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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至今尚未摆脱2008年至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到接近3%，这意味着自经济危机以来，有近半个百分点的增长被削掉了。而这种放缓的趋势很有可能将继续下去。
那么，这种趋势能够得到扭转吗？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恢复？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使经济提速，还是任由主要市场经历痛苦的调整？怎样做才能防止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在2013年后降速缓慢？
在即将过去的2012年，全球经济明显显示出2008年至2009年经济和金融危机所留下的长期创伤。我们预测2013年全球GDP增长率仅为3.0%，略低于2012年3.2%的增长率。危机后，成熟经济体的复苏效应和新兴经济体出人意料的强劲增长使得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增长率分别达到5.1%和3.7%，但在2012年，这些积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美国大选和中国领导层交替后，经济政策如何变化仍具有不确定性，欧洲的前景也令企业界担忧。所有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全球投资和消费活动。同时，贸易增长速度的大幅降低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速的放缓也表明，现今的全球经济已是紧密相连、休戚相关，颓势往往产生联动效应。
全球劳动者和家庭都已经感受到了全球危机的影响。虽然人均收入增长率仍保持在2%以上，但相对于十年前接近3%的增长，增速处于下降趋势。已然高企的失业率不太可能快速下降，在发达经济体中尤其明显，这将导致许多人完全离开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全球企业界也深受增长减缓的影响。虽然企业部门的流动性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利润却在降低，强大的投资动力也不复存在。我们看到，与2010年和2011年不同，再也没有任何来自于新兴市场的补偿因素可以抵消成熟经济体缓慢的增长速度了。
当前对严厉的紧缩政策（例如，多个欧洲国家大幅缩减政府预算）是否在短期内正在使经济复苏放缓存在着较多的争论。而一个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怎样做、做什么才能支持经济的复苏？乍看之下，与一个全面的危机不同，似乎并无多大的空间可以令经济快速从结构性的危机中复苏。而对那些关键部门如金融、住房、能源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均需假以时日才能看到效果。
虽然2012年全球经济3.2%的增长率达到了我们2011年11月所作的预期，但就个别国家或地区而言，我们去年的预期尚存有偏差。例如，我们低估了美国经济的增长。目前，我们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1%，高于此前的预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2011年四季度经济强劲表现的后续效用。如果按照季度计算，全年度企业部门的增长则一直在减缓。就2013年而言，我们仍然持较为悲观的态度，预计2013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8%。当然，如果住房市场的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的温和反弹可以持续，那么美国经济增长率或可达到2.5%甚至3%。不幸的是，由于“财政悬崖”可能对消费者和企业造成沉重的额外负担，我们并不对这一上升潜力抱乐观态度。
全球经济减缓对几个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影响更为严重，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有可能持续放缓，或会抵消成熟市场的最终复苏成果。根据我们基准模型的预测结果，由于新兴市场的放缓趋势，全球经济增长将持续走低，从2014年至2018年间的3%降到2019至2025年间的2.5%。
然而，我们不能机械地套用以往的经济表现来推断未来。对于2013年，我们需要比前几年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相对于基准预测结果的正负偏离。
即使是极端的经济“冲击”（例如，全球金融危机或者欧元区的崩溃）都在可能发生的范围之内。同时，我们也应当密切注意那些积极的信号，特别是来自技术和体制创新方面的积极信号，虽然这些信号并不可能自动产生。
是需求放缓还是供给疲软
是什么因素抑制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一般会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需求不足，或者供给疲软。
对于全球经济主要是需求不足的解释，我们分析，全球经济可能正处于从危机中复苏的一个疲软期。大多数经济体都面临着当前产出水平相对于潜在产出水平的缺口。潜在产出水平意味着，在一定的劳动力规模、投资和创造技术进步的潜力下，某一经济体通过非通胀方式可以达到的产出水平。产出缺口的典型反映是消费者需求疲软和商业需求减缓。成熟经济体的产出缺口依然很大，这是由于一些经济体尚未完全从2008年至2009年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如美国），或者在金融危机恶化时经历了更为严重的衰退（如欧洲），或者依然饱受财政疲弱的困扰（如日本）。美国目前的产出缺口约为9000亿美元（约占潜在GDP的6%）。因2010年至2011年间的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造成的损失，欧盟27国的产出缺口已经上升至GDP的2.8%。
一旦存在产出缺口，就会有政府刺激措施的运作空间。但是，在目前情形下，这种举措的效果可能比较小，而且见效比较慢。现阶段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刺激措施不会很快见效。公司不仅仅是因为业务量小而远离市场，而是因为它们正在为适应市场环境的根本性变化而进行调整。金融市场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是适应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例证。因此，政府措施需要注重长期举措，如对基础设施、技术与研究或青年培训计划的投资。
