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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官不算多大的理想,但也不是坏事。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说白了就是选拔官员。十年寒窗为啥?还不是为了当官!有了官位,才谈得上黄金屋和颜如玉。历史上那些辞官不做的不是因为不屑于当官,而多系其他因素。
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大将、大司马陶侃,都督八州军事,差不多一个人掌控大半个东晋,是皇帝最为仰仗之臣;祖父陶茂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是安成太守。而陶渊明,自幼便立下“大济苍生”恢复祖上荣光雄愿,却未料事与愿违,别说光宗耀祖,连太守都没得做。陶渊明本人,先任小官江州祭酒,后又改任参军;但无论祭酒还是参军,都是没实权之底层官吏。后来,他勉强当上彭泽县令,依旧是芝麻官,且年近半百,眼瞅着仕途晋升与福利待遇皆没指望,又赶上上峰来县里视察工作,属下找陶县长商议如何接待,令老陶不由得感觉窝囊麻烦,遂解印绶去职,且写下了《归去来兮辞》。所以,陶渊明辞官很难说不是种极度失望后的逆反。但作为文人,陶又自视甚高,明知官场潜规则,却又拉不下脸去“跑官”,内心冲突之剧烈怕是早已令他难以承受。
古代,要当官,倘无世袭,科举便是重要一途。但也怪,历史上凡才高八斗者,多不是学霸,且皆属于一进考场即蒙圈的主儿,例子举不胜举。这里单说杜甫。公元735年考进士落第,起初有父亲荫庇,后父亲去世,公元746年,已三十好几的杜甫西上长安,从此开启了他十年的“京漂”生涯。到长安就是为“平交王侯”,杜甫去京城走动,也曾摧眉折腰事权贵,四处朝拜求推荐,却阴差阳错始终无法如愿,竟靠寄食卖药维持生计。直到公元755年,终于求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虽系八品小官,但在职期间有250亩土地、月入2960文,还有仆人两名和专用马匹,杜甫很知足。谁想这一年年底安史之乱爆发,那些福利待遇于杜甫而言遂成空中楼阁。命运将他从一个困境抛向另一个困境。黄金年华始终奔波于“跑官”路上的杜甫于所谓仕途而言“一事无成”,却终于成就了他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跑官”系动词,却也有“以静制动”的例子。种放系北宋名士,曾拜师陈抟。他一心想当官,却科举不中,又无敲门砖,有人劝他“以隐求官”。种放遂携母隐居终南山,聚众讲学,与地方官绅交往。隐着隐着果然隐出名气,地方官举荐他为贤才,宋太宗令当地政府给种放三万钱作盘缠来汴梁授官。种放欢天喜地,刚要接受,却有人劝他不要去:这次去了,最大的官也就是监丞之类的科级;而若称病不去,日后再召,至少是厅局级干部。种放觉得有理,便以“恪守隐节”为由拒绝召用。宋太宗大怒:“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不复召。这下种放傻眼了,再去地方上“跑官”求推荐,就只剩闭门羹了。
还有种跑官类型,貌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实则使的是“暗劲儿”和“暗功夫”。北宋时李昉曾两度为相,学富五车,却不是两脚书橱式人物,脑筋活泛得很。北宋官员退休后拿相当于在职时一半的薪酬,按说也不少,毕竟省去在职时大量应酬。别人退休后在家侍花弄草,可李昉不是,因为他太了解宋太宗赵光义这个人的喜好了。果不其然,一次春节期间,宋太宗于千元门楼观灯,忽想起李昉来,忙派人召见,与李昉说起许多当年往事,又问李昉退休在家都干点什么,读了哪些书。只见李昉毕恭毕敬离席,站在那里一口气背诵了宋太宗所作的七十多首诗,竟一字不差,惊得赵光义半天合不拢嘴,问李昉为何记得如此清楚。李昉答,臣每日早起在道室焚香,反复背诵皇上诗作,长年累月已了然于胸。赵光义的诗实在写得一般,与乾隆相似,又没乾隆多产。可让李昉这么一拍,赵光义十分高兴,当即“以六品正官与之”。李昉以七十高龄被“退休返聘”,不用上班便额外享受正六品官的月俸。李昉这官跑得实在是值。
在当下,跑官是贬义词且被明令禁止,是因为如今某些人跑官与杜甫那个年代所指向的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有一点从古至今却没有变,那便是我们对于“官”这个词汇的理解和认知。当它所指向的是一种纯粹的公共职务,是服务与付出,是使命与担当,与发家致富和各种隐形待遇无涉——那么,这个官如果还有人乐于去“跑”,我们倒是应该点赞的。
