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很多人痛定思痛，决心不让“文革”的历史重演，但是由于一度不许研究“文革”历史，或者是由于不认真地运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不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广泛讨论，是很难吸取历史教训的。“文革”后40年的情况说明，“文革”遗风还是有的，被人揶揄为“百日文革”的事也有过。对“文革”遗风的存在要理解，甚至谅解也是可以的。交通上的红灯变绿灯中间不是通用黄灯来过渡一下吗？可是，黄灯只能是一闪而过，拖得太久是有害的。
　　针对40年来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在研究避免“文革”历史重演时思考呢？
　　一、一定不要再“革”文化的“命”。文化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对文化人要爱护、支持、引导。“以文化人”，文化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会变革，发展，前进，但不是要“革”文化人的“命”。“士可杀不可辱”，“文革”中那样子侮辱文化人是荒唐，是犯罪。“士可杀不可辱”是为士者自己讲的。士，只要不违法是关不得、杀不得的，乱关、滥杀文化人是弥天大罪。人的精力有限，文化人有特长必有“特短”。对“特短”能使其变长更好，不能使其变长也无伤大雅。学术就是这么捉弄人的，真把“特短”拉长了，“特长”怕也不长了。要让科学家成为精通政治的政治家，科学家也就很可能退化为非科学家了。对文化人的引导不是板起脸来训斥，要寓引导于关怀、服务之中，要寓引导于散步、聊天、说说笑笑之中。润物无声，春风化雨，你对他的提醒、提示，睿智的文化人是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分量的。对文化人周恩来做得比较好。周恩来逝世时“文革”尚未结束，没有通知经济学家马寅初参加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马寅初主动提出参加遗体告别。像马这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人，有关方面也不便于拒绝他参加。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马寅初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弯腰低头了。怎么办？他要他儿子把他的头揿下去给周总理遗体鞠躬。这是何等深厚的感情！这里包含着多少酸甜苦辣！这绝对不是说教、训斥、斗争所能换来的。中国文化人的素质是很好的，是斗不得的。
　　二、一定要抛弃“斗争哲学”。在存在阶级压迫，存在两大对立阶级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社会制度中，在人家用枪口对着你时必须强调“斗争哲学”，必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法国的几位历史学家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早在1852年就说过，无论是发现阶级，还是发现阶级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马克思以前，在公元前，发生在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就是暴力，就是斗争。我去过好几个古罗马遗址。看到一面墙上挂着专门用来锁奴隶脖子的铁环。请问：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奴隶不斗行吗？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南北战争，就是北方的资产阶级发动的。没有这次武装斗争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也很难有后来的发展。反过来说，在两大对立阶级基本消失以后，就不能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了。再斗就是自相残杀了，再斗就是犯罪了。“文革”初期、中期大喊“斗争哲学”，大搞内斗，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文革”中有人无中生有地搞了个“梅花党大案”，你是、他是、大家都是梅花党员，劳模也是。再深挖，已经没有名字好交代了，在七斗八斗以后，有个“梅花党党员”交代他曾介绍工军宣队中的某人加入“梅花党”。物极必反，这才使得工军宣队考虑，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梅花党。“怀疑—切、打倒一切”是货真价实的惹火烧身。自相残杀的严酷现实在给全国人民上课，也教育了毛泽东，让毛泽东清醒过来，他在“文革”后期改口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是资产阶级说我们的，以后不要说了。我们是讲斗争，同时讲团结，老斗争就乱，还是讲团结为好。”这条用千万条生命换来的认识是理论上的一大进步，可惜为时已晚，况且转变得还不够十分到位，似乎还能听到一点斗争的霍霍磨刀声的余音：斗争与团结在当今中国是不能平起平坐的。真正吸取“文革”教训，就要在新时期抛弃“斗争哲学”，讲团结，协商，讲纳谏如流，共商国是，讲以法治国，按规则办事。毛泽东曾经说过，“要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这是对的。不料“文革”中有“理论家”又替毛泽东加了半句，改为：“要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并且改正错误的人”。画蛇添足，这后面几个字一加，意思完全变了。改正了才能团结，不改正就不去团结了？正是这句话，我们赶走了多少应该团结的人，我们把多少朋友化成了“敌人”。当代史上有多少改正的人，后来又对其改正来个“再改正”，时不我待，不久又对“再改正”来个“再‘再改正’”、“再再‘再改正’”。看来对改正的、暂不改正的都要首先讲团结。真理是个过程，真理要反复在实践中检验。有时看来是“改正”，说不定是“越改越错”。郭沫若在“文革”中要烧掉自己的作品就是以错纠正，以错纠错。这是值得引以为训的。