当我们对2013年至2018年的全球经济进行基准预测时，我们假定美国和其他一些成熟经济体，包括日本和几个处于困境的欧洲经济体，将可以弥合部分产出缺口。在这一假设下，我们预计美国2013年至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2.3%，比预计的同一时期趋势增长率1.9%高出0.4个百分点（见图1）。就欧洲而言，由于我们预计其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3%，产出缺口可以快速弥合的空间比较小；2014年至2018年，欧洲经济增长将依然保持低于趋势增长率1.4%的水平。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潜在产出则比较难以测量，因为这需要各种可靠的数据来支撐，其中包括失业率和产能利用率的数据。然而，由于高增长率和通胀压力，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和中国）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而非产出缺口。但是最近全球经济增长减缓已经如此严重地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出口表现，导致上述产能过剩出现大幅缩减。在刺激措施方面，中国、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尤其倚重对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公路、港口等）的公共资金投入。例如，为准备世界杯足球锦标赛和奥运会，巴西已经开始了多项公共项目。除了建筑部门，此类公共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只会在中期内得以显现。而且，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这些措施也会引发一种真正的风险，即针对投资的财政刺激措施可能导致经济表现超出增长目标，从而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因此，对于各新兴市场而言，政府各项举措的目标需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 另一个关于全球经济放缓的解释是，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已经达到其“速度极限”。问题不在于需求减缓而在于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这一解释的关注点在于经济的供给方面。我们基于对以往时期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对GDP的贡献来测量未来的趋势增长。这一方法可以确定增长的“速度极限”。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高达4%，但是后来逐渐下降，现在我们的预测为1.9%（见图1）。导致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婴儿潮”一代离开劳动力市场而带来就业率增长减缓以及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其中，后者指向的是技术进步机会的下降和体制创新的放缓。我们看到，欧洲的趋势增长一直弱于美国，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适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美国。欧洲还长期存在严重的生产率增长问题，这与欧洲各经济体间整合程度低以及各国内部相互之间的壁垒有关。因此，当前欧洲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金融、财政和货币政策框架，这也是提高其生产率的前提条件。欧洲应当避免走上一条结构性紧缩和竞争力下降的路径，以免重蹈日本的覆辙。
从我们的预测结果来看，“速度极限”降幅最大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见图2），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当然，每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在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严重依赖于投资的驱动。2012年，中国的总贷款额较2011年有显著增长；全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快速增长，尽管资本的边际产量（衡量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数值）已经呈现出迅速下降的迹象。在印度这个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则需要增加投资而并非减少，以获得人口红利。不幸的是，由于过去两年间改革计划的严重脱轨，印度的投资增长受阻。这限制了潜在增长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印度经济体内的广大落后地区而言。在2010年至2011年，巴西的经济发展超出了其3.7%的趋势增长率，但在2012年降至不到2%。对于巴西来说，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保持其发展速度極限的先决条件。近期巴西政府的政策强调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这凸显出，在2014年和2016年的大型体育活动后，需要确保基础设施的投资获得实质性回报。
上述三个新兴市场的共同点为，其生产率增长将随着其经济的不断成熟而开始减缓。传统意义上强调通过投资和技术引进以实现快速“追赶式”的增长，以及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实现 新的模式势必逐渐被一种更为均衡的增长模式所取代，后者将更多地依赖于一个国家自身的能力和实力。对教育、研发和其他无形资产领域的投资在总支出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些投资对推动增长的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
除了生产率增长，投资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脱离生产率单独看待投资，生产率决定长期增长潜力。全球技术和创新状况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的技术周期基本上已近完成；另一些人则认为，技术对增长的影响有其局限性，因为它并未对就业机会的创造和从结构上较大幅度地降低失业率作出多少贡献，因此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另外，市场表现疲软和体制僵化也是生产率增长缓慢和在结构上增长潜力下降的原因。
