
这个矗立在三亚友谊路上的楼盘原名三亚台亚国际航空广场,由一幢126米的31层主楼和一幢11层附楼组成,曾是三亚最高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最大的烂尾楼之一。
1993年6月,当中央实行宏观调控收紧银根时,房地产泡沫破灭了,这个标志性建筑原来的业主海南机场台亚实业有限公司也没能例外。
1996年,依靠贷款维持的台亚实业终于无以为继,该项目被迫停工。一停6年,一度成为吸毒人员的聚集地。直到2002年,这座著名的烂尾楼被三亚市政府公开拍卖,经过两次流拍,才终于被广东联华国际以3730万元收入囊中,性质也从综合商用改造为生活住宅。扣除掉原来停建期间的土地占用年限,其实际土地使用权只剩下57年。
2006年1月,三亚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改名“擎天半岛”。
在这波热潮来临之前,这座过去的烂尾楼曾因坊间传言其风水不佳而滞销。如今总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其主楼22楼以下和附楼整11层的房子以3.9万元/平米的高价迅速出货。剩余的房子,开发商选择压住不卖了。
“最牛售姐”年售楼13亿
一个售楼小姐一年能卖多少房子?最新的成交纪录是13亿元,按业界惯例大约能提成200万元。这是海南雅居乐清水湾一位售楼小姐2009年的销售成绩。
依照业界惯例千分之一点五到千分之二的佣金提成,该售楼小姐一年的佣金提成大约在200万元左右。如果税务部门扣个人所得税,估计也要扣税几十万元。
可是海南的业内人士对大家的惊奇见怪不惊:“依靠卖房提成和加入炒楼花,海南年入几百万元的售楼小姐并不在少数。”
以雅居乐位于海南陵水的大盘清水湾为例,其“星海传说”组团发售时正值“国际旅游岛”获批期间。当天推出600套房子,其中公寓均价1.7万元/平方米,别墅均价3.5万元/平方米,结果蜂拥而至的买房者仅用4个小时就一抢而空,许多人还感叹这房价太便宜了。
炒楼收入比提成更高
如果销售人员参与倒手炒房,那么其实际收入恐怕还不止这点。
这已不是秘密:海口、三亚许多楼盘的销售人员凭借掌握的资源优势,私下参与炒楼、倒房。有楼盘的销售人员,上午花2万元用自己或亲戚的名义签个认购协议,下午就以10万元转手卖给真正的购房者。这样,倒楼的收入将可能比售楼提成更高,且其收入难以估量。
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06年前,海南竣工房屋的造价成本为每平方米2000元以下。随着2007年建筑等成本提高,其造价成本也不会超过2500元/平方米。对比海南如今每平方米几万元的房价,楼市利润空间可想而知。
海南的房子是卖给全世界的
海南省从2006年以来65%以上的商品住房销往岛外,购买对象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等25个国家。
在逐利的开发商们眼中,海南居民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一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三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42元,以现在新盘动辄2万元/平方米的均价来算,一套90平米房子总价180万,一个三亚人不吃不喝要250年方能买得起。
“房价翻番、国际旅游岛,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1月这波涨价前就买不起房,现在更买不起。”对一位海南本地人来说,更感兴趣的是“大陆人”(注:大陆为海南人对内地的习惯叫法)为何这么有钱:“成千上万的外地人飞到这里,买几百万的房子 就像买白菜……”即便经历过10多年前的那场地产热,他还是没见过现在的阵势,仅仅是一个“旅游岛”概念,就有如此多的人趋之若鹜,在两周内把海南的房价炒到天价。
“目前海南楼市进入了新一轮开发高潮,尽管尚未出现整体性的严重泡沫,但个别区域和楼盘已经显现出了‘小泡沫’。”夏峰不无担忧地表示,如果海南再次出现房地产泡沫,对整个海南经济将是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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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旅游岛战略出台始末:争论20年达成共识
关键词:旅游岛
问:自 1988年建省以来,海南曾先后寻找过很多发展道路,从建“一线管死、二线放开”发展模式的设想,到洋浦开发区、特别关税区、南海开发战略基地、综合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在此期间,您一直是亲历者。您为什么提出“国际旅游岛”这条路?
迟福林: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当时邓小平同志的大思路是,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建立特别关税区。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出现了房地产过热。这是海南严重的历史教训,1993年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到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忘记,教训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在此期间,海南的发展进入了低潮时期。
90年代中期以后到上个世纪末,在我国即将加入WTO,区域性开放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的大背景下,为寻求海南走出一条新的开放之路,2000年,我提出以海南旅游产业开放来拉动产业升级,国际旅游岛就是个突破口。2001年,我第一次提出国际旅游岛的思路,作为海南在新时期的发展战略。
问:您说过,海南最终的前景还是自由贸易区,那么国际旅游岛是什么角色?
迟福林:是的,海南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有三策。第一种方案是理想方案,以亚洲为背景,建立规范意义的自由贸易区;第二种就是以和平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和两岸经贸合作为背景,建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区;第三种是以建立国际旅游岛为重点,推进海南岛国际化进程。显然,国际旅游岛是第一步,也是比较务实的一步。
关键词:房地产
国际旅游岛能不能做好,一大焦点要看房地产业能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如果疯炒一阵房地产,最后造成房地产新一轮泡沫的话,国际旅游岛就要大打折扣,甚至是失败的格局。
《意见》中提出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安排思路相当清晰,如果我们能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保持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科学规划房地产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这样海南不会产生1993年那样的泡沫。同时对政府一定要有约束,不搞短期行为,不追求短期的土地收益。
问:博彩业有没有可能在海南突破?
