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官不算多大的理想，但也不是坏事。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说白了就是选拔官员。十年寒窗为啥？还不是为了当官！有了官位，才谈得上黄金屋和颜如玉。历史上那些辞官不做的不是因为不屑于当官，而多系其他因素。
　　 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大将、大司马陶侃，都督八州军事，差不多一个人掌控大半个东晋，是皇帝最为仰仗之臣;祖父陶茂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是安成太守。而陶渊明，自幼便立下“大济苍生”恢复祖上荣光雄愿，却未料事与愿违，别说光宗耀祖，连太守都没得做。陶渊明本人，先任小官江州祭酒，后又改任参军;但无论祭酒还是参军，都是没实权之底层官吏。后来，他勉强当上彭泽县令，依旧是芝麻官，且年近半百，眼瞅着仕途晋升与福利待遇皆没指望，又赶上上峰来县里视察工作，属下找陶县长商议如何接待，令老陶不由得感觉窝囊麻烦，遂解印绶去职，且写下了《归去来兮辞》。所以，陶渊明辞官很难说不是种极度失望后的逆反。但作为文人，陶又自视甚高，明知官场潜规则，却又拉不下脸去“跑官”，内心冲突之剧烈怕是早已令他难以承受。
　　 古代，要当官，倘无世袭，科举便是重要一途。但也怪，历史上凡才高八斗者，多不是学霸，且皆属于一进考场即蒙圈的主儿，例子举不胜举。这里单说杜甫。公元735年考进士落第，起初有父亲荫庇，后父亲去世，公元746年，已三十好几的杜甫西上长安，从此开启了他十年的“京漂”生涯。到长安就是为“平交王侯”，杜甫去京城走动，也曾摧眉折腰事权贵，四处朝拜求推荐，却阴差阳错始终无法如愿，竟靠寄食卖药维持生计。直到公元755年，终于求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虽系八品小官，但在职期间有250亩土地、月入2960文，还有仆人两名和专用马匹，杜甫很知足。谁想这一年年底安史之乱爆发，那些福利待遇于杜甫而言遂成空中楼阁。命运将他从一个困境抛向另一个困境。黄金年华始终奔波于“跑官”路上的杜甫于所谓仕途而言“一事无成”，却终于成就了他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跑官”系动词，却也有“以静制动”的例子。种放系北宋名士，曾拜师陈抟。他一心想当官，却科举不中，又无敲门砖，有人劝他“以隐求官”。种放遂携母隐居终南山，聚众讲学，与地方官绅交往。隐着隐着果然隐出名气，地方官举荐他为贤才，宋太宗令当地政府给种放三万钱作盘缠来汴梁授官。种放欢天喜地，刚要接受，却有人劝他不要去：这次去了，最大的官也就是监丞之类的科级;而若称病不去，日后再召，至少是厅局级干部。种放觉得有理，便以“恪守隐节”为由拒绝召用。宋太宗大怒：“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不复召。这下种放傻眼了，再去地方上“跑官”求推荐，就只剩闭门羹了。
　　 还有种跑官类型，貌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实则使的是“暗劲儿”和“暗功夫”。北宋时李昉曾两度为相，学富五车，却不是两脚书橱式人物，脑筋活泛得很。北宋官员退休后拿相当于在职时一半的薪酬，按说也不少，毕竟省去在职时大量应酬。别人退休后在家侍花弄草，可李昉不是，因为他太了解宋太宗赵光义这个人的喜好了。果不其然，一次春节期间，宋太宗于千元门楼观灯，忽想起李昉来，忙派人召见，与李昉说起许多当年往事，又问李昉退休在家都干点什么，读了哪些书。只见李昉毕恭毕敬离席，站在那里一口气背诵了宋太宗所作的七十多首诗，竟一字不差，惊得赵光义半天合不拢嘴，问李昉为何记得如此清楚。李昉答，臣每日早起在道室焚香，反复背诵皇上诗作，长年累月已了然于胸。赵光义的诗实在写得一般，与乾隆相似，又没乾隆多产。可让李昉这么一拍，赵光义十分高兴，当即“以六品正官与之”。李昉以七十高龄被“退休返聘”，不用上班便额外享受正六品官的月俸。李昉这官跑得实在是值。
　　 在当下，跑官是贬义词且被明令禁止，是因为如今某些人跑官与杜甫那个年代所指向的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有一点从古至今却没有变，那便是我们对于“官”这个词汇的理解和认知。当它所指向的是一种纯粹的公共职务，是服务与付出，是使命与担当，与发家致富和各种隐形待遇无涉——那么，这个官如果还有人乐于去“跑”，我们倒是应该点赞的。
　　 摘自《今晚报》2020年9月16日韦荣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