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年将至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一次名为“预防职务犯罪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研讨会上公布了十条预防职务犯罪措施，埋藏其中的“积极探索在非公领域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迅速被媒体拎出来做成了大标题。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陈正云随后解释，这是因为“这些领域的腐败往往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早在2011年年初，中纪委和国家预防腐败局都已先后在不同场合提及了这一反腐新动向。
这让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跃勤感到兴奋，六年前，他就在国内率先启动了“社会中介组织的腐败状况与治理对策研究”的课题研究。35000字的课题报告出来后，官方反馈甚好，“常委也批了，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很多部委都表示兴趣很大，中纪委的纪检监察学院还设立了一个课题”，林跃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手里，还有一篇即将发表的《行业协会腐败防范对策研究》论文，将聚焦范围从中介组织进一步缩小为行业协会，“要注意的是，我写的行业协会依然承担了部分行政和公共服务职能，有这些职能，才有寻租的空间，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的延伸”。
林跃勤说，有一个词其实已经准确地描述了这些行业协会的地位：红顶协会。
“权贵沙龙”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国字头的行业协会吗？我是说属于合法那种，不算开个皮包公司就到处行骗的。”这是曾经在某个国字头的行业协会（前身为行业公司）待了十七年，最高担任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王清（化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的第一句话，五秒钟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一问题：1400个。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就可以知道这些国字头协会几乎涵盖了你能想象的一切领域：既有机械、轻工、钢铁这些熟悉的巨型行业协会，也有诸多陌生专业名词，如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等等，更有一些让人莞尔一笑的协会名，比如“中国文房四宝协会”。
王清说，中国的行业协会和国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大都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成立，而非国际惯例自下而上由市场自发成立，“去国外访问就感觉最明显，国外的人不觉得你们是一个协会，而是认为你们代表了中国政府”。这1400家行业协会都被归于某个部委主管，现在最大的主管部委分别是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安监总局和工商总局，“这些部委都有一个特点，手上都有各种审批性职权，它们管理之下的行业协会，必然也和部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能够分到一些审批性职权”。按照王清多年在行业协会工作的经验，到底哪些行政职能由部委分到行业，事实上是一个相对随意的过程，“法律没有界定，有很多灰色地带，可能就是领导说一声，那就让他们参加工作吧。这既不违法也不违规”。
2001年2月的那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经贸委所属国家内贸局、冶金局、建材局、纺织局、轻工局、机械局、石化局、有色局、煤炭局共九个国家局被撤销，取而代之以十大行业协会（内贸局分为商业和物流两大协会），这是中国行业协会历史上的一个标签式事件。
王清回忆说，当时的做法是以前在国家局里工作的人统统保留公务员编制，但是这部分人只出不进，也就是说如果调走或者死亡，补进来的人就不再享受公务员编制而是事业编制，因此现在的编制的确处于递减当中。但这九个国家局都是副部级单位，当时轻工业局局长本身是正部级官员，这决定了随后成立的行业协会也有很高的行政地位，“现在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十五家行业协会，只有物流协会是由正局级担任，另外十四家还是副部级以上”。
对于行业协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模糊的定位，2007年曾经有消息称国资委正在抓紧推出《关于规范行业协会暂行办法》，其主旨就在去政府化以及强调制度监督，但是这一办法至今尚未出台，当时就有媒体报道说，“行业协会的反应并不积极”。