迟福林:关于博彩业,我认为是一个大概念。既包括我国本来就有的体育彩票等,也包括国外及澳门的赌场业,既有公益性的,也有营利性的,既有福利性的,也有收益性的。不能一说到博彩业就和赌博划上等号。海南的博彩业还是必须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前提下发展,按照《意见》,我理解是发展和旅游文化体育相关的博彩业,国际通行的博彩业,应该是没有问题。
将来国家在博彩业的发展上有进一步的开放措施,海南在国内先行一步完全有可能。
关键词:第一次提出试点省概念
问:即使在您的报告里,对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的定位也经过了一番调整。
迟福林:最大的变化是,为适应从区域战略到国家战略的改变,已经从最初重点提出的“放航权、零关税、免签证”调整为“开放、发展、绿色”目标。
正因为涉及国家部署问题,对于海南未来的发展,我们就不能光以GDP来衡量,更多地要放在国家的角度去看。
夏锋:《意见》中说的“试点省”值得注意,把一个省作为试点的提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还有很多深层次的体制突破埋藏其中。
《意见》中说,海南要作为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省。这其中是否包括作为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含义?如果能借此加大中央对海南的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把过去以GDP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而转向对实现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倾斜,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赋予地方福利。相关的还有干部的考核机制等等。
我认为这才是建设“国际旅游岛”背后深层次的体制突破。(据《广州日报》)
民国时期
孙中山:首倡开发第一人
孙中山的理想:
开发海南在于巩固海防、启发天然富源、文化政策、国内移民、便宜行政。
民国时期,最早提出开发海南设想并形诸文字的人,是孙中山。
孙中山之期治海南,源出台湾。
海南与台湾,时人比喻为我国“东南二眼”,在地理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且从资源而言,海南要富裕得多。因为可耕之地,台湾仅占全面积三分之一,而琼崖则为五分之四。另外,台湾以糖为主要产品,而琼崖除糖业大有希望外,尚有矿产、树胶、咖啡、椰子等热带产品,为台湾所不能生产者。然而台湾自1885年中法战争后建省,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之后,其经济面貌已非海南所能相及了。孙中山1912年游过台湾后,感慨万千:“日人经营十年之久……昔者硗确(硗确音敲雀,瘠硬多石的土地。编者注)之区,今变为膏腴之府。”
把海南开发与台湾相比论,这是国人的惯性思维,也是一种难以言述的家国之痛。但从另一方面,也能佐证开发海南的前景,加强国人的信心。
1912年孙中山领衔发布的《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说:“夫台湾一岛,其幅员与琼州相等,自日本经营之后,每年岁入数千万。倘琼州改为行省,数年经营之后,其收入必有可观,无庸疑也。”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广州回沪。至1919年这段时间,他深居简出,在宋庆龄的照顾协助之下,发愤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后与在1917年完成的 《民权初步》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在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担当了资料员、抄稿员和翻译。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说,“海南固又甚富而未开发之地也。已耕作者仅有沿海一带地方,其中央犹为茂密之森林,黎人所居,其藏矿最富”。
在此前后,孙中山多次提出海南建省问题,并陈述其理由。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最早开发海南的书面计划。
由于孙中山的积极倡导,海南岛丰富的资源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一时间,海内外官方的、民间的有识之士以及学者、华侨团体等纷至沓来,对海南岛进行调查和考察,发表许多开发建设海南的积极言论。
海南民国时期的两次“改特”
第一次“改特”:1931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通过任命伍朝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并通过孙科等人的提案,划海南岛为琼崖特别区,1932年3月任命伍朝枢兼特区长官。因陈济棠作梗,不久流产。
第二次“改特”:1948年8月15日,蒋介石南京政府立法院通过决议,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蒋介石于1949年1月18日任命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张坚辞不受。后陈济棠于1949年4月就任。
伍朝枢:派系
广州国民政府开发海南的目的:
海南比较不易受军事影响,足为三民主义之实验场,应遴选党中忠实同志,授以全权,假以25年之期,责令实施三民主义。
1931年,设立琼崖特别区
早在1928年,众多的琼崖有志之士创建了一个“琼崖建设研究会”,目的是推动琼崖改为“特别区”。他们认为要想建设琼崖,非把琼崖改为“特别区”不可。因此他们提出研究孙中山的琼崖“改特”理论,以期推动琼崖“改特运动”。
这一设想到了1931年底,几乎得以实现。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依靠“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反对蒋介石,形成了国民党内宁粤对立的局面。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宁粤由对立转向合作,粤方取消国民政府。但为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取消之前通过一项决议,改海南岛为特别区。理由是海南“比较不易受军事影响,足为三民主义之实验场”,建议“遴选党中忠实同志,授以全权,假以25年之期,责令实施三民主义”。
1932年3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伍朝枢为特区长官。
伍朝枢上任
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1日于岭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勉励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做大官”,这是孙中山自己推崇的处世之道,而伍朝枢是曾得孙中山手谕赞赏的“做大事而不做大官”的一类人。
说伍朝枢,要从其父伍廷芳说起。
伍廷芳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是中国自费留学第一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大律师。后回香港任律师,是获准在英国殖民地开业的第一位华人律师,又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洋务运动中,伍廷芳曾出任李鸿章幕府的法律顾问,曾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1922年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逃出火海的80岁的伍廷芳坚持登上楚豫舰,对孙中山说:“恐怕我没有替你出力的时间了。”几日后,伍在陈炯明的炮火声中惊愤成疾,弥留之际“无一语语及家事”。
