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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五年立法计划即将制定，我一定要把新闻法的立法建议提出来。摘掉新闻领域法制盲区的帽子需要时间，但起码我们应该付出努力，有努力才有希望。”谈到未来的心愿，展江脱口而出。
如今，展江的身份是新闻学者、翻译家和不能忘怀公众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在他所处的学术圈，展江绝对是个坚持不懈的行动者。这些年，他主持翻译了《美国新闻史》、《新闻与正义》、《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等众多海外经典新闻学著作。从2001年起，每年一度的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也由他操办。
梁启超曾试图将报纸和新闻媒介变成启蒙新民的利器，而对展江而言，如果新闻媒体还能扮演启蒙者角色的话，翻译便是他试图启蒙“启蒙者”的努力，尽管他“个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有限”。
对于他所做出的努力，著名学者徐友渔评价说：“他（展江）使新闻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为打造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做出了贡献。”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要喝什么自己拿。” 晚上10点，展江斜背着包进了办公室，从柜子高处翻出纸杯和咖啡。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他在外地开了几天会，早晨刚刚返京就忙着给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上完了一天的课，回到散落着书籍和文案的办公桌前，展江旋开随身的大茶壶，呷了两口。他想就在办公室过夜算了。
“外界对我们这个专业有12个字的评价，‘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我是牢记这12个字的。不那么保守，但也谈不上激进；不那么浅薄，当然离渊博还很远；不那么自鸣得意，跟他们多少有点相反而已。在这个保守的专业里，我是说话比较放肆的，所以就只能呆在小地方。”展江耸耸肩。
声名在外，尤其这几年，他常常是“桀骜不驯”的。用展江自己的话说，他是“没心没肺”，“一根筋”：他曾与人事部领导拍桌子吵架，也曾被中宣部点名，学院领导颇为焦急，他则纳闷，“我没干什么啊。”
如果说桀骜不驯是引人注目的因子，那么，展江在新闻传播学界的桀骜不驯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现在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所以他“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除了偶尔看看英超，没有什么消遣，经常在办公室过夜。一有时间就校译稿，领导来了也不抬头。”谈起自己的生活，展江自嘲“枯燥无聊”。
“我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翻看展江的履历。钳工学徒、海军士兵、图书馆管理员、地方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大龄研究生、新闻学者、系主任、翻译者、公共事务热心人、媒体走向评论人、舆论监督研讨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身份如同电影镜头一样轮转。
再定神细看。当兵的时候学英语，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准备自考，做日报采编期间准备考研……展江的路径与许多同龄人相比，算不得艰辛，谈不上不幸，却十足迂回。似乎一直都在“不务正业”，又“不务正业”得毅力惊人。
即便现在，在许多同行眼里，展江依然是“不务正业”的。他的名誉，更多来自他独立和主持翻译的众多西方新闻典籍和教材，如《美国新闻史》、《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等，而不是原创的学术著作。
这种“不务正业”非但不讨巧，而且实在吃力不讨好。翻译的著作不能作为评选职称的成果，不能赢得学术地位。即便单从经济上考量，也只能领稿费不能抽版税。展江清晰地记得，当他拿着自己的第一部译著去拜访前辈老教授时，对方好言相劝：“你怎么不写你自己的，翻译来翻译去终归是人家的东西……”
展江的态度却很鲜明：“虚心接受，坚决不从。因为新闻是一个从西方传递到中国的学科和事业。我们却对西方的新闻业，尤其是美国的新闻业还不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的新闻著作，自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你要是做过翻译就会知道，简直是要连命都搭进去。”展江感言。此言不虚，社科院美国所的老所长、著名的翻译家董乐山便由于太过劳心劳力而辞世。但展江并不觉得这是前车之鉴，相反，他还大力推崇董乐山为楷模。