林跃勤则说，和这些国字头协会与官方的联系大都通过转制和上下级管理的模式不同，地方上的行业协会更是有大规模的违规行为，最常见的方式是由现任政府官员兼任，或者担任顾问、名誉会长，或者是刚刚卸任的官员担任，“实际上形成了政府中介合二为一，结成利益共享体”。林跃勤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湖北省全省有2502名领导干部在890个行业协会兼职，占行业协会总数的48.77%，在省民政厅登记的216家行业协会中，有638名党政干部在189家协会兼职。而对山西省某地级市民间组织的调查表明，协会员工的95%以上为国家工作人员兼职，许多行业协会实际上与职能部门“合署办公”。2008年的《社会组织周刊》曾经报道过，在全国性社团中，处级以上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兼职人数7680人，其中，部级及以上领导825人，司局级领导2690人，处级领导1180人。
“地方上的这些协会事实上成了一个权贵沙龙，一个公关中心，企业和企业家为什么会交这么多会费进去？当然是因为看着官员在里面。”林跃勤提到了2010年的温州东方高尔夫协会事件：这个协会成立的时候大张旗鼓地在温州媒体以半版到整版的篇幅登出广告，公开宣布有超过30名政府在职高官担任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高官名单覆盖温州人大、政协、纪委、公安，协会主席由温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担任，被网友戏称为“以后四套班子开会直接去高尔夫球场就行了”，这一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仅仅是党政官员“一律无条件退出”。
理论上来说，会费应当是行业协会最正当的收入来源，但林跃勤说，关键是其征收的方式是否正当。2010年，广西查处了9个行业协会，涉嫌违规收费2739.86万元，这些协会大都在章程中提出“个人申请、自愿入会、退会自由”的原则加入协会，但事实上其入会、会员费的收取都与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或行政许可挂钩，如与政策审批、证照年检等行政管理职能挂钩。福州市个体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也被媒体曝光过，虽然秘书长号称“入会自愿”，但工作人员却称“根据相关规定，企业自注册起就自动成为协会的会员。现在要退会，必须要写申请”，但因为涉及企业年检，并没多少人敢真的退会。
林跃勤的调查也发现，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即行业协会依靠代行行政管理职能或凭借垄断地位，将特定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作为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强制入会，进行指定服务、摊派会费。他不点名地说：有些协会要求乳品企业每年做鉴证和年审，一年收费5万元。
有北京市的执业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旦考取律师资格证，申请律师执业证时就会自动成为北京市律协的会员，不存在是否自愿的问题，每个个人会员每年需交2000元的会费，而律所作为机构会员，每年的会费是一万元，“如果不交会费，律师证和律所都过不了年检，所以事实上没有人敢不交。但是这笔钱到底怎么花的，从来没有财务公开过。”至于律协到底给律师提供了什么服务，记者接触的律师们大都茫然，有律师说“不找我们麻烦就不错了”。
北京市首佳房地产评估公司董事长高喜善兼任着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协会的副会长，在这个协会之上是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协会。高喜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家级协会的个人会费是一千块一年，但是北京市的个人会员会费比较低，主要是收机构的会费。虽然他再三向记者强调自己所在的协会管理细则清楚，不存在强制入会的问题，但是他也承认评估师们和评估公司“一般都会加入协会，毕竟涉及资质年检的问题”。例如首佳公司的评级，需要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协会进行年检，而这个协会的会长也一般由退休的副部长担任，这种和官方的联系也让高喜善感慨，弄不清楚协会到底是行使协会意志，还是政府意志。
王清也说，他的很多企业家朋友患上了所谓的“010恐惧症”：一看到手机上有显示为010开头的来电，就告诉秘书不要接，“因为都是各种名目的敲诈，主要敲诈方就是行业协会，敲诈的数目也很有技巧，既让你有点心疼，但也出得起，最后为了不惹麻烦，还是都出了。”王清拿出手机给记者读了一个短信，这是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事件曝出来后一个资产过亿的企业家发给他的，他显然深受其害：“与华商协会比起来，其实更可怕的是那种退休高官把持的协会。”
乱象丛生
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王清觉得那些只靠会费收入的协会“弱爆了”。行业协会以及协会负责人的生财方式五花八门，考验的是各种想象力：国家每年有各种资助企业创新的科研经费。