伍朝枢没有辜负父亲的栽培,以23岁出任武昌军政府外交司司长、24岁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会长的高起点,历任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外交部长、驻美公使、中国派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等职,与伍廷芳成为一对罕见的杰出的“父子档”外交家。
整体上看,伍朝枢一生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外交领域:力主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参加了第一次对列强说“不”的巴黎和会、照会西班牙公使废除了到期的不平等条约、与美谈判争取到了列强第一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中美关税新约”、作为全权代表出席国际联盟会议并成功说服列强承认中国废约的合理合法……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他神采卓荦而有威仪,才气过人而富风趣,对国际公法信手拈来,雄辩滔滔,游刃有余。在国内也长期致力于推动保障人权方面的立法,是国内提倡人权立法第一人。
但从伍朝枢的夙志看,他似乎并不满足于仅做外交家,对高官权力也不太感兴趣,而是更多地希望到边区基层切实搞好一个小地方的建设。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施治困难,中央与地方必须同步发展才容易强国。早在1924年在广州任外长时,他就曾向孙中山提议让他去开发琼崖(今海南),孙中山十分赞赏,但终因时局变动未能成行。
伍朝枢此次被任命为琼崖特区长官,也算是得偿夙愿。他辞去了司法院院长和广东省主席一职,说,“愿得一弹丸地,从事下层工作。”于1932年3月,在广州就任琼崖特别区长官。
同年5月27日,西南政务委员会修正公布了《琼崖特别区长官公署组织条例》,规定特区直隶于国民政府,从长官公署的组织和职权来看,它的权力与一个省政府不相上下。
伍朝枢就职之后,一面根据《条例》组织公署班底,一面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求拨发经费50万元,积极准备走马上任。
英雄洒泪别琼崖
就在琼崖特区紧锣密鼓地筹备之时,“南天王”陈济棠发难了。他不能允许自己治下的广东被“活剥”去一块儿。于是派兵进驻琼崖,以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地阻止琼崖特区成立和伍朝枢到任。伍朝枢只好辞职,离开了广州。
1933年,陈济棠在海南设立“琼崖绥靖区委员公署”,命陈汉光兼委员,“琼崖特别区”至此无疾而终。
伍朝枢从此淡出政坛,到日占区绥远等地调查考察,到各地名山大川游历。也许这是伍氏欲整理思路和静待机遇,不想在1934年,他因脑贫血猝死于香港,享年仅47岁。
乡土情怀先辈遗志
宋子文:掀起开发新高潮
宋子文的理由:
希望与各位同乡,共同努力,为桑梓谋幸福,为党国辟富源,建设一个新琼州。
宋子文力主开发海南,除了对海南本身地理经济地位的清晰认识之外,还有两大原因。一是乡土情怀使然,二是实现孙中山及父亲宋耀如的遗志。
还乡:重续香火
1936年12月2日上午,宋子文、宋子良兄弟一行浩浩荡荡,分乘3架飞机,从广州飞往海口,开始了他的首次还乡之旅。这时距离他们的父亲宋耀如1918年去世,已经有18年;距离宋耀如1886年回乡,则是整整50年。
宋耀如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海南文昌。此次家乡之行,不是纯粹的还乡之旅,而是对开发琼崖实业、对故乡未来抱有无穷希望而来,所以宋子文尚未踏上故土,便热情发表开发琼崖意见,让各方充满期待。
规划:胸有成竹
11月26日,琼崖旅省同乡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欢迎宋子文、宋子良兄弟。宋子文讲话,说他开发琼崖计划有二:(一)由海口至内地及矿山,应有健全铁路。(二)开放投资。
由于肩负开发琼崖的使命,随宋还乡的除了亲属,还有广东的军政要员、穗港的银行家及铁路建设专家等。因为在海南修建铁路是宋的一个重要设计,因而随行的曾养甫特别让人瞩目。因为他就是一个铁道专家,曾主持兴建钱塘江大桥、浙闽公路、浙赣铁路等。在1936年秋任广州特别市市长、黄埔开埠督办之前,曾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铁道部政务次长兼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等职。
迟到:妙语解题
宋子文还乡,先在海口住了一晚,次日乘飞机环绕全岛一周,然后才坐汽车回文昌。
由于乘飞机环游琼岛,延误了回文昌的时间,因此在见到从清晨就热情守候的父老乡亲时,宋子文无不感慨地说:“今天承大会宠招,原定2时到达,因沿途耽搁,到文昌时已迟,劳各位同乡辛苦等待,十分抱歉。所以耽搁的缘故,为是乘飞机环绕全岛一周,且飞越五指山观察形势,多费了时间。但因此回想到从前意欲环绕全岛一周,并登五指山,非一两个月不能完成,今天3个小时竟可如愿达到,由此可以证明从前所办不到的,现在必能办到;从前非常困难的,现在轻而易举,是开发琼崖最确当最良好的一个比喻。”宋子文这个比喻真是太恰切精当了。在这最亲情的时刻,有了最深情真挚的表达,而又是如此恰当妥贴。
讲话:雄心勃勃
宋子文在文昌县举办的欢迎大会上讲话,当时,他只42岁,颀长身材,脸圆略胖戴眼镜。他用国语说:“同乡们:父亲嘱咐,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现遵父之嘱,兄弟第一次回故乡,同父老兄弟众乡亲见面,非常高兴。”
宋子文提出开发琼崖有三大障碍:第一障碍是治安问题;第二障碍是政治问题;第三障碍是交通问题。
就交通问题,宋子文说:“我们知道开发任何区域,最大关键,首须解决交通问题。琼崖沿海,现无海港建设,腹地更无铁路运输,兄弟此次与余总司令、铁道部曾次长、宋厅长、黄专员,几度讨论,已将交通基本计划,定有办法。且琼崖的开发,与全国国防上、经济上,有重大联系,用各省的财力,来帮助完成交通计划,一定可以办到。”这里传递一个很重要信息:回海南之前,宋子文与曾养甫、宋子良、黄强等人已经“几度讨论”琼崖交通建设问题,而且已“定有办法”。
据周成泰回忆,在宋子文还乡成行之前,早就授意香港的琼商父老们,组织一个先遣考察组回到海南,开展对建环岛铁路的可行性调查研究。1936年11月间,周成泰受托带领香港考察组抵达海南,日夜兼程,从海口出发西行,沿途经过金江、那大、八所、三亚、陵水、万宁、嘉积、文昌等地环岛进行考察,草拟了一个环岛铁路策划报告,准备宋子文回到海南时当面汇报,以便决策。在宋子文离琼后,周成泰和考察组人员,仍然再去三亚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因时局变化,修环岛铁路一事,只好作罢。
影响:一跃千丈
事隔10年,1946年12月14日在上海中国银行接见新闻界发表谈话,谈到此行曾往海南岛视察,以该岛有热带物产,开发后可挽不少漏卮,至于开发计划之最要者为:(一)开辟海南港,(二)建筑铁路,约需费2500万至3000万元。
宋子文视察海南,让海南迎来历史上最受看重的时刻。时人对宋子文视察海南的评价与期望都很高。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27日,他再次偕张发奎、罗卓英、陈策、蔡劲军等飞琼崖视察。
由于这两次视察,及后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纷纷视察,琼崖地位“一跃千丈”。1946年1月,廖逊我在《海南心影》一书中写道:“人们不但希望今后的琼崖要成为广东的富源,而且要成为国家民族国防经济的支柱。”
陈济棠:“新海南”惆怅落幕
陈济棠的愿景:
建设一个新海南,使其达到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经济新生。
“特区长官”四易其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已经做好放弃大陆、撤退台湾的各项准备。“准备”之一,就是把海南岛建成重要的反共基地。“配合国际情势之演变,而恢复本党之基业也。”
“主题”既定,第一要务即构建人事系统。蒋没想到,这“特区行政长官”一职的选定,经历了许多波折。
第一人选,是他的亲信,当时已被他任命为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提名的张发奎。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同盟会成员,北伐先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职,参加指挥淞沪战役、武汉外围战等战役。日本投降后,任广州地区受降主官。