有个比较极致的例子。展江组织翻译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耗时两年多，联系好的出版社责任编辑换了五任。期间，原著从第八版改编为第九版，翻译小组愣是不依不饶地与之相对应，更改了20多万字。如果从效率和效益的角度考量，这事非但不经济，简直有点“傻”。连展江的海外学者朋友也纷纷劝阻他，翻译这本书“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
“我不是一个谦谦君子，只是一介武夫、江北土著。行为鲁莽，不懂为人处世之道。”展江这样概括自己的性格。然而作为学者的展江，从博士毕业到升教授并担当系主任职位，只用了五年。“纯属偶然”，展江笑着自我总结：“我基本就是一条‘漏网之鱼’。”
因为容易被人利用，引起无谓争论。他放弃了从部队便开始积累的新闻与战争关系的研究。“我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展江说，“做事情，有时候要少想作用不作用，有没有作用不是短时间内能看出来的。觉得对的就去做，只要做就一定是有效果的，只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9年从戎
展江出身于扬州的一个中层干部家庭，1976年在一家工厂做钳工学徒。这时，哥哥已经下乡，妹妹希望能留在城市，摆在展江面前最好的出路便是：当兵。
他入伍后编入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的某海军部队，驻扎在茫茫东海中的一个小岛上。远离人群，连听收音机也不被允许。当被告知这样的生活要持续15年，展江几乎要绝望。而在第二年，命运就与他开了一个玩笑：恢复高考。
背石头、造房子、巡逻、站岗、当会计、看管保险柜……相比身体的辛劳、生活的单调，青春的反复虚掷、才华的无处归依比无边的海更加幽暗更加令人绝望。
于是，展江退而求其次，选择就读部队院校。本来，1980年他便能入学，但展江放弃了。他要的是系统完整的大学教育，不愿将就，不惜搭上时间的筹码，生生把9年的军旅生涯，写成了一段退伍申请史。
入伍前，展江得到过一本薄冰的《英语语法手册》。花两三个月手抄了一份，带进了连队。但最初的两届高考都没把英语纳入考核范围，与此同时，展江多次提出复员，他不想在部队呆到超过当时参加地方高考的年龄上限——25岁，但都被否决了。
所在部队的团政委看重展江的英语，请他为自己的儿子补习功课。这一补习，展江竟“糊里糊涂”地补成个新闻干事。新闻干事可以接触到新华社的影印资料，展江于是订阅了外刊资料的军事部分，并挑选其中篇章翻译成中文，投稿给《解放军报》。据说，当时军报之外的投稿作者只有两人，一个供职于某司令部，另一个就是展江。一年10多篇稿子，帮东海舰队摘掉了“新闻光头”的帽子。按照当时在军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立一次三等功的规定，展江军功卓著。但这一切，令他离复员的愿望越来越远。
1984年，展江背石头受伤的腰椎旧疾复发，住了大半年院仍不能痊愈。此时部队恰有一批复员名额，于是以“不愿因为伤病给部队造成负担”为由，展江再次要求复员。没想到，这次居然成功了。
9年从戎，结局令人哑然失笑。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展江拿回的是一张三等伤残军人证明。因为超过了高考年龄，求学之路漫漫，看不到尽头。
推动新闻立法
在《扬州日报》做了三年副刊编辑和三年广告业务后，1990年，已经成家、出入有车接送的展江决定考研。那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读硕士是误入歧途，读博士是无药可救”，可展江就是一心一意往“歧途”里钻。
他先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再读博士。那时，他住三人间的宿舍，吃食堂，骑脚踏车上课。最小的同学比他小12岁。从前的同事来北京看望他后，撇撇嘴直说：“让我来我都不来。”
博士毕业，展江放弃了留人大执教，落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的抉择有些无奈却不含糊：“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要来北京，当时人大只给一间筒子楼，没法生活，这里起码给我一套20多平米的房子。”
10多年笔耕，让展江赢得了越来越多渴望了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坚守新闻伦理精神的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的赞誉。