一种方式与跨国公司相关：所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都会委托一家公关公司，这个公关公司实际上就是要让它服务的企业能在特定的阶段规避风险。比如在涉嫌垄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公关公司都会寻求政府领导人对该企业负责人的接见，而这种安排一般也要通过特定行业的协会。王清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个时候对这家跨国公司的查处就会放缓或者后置。”林跃勤也告诉记者，据他所知，当年力拓间谍案的时候，就有行业协会的内部人员被调查，“但是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行业协会乱象已陆续得到披露，但真正移交司法的案件还是少之又少。王清向记者透露说，几年之前，中国物流协会的国际部部长、副部长曾经被“一锅端”，案由是截留私分出国费用，但是这个案件也一直没有正式公布。
另外一个标志性人物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会长蒋雷。蒋雷于2007年4月突然失踪，后被证实离境前往了新西兰，而前几年蒋雷的妻子儿子就已经移民新西兰，这个案件至今未有定论。林跃勤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中国汽车协会章程明确协会为非营利性组织，但在历次国内外大型车展中均通过提供批文（按规定各地车展需要通过汽车协会等行业机构审批，协会盖章收20万-30万元，审批一次有效期为3年）捞取大量经济收益。如2006年北京车展收入2亿多元，由于行业协会财务管理混乱、不透明，为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蒋雷于2007年4月携款潜逃提供了方便。”
王清和蒋雷曾经相识，他也证实了论文中的内容，“蒋雷以前是机械部的部长秘书，后来又当过汽车司的副司长，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在协会内部也有绝对的财务管理权。这些车展的费用到底是入了协会的账还是他个人的账都很难说，因为你完全可以对企业说，一笔钱打入协会，另外一笔钱打入哪里哪里的境外账号。现在广东这一带存在大量洗钱的公司，通过开曼群岛或者维京群岛，倒了几遍之后这钱就失去控制了。”王清说，各种展览会是协会营收的重要途径，“蒋雷的手段其实还很原始，就是直接收钱，现在另外一种方式是协会不自己办展览，通过一个第三方公司操作，但这个第三方公司常常是会长的关联人所开，这种展会也大都不需要招标，找哪个公司都是会长说了算。”
林跃勤和王清都很赞赏广东省最近出台的社会组织管理新规定，即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同时行业协会将允许一业多会。林跃勤说，要是什么时候国字头的行业协会也没有了主管单位，他们手上也就没有可寻租的权力，这才算断了腐败的根源。
这让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跃勤感到兴奋，六年前，他就在国内率先启动了“社会中介组织的腐败状况与治理对策研究”的课题研究。35000字的课题报告出来后，官方反馈甚好，“常委也批了，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很多部委都表示兴趣很大，中纪委的纪检监察学院还设立了一个课题”，林跃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手里，还有一篇即将发表的《行业协会腐败防范对策研究》论文，将聚焦范围从中介组织进一步缩小为行业协会，“要注意的是，我写的行业协会依然承担了部分行政和公共服务职能，有这些职能，才有寻租的空间，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的延伸”。
林跃勤说，有一个词其实已经准确地描述了这些行业协会的地位：红顶协会。
“权贵沙龙”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国字头的行业协会吗？我是说属于合法那种，不算开个皮包公司就到处行骗的。”这是曾经在某个国字头的行业协会（前身为行业公司）待了十七年，最高担任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王清（化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的第一句话，五秒钟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一问题：1400个。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就可以知道这些国字头协会几乎涵盖了你能想象的一切领域：既有机械、轻工、钢铁这些熟悉的巨型行业协会，也有诸多陌生专业名词，如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等等，更有一些让人莞尔一笑的协会名，比如“中国文房四宝协会”。
