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个世纪以来我最喜爱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前几天挂了。他被称为美国文学界的“十项全能冠军”，既是一个写温柔放荡的存在悲剧的大师，又多才多艺，从创作到批评无所不能，比喻性地说，恰如四份苏东坡配六份杜牧。此人正合我的波长，是作家中的抒情歌手，而我恰好认为一个人若不在某些方面是个抒情歌手简直就不值得活下去。在电影《毕业生》里，达斯汀·霍夫曼刚刚大学毕业，成天东游西荡，不擅实务，父母问他，你丫到底想要什么？他回答说：“与众不同。”当我想到厄普代克的毕生志业时，我的感慨正是：这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
　　
　　有时你不得不感慨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厄普代克这样的人相比，我自己活个什么劲儿呢？这就像人家已经实现了可以装满鸟巢体育场的梦想，而你还对一只小盒子说心事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傲娇地说，我只是一个在文学地图上没有人知道的国家里的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嘛。我在网络视频上看过巴西小孩踢球，还没有茶几高，踢得跟翻花儿似的，可是我们的国足也没集体自杀呀。我们是伟大国家，专跟人家比乒乓球。这就是我们的风格。余华不是有一部《活着》备受赞誉嘛，就因为里边有一个人，任天打雷劈，怎么着都活着。
　　我可不认为一个活着而不曾体验活着之外的乐趣的故事有什么好写。我姥姥几乎不识字，年近九旬，身体不好，自知死之将至，兹有存在之惑，问我说：“人这一辈子呀，有什么意思呢？”我没有办法回答她，只好鼓励说，你要下定决心不死呀！她表示一定按我说的做，可我觉得只是敷衍而已。她不能“与众不同”，不贪求往生彼岸，却无法排解幻灭之失。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杰出的小说是文明赠予我们的礼物。它们让你完全沉浸在床头的台灯能够照射到的小小空间之中，屏除了喧哗的世界，本来你对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它们却让你了解自己的孤独和悲凉，了解自己在永恒时光中的小小的位置。平时，当理科生质问“文科生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回答，但是在夜阑人静、手不释卷之时你却会发现，世界上各种接近真知的努力都有唯一之核，就是对存在的真实的追问，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与最杰出的天文学或物理学研究其实是一回事，它们的浩瀚之美让我们的灵魂恐惧却安宁。
　　秦桧也有仨朋友，我亦承蒙错爱，偶尔被朋友问到为什么不多写点儿。他们的意思是，豌豆大的才华也不要浪费呀。我的回答总是：我不写就是因为我不會写呗。我想这世上只有两种东西真正值得去写，一种是重大现实问题，比如社会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另一种就是我们的灵魂。这两种东西我都不会写，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作文的必要。让我觉得疑惑的一件事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比我还平庸，却写那么多而且沾沾自喜呢？我觉得自己像蓝藻中的一条鱼，都快被这帮话唠给弄得窒息了。有时候我几乎想跟他们签一个协议：大家一起收声好不好？
　　海明威够聪明的了，可是写《永别了，武器》，光最后一页就修改了39遍，这才叫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受罪呀。我想在我们这儿，人们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不聪明，而在于太不乐意受罪了。
　　因此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潘恩写过一本书就叫《常识》，美国精神就以这本小册子为蓝本。前段时间，一架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一个人都没死。我希望等什么时候我们的飞机也迫降在一条河里，也不死人。经过漫长而迂回的逻辑，常识将有助于此。这看似是恢弘的志向，其实不是。写文章的真正的恢弘志向应该是文字像深涧流水一样优美动听，促进社会进步只是识文断字的人的本分。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逆流而动，大谈文学呢，既然我知道列位对文学的兴趣比拿葱的大婶强不了多少？我仍是想陈述常识：穷措大拥一黄脸婆，自称好色，可不能够叫风流倜傥;有了钱却没了品位，天下士子皆爱蜗角虚名，怎当得起大国崛起？
　　（彩玲摘自《第一财经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