摘自《今晚报》2020年9月16日韦荣景/图
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大将、大司马陶侃,都督八州军事,差不多一个人掌控大半个东晋,是皇帝最为仰仗之臣;祖父陶茂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是安成太守。而陶渊明,自幼便立下“大济苍生”恢复祖上荣光雄愿,却未料事与愿违,别说光宗耀祖,连太守都没得做。陶渊明本人,先任小官江州祭酒,后又改任参军;但无论祭酒还是参军,都是没实权之底层官吏。后来,他勉强当上彭泽县令,依旧是芝麻官,且年近半百,眼瞅着仕途晋升与福利待遇皆没指望,又赶上上峰来县里视察工作,属下找陶县长商议如何接待,令老陶不由得感觉窝囊麻烦,遂解印绶去职,且写下了《归去来兮辞》。所以,陶渊明辞官很难说不是种极度失望后的逆反。但作为文人,陶又自视甚高,明知官场潜规则,却又拉不下脸去“跑官”,内心冲突之剧烈怕是早已令他难以承受。
古代,要当官,倘无世袭,科举便是重要一途。但也怪,历史上凡才高八斗者,多不是学霸,且皆属于一进考场即蒙圈的主儿,例子举不胜举。这里单说杜甫。公元735年考进士落第,起初有父亲荫庇,后父亲去世,公元746年,已三十好几的杜甫西上长安,从此开启了他十年的“京漂”生涯。到长安就是为“平交王侯”,杜甫去京城走动,也曾摧眉折腰事权贵,四处朝拜求推荐,却阴差阳错始终无法如愿,竟靠寄食卖药维持生计。直到公元755年,终于求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虽系八品小官,但在职期间有250亩土地、月入2960文,还有仆人两名和专用马匹,杜甫很知足。谁想这一年年底安史之乱爆发,那些福利待遇于杜甫而言遂成空中楼阁。命运将他从一个困境抛向另一个困境。黄金年华始终奔波于“跑官”路上的杜甫于所谓仕途而言“一事无成”,却终于成就了他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跑官”系动词,却也有“以静制动”的例子。种放系北宋名士,曾拜师陈抟。他一心想当官,却科举不中,又无敲门砖,有人劝他“以隐求官”。种放遂携母隐居终南山,聚众讲学,与地方官绅交往。隐着隐着果然隐出名气,地方官举荐他为贤才,宋太宗令当地政府给种放三万钱作盘缠来汴梁授官。种放欢天喜地,刚要接受,却有人劝他不要去:这次去了,最大的官也就是监丞之类的科级;而若称病不去,日后再召,至少是厅局级干部。种放觉得有理,便以“恪守隐节”为由拒绝召用。宋太宗大怒:“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不复召。这下种放傻眼了,再去地方上“跑官”求推荐,就只剩闭门羹了。
还有种跑官类型,貌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实则使的是“暗劲儿”和“暗功夫”。北宋时李昉曾两度为相,学富五车,却不是两脚书橱式人物,脑筋活泛得很。北宋官员退休后拿相当于在职时一半的薪酬,按说也不少,毕竟省去在职时大量应酬。别人退休后在家侍花弄草,可李昉不是,因为他太了解宋太宗赵光义这个人的喜好了。果不其然,一次春节期间,宋太宗于千元门楼观灯,忽想起李昉来,忙派人召见,与李昉说起许多当年往事,又问李昉退休在家都干点什么,读了哪些书。只见李昉毕恭毕敬离席,站在那里一口气背诵了宋太宗所作的七十多首诗,竟一字不差,惊得赵光义半天合不拢嘴,问李昉为何记得如此清楚。李昉答,臣每日早起在道室焚香,反复背诵皇上诗作,长年累月已了然于胸。赵光义的诗实在写得一般,与乾隆相似,又没乾隆多产。可让李昉这么一拍,赵光义十分高兴,当即“以六品正官与之”。李昉以七十高龄被“退休返聘”,不用上班便额外享受正六品官的月俸。李昉这官跑得实在是值。
在当下,跑官是贬义词且被明令禁止,是因为如今某些人跑官与杜甫那个年代所指向的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有一点从古至今却没有变,那便是我们对于“官”这个词汇的理解和认知。当它所指向的是一种纯粹的公共职务,是服务与付出,是使命与担当,与发家致富和各种隐形待遇无涉——那么,这个官如果还有人乐于去“跑”,我们倒是应该点赞的。
摘自《今晚报》2020年9月16日韦荣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