按理说,张发奎是海南特区行政长官的理想人选。他对建设琼崖一度信心十足。抗战胜利后,他视察海南,表示相信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能使琼崖成为现代化的国防基地。1949年7月,张发奎辞职去香港时带走的文件中,有他1937年至1947年的日记,还有一份《海南岛资源与建设计划》。
然而张却明确表示辞不就任。
根据曾任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部制外少将、高级参谋的海南文昌人林荟材的回忆: “张发奎提出要‘有兵’、‘有粮’、‘有权’等一系列先决条件,但未获解决,认为在此局势下,事不好办。国民党中央只好另行物色海南长官人选,而调张为陆军总司令。”
第二人选是李汉魂。
李汉魂(1895-1987),字伯豪,广东吴川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6年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并由中校参谋长晋升为中将师长。1938年秋广州沦陷后,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主席等职,在安定粤北政局、招抚流离难民方面,政绩卓著。
2月8日行政院经决议授予李汉魂“琼崖特别区行政长官”。
李汉魂任海南长官的消息公布后,代总统李宗仁凑了个热闹——2月14日,李宗仁表示,意欲请李汉魂就任总统府参军长。
李汉魂跑到台湾去找陈诚拿主意,而陈诚的态度很让他“怅惘”。他本来是想问问两职如何取舍,并就台琼同仇敌忾联合作战与陈商讨的,可是陈诚除了冠冕堂皇地表示“宜赴琼崖”外,对他的想法根本不以为然。李汉魂“察其真意”,才发觉陈已经对大陆局势彻底失望,准备固守台湾了。这个态度对李打击太大了,他本来是准备寸土力争,死守琼崖,以冀扭转全局的。
不能与蒋系“同舟共济”,李汉魂放弃出掌海南的打算,接受了李宗仁的任命。3月2日,李汉魂飞南京,就参军长职,后又任内政部长。但他此时已是意兴阑珊。同年辞去职务,移居美国。
李汉魂把这块“烫手山芋”扔给了自己的老搭档、广东军人邓龙光。
邓龙光(1896-1979),别号剑泉,广东茂名人。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副主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据林荟材回忆,李宗仁为此,曾于2月20日亲自从南京飞到广州,当晚即在法政路官邸接见邓龙光,征求邓对出掌海南的意见。邓龙光同样以“兵”、“粮”、“权”没有如愿要到手,认为“官可做,钱不可出”,辞不受命。
但是,有内幕消息说:“在CC导演下,曾三省领衔发表了反对邓龙光的电报,邓龙光吓得不敢上任,桂系的计划落空。”曾三省是海南籍国民党要员。
这时,陈济棠出现了。
陈济棠“买官”
与前三位情形相反,陈济棠是执意出任,却遇到许多留难。
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
一是南京琼崖旅京同乡会、上海海南旅沪同乡会,在获悉陈济棠将任海南特区公署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主任委员消息后,认为陈氏昔日主粤,政绩欠佳,而且曾经叛离中央,屠杀了琼崖许多优秀青年,斯来主琼,恐非桑梓之福。于是分别召开旅京、沪同乡会,一致主张:(一)通电琼崖各县表示反对。(二)派代表谒见李代总统,请求收回成命。
二是当时一股主张“琼人治琼”的潜势力。
据林荟材的回忆,海南籍的国民党人士,是以“琼人治琼”的主张,争夺海南岛的统治权。
2月27日,琼崖16个县的参议会及琼崖各界先后致电李宗仁、孙科、余汉谋,表示欢迎张发奎、李汉魂担任琼崖特区行政长官,否则愿以“琼人治琼”,“其余人士,均不欢迎。”
陈济棠在如此剧烈的反对下得值,支持力量有四。
一, 握有军事实权的桂系首要李宗仁和白崇禧,对“琼人治琼”不感冒。
二,陈济棠出长海南,是李宗仁的决定。
当时盛传陈济棠是“拿钱买官做”。林荟材回忆说,1949年7月,他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李宗仁的近随林茂,答案是:在目前局势下,政府财政支绌,新设一个机构处处需财,向华(张发奎)要有权、有兵、有粮才愿意搞;伯豪、剑泉也是这样,因为这些问题不易解决,他们都坚决请辞。只有伯南(陈济棠)认为海南大有可为,表示愿意自筹经费,不需中央财政负担,自供自给;不需中央一兵一卒,但保自卫。时局至此,谁愿输将,共赴时艰?连子文等也准备到海外作寓公去了,除了借重伯南,还有什么办法?
三,陈济棠出掌海南,暗中有国民党实权人物宋子文的支持。
陈济棠总结他“两广事变”失败的原因,就是“我过去所以失败,原因固多,而以政治上的失败为主”,“广东有地位的军人如薛伯陵(岳)、余幄奇(汉谋)等,所以能站稳脚跟,都因会走政治路线。伯陵依附陈诚,幄奇投靠何应钦,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站住脚”,也必须有个强有力政治靠山。因此他下定决心与宋子文拉紧关系,由其老部下何荦(广东徐闻人)通过宋子文的文昌老乡、蒋介石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和香港富商周文治进行。关键时刻,果然。
四,蒋介石属意陈济棠。因为蒋介石同意起用陈济棠,目的是为了分化“两广合作”。而李宗仁任命陈济棠出掌海南,就是桂系谋求“两广合作”的部署。陈济棠成为两种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
建设“新海南”
出任海南行政长官的命令发表后,陈济棠为了缓和海南人士的反对情绪,对其地人事,进行分赃。除财政、税收、矿务、建军等方面大权由陈济棠独揽外,行政、教育等部门,则由海南人士中遴员充任,让海南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能分到一杯羹。并提出“安定”海南人心的四大治琼方针。1、原任各县县长一律照旧供职,不予更动;2、地方税捐全部归公,用于建设地方事业;3、希望琼籍人士向南洋华侨鼓吹,投资建设琼崖,开办矿务;4、准备建筑环海公路,并继续完成榆林港的建设。
3月29日,“奉总统府简派状任命”的陈济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宣誓就职,随即搭乘陈纳德的专机飞往海南。
陈济棠在4月1日的就职演讲中,提出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经济新生,为建设新海南之方针。这个“新海南”,当是他治粤时“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广东”的主张,在海南的翻版。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仍想在海南“大展鸿图”。
“见危受命”,却是大势已去。一年后的4月20日前后,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的炮声中,陈济棠从榆林逃到台湾。
说起来,陈济棠人生“起点”还是从海南开始,却是失意离开。那是1914年前后,他刚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来到海南,投到琼崖镇守使黄志桓部当教练员。有一次,黄志桓到操场阅操后,对人说:“陈叫口令叫得鸡声鸡气,怎能当教练呢?”弄得陈济棠因此辞职,返回广州。三十多年后的“海南王”,又是从 海南败逃台湾,但这一去却是客死他乡,不再回来,历史的戏剧性如此。
主要参考资料:
钟一《1936,宋子文还乡海南的前前后后》
《1949,海南特区长官之争的台前幕后》
李宗仁夜会陈济棠
陈济棠1936年前的七八年间,是广东权倾一时的“南天王”,闻名全国的地方实力派。“两广事变”失败后,基本处于赋闲的“寓公”状态。
李宗仁上台后,提出一系列和平主张。蒋介石为阻挠和谈,唆使行政院长孙科擅自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使李宗仁成了“空头”总统。李宗仁在任职的第二天,即从南京飞抵广州,解决行政院擅自南迁的问题。这一天正好是陈济棠的生日,李宗仁获悉后,当即写了一副“如冈如陵”的寿屏送给陈济棠,当晚又亲临陈公馆致贺。这样一来,李宗仁对陈济棠突然有了新的发现,他觉得“陈氏那时虽然仅有国民党中委一个空衔,并无实权,但他在广东的人缘不错,广东将领如余汉谋、徐景唐、李扬敬、李汉魂均出门下,潜势力依然很大,在西南半壁摇摇欲坠的情况下,陈先生也是个可与有为的人物。”当晚李、陈两人闭门长谈了两个小时,“对华南的防务,和陈氏的出处,有了一个完满的决定”。