王清说，中国的行业协会和国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大都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成立，而非国际惯例自下而上由市场自发成立，“去国外访问就感觉最明显，国外的人不觉得你们是一个协会，而是认为你们代表了中国政府”。这1400家行业协会都被归于某个部委主管，现在最大的主管部委分别是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安监总局和工商总局，“这些部委都有一个特点，手上都有各种审批性职权，它们管理之下的行业协会，必然也和部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能够分到一些审批性职权”。按照王清多年在行业协会工作的经验，到底哪些行政职能由部委分到行业，事实上是一个相对随意的过程，“法律没有界定，有很多灰色地带，可能就是领导说一声，那就让他们参加工作吧。这既不违法也不违规”。
2001年2月的那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经贸委所属国家内贸局、冶金局、建材局、纺织局、轻工局、机械局、石化局、有色局、煤炭局共九个国家局被撤销，取而代之以十大行业协会（内贸局分为商业和物流两大协会），这是中国行业协会历史上的一个标签式事件。
王清回忆说，当时的做法是以前在国家局里工作的人统统保留公务员编制，但是这部分人只出不进，也就是说如果调走或者死亡，补进来的人就不再享受公务员编制而是事业编制，因此现在的编制的确处于递减当中。但这九个国家局都是副部级单位，当时轻工业局局长本身是正部级官员，这决定了随后成立的行业协会也有很高的行政地位，“现在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十五家行业协会，只有物流协会是由正局级担任，另外十四家还是副部级以上”。
对于行业协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模糊的定位，2007年曾经有消息称国资委正在抓紧推出《关于规范行业协会暂行办法》，其主旨就在去政府化以及强调制度监督，但是这一办法至今尚未出台，当时就有媒体报道说，“行业协会的反应并不积极”。
林跃勤则说，和这些国字头协会与官方的联系大都通过转制和上下级管理的模式不同，地方上的行业协会更是有大规模的违规行为，最常见的方式是由现任政府官员兼任，或者担任顾问、名誉会长，或者是刚刚卸任的官员担任，“实际上形成了政府中介合二为一，结成利益共享体”。林跃勤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湖北省全省有2502名领导干部在890个行业协会兼职，占行业协会总数的48.77%，在省民政厅登记的216家行业协会中，有638名党政干部在189家协会兼职。而对山西省某地级市民间组织的调查表明，协会员工的95%以上为国家工作人员兼职，许多行业协会实际上与职能部门“合署办公”。2008年的《社会组织周刊》曾经报道过，在全国性社团中，处级以上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兼职人数7680人，其中，部级及以上领导825人，司局级领导2690人，处级领导1180人。
“地方上的这些协会事实上成了一个权贵沙龙，一个公关中心，企业和企业家为什么会交这么多会费进去？当然是因为看着官员在里面。”林跃勤提到了2010年的温州东方高尔夫协会事件：这个协会成立的时候大张旗鼓地在温州媒体以半版到整版的篇幅登出广告，公开宣布有超过30名政府在职高官担任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高官名单覆盖温州人大、政协、纪委、公安，协会主席由温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担任，被网友戏称为“以后四套班子开会直接去高尔夫球场就行了”，这一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仅仅是党政官员“一律无条件退出”。
理论上来说，会费应当是行业协会最正当的收入来源，但林跃勤说，关键是其征收的方式是否正当。2010年，广西查处了9个行业协会，涉嫌违规收费2739.86万元，这些协会大都在章程中提出“个人申请、自愿入会、退会自由”的原则加入协会，但事实上其入会、会员费的收取都与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或行政许可挂钩，如与政策审批、证照年检等行政管理职能挂钩。福州市个体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也被媒体曝光过，虽然秘书长号称“入会自愿”，但工作人员却称“根据相关规定，企业自注册起就自动成为协会的会员。现在要退会，必须要写申请”，但因为涉及企业年检，并没多少人敢真的退会。
林跃勤的调查也发现，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即行业协会依靠代行行政管理职能或凭借垄断地位，将特定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作为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强制入会，进行指定服务、摊派会费。他不点名地说：有些协会要求乳品企业每年做鉴证和年审，一年收费5万元。
