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国际投行界的中国业务人员是在焦虑中度过的。中国建设银行获得国家外汇注资后，几乎可以推算出其上市的时间表，而上市承销商的确定更是迫在眉睫。
　　“这是我见过最有趣的投行选美。”一位业内人士如此置评。随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德国总理施罗德等超级说客的涉入——他们分别代表JP摩根、环球花旗金融和德意志银行——这场投行争夺战平添了一抹戏剧性的色彩。
　　硝烟过后，据称承销商名单已于近日敲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以及花旗环球集团最终胜出。
　　中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联手承销是最早确定下来的。然而，近来中国大型国企上市的承销团越来越庞大——去年中国人寿上市雇佣了创纪录的四家承销商，在投行界强大的公关火力之下，承销团的膨胀似乎正在成为规律。建行项目亦不例外，中金和摩根的组合很快受到了攻击：中金是建行和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公司，这种血缘关系的存在可能会降低了国际市场投资者的信赖度，并对所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实完备产生怀疑。
　　激烈的竞争在JP摩根、花旗和德意志银行之间展开。三家银行均为争夺投行资格在不良资产处置、风险管理技术援助、直接投资担当战略投资者方面开出各种条件，三家银行均提出可以自己集团的其它公司名义出资，担当建行的战略投资者。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述三家公司均为全能型金融集团，这增加了事件的复杂性。不可否认的是全能型金融集团除了承销业务外还有其他考虑，比如通过承销深度介入中国银行业。名义上，花旗集团将以附带“优惠”的方式给建行以风险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等技术合作，但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巨额有形与无形财富依然被公众甚至银行自身低估，这就是在中国市场的垄断性市场份额。在这样的市场份额下，外资银行依靠铺设网点扩大在中国存贷款市场的占有率是极度困难或成本极高的。因此，介入承销是一个策略，利用重组后的原国有银行资源才是其更深远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化竞争为合作的契机，通过并购实现市场份额扩张正是西方普遍采取的方法。
　　然而如何避免全能型金融集团介入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正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新课题。早年间美国投行因其配售体系垄断全球范围内的承销业务时，美国的金融业还受制于格拉斯—斯蒂尔法案不能混业经营，因而不存在投行与金融类上市公司间的避嫌问题；而欧洲尽管没有分业经营的限制，但由于其投行主要囿于区内，且也鲜有为竞争对手承销的先例。综观1980年以来全球较大的商业银行上市重组项目，银行的重组上市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与之关联的投行甚至自身操作完成，承销商阵容中极少能见到竞争对手。
　　此次成为建行入幕之宾的花旗集团，则普遍被业界视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强劲竞争对手。目前花旗银行在国内开设了五家分行，并收购了上海浦发银行股份，共同开发信用卡业务。建行作为一家以机构客户为重心的银行，其自身定位恰与花旗有重合之处。因之，在建行上市的过程中，要不要引入一家全能型银行作为承销商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尽管全球顶级投资银行内部设有防火墙以防止信息外泄，但全能型银行的客户资源网络却是建立在共享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正是混业经营的题中之义，这种信息共享对于作为其客户的竞争对手的威胁显然不容小觑。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对花旗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建行对上市后发展模式的抉择。因为就我国银行业的基本情况看，基于普通法系的“英美”银行模式在各方目标函数中都优于基于大陆法系的“欧洲”银行模式；同时根据我国当前的金融法规与监管状态，英美的金融控股集团模式却与中国银行业格局极其相似。因此花旗集团的胜出至少不会与建行发展策略背道而驰。
　　事实上，建行对利益冲突问题也并非毫无顾虑，一种说法是建行将只是把风险控制管理从整体重组中切割出来交给花旗来做研究，至于商业机密类的资料则对花旗有所保留，并且将第三承销商的工作仅仅限定为最后股票推介阶段再进入，在摩根士丹利的工作之后帮助推介、销售股票。
　　无论如何，在商业银行的上市之旅中，如何确定全能型金融集团的角色是横亘在中国银行改革者面前的新课题，其中既包含专业性判断，又充满利益考量与策略战略权衡。愈演愈烈的投行“选美”活动正是一场国际资本市场的盛装舞剧。在热烈地观摩之后，沉静下来体会个中三昧，还需要更多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