李宗仁情系海南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非常重视海南,桂系一直谋划将海南岛作“第二台湾”来经营。1949年7月28日,已是内政部长的李汉魂偕李宗仁飞抵海南,与陈济棠密谈桂系拥兵南撤、退居两广及海南的打算,并计划把国民政府迁到海南。到11月16日,李宗仁又乘专机飞往海南岛视察,冀以“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
可能海南情结太重,1965年7月李宗仁从美国回到祖国后,特意一再坚持要到海南参观访问。1966年2月10日,李宗仁一行终于得以从广州飞海南岛,开始作1000公里的环岛旅行,至18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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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开发海南”
宋子文“视察”之后,陈济棠“建设”以前,海南岛上还来过另一批“开发者”——侵华日军。
1939年2月10日,日军悍然在海南岛北部登陆,开始了对海南岛长达6年的统治和掠夺。
日本攻占海南岛,军事上,可以在海南岛建设航空基地,从而通过空中打击,切断中国沿海的近海交通要道。同时,海南也可以作为日军“南进”基地。政治上,日本人首先谋划的是如何把海南岛变成一个独立区域,然后再在合适时候从中国政区分裂出去。他们曾设计在海南实行总督制,即其侵朝、侵台后实行的制度,其领土野心昭然若揭。
而最能立竿见影、最实惠的,那就是经济掠夺了。
矿产品的掠夺是日本在海南岛的资源掠夺政策的核心。根据文献记载,日人很迅速地发现了两大铁矿:石碌和田独,前者储量近7000万吨,后者则有500万吨,且所含的赤铁、磁铁俱在60%以上。另外,昌江的金,那大洋龙的锡,石碌的铜铁,阳江的钨,羊角岭的水晶……海南岛无尽富藏,尽入日军掌握。
为了掠夺这些财富,日本人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以石碌铁矿为例,围绕其“开发”,日本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修铁路、建八所港、建发电厂以及其他配套设施。成万的中国苦力,在不到三百日本技士的指挥下,一片以东京利害为依归的国防工业便蓬勃发展起来。1942年4月,日本轮船首次运载1000吨石碌铁矿石驶向日本。1943年5月,日本运输船松江丸号在一天之内就装了7250吨矿石出港。日本对石碌铁矿石的建设规模首期为100万吨开采能力,紧接着又建设300万吨生产线。日本共开采石碌铁矿石达69万吨,运走41万吨。
日本人还对三亚的田独铁矿进行掠夺,自1940年至1944年,共采掘了约270万吨。此外,还开采屯昌羊角岭水晶矿,大量掠夺其他矿产资源如钨、锡等。
1990年代
1990年代:海南,一堆烂尾楼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从广东省脱离,成为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
《海南日报》特意出版了号外,满城人奔走相告,街头巷尾舞狮敲锣,鞭炮齐鸣。
海南从一个“海外孤岛”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人们感觉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深圳的成功就在眼前,也让无数错过上一班特区列车的人对此充满了期望。20万“南下大军”浩浩荡荡,奔赴他们淘金的“理想国”。
三条“致富”路
现成的“路”有三条。当时建省后要发展,要发展就向国家要政策,于是特殊的出口政策、开放股市、房地产政策就成为海南的三大争取目标。
海南要到了特殊的出口政策,从而也出现了大批进口汽车转运到内地的牟利行为——“走私”。在上世纪80-90年代,“走私”是热度堪比当今“房价”的热门词汇。一位亲眼目睹者说,“那时的走私车直接从海船上拖下来,沿着沙滩由拖夫拖到岸上,一人拖一辆车给200元。这对内地来说可是个大数目。”后来,当海关把这种经营当作走私查究之后,走私发财的路断了。
曾传要在海南建一个股市,终因当时缺乏专业经营股市的人才等原因作罢。“沪深两地股市已经足够,不能再添一个海南,否则还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幸亏中央没有松口”,一位经济学家说。
股市和走私被堵,房地产开发就成为发财捷径。
事实证明,这个捷径一旦被开发,宛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狂热房地产
刚开始,海南发展房地产业的确也有其道理:一夜间涌入海南的人实在太多了。用当时跑到海南淘金的潘石屹的话说,1989年他坐船来到海南时还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夜之间,岛上已经涌进了15万人。而彼时的海口人口不到23万。
1992年海口一间100平方米的普通公寓,租金可以高达2000元。这给了海南拼命盖房子的理由。
于是,发生了这些真实的故事——
第三个卖房子的后悔得直抽自己耳光
早年的三亚市,主要分为两大块, 河西和河东,河西比较大,是老区,河东比较小,是新开发区,市委和市政府都在河东,大概是在1986年前后,政府开发了河东的商品街,那都是像北京的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好象每栋1万多元吧,具体情况记不清了。1992年的3月份,有人卖了一套,价格是7万多,房主很高兴:白住了这么多年,还赚了几万块钱。过了不到一个月,同是在商品街,同样大的房子,有人就卖了12万多,第一个卖房子的就后悔了,第二个卖房子的就笑第一个卖房子的人:看看, 晚卖一个月,就多赚5万块,这么好的生意去哪里找?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同样是在商品街,同样大小的房子,第三个人卖了21万多,这位老兄高兴的不得了,直接把零头给了介绍人。又过了不到20天,同样大的房子有人就卖了30万,30万哪,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的感觉,第三个卖房子的人就后悔的直抽自己的耳光了。到了1993年初,价格已经到了60万左右了,而且还是有价无货。
在大街上睡一夜挣七万的家伙
比起海口,三亚还真算是“小巫”。
有一个四川人,来海口没工干没地方住, 就躺在一家公司的门口睡着了,谁知道那是家房地产开发公司,那天正好房子要开盘,排队的人在那家伙的背后排成了一大溜,人家都以为他也是为了买房子才来这里排队的,这位老兄睡醒后想走,马上后面就有人拿着钱来买他的位置,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又有几个人手里拿着钱往他手里塞,也说要买他的位置,于是, 一场自发的买位置自由竞拍开始了, 你有钱我更有钱,谁怕谁,最后,一个哥们儿以7万元的价格买了那位当时被称为盲流睡觉的位置,那个幸运的家伙手里拿着七万块钱在人们的哄笑声中清醒过来,确实是真的,发财了。
大户“炒地”
平民百姓赚钱的途径,在“大户”那里就不值一提了。
炒卖土地是最快的暴富手段,许多楼盘一拿到报建批文就登告白,连地基还没有打,价钱就已经翻了几倍。有个松雷大厦,炒卖了17手,最后楼竟然还没完工。
“那时候拿钱容易得很。有关系的没关系的,一个电话过去,银行的职员就会来到你的办公室,一天内办好所有贷款手续,然后2000万到手了。”有亲历者绘声绘色地形容当时的投资过程,在拿下2000万资本后,这位投资者买下了一栋海口的大楼,然后再以2600万的价格卖出去。当时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银行资金、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总数不下千亿。
现而今的地产大鳄,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当时也在海南掘金,用他的话说,那是“每天过年,夜夜娶亲”,“数钱数到手抽筋”房地产流行的口号是“100%利润的项目我看不上”。
一堆烂尾楼
潘石屹嗅到了空气中那股危险的气味。
