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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一个医学世家出身的人，我的脉搏，没有一刻不是紧贴着祖国的。我今年83岁了，十一前夕还领着我的团队，满怀深情地歌唱《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今年9月25日，我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的光荣称号。回望峥嵘岁月，不由心潮澎湃。
2003年初，非典SARS病毒来袭，情况十分危急，我与我的团队在疫情病因不明的情况下，尊重事实，通过精心制定治疗方案，挽救了很多病人的生命。
在非典疫情肆虐之时，我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倡导与国际卫生组织合作，主持制定我国非典等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最早制定出《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并探索出“三早三合理”的治疗方案，在全世界率先形成一套富有明显疗效的防治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具有指导意义。我感到，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和我的团队一起，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做出了应有贡献。
我在呼吸医学上的奋斗历程，开始于1971年。当时，国家号召全国医疗系统开展对呼吸科和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疾病的防治研究。那一年，我35岁，从北京回到广州，选择了当时离家最近的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即后来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今天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的前身，就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呼吸疾病研究所。
在那里，我走上呼吸病学防治之路。在我的建议下，医院组建了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小组进行研学，这是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最初雏形。为了尽快成长为一个熟练的临床医生，我除了按时上班外，把大部分休息时间都用到X光室、心电图室、图书馆等地方。有的时候，我还会骑上自行车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地去调查，甚至蹲在地上，从呼吸系统病人吐出的痰中分析病情。
我们这个小组终因勤奋钻研脱颖而出。我们在广州地区最早使用纤支镜，并将其用于呼吸疾病的治疗。我们建立多个实验室，开展动物实验，为临床科研提供补充和对照。同时，我们写出一些高质量的论文，起先登于《中华医学》和《中华内科》杂志，后来逐渐发表到国际医学前沿的报刊。我们付出无数艰辛的努力，却从来没有人去计较个人的得失。
1978年，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作为广东省代表参加了这次历史盛会，我与侯恕合作的研究成果《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这届大会上，汇聚了当时很多科技工作者，大家久别重逢，都是分外激动，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
最近这些年，我致力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的研究。慢阻肺是一个国际性大课题，致残率和病死率很高，我国4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已达13.7%！这个数字仅次于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成为第四位致死的疾病。
2017年9月27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噻托溴铵对早期慢阻肺的治疗》，这是我和我的团队历经10年时间，首次发现慢阻肺如果在早期没有症状或极少症状时进行干预，可以显著改善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并首次证实，抗胆碱药物能减少肺功能的年衰減率，延缓病情的恶化。
我记得，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讲糖尿病的症状是“三多一少”，并伴有糖尿病足、青光眼及肾病。实际上，这都是糖尿病的晚期合并症，治疗起来比较困难，效果也很差。经过20年的实践，人们才认识到，当早期血糖反复升高，糖耐量降低时，即使没有症状，都可以诊断为糖尿病。如果在这个时候进行干预和早期治疗，完全可以避免以上合并症的发生。其他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肿瘤等，也都将重点放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唯有慢阻肺，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等到出现明显症状之后才进行干预。面对这种现实情况，我们没有退缩，而是依靠当地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首先用肺功能仪筛查出病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说服他们接受药物治疗。经过8年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取得宝贵的一手资料，并首次在国际上证实，早诊早治对慢阻肺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可能使病情逆转。
如果采用国外推荐的吸入治疗方法治疗慢阻肺病，医疗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需要发展适合国情的“简便、价廉、安全、有效”的药物及器械。经过多年研究实践，我们发现含有硫氢基的口服药物，规律地服用能够使中重度慢阻肺病人的急性发作频率减少24%至29%，而其医疗费用仅为国际推荐药物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太极拳是我国传统的身体锻炼及康复手段，我们研究发现，太极拳比起国际惯用的步行康复具有更大优势：一是能够调整呼吸，二是能够增加呼吸肌肌力，从而证实太极拳是慢阻肺患者功能康复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有力领导下，我们已经对产生慢阻肺的病因进行积极干预，如降低大气污染，使用无污染的天然气代替用于烹调的柴草等室内生物燃料，以及加强烟草危害的宣传教育等，这些是对慢阻肺的一级预防。而对慢阻肺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对该疾病的二级预防。这个二级预防在国际上还没有实践，相信通过我们的深入研究，将使慢阻肺的防治战略前移。相信再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将在慢阻肺的早诊早治上领先国际。
从医几十年，我最大的幸福，是始终站在治病救人的一线。我最大的安慰，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共产党员，我对病人做到了全心全意。我最大的愿望，是能为祖国多做一点贡献，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生产力，造福人民——这也是我对国家、对人民的报答，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初心。