众多负面因素不容忽视
在解释当前发展减缓时，需求的缺乏和供应的乏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真正的风险在于这两者将相互助长，造成螺旋式的下降，为经济前景带来严重的下行风险。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全球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由中国带来的全球消费赤字、美国的储蓄赤字、欧洲和日本的增长赤字以及印度和巴西的增长潜力发挥不充分，经济的下行风险可能成为事实。通货紧缩陷阱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像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日本一样，遭遇“停滞的十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今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都低于其最大速度极限，但却缺少政策协调来发挥优势和消弭劣势。这使得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自身的竞争动力，这有可能导致市场信心低迷，对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复苏缺乏信心。以上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出现相对于基准预测的负偏离，从而将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年增长率推低到2.5%以下，与21世纪初全球经济平缓增长趋势中最高年增长率4%相比，低了1.5个百分点以上。
进而言之，我们担忧更为严重且难以控制的风险，包括：
第一，美国出现“政治瘫痪”的可能性，这将导致其彻底坠落“财政悬崖”，从而在明年初引发严重的经济萎缩。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在2013年一季度会出现小幅下滑，增长率为1.4%，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所实施的失业救济金发放计划和工资税削减优惠政策届时将到期或中止。
第二，欧债危机升级，包括欧元作为共同货币的崩溃。我们的预期是：银行业联盟的进程会在曲折与缓慢中前行，同时在财政政策的协调方面会有所加强。
第三，中国经济转型的延宕而可能引发的市场预期不确定。我们的预期是：中国或会经历较为平稳的转型，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将下降，且幅度将大于普遍的假定和预测。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关键市场实行更多的根本性改革以推动经济调整的进程。
第四，全球需求与供给分布不均可能引发主要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我们的预期是：虽然短期波动因素仍然存在，从长期看，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将呈逐渐上升趋势。
第五，缺乏效力的监管结构或会导致金融机构采取防御和保守战略，这将制约对非金融部门的资金提供，不利于非金融部门的增长和创新。对这一点，我们的假设是当前的监管框架将阻碍风险资本的增长，大多数创新活动的融资来自于流动资金充裕的非金融私人部门。
关注正面因素
在“消极主义”盛行和前景惨淡的时期，人们不应当忽略表面背后可能正在酝酿的积极趋势和活动。要了解这些机会，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增长的来源（见图2）。
尽管就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较小，但是通过对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投资，就业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附加效应。成熟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优势，因为其劳动力质量（由劳动力技术水平决定）和资本质量（由利润决定）依然过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还可以通过提高工资和薪酬来体现，而这两者又反映出增加高等教育支出所获得的回报。
总之，工资增长将带来消费需求积极的、螺旋式的上升。
从长期来看，成熟市场的增长“速度极限”无论有多大的提升，都不会超过2%。
在此意义上，新兴市场的表现将举足轻重，会对潜在增长是否快于预期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率主要由新兴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决定，这些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回归3%至4%的区间带来了很大希望。虽然这些国家的未开发资源（如廉价劳动力和充裕的资金）将远不及十年前那样容易带来快速回报，但可以通过有质量的投入来获得较高的回报，例如对劳动力和无形资本的投资，这还将有助于推进创新，重启全球经济的供需良性循环。并且，新兴市场的消费需求也将因此更多关注新兴中产阶级所需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加速这两个重要因素将决定增长是否会在基准预测情形下发生正向的偏离。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变革的压力可能会逐渐在危机的“背风面”积累，因为那里不存在马上获得高回报的压力，反而有更多的试验和改进的空间。
然而，这些活动需要政策承诺来恢复和推进金融、劳动力和主要产品领域等关键市场的运作。重要的制度革新也是实现或超出基准模型预测结果的根本前提条件。
另外，我需要解释我们的分析方法。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013全球经济展望提供对世界经济产出增长的预测，涵盖2013年、2014年至2018年、2019年至2025年三个时间段，包括对11个主要地区的预测以及对33个成熟市场经济体和22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个别估测。
在方法上，我们基于以往时期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对GDP的贡献来预测未来的趋势增长。资本和生产率增长的预测基于以往大量相关变量。在此过程中，考虑到实际和潜在产出之间可能出现的偏离，对趋势增长率又进行了相应调整。