1992年年底,潘石屹用5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在规划局看到了“内部资料”。这一查,让潘吓了一大跳。当时海南省有18000家房地产公司,可是海口当时本土人口不到30万!海口市整个报建面积除以该市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人均面积达到50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的人均面积才不过7平方米。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天要塌下来了!”潘石屹说,“没有任何需求支持的供给,这不就是泡沫吗?”冯仑也从另一个角度嗅到了海南楼市的危险气息:平均每80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这些公司当然不都是为了盖房子。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古老游戏,他们手里传的是地皮。
冯仑说:“海南的房子炒得有点过火了,形势不妙,我们该收场了。北方地盘大,有发展空间,我们得去占个先。”
之后,潘带着在海南赚得的第一个100万元及时撤离,去北京寻求发展去了,才有了今日soho中国的疆土。
潘石屹现在只在北京、上海的繁华地段做项目。他说:“房地产业不应该是一棵参天大树,它应该是爬山虎:只有工业、农业、旅游等各行业发展起来,房地产才能发展起来。”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
1993年6月23日,当最后一群接到“花”的玩家正在紧张寻找下家时,终场哨声突然毫无征兆地吹响。当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银根全面紧缩,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热顿时被釜底抽薪。
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银行顿时成为最大的发展商,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当银行开始着手处置不良资产时,才发现很多抵押项目其实才挖了一个大坑,以天价抵押的楼盘不过是“空中楼阁”。更糟糕的是,不少楼盘还欠着大量的工程款,有的甚至先后抵押了多次。
即使是已经建成的抵押项目,由于泡沫破裂后,项目大幅贬值,其处置难度也超过想象。据统计,仅建行一家,先后处置的不良房地产项目就达267个,报建面积760万平方米,其中现房面积近8万平方米,占海南房地产存量的20%,现金回收比例不足20%。
一些老牌券商如华夏证券、南方证券因在海南进行了大量房地产直接投资,同样损失惨重。为此,证监会不得不在2001年4月全面叫停券商直接投资。
那轮地产泡沫,最后留给海南的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多亿元积压资金,当时仅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多亿元。只有不到1%的地产公司活了下来。每平方米房价从1993年最高时近万元,到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房价跌到七八百元,全国到海南炒楼的资金套牢达数千亿元。
那波房地产风潮需要这个新建省区花掉10年时间来消化。
海南
1、1988年4月13日,海南“生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这个日子被定为海南省的生日。
海南建省,给人们以新的期望。为了理想,10万人才过海峡。新的名词应运而生——大学生面馆、人才饼及大陆人。第二年,一句名言广为传播:留下来是勇敢者,离去的是明智者。
2、1989年,洋浦风波。
张维,原深圳大学校长。这年全国两会期间,他联合10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中央制止海南的“卖国”行径——海南正准备把一个名为洋浦的地方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境外的大财团。
张维说,这个30平方公里的地方将成为新的租界——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充满耻辱的字眼。
举世瞩目的“洋浦风波”由此而起。
同年4月28日,邓公发话: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人士说清楚。
洋浦还是被拖延了。直至1992年3月,洋浦经济开发区才出生。
洋浦之争,迄今未有定论。
3、1991年,海南省政府成立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
《海南省股份制企业内部发行股票试行办法》和《海南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制试点暂行办法》相继出台。
该年底,海南5家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在以后的狂热中,这被命名为“老五家”的股票引领了一场又一场的资本翻腾。
在这场股票潮中,构成中国证券史上最严重的证券欺诈案的“琼民源”及其老总马玉和成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4、1993年,海南航空成立。
这是全国首家股份制地方航空公司。当时的1000万注册资金还不够买一个飞机翅膀。
同年4月,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实施,“烂尾楼”成为海南的历史名词。现吉利汽车老总李书福这一年,损失了3000万,从此发誓不碰地产。
5、1995年8月,海南发展银行成立。
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以解决省内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投资房地产而出现的资金困难问题。但是这一亡羊补牢之举并未奏效。仅仅两年零10个月,海南发展银行就出现了挤兑风波。1998年6月21日,央行不得不宣布关闭海发行,这也是新中国首家因支付危机关闭的省级商业银行。
6、2001年,博鳌和陵水。
小渔村博鳌,一个离海南的省会海口市100多公里的小镇,成为“亚洲的博鳌”。从是年起,每年都会聚集着亚洲各国的政要,他们讨论的是宏大的亚洲的出路问题。
同年4月,中美飞机在南中国的天空中“相撞”。中国牺牲了一名飞行员,美国的飞机迫降于陵水县城。
因为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海南名播天下。
7、2003年12月,三亚选美大赛。
这是世界第53次世界小姐选美大赛,该是中国第一次。
虽然人们常批评这个地方不出产美女,但从海南走出了三位“国母”:宋庆龄(孙中山的夫人)、宋美龄(蒋介石的夫人)和谢飞(刘少奇的夫人)。
8、2010年,国际旅游岛战略。
1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
《意见》提出建设发展六大战略定位,即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
国际旅游岛的首倡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此《意见》解决了海南在产业发展方向上的长期争论,解决了海南的区域发展定位问题,终于让海南找着了“北”。
幕后故事>>
雷宇与1984海南汽车走私事件
□文/吴晓波
从1984年6月起,孤悬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岛突然成了一块骚动的热土。年初,邓小平南下,他针对海南说过一句话,“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此言被当成中央精神传达。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
当时,国务院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出乎他预料的是,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地变得不可收拾。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两千多辆,到7月份,区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甚至部队也参与了运车出岛的大行动,海军动用军舰,以调防名义,把汽车全部换上军用车牌,到湛江卸船后,把军用车牌拆下,拿回海南继续运第二批。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层层,一望无际。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雷宇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雷宇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卸下。