展江就是这样，他所做的一切，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刻意的目的，但却有意无意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他声称自己在新闻学术界处于边缘地位，但却由于自己的译著而被新闻操作者熟知；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像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样，很少带着先验的目的，而只被时代裹挟前行。就像他所喜欢的哈耶克终其一生所阐释的社会发展规律：自发生成秩序，无人能够规划，无人能够预料。
然而，在一场自发生成的人生经历中，个体努力其实就在打造一条因果链条。多年以来，展江的耿介之气依然不改。
“我之所以对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如此看重，是因为对当下中国这个转型社会里效率提升、公平缺失的现状仍有所寄望。希望通过它的发展来帮助公民、社会成长，同时抑制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的滥用。”
谈及当下媒体，展江表示“不乐观”。他认为传统的人治和“官家的市场经济”正胁迫传媒趋向“双重封建化”，值得警惕。
对认为值得警惕的东西，展江的方式是：批评。“批评在当下中国是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我是能批评的一定批评。你挑战一个事情，如果能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对决策层也必然有所触动。体现到制度层面需要时间，也许一年两年，也许更长，但总是看得到希望。”
展江举了个律师朋友为了诸如“列车餐车不能开发票”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频频起诉铁道部又屡屡败诉的例子。“法院判决你败诉，但补充一句，列车餐车以后必须开具发票。你说这实际上是败诉吗？”
从2001年开始，展江每年都组织海内外学者，协同新闻界人士，举办新闻监督研讨会。讨论中国新闻业面临的困境和自身问题，并探讨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在他认为是——法制。而且，他马上要出版一本书，是他对20个国家新闻监督的研究成果。他在转型国家中找到许多新闻监督推动社会转型的先例，“比如巴西和阿根廷，新闻的公信力甚至能超过法院”。
“中国不应该没有新闻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新闻立法时机不成熟，我认为恰恰相反。长期积累矛盾而不揭发，才是更可怕的。系统的制度建设需要时间，而媒体监督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能降低社会成本。让我们能在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正视问题，同时也解决一些问题。”
如今，展江的身份是新闻学者、翻译家和不能忘怀公众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在他所处的学术圈，展江绝对是个坚持不懈的行动者。这些年，他主持翻译了《美国新闻史》、《新闻与正义》、《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等众多海外经典新闻学著作。从2001年起，每年一度的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也由他操办。
梁启超曾试图将报纸和新闻媒介变成启蒙新民的利器，而对展江而言，如果新闻媒体还能扮演启蒙者角色的话，翻译便是他试图启蒙“启蒙者”的努力，尽管他“个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有限”。
对于他所做出的努力，著名学者徐友渔评价说：“他（展江）使新闻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为打造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做出了贡献。”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要喝什么自己拿。” 晚上10点，展江斜背着包进了办公室，从柜子高处翻出纸杯和咖啡。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他在外地开了几天会，早晨刚刚返京就忙着给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上完了一天的课，回到散落着书籍和文案的办公桌前，展江旋开随身的大茶壶，呷了两口。他想就在办公室过夜算了。
“外界对我们这个专业有12个字的评价，‘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我是牢记这12个字的。不那么保守，但也谈不上激进；不那么浅薄，当然离渊博还很远；不那么自鸣得意，跟他们多少有点相反而已。在这个保守的专业里，我是说话比较放肆的，所以就只能呆在小地方。”展江耸耸肩。
声名在外，尤其这几年，他常常是“桀骜不驯”的。用展江自己的话说，他是“没心没肺”，“一根筋”：他曾与人事部领导拍桌子吵架，也曾被中宣部点名，学院领导颇为焦急，他则纳闷，“我没干什么啊。”