◎ 来源|人民日报
2003年初，非典SARS病毒来袭，情况十分危急，我与我的团队在疫情病因不明的情况下，尊重事实，通过精心制定治疗方案，挽救了很多病人的生命。
在非典疫情肆虐之时，我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倡导与国际卫生组织合作，主持制定我国非典等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最早制定出《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并探索出“三早三合理”的治疗方案，在全世界率先形成一套富有明显疗效的防治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具有指导意义。我感到，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和我的团队一起，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做出了应有贡献。
我在呼吸医学上的奋斗历程，开始于1971年。当时，国家号召全国医疗系统开展对呼吸科和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疾病的防治研究。那一年，我35岁，从北京回到广州，选择了当时离家最近的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即后来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今天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的前身，就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呼吸疾病研究所。
在那里，我走上呼吸病学防治之路。在我的建议下，医院组建了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小组进行研学，这是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最初雏形。为了尽快成长为一个熟练的临床医生，我除了按时上班外，把大部分休息时间都用到X光室、心电图室、图书馆等地方。有的时候，我还会骑上自行车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地去调查，甚至蹲在地上，从呼吸系统病人吐出的痰中分析病情。
我们这个小组终因勤奋钻研脱颖而出。我们在广州地区最早使用纤支镜，并将其用于呼吸疾病的治疗。我们建立多个实验室，开展动物实验，为临床科研提供补充和对照。同时，我们写出一些高质量的论文，起先登于《中华医学》和《中华内科》杂志，后来逐渐发表到国际医学前沿的报刊。我们付出无数艰辛的努力，却从来没有人去计较个人的得失。
1978年，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作为广东省代表参加了这次历史盛会，我与侯恕合作的研究成果《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这届大会上，汇聚了当时很多科技工作者，大家久别重逢，都是分外激动，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
最近这些年，我致力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的研究。慢阻肺是一个国际性大课题，致残率和病死率很高，我国4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已达13.7%！这个数字仅次于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成为第四位致死的疾病。
2017年9月27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噻托溴铵对早期慢阻肺的治疗》，这是我和我的团队历经10年时间，首次发现慢阻肺如果在早期没有症状或极少症状时进行干预，可以显著改善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并首次证实，抗胆碱药物能减少肺功能的年衰減率，延缓病情的恶化。
我记得，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讲糖尿病的症状是“三多一少”，并伴有糖尿病足、青光眼及肾病。实际上，这都是糖尿病的晚期合并症，治疗起来比较困难，效果也很差。经过20年的实践，人们才认识到，当早期血糖反复升高，糖耐量降低时，即使没有症状，都可以诊断为糖尿病。如果在这个时候进行干预和早期治疗，完全可以避免以上合并症的发生。其他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肿瘤等，也都将重点放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唯有慢阻肺，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等到出现明显症状之后才进行干预。面对这种现实情况，我们没有退缩，而是依靠当地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首先用肺功能仪筛查出病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说服他们接受药物治疗。经过8年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取得宝贵的一手资料，并首次在国际上证实，早诊早治对慢阻肺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可能使病情逆转。
如果采用国外推荐的吸入治疗方法治疗慢阻肺病，医疗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需要发展适合国情的“简便、价廉、安全、有效”的药物及器械。经过多年研究实践，我们发现含有硫氢基的口服药物，规律地服用能够使中重度慢阻肺病人的急性发作频率减少24%至29%，而其医疗费用仅为国际推荐药物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太极拳是我国传统的身体锻炼及康复手段，我们研究发现，太极拳比起国际惯用的步行康复具有更大优势：一是能够调整呼吸，二是能够增加呼吸肌肌力，从而证实太极拳是慢阻肺患者功能康复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有力领导下，我们已经对产生慢阻肺的病因进行积极干预，如降低大气污染，使用无污染的天然气代替用于烹调的柴草等室内生物燃料，以及加强烟草危害的宣传教育等，这些是对慢阻肺的一级预防。而对慢阻肺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对该疾病的二级预防。这个二级预防在国际上还没有实践，相信通过我们的深入研究，将使慢阻肺的防治战略前移。相信再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将在慢阻肺的早诊早治上领先国际。
从医几十年，我最大的幸福，是始终站在治病救人的一线。我最大的安慰，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共产党员，我对病人做到了全心全意。我最大的愿望，是能为祖国多做一点贡献，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生产力，造福人民——这也是我对国家、对人民的报答，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初心。
◎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