有北京市的执业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旦考取律师资格证，申请律师执业证时就会自动成为北京市律协的会员，不存在是否自愿的问题，每个个人会员每年需交2000元的会费，而律所作为机构会员，每年的会费是一万元，“如果不交会费，律师证和律所都过不了年检，所以事实上没有人敢不交。但是这笔钱到底怎么花的，从来没有财务公开过。”至于律协到底给律师提供了什么服务，记者接触的律师们大都茫然，有律师说“不找我们麻烦就不错了”。
北京市首佳房地产评估公司董事长高喜善兼任着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协会的副会长，在这个协会之上是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协会。高喜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家级协会的个人会费是一千块一年，但是北京市的个人会员会费比较低，主要是收机构的会费。虽然他再三向记者强调自己所在的协会管理细则清楚，不存在强制入会的问题，但是他也承认评估师们和评估公司“一般都会加入协会，毕竟涉及资质年检的问题”。例如首佳公司的评级，需要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协会进行年检，而这个协会的会长也一般由退休的副部长担任，这种和官方的联系也让高喜善感慨，弄不清楚协会到底是行使协会意志，还是政府意志。
王清也说，他的很多企业家朋友患上了所谓的“010恐惧症”：一看到手机上有显示为010开头的来电，就告诉秘书不要接，“因为都是各种名目的敲诈，主要敲诈方就是行业协会，敲诈的数目也很有技巧，既让你有点心疼，但也出得起，最后为了不惹麻烦，还是都出了。”王清拿出手机给记者读了一个短信，这是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事件曝出来后一个资产过亿的企业家发给他的，他显然深受其害：“与华商协会比起来，其实更可怕的是那种退休高官把持的协会。”
乱象丛生
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王清觉得那些只靠会费收入的协会“弱爆了”。行业协会以及协会负责人的生财方式五花八门，考验的是各种想象力：国家每年有各种资助企业创新的科研经费。
一种方式与跨国公司相关：所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都会委托一家公关公司，这个公关公司实际上就是要让它服务的企业能在特定的阶段规避风险。比如在涉嫌垄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公关公司都会寻求政府领导人对该企业负责人的接见，而这种安排一般也要通过特定行业的协会。王清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个时候对这家跨国公司的查处就会放缓或者后置。”林跃勤也告诉记者，据他所知，当年力拓间谍案的时候，就有行业协会的内部人员被调查，“但是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行业协会乱象已陆续得到披露，但真正移交司法的案件还是少之又少。王清向记者透露说，几年之前，中国物流协会的国际部部长、副部长曾经被“一锅端”，案由是截留私分出国费用，但是这个案件也一直没有正式公布。
另外一个标志性人物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会长蒋雷。蒋雷于2007年4月突然失踪，后被证实离境前往了新西兰，而前几年蒋雷的妻子儿子就已经移民新西兰，这个案件至今未有定论。林跃勤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中国汽车协会章程明确协会为非营利性组织，但在历次国内外大型车展中均通过提供批文（按规定各地车展需要通过汽车协会等行业机构审批，协会盖章收20万-30万元，审批一次有效期为3年）捞取大量经济收益。如2006年北京车展收入2亿多元，由于行业协会财务管理混乱、不透明，为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蒋雷于2007年4月携款潜逃提供了方便。”
王清和蒋雷曾经相识，他也证实了论文中的内容，“蒋雷以前是机械部的部长秘书，后来又当过汽车司的副司长，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在协会内部也有绝对的财务管理权。这些车展的费用到底是入了协会的账还是他个人的账都很难说，因为你完全可以对企业说，一笔钱打入协会，另外一笔钱打入哪里哪里的境外账号。现在广东这一带存在大量洗钱的公司，通过开曼群岛或者维京群岛，倒了几遍之后这钱就失去控制了。”王清说，各种展览会是协会营收的重要途径，“蒋雷的手段其实还很原始，就是直接收钱，现在另外一种方式是协会不自己办展览，通过一个第三方公司操作，但这个第三方公司常常是会长的关联人所开，这种展会也大都不需要招标，找哪个公司都是会长说了算。”
林跃勤和王清都很赞赏广东省最近出台的社会组织管理新规定，即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同时行业协会将允许一业多会。林跃勤说，要是什么时候国字头的行业协会也没有了主管单位，他们手上也就没有可寻租的权力，这才算断了腐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