如果说桀骜不驯是引人注目的因子，那么，展江在新闻传播学界的桀骜不驯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现在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所以他“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除了偶尔看看英超，没有什么消遣，经常在办公室过夜。一有时间就校译稿，领导来了也不抬头。”谈起自己的生活，展江自嘲“枯燥无聊”。
“我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翻看展江的履历。钳工学徒、海军士兵、图书馆管理员、地方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大龄研究生、新闻学者、系主任、翻译者、公共事务热心人、媒体走向评论人、舆论监督研讨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身份如同电影镜头一样轮转。
再定神细看。当兵的时候学英语，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准备自考，做日报采编期间准备考研……展江的路径与许多同龄人相比，算不得艰辛，谈不上不幸，却十足迂回。似乎一直都在“不务正业”，又“不务正业”得毅力惊人。
即便现在，在许多同行眼里，展江依然是“不务正业”的。他的名誉，更多来自他独立和主持翻译的众多西方新闻典籍和教材，如《美国新闻史》、《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等，而不是原创的学术著作。
这种“不务正业”非但不讨巧，而且实在吃力不讨好。翻译的著作不能作为评选职称的成果，不能赢得学术地位。即便单从经济上考量，也只能领稿费不能抽版税。展江清晰地记得，当他拿着自己的第一部译著去拜访前辈老教授时，对方好言相劝：“你怎么不写你自己的，翻译来翻译去终归是人家的东西……”
展江的态度却很鲜明：“虚心接受，坚决不从。因为新闻是一个从西方传递到中国的学科和事业。我们却对西方的新闻业，尤其是美国的新闻业还不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的新闻著作，自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你要是做过翻译就会知道，简直是要连命都搭进去。”展江感言。此言不虚，社科院美国所的老所长、著名的翻译家董乐山便由于太过劳心劳力而辞世。但展江并不觉得这是前车之鉴，相反，他还大力推崇董乐山为楷模。
有个比较极致的例子。展江组织翻译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耗时两年多，联系好的出版社责任编辑换了五任。期间，原著从第八版改编为第九版，翻译小组愣是不依不饶地与之相对应，更改了20多万字。如果从效率和效益的角度考量，这事非但不经济，简直有点“傻”。连展江的海外学者朋友也纷纷劝阻他，翻译这本书“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
“我不是一个谦谦君子，只是一介武夫、江北土著。行为鲁莽，不懂为人处世之道。”展江这样概括自己的性格。然而作为学者的展江，从博士毕业到升教授并担当系主任职位，只用了五年。“纯属偶然”，展江笑着自我总结：“我基本就是一条‘漏网之鱼’。”
因为容易被人利用，引起无谓争论。他放弃了从部队便开始积累的新闻与战争关系的研究。“我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展江说，“做事情，有时候要少想作用不作用，有没有作用不是短时间内能看出来的。觉得对的就去做，只要做就一定是有效果的，只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9年从戎
展江出身于扬州的一个中层干部家庭，1976年在一家工厂做钳工学徒。这时，哥哥已经下乡，妹妹希望能留在城市，摆在展江面前最好的出路便是：当兵。
他入伍后编入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的某海军部队，驻扎在茫茫东海中的一个小岛上。远离人群，连听收音机也不被允许。当被告知这样的生活要持续15年，展江几乎要绝望。而在第二年，命运就与他开了一个玩笑：恢复高考。
背石头、造房子、巡逻、站岗、当会计、看管保险柜……相比身体的辛劳、生活的单调，青春的反复虚掷、才华的无处归依比无边的海更加幽暗更加令人绝望。
于是，展江退而求其次，选择就读部队院校。本来，1980年他便能入学，但展江放弃了。他要的是系统完整的大学教育，不愿将就，不惜搭上时间的筹码，生生把9年的军旅生涯，写成了一段退伍申请史。
入伍前，展江得到过一本薄冰的《英语语法手册》。花两三个月手抄了一份，带进了连队。但最初的两届高考都没把英语纳入考核范围，与此同时，展江多次提出复员，他不想在部队呆到超过当时参加地方高考的年龄上限——25岁，但都被否决了。
所在部队的团政委看重展江的英语，请他为自己的儿子补习功课。这一补习，展江竟“糊里糊涂”地补成个新闻干事。新闻干事可以接触到新华社的影印资料，展江于是订阅了外刊资料的军事部分，并挑选其中篇章翻译成中文，投稿给《解放军报》。据说，当时军报之外的投稿作者只有两人，一个供职于某司令部，另一个就是展江。一年10多篇稿子，帮东海舰队摘掉了“新闻光头”的帽子。按照当时在军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立一次三等功的规定，展江军功卓著。但这一切，令他离复员的愿望越来越远。