作者为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he Conference Board）执行副总裁及首席经济学家 ；翻译夏洁（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中心）
那么，这种趋势能够得到扭转吗？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恢复？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使经济提速，还是任由主要市场经历痛苦的调整？怎样做才能防止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在2013年后降速缓慢？
在即将过去的2012年，全球经济明显显示出2008年至2009年经济和金融危机所留下的长期创伤。我们预测2013年全球GDP增长率仅为3.0%，略低于2012年3.2%的增长率。危机后，成熟经济体的复苏效应和新兴经济体出人意料的强劲增长使得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增长率分别达到5.1%和3.7%，但在2012年，这些积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美国大选和中国领导层交替后，经济政策如何变化仍具有不确定性，欧洲的前景也令企业界担忧。所有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全球投资和消费活动。同时，贸易增长速度的大幅降低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速的放缓也表明，现今的全球经济已是紧密相连、休戚相关，颓势往往产生联动效应。
全球劳动者和家庭都已经感受到了全球危机的影响。虽然人均收入增长率仍保持在2%以上，但相对于十年前接近3%的增长，增速处于下降趋势。已然高企的失业率不太可能快速下降，在发达经济体中尤其明显，这将导致许多人完全离开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全球企业界也深受增长减缓的影响。虽然企业部门的流动性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利润却在降低，强大的投资动力也不复存在。我们看到，与2010年和2011年不同，再也没有任何来自于新兴市场的补偿因素可以抵消成熟经济体缓慢的增长速度了。
当前对严厉的紧缩政策（例如，多个欧洲国家大幅缩减政府预算）是否在短期内正在使经济复苏放缓存在着较多的争论。而一个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怎样做、做什么才能支持经济的复苏？乍看之下，与一个全面的危机不同，似乎并无多大的空间可以令经济快速从结构性的危机中复苏。而对那些关键部门如金融、住房、能源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均需假以时日才能看到效果。
虽然2012年全球经济3.2%的增长率达到了我们2011年11月所作的预期，但就个别国家或地区而言，我们去年的预期尚存有偏差。例如，我们低估了美国经济的增长。目前，我们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1%，高于此前的预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2011年四季度经济强劲表现的后续效用。如果按照季度计算，全年度企业部门的增长则一直在减缓。就2013年而言，我们仍然持较为悲观的态度，预计2013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8%。当然，如果住房市场的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的温和反弹可以持续，那么美国经济增长率或可达到2.5%甚至3%。不幸的是，由于“财政悬崖”可能对消费者和企业造成沉重的额外负担，我们并不对这一上升潜力抱乐观态度。
全球经济减缓对几个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影响更为严重，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有可能持续放缓，或会抵消成熟市场的最终复苏成果。根据我们基准模型的预测结果，由于新兴市场的放缓趋势，全球经济增长将持续走低，从2014年至2018年间的3%降到2019至2025年间的2.5%。
然而，我们不能机械地套用以往的经济表现来推断未来。对于2013年，我们需要比前几年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相对于基准预测结果的正负偏离。
即使是极端的经济“冲击”（例如，全球金融危机或者欧元区的崩溃）都在可能发生的范围之内。同时，我们也应当密切注意那些积极的信号，特别是来自技术和体制创新方面的积极信号，虽然这些信号并不可能自动产生。
是需求放缓还是供给疲软
是什么因素抑制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一般会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需求不足，或者供给疲软。
对于全球经济主要是需求不足的解释，我们分析，全球经济可能正处于从危机中复苏的一个疲软期。大多数经济体都面临着当前产出水平相对于潜在产出水平的缺口。潜在产出水平意味着，在一定的劳动力规模、投资和创造技术进步的潜力下，某一经济体通过非通胀方式可以达到的产出水平。产出缺口的典型反映是消费者需求疲软和商业需求减缓。成熟经济体的产出缺口依然很大，这是由于一些经济体尚未完全从2008年至2009年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如美国），或者在金融危机恶化时经历了更为严重的衰退（如欧洲），或者依然饱受财政疲弱的困扰（如日本）。美国目前的产出缺口约为9000亿美元（约占潜在GDP的6%）。因2010年至2011年间的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造成的损失，欧盟27国的产出缺口已经上升至GDP的2.8%。
一旦存在产出缺口，就会有政府刺激措施的运作空间。但是，在目前情形下，这种举措的效果可能比较小，而且见效比较慢。现阶段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刺激措施不会很快见效。公司不仅仅是因为业务量小而远离市场，而是因为它们正在为适应市场环境的根本性变化而进行调整。金融市场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是适应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例证。因此，政府措施需要注重长期举措，如对基础设施、技术与研究或青年培训计划的投资。