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纪委、中央军委、国家审计署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
雷宇被撤职,后转任广东一个农业县的副书记。从被降职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时候,他常常与客死海南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并论。1996年,当他61岁的时候,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的职位上主动退下来,并声称回家侍奉九旬老母亲,由此再成新闻人物,一时颇受社会舆论的同情。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胆,与当时改革派急于求变的心态是分不开的。他到海南到任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邓小平南巡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
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悠悠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让海南成了一个“无右岛”。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三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
然而,从制度的角度看,海南事件无疑是开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变革逐渐滑向对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虚设。任何行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创造性破坏,这种做法一直得到默许和宽容。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制度的漠视与背叛甚至在道德心理上竟变得高尚起来,其后果则是整个社会环境日渐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线被轻易击穿。
社会舆论对雷宇的评价,最生动地体现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观念紊乱和制度悖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官员和企业家们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判断一直非常迷乱,甚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阶段性,最终,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没有“受贿”这个具体的细节上。殊不知,一个官员的决策行为或企业家的商业活动是否违法,与其个人有否受贿,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关联。
对于海南汽车走私事件,雷宇个人的观点非常独特,2004年3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错误,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这是事件观察的另一个角度。换言之,如果政府得益很多,便可以视制度与法律于无顾吗?在这种逻辑之下,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和特定资本的拥有者,其争利于民的角色便显得非常的鲜明了。
雷宇晚年定居广州,1999年,有记者登门采访时看到,午饭之后,他与99岁的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宛若老僧。(据2008年09月《经济观察报》)
2010年代
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旅游岛”成了地产岛
在1月4日“国际旅游岛”获批后的5天内,整个海南省商品房销售量达到了171.12亿元——它是2008年海南全年的商品房销售量总和!
海南水暖地产先知
一年前,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将正式上报中央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份蓝图里,零关税、博彩业、免签证、开放航权……诸多优惠政策给了这个曾经“特区不特”宝岛以美妙的想象空间。
国家的正式批文还没下,地产商已捷足先登了:一些飞机杂志上的广告,全是海南楼盘,其中不乏鲁能、富力、雅居乐这样的大开发商。而土地一级开发商、酒店管理公司的名单中则不乏海外大鳄,土地开发商有香港盈科地产、香港保利集团、上海家化集团、美国泰威集团、新加坡星狮集团、中粮集团等。在2009年5月29日当天,三亚海棠湾有包括费尔蒙大酒店、索菲特大酒店、逸林希尔顿大酒店、威斯汀大酒店在内的10家超五星级酒店同时开工。此前还有凯宾斯基酒店、万丽酒店、蜈支洲岛中心大酒店已经开工。皇冠假日大酒店和香格里拉大酒店也已确定7月开工。
据称,光三亚一市,2009年重点项目总投资额将达到1111亿元。在2008年其他城市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三亚房产价格涨幅仍然高达10%以上。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35个主要监测城市中,海口居住地价涨幅11.69%,位居全国第三。目前,三亚市二手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5%,5月同比上涨10.7%,居全国首位。
凤凰岛神话
凤凰岛是一个在大海礁之中填出的人工岛。在改名之前,这个名为白排岛的小岛曾经荒芜了十几年,被三亚人称为“美女脸上的伤疤”。但在最近,这个面积36.5万平方米的小岛已经成为了三亚楼市神话的一个著名标本。
2010年1月11日,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获批的整整一周后,凤凰岛一期开盘,均价7万/平米,当天两栋楼700套房子全部被抢购一空。交定金的时候,这些客户连户型都不问。
不过,如果从涨幅与畅销程度来看,凤凰岛其实并不孤单。
1月23日,三亚新楼盘“克拉码头”开盘,当天热销3.67亿。一位来自浙江的投资客一口气买了10套。但这样的成绩,却被一位同行以惊奇的口吻感慨:“真想不通,他们价格怎么会定那么低,而且据说排了两三百个号,却只卖了一百多套。”
烂尾楼复活
第二热销楼盘,当数“擎天半岛”。
这个矗立在三亚友谊路上的楼盘原名三亚台亚国际航空广场,由一幢126米的31层主楼和一幢11层附楼组成,曾是三亚最高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最大的烂尾楼之一。
1993年6月,当中央实行宏观调控收紧银根时,房地产泡沫破灭了,这个标志性建筑原来的业主海南机场台亚实业有限公司也没能例外。
1996年,依靠贷款维持的台亚实业终于无以为继,该项目被迫停工。一停6年,一度成为吸毒人员的聚集地。直到2002年,这座著名的烂尾楼被三亚市政府公开拍卖,经过两次流拍,才终于被广东联华国际以3730万元收入囊中,性质也从综合商用改造为生活住宅。扣除掉原来停建期间的土地占用年限,其实际土地使用权只剩下57年。
2006年1月,三亚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改名“擎天半岛”。
在这波热潮来临之前,这座过去的烂尾楼曾因坊间传言其风水不佳而滞销。如今总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其主楼22楼以下和附楼整11层的房子以3.9万元/平米的高价迅速出货。剩余的房子,开发商选择压住不卖了。
“最牛售姐”年售楼13亿
一个售楼小姐一年能卖多少房子?最新的成交纪录是13亿元,按业界惯例大约能提成200万元。这是海南雅居乐清水湾一位售楼小姐2009年的销售成绩。