1984年，展江背石头受伤的腰椎旧疾复发，住了大半年院仍不能痊愈。此时部队恰有一批复员名额，于是以“不愿因为伤病给部队造成负担”为由，展江再次要求复员。没想到，这次居然成功了。
9年从戎，结局令人哑然失笑。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展江拿回的是一张三等伤残军人证明。因为超过了高考年龄，求学之路漫漫，看不到尽头。
推动新闻立法
在《扬州日报》做了三年副刊编辑和三年广告业务后，1990年，已经成家、出入有车接送的展江决定考研。那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读硕士是误入歧途，读博士是无药可救”，可展江就是一心一意往“歧途”里钻。
他先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再读博士。那时，他住三人间的宿舍，吃食堂，骑脚踏车上课。最小的同学比他小12岁。从前的同事来北京看望他后，撇撇嘴直说：“让我来我都不来。”
博士毕业，展江放弃了留人大执教，落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的抉择有些无奈却不含糊：“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要来北京，当时人大只给一间筒子楼，没法生活，这里起码给我一套20多平米的房子。”
10多年笔耕，让展江赢得了越来越多渴望了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坚守新闻伦理精神的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的赞誉。
展江就是这样，他所做的一切，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刻意的目的，但却有意无意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他声称自己在新闻学术界处于边缘地位，但却由于自己的译著而被新闻操作者熟知；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像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样，很少带着先验的目的，而只被时代裹挟前行。就像他所喜欢的哈耶克终其一生所阐释的社会发展规律：自发生成秩序，无人能够规划，无人能够预料。
然而，在一场自发生成的人生经历中，个体努力其实就在打造一条因果链条。多年以来，展江的耿介之气依然不改。
“我之所以对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如此看重，是因为对当下中国这个转型社会里效率提升、公平缺失的现状仍有所寄望。希望通过它的发展来帮助公民、社会成长，同时抑制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的滥用。”
谈及当下媒体，展江表示“不乐观”。他认为传统的人治和“官家的市场经济”正胁迫传媒趋向“双重封建化”，值得警惕。
对认为值得警惕的东西，展江的方式是：批评。“批评在当下中国是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我是能批评的一定批评。你挑战一个事情，如果能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对决策层也必然有所触动。体现到制度层面需要时间，也许一年两年，也许更长，但总是看得到希望。”
展江举了个律师朋友为了诸如“列车餐车不能开发票”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频频起诉铁道部又屡屡败诉的例子。“法院判决你败诉，但补充一句，列车餐车以后必须开具发票。你说这实际上是败诉吗？”
从2001年开始，展江每年都组织海内外学者，协同新闻界人士，举办新闻监督研讨会。讨论中国新闻业面临的困境和自身问题，并探讨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在他认为是——法制。而且，他马上要出版一本书，是他对20个国家新闻监督的研究成果。他在转型国家中找到许多新闻监督推动社会转型的先例，“比如巴西和阿根廷，新闻的公信力甚至能超过法院”。
“中国不应该没有新闻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新闻立法时机不成熟，我认为恰恰相反。长期积累矛盾而不揭发，才是更可怕的。系统的制度建设需要时间，而媒体监督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能降低社会成本。让我们能在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正视问题，同时也解决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