当我们对2013年至2018年的全球经济进行基准预测时，我们假定美国和其他一些成熟经济体，包括日本和几个处于困境的欧洲经济体，将可以弥合部分产出缺口。在这一假设下，我们预计美国2013年至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2.3%，比预计的同一时期趋势增长率1.9%高出0.4个百分点（见图1）。就欧洲而言，由于我们预计其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3%，产出缺口可以快速弥合的空间比较小；2014年至2018年，欧洲经济增长将依然保持低于趋势增长率1.4%的水平。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潜在产出则比较难以测量，因为这需要各种可靠的数据来支撐，其中包括失业率和产能利用率的数据。然而，由于高增长率和通胀压力，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和中国）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而非产出缺口。但是最近全球经济增长减缓已经如此严重地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出口表现，导致上述产能过剩出现大幅缩减。在刺激措施方面，中国、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尤其倚重对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公路、港口等）的公共资金投入。例如，为准备世界杯足球锦标赛和奥运会，巴西已经开始了多项公共项目。除了建筑部门，此类公共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只会在中期内得以显现。而且，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这些措施也会引发一种真正的风险，即针对投资的财政刺激措施可能导致经济表现超出增长目标，从而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因此，对于各新兴市场而言，政府各项举措的目标需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 另一个关于全球经济放缓的解释是，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已经达到其“速度极限”。问题不在于需求减缓而在于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这一解释的关注点在于经济的供给方面。我们基于对以往时期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对GDP的贡献来测量未来的趋势增长。这一方法可以确定增长的“速度极限”。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高达4%，但是后来逐渐下降，现在我们的预测为1.9%（见图1）。导致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婴儿潮”一代离开劳动力市场而带来就业率增长减缓以及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其中，后者指向的是技术进步机会的下降和体制创新的放缓。我们看到，欧洲的趋势增长一直弱于美国，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适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美国。欧洲还长期存在严重的生产率增长问题，这与欧洲各经济体间整合程度低以及各国内部相互之间的壁垒有关。因此，当前欧洲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金融、财政和货币政策框架，这也是提高其生产率的前提条件。欧洲应当避免走上一条结构性紧缩和竞争力下降的路径，以免重蹈日本的覆辙。
从我们的预测结果来看，“速度极限”降幅最大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见图2），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当然，每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在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严重依赖于投资的驱动。2012年，中国的总贷款额较2011年有显著增长；全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快速增长，尽管资本的边际产量（衡量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数值）已经呈现出迅速下降的迹象。在印度这个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则需要增加投资而并非减少，以获得人口红利。不幸的是，由于过去两年间改革计划的严重脱轨，印度的投资增长受阻。这限制了潜在增长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印度经济体内的广大落后地区而言。在2010年至2011年，巴西的经济发展超出了其3.7%的趋势增长率，但在2012年降至不到2%。对于巴西来说，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保持其发展速度極限的先决条件。近期巴西政府的政策强调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这凸显出，在2014年和2016年的大型体育活动后，需要确保基础设施的投资获得实质性回报。
上述三个新兴市场的共同点为，其生产率增长将随着其经济的不断成熟而开始减缓。传统意义上强调通过投资和技术引进以实现快速“追赶式”的增长，以及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实现 新的模式势必逐渐被一种更为均衡的增长模式所取代，后者将更多地依赖于一个国家自身的能力和实力。对教育、研发和其他无形资产领域的投资在总支出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些投资对推动增长的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
除了生产率增长，投资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脱离生产率单独看待投资，生产率决定长期增长潜力。全球技术和创新状况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的技术周期基本上已近完成；另一些人则认为，技术对增长的影响有其局限性，因为它并未对就业机会的创造和从结构上较大幅度地降低失业率作出多少贡献，因此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另外，市场表现疲软和体制僵化也是生产率增长缓慢和在结构上增长潜力下降的原因。
众多负面因素不容忽视