依照业界惯例千分之一点五到千分之二的佣金提成,该售楼小姐一年的佣金提成大约在200万元左右。如果税务部门扣个人所得税,估计也要扣税几十万元。
可是海南的业内人士对大家的惊奇见怪不惊:“依靠卖房提成和加入炒楼花,海南年入几百万元的售楼小姐并不在少数。”
以雅居乐位于海南陵水的大盘清水湾为例,其“星海传说”组团发售时正值“国际旅游岛”获批期间。当天推出600套房子,其中公寓均价1.7万元/平方米,别墅均价3.5万元/平方米,结果蜂拥而至的买房者仅用4个小时就一抢而空,许多人还感叹这房价太便宜了。
炒楼收入比提成更高
如果销售人员参与倒手炒房,那么其实际收入恐怕还不止这点。
这已不是秘密:海口、三亚许多楼盘的销售人员凭借掌握的资源优势,私下参与炒楼、倒房。有楼盘的销售人员,上午花2万元用自己或亲戚的名义签个认购协议,下午就以10万元转手卖给真正的购房者。这样,倒楼的收入将可能比售楼提成更高,且其收入难以估量。
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06年前,海南竣工房屋的造价成本为每平方米2000元以下。随着2007年建筑等成本提高,其造价成本也不会超过2500元/平方米。对比海南如今每平方米几万元的房价,楼市利润空间可想而知。
海南的房子是卖给全世界的
海南省从2006年以来65%以上的商品住房销往岛外,购买对象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等25个国家。
在逐利的开发商们眼中,海南居民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一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三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42元,以现在新盘动辄2万元/平方米的均价来算,一套90平米房子总价180万,一个三亚人不吃不喝要250年方能买得起。
“房价翻番、国际旅游岛,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1月这波涨价前就买不起房,现在更买不起。”对一位海南本地人来说,更感兴趣的是“大陆人”(注:大陆为海南人对内地的习惯叫法)为何这么有钱:“成千上万的外地人飞到这里,买几百万的房子 就像买白菜……”即便经历过10多年前的那场地产热,他还是没见过现在的阵势,仅仅是一个“旅游岛”概念,就有如此多的人趋之若鹜,在两周内把海南的房价炒到天价。
“目前海南楼市进入了新一轮开发高潮,尽管尚未出现整体性的严重泡沫,但个别区域和楼盘已经显现出了‘小泡沫’。”夏峰不无担忧地表示,如果海南再次出现房地产泡沫,对整个海南经济将是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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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旅游岛战略出台始末:争论20年达成共识
关键词:旅游岛
问:自 1988年建省以来,海南曾先后寻找过很多发展道路,从建“一线管死、二线放开”发展模式的设想,到洋浦开发区、特别关税区、南海开发战略基地、综合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在此期间,您一直是亲历者。您为什么提出“国际旅游岛”这条路?
迟福林: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当时邓小平同志的大思路是,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建立特别关税区。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出现了房地产过热。这是海南严重的历史教训,1993年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到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忘记,教训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在此期间,海南的发展进入了低潮时期。
90年代中期以后到上个世纪末,在我国即将加入WTO,区域性开放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的大背景下,为寻求海南走出一条新的开放之路,2000年,我提出以海南旅游产业开放来拉动产业升级,国际旅游岛就是个突破口。2001年,我第一次提出国际旅游岛的思路,作为海南在新时期的发展战略。
问:您说过,海南最终的前景还是自由贸易区,那么国际旅游岛是什么角色?
迟福林:是的,海南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有三策。第一种方案是理想方案,以亚洲为背景,建立规范意义的自由贸易区;第二种就是以和平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和两岸经贸合作为背景,建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区;第三种是以建立国际旅游岛为重点,推进海南岛国际化进程。显然,国际旅游岛是第一步,也是比较务实的一步。
关键词:房地产
国际旅游岛能不能做好,一大焦点要看房地产业能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如果疯炒一阵房地产,最后造成房地产新一轮泡沫的话,国际旅游岛就要大打折扣,甚至是失败的格局。
《意见》中提出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安排思路相当清晰,如果我们能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保持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科学规划房地产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这样海南不会产生1993年那样的泡沫。同时对政府一定要有约束,不搞短期行为,不追求短期的土地收益。
问:博彩业有没有可能在海南突破?
迟福林:关于博彩业,我认为是一个大概念。既包括我国本来就有的体育彩票等,也包括国外及澳门的赌场业,既有公益性的,也有营利性的,既有福利性的,也有收益性的。不能一说到博彩业就和赌博划上等号。海南的博彩业还是必须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前提下发展,按照《意见》,我理解是发展和旅游文化体育相关的博彩业,国际通行的博彩业,应该是没有问题。
将来国家在博彩业的发展上有进一步的开放措施,海南在国内先行一步完全有可能。
关键词:第一次提出试点省概念
问:即使在您的报告里,对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的定位也经过了一番调整。
迟福林:最大的变化是,为适应从区域战略到国家战略的改变,已经从最初重点提出的“放航权、零关税、免签证”调整为“开放、发展、绿色”目标。
正因为涉及国家部署问题,对于海南未来的发展,我们就不能光以GDP来衡量,更多地要放在国家的角度去看。
夏锋:《意见》中说的“试点省”值得注意,把一个省作为试点的提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还有很多深层次的体制突破埋藏其中。
《意见》中说,海南要作为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省。这其中是否包括作为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含义?如果能借此加大中央对海南的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把过去以GDP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而转向对实现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倾斜,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赋予地方福利。相关的还有干部的考核机制等等。
我认为这才是建设“国际旅游岛”背后深层次的体制突破。(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