　　三、一定不能再搞“无限上纲”。“文革”初期华东局机关接待来访的任务很重。有几天我在财委负责人手下搞接待。在闲聊时，这位财委负责人突然冒出一句话：“把一个人的优点加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把一个人的缺点加起来就是修正主义。”他虽然没明确讲这样做是对是错，但从表情看，他是不赞成把缺点上纲为修正主义的。我听明白了弦外之音，佩服得五体投地，眼皮底下的大量事实在验证他这句话的正确性。他这句话大概也跟别人说过，在这位财委负责人被“打倒”后，财委有人把他这句话揭出来当罪行。我暗暗地思考，即使他这句话有不当之处，你把它当罪行，不恰好说明是你在把缺点当修正主义吗？《左传》告诉我们：“人谁无过”。是人都有缺点错误。照列宁的说法，只有两种人没错误，一是没有出生的人，二是死掉的人。我过去在文章中引用过列宁这句话，现在想想，如果允许吹毛求疵的话，列宁这句话也有缺点。试问：尚未出生的胎儿，在母亲肚子里用小腿把母亲蹬得很痛，这难道不是错误吗？在出生的过程中又让母亲痛得哇哇叫，这难道不是严重错误吗？把缺点上升到当时正在打倒的修正主义，这本身就是“诡辩主义”。如果都照此办理，有缺点错误就打倒，那人类早就在没进化到中国元谋猿人阶段的170万年前便消亡得只剩下三两个自封的“完人”了。再说，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要把任何人的缺点上纲都是不用吹灰之力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认为，“文革”中被打倒的大“走资派”，没有一位没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没表扬过的很难在“走资派”前有那个“大”字。同时，在大“走资派”中，也没有一位没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不挨批评就不合乎列宁那句名言了。要打倒时，说毛泽东早就洞察一切，料事如神，批评过你，只字不提他受过表扬的事；要捧起来时，就说毛泽东早就高瞻远瞩，慧眼识珠，表扬过他，却把他挨批评的另一面撇得远远的。这都是不全面的。片面性带来政治运动的随意性，也给当前的“文革研究”带来雾霾。 　　四、一定要居安思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党时期，面对敌强我弱，是很注意争取人、团结人的，春风化人，把一大批曾经与共产党不一条心的人变为与共产党一条心了。在执政党时期，江山坐稳了，就有条件鸟尽弓藏了，不那么尽心尽力去争取人了，有条件排斥异己了，一次赶走万儿八千人也不过占这一群体中的3%—5%，不妨碍执政地位。官逼民反，在制造出的“敌人”中，有一部分后来真的成为了敌人。完全可以量化出来，如今否定一切的人，不是本人挨斗过就是亲人挨斗过。搞得人家一贫如洗，家破人亡，又怎能不许人家出口气呢？出气对执政党来说，是肘腋之患，季孙之忧。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一味地用这一个又一个“3%—5%”，那就是在自我颠覆执政地位。不“思”这个“危”，难以“居安”。反之，经常“思危”，有危机感，就会去“危”存“机”，化“危”为“机”，弘扬革命党时期化敌为友、积少成多的传统，就一定会不断壮大自己。当然也要同时防止在有危机感时，胆颤心惊，一触即跳，动用暴力。使用暴力是缺乏执政能力，没有力挽狂澜能耐的表现。执政地位虽不是一劳永逸的，但又是可以多劳久逸的，关键是要懂得谨能胜祸，学会持盈保泰，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五、一定要对“左”的思潮防微杜渐。“文革”的出现不是偶然，有一个“左”的倾向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是集“左”之大成，是“左”的递增之和。大家知道，“文革”开始时农村的“四清”尚未完全结束。“四清”先是1963年起于浙江用诸暨等县的几个材料引发出的有点“左”的“社教”；接着是由东北倡导的、尔后推行全国的社教和“四清”，后称“小四清”，这就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再接着是1964年中南局提出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不必多发挥，仅从字面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出一个比一个打击面更宽，“矫枉”一次比一次“过正”。1964年还有两个著名的推波助澜的夺权经验：一为河北的“桃园夺权经验”，再是冶金部的甘肃“白银夺权经验”。所有这些都是“文革”大搞夺权的预演。1965年1月，毛泽东曾意识到“夺权”是在打倒一大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批评“形‘左’实‘右’”。实际上，上面的“预演”既有“实右”的一面，又有形“左”实也“左”。批“实右”还是在搞“左”的那一套。“四清”的夺权之势已是势焰熏天，1967年初出现全面夺权的“文革”也就势在必然了。从1963年到1966年，不管在哪个月份，如果能对“左”降降温，防微杜渐，“左”的气焰都不至于疯狂到伤天害理的地步。要知道，在通常气压下，水到摄氏100度必然沸腾。政治上也样，“左”到一定程度难免发生质变，大乱起来以后想控也控不住。毛泽东在1968年曾对“文革”结束的时间作过预测：“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结果又拖了两个“三年”加两年，并且也不是“文革派”自行结束的。
　　六、在如何研究“文革”问题上，要坚持“让人把话说完”。由于不同的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感受，所见所闻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许多研究成果中充满情绪化。“去情绪化”是“文革学”研究的必须。可是，人是有感情的，好文章总是情理交融。这就要求在“文革”研究中，既要让“文革”中的得益者带着情绪把话讲透，也要让“文革”中的受害者带着情绪把文章做足。两极相通，然后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辩证分析，加工提升，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取得“文革学”的丰硕成果，变苦果为甜果，与普天下的人共享。现在外国人热衷于研究“文革”，他们多是用第二手资料，隔靴搔痒，难免走样。研究发生在中国的“文革”，中国学者最有优势，万万不可变优势为劣势。
　　“三折肱，为良医。”可以相信，来者可追，十年寒窗，坚持不懈地把“文革史”当“文革学”来研究，用“文革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文革学”的理论告别“文革”。“文革”的历史不会重演，至多在某一点上，在没有研究清楚的那一点出现相似。
　　去吧！文革！来吧，文革学！理论是响导。文革学来得越快，文革遗风去得越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