在解释当前发展减缓时，需求的缺乏和供应的乏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真正的风险在于这两者将相互助长，造成螺旋式的下降，为经济前景带来严重的下行风险。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全球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由中国带来的全球消费赤字、美国的储蓄赤字、欧洲和日本的增长赤字以及印度和巴西的增长潜力发挥不充分，经济的下行风险可能成为事实。通货紧缩陷阱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像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日本一样，遭遇“停滞的十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今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都低于其最大速度极限，但却缺少政策协调来发挥优势和消弭劣势。这使得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自身的竞争动力，这有可能导致市场信心低迷，对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复苏缺乏信心。以上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出现相对于基准预测的负偏离，从而将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年增长率推低到2.5%以下，与21世纪初全球经济平缓增长趋势中最高年增长率4%相比，低了1.5个百分点以上。
进而言之，我们担忧更为严重且难以控制的风险，包括：
第一，美国出现“政治瘫痪”的可能性，这将导致其彻底坠落“财政悬崖”，从而在明年初引发严重的经济萎缩。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在2013年一季度会出现小幅下滑，增长率为1.4%，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所实施的失业救济金发放计划和工资税削减优惠政策届时将到期或中止。
第二，欧债危机升级，包括欧元作为共同货币的崩溃。我们的预期是：银行业联盟的进程会在曲折与缓慢中前行，同时在财政政策的协调方面会有所加强。
第三，中国经济转型的延宕而可能引发的市场预期不确定。我们的预期是：中国或会经历较为平稳的转型，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将下降，且幅度将大于普遍的假定和预测。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关键市场实行更多的根本性改革以推动经济调整的进程。
第四，全球需求与供给分布不均可能引发主要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我们的预期是：虽然短期波动因素仍然存在，从长期看，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将呈逐渐上升趋势。
第五，缺乏效力的监管结构或会导致金融机构采取防御和保守战略，这将制约对非金融部门的资金提供，不利于非金融部门的增长和创新。对这一点，我们的假设是当前的监管框架将阻碍风险资本的增长，大多数创新活动的融资来自于流动资金充裕的非金融私人部门。
关注正面因素
在“消极主义”盛行和前景惨淡的时期，人们不应当忽略表面背后可能正在酝酿的积极趋势和活动。要了解这些机会，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增长的来源（见图2）。
尽管就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较小，但是通过对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投资，就业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附加效应。成熟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优势，因为其劳动力质量（由劳动力技术水平决定）和资本质量（由利润决定）依然过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还可以通过提高工资和薪酬来体现，而这两者又反映出增加高等教育支出所获得的回报。
总之，工资增长将带来消费需求积极的、螺旋式的上升。
从长期来看，成熟市场的增长“速度极限”无论有多大的提升，都不会超过2%。
在此意义上，新兴市场的表现将举足轻重，会对潜在增长是否快于预期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率主要由新兴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决定，这些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回归3%至4%的区间带来了很大希望。虽然这些国家的未开发资源（如廉价劳动力和充裕的资金）将远不及十年前那样容易带来快速回报，但可以通过有质量的投入来获得较高的回报，例如对劳动力和无形资本的投资，这还将有助于推进创新，重启全球经济的供需良性循环。并且，新兴市场的消费需求也将因此更多关注新兴中产阶级所需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加速这两个重要因素将决定增长是否会在基准预测情形下发生正向的偏离。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变革的压力可能会逐渐在危机的“背风面”积累，因为那里不存在马上获得高回报的压力，反而有更多的试验和改进的空间。
然而，这些活动需要政策承诺来恢复和推进金融、劳动力和主要产品领域等关键市场的运作。重要的制度革新也是实现或超出基准模型预测结果的根本前提条件。
另外，我需要解释我们的分析方法。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013全球经济展望提供对世界经济产出增长的预测，涵盖2013年、2014年至2018年、2019年至2025年三个时间段，包括对11个主要地区的预测以及对33个成熟市场经济体和22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个别估测。
在方法上，我们基于以往时期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对GDP的贡献来预测未来的趋势增长。资本和生产率增长的预测基于以往大量相关变量。在此过程中，考虑到实际和潜在产出之间可能出现的偏离，对趋势增长率又进行了相应调整。
作者为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he Conference Board）执行副总裁及首席经济学家 ；翻译夏洁（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