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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安三袁标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追求“自适其适”的人生境界。在晚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语境下，公安派“自适”的人生观受李贽之影响最甚，非常具有代表性，主要表现在超然世外、豪杰气度与独立人格三个方面。但总的来说，三袁从李贽思想尤其是禅学思想中，获得并形成的人生态度主要是自我个性之舒展与自我价值之高视，对其强烈的社会批评意识与承担意识则鲜少吸收继承，这也直接造成了三袁思想之深度、广度皆不及李贽的事实。
【关键词】公安三袁;李贽;超然世外;豪杰气度;独立人格
所谓人生观，就是对于人生意义与目的的根本思考与看法，公安三袁的人生观在晚明文坛很具代表性，其中受李贽之影响颇为明显。
首先是超然世外与淡泊名利。三袁曾不约而同地将李贽比为老子：
顷之，叟曰：“诸公将我闲评何如？”
伯修曰：“李耳。”（《柞林纪谭》）
敢向乾坤寻胜览，衹因李耳在西周。（《袁宏道集笺校》卷二《阻雨》）
李贽便为今李耳，西陵还似古西周。《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余凡两度阻雨冲霄观，俱为访龙湖师，戏题壁上》
先生今之李耳，相去非遥，而自远函丈，深为可愧。（《珂雪斋集》卷二十三《寄龙湖》）
视李贽为老子式的人物是三袁之共识。老子是道家始祖，司马迁言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其人隐逸高洁，合于大德，故后人皆称其为隐之君子。司马迁记孔子问礼于老子，并借孔子之言赞老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1（《史记》卷六十一《老子韩非列传》）李贽虽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与承担意识，但其一生都在追求超脱出世，且性情倨傲，不屑世俗，小修亦有誉李贽为龙之言：“其见地甚真，入路甚止，一时之龙象也。”2（《珂雪斋集·游居柿录》卷一）回看三袁，终其一生，这三人都在仕隐进退的路上无奈地挣扎着，但无论是伯修被寄予家族重托与老父厚望的不得不仕，中郎三进三退的矛盾纠结，还是小修为举子业耗却了大半辈子之精神但仍欲“过了此关，正好理会性命”3的满心迫切，都是封建社会众多知识分子寒窗苦读以求考取一第的真实缩影，亦是唯一出路，更像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矛盾也好，不得已也罢，超然于世、脱俗出世才是他们的共同宿求。
其次是豪杰之气度。李贽对侠义精神的推崇几至狂热，自己也有着路见不平欲拔刀相助的热血性格，即使被人说成是“暴怒”之性也在所不惜：“每见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岂特暴哉！纵遭反噬，亦所甘心，虽死不悔，暴何足云！”4（《焚书》卷二《答友人书》）昔在麻城，李贽在人生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之时，表现出来的也是铮铮不屈，毫无畏缩的凛然正气，与耿克念的信中他写道：“窃谓史道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夫有罪之人，坏法乱治，案法可究，诛之可也，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是为的论，非难明者。”5这般决绝之骨气真是令一般士子难以望其项背。《柞林纪谭》所记谈话中，李贽与三袁对古今忠臣侠士之豪杰精神赞叹不已，谓荆轲、田光之流是“死有重于泰山者”;临济、德山“不是大豪杰，无此举动”;晏子敢伏庄公尸而哭是“真好汉”;杜甫居严武幕下时，乘醉怒骂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是“何等气岸”;司马迁独救李陵，“无恩无名，而又有不可测之罪，而能挺然救之，此皆激于意气，非后世矜重名义之流可比”，故谓其为“天下大侠”;何心隐、王心斋等人皆是聪明伶俐有力量之侠客。这些人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奋不顾身、亢不俱祸的高迈气骨，是所谓的“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6李贽又要诸人评他似何人，小修说他是盗跖，李贽不怒反笑。盗跖是春秋悍匪，是《庄子·盗跖》篇中所说的“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心如泉涌，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之人。又昔在黄安时，有友人说李贽是林道乾。林道乾亦是大盗，横行海上三十余年，“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员，朝廷为之旰食。”但李贽却赞其“才识过人”，批朝廷“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7无论是小修说李贽像盗跖，亦或是友人谓李贽类林道乾，都是对“盗亦有道”的认可赞许，都是取他敢于痛斥儒生欺世盗名、抨击社会黑暗不公之烈性与硬骨，在对伪儒生、假道学的批判上，李贽与庄子所达到的忿激与尖锐的程度都是惊世骇俗、无与伦比的，也可以说，李贽与三袁的豪杰任侠情结无疑是从庄子思想中汲取而来。所以当有人将李贽比为盗贼时，李贽的反应是淡然中颇待带自豪，因这些盗贼都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个半个怜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8之辈，且具有他称许并看重的“侠”的风范：“侠，从人从夹，为可以夹持人也。如千万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凭借之，方谓之侠。”（《柞林纪谭》）对“侠”的独特理解亦是李贽内心浓厚的英雄情结的写照，这无疑对正处于人格形成关键期的袁氏兄弟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三袁多以豪杰自居就与卓吾之影响有直接关系。典型如小修，《柞林纪谭》中，王以明说小修“慷慨为人，却有些侠气。”李贽评小修“极似君家袁彦道，一掷百万也似，倚马万言也似。”袁彦道即袁耽，史载其“少有才气，俶傥不羁，为士类所称。”9（《晋书》卷八十三《袁耽传》）《世说新语·任诞篇》记桓宣武家贫好赌，被债主敦求，便求救于耽。耽时亦居艰，但“应声便许，略无嫌吝”，就局共戏时“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叫绝，傍若无人。”10小修虽不好赌，但振迈高风、倜傥不羁之性绝类袁耽。其少时“视钱如粪土”11，有“不羁之行，放荡之语，屑人目而震人耳者”12;又将天下人分为圣贤、豪杰、庸人三等，认为今圣贤已无，庸人欺世盗名，“小心谨慎，保持禄位，庇阴子孙”，惟有豪杰者高才奇氣，能“挺然任天下事”，故有着“丰稜气焰”13的豪杰才是小修心之所向并以之自居。 再次，三袁还从卓吾那里接受并发展了自我之珍重与人格之独立的人生态度。李贽虽然欣赏豪杰，但并不主张做豪杰的必然性，他告诫三袁如学道必须做豪杰，“便是死路，不是活路。”且“人人各有一段精彩。学既成章，自然是豪杰矣，岂定有豪杰可学邪！”（《柞林纪谭》）这便是对个体唯一性、独特性的肯定与认同。所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14则又表明自我价值无须依赖他人（尤其是儒家圣贤）才能证明。李贽谓那些如自己一样能够于内在精神上获得独立之人具有“不愧不怍”的品质：“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影上无尘”，是“日与世交战而不败”15的堂堂正正的斗士;而那些凡事庇于人者，“居家则庇于父母，居官则庇于官长，立朝则求庇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庇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于班、马。”在物质与精神上皆不能自立，自以為是男儿，实则皆“孩子而不知”。16李贽一生都秉持与践行着在思想与人格上坚定自我、保持独立的人生价值观，故中郎称其骨气似东汉李膺。同样，李贽也要求三袁学道须先有根器，“根器即骨头也。有些骨头，方可学道。”（《柞林纪谭》）所谓“骨头”，即是个性的重视与自我的看重，是立世求道的骨气与筋脉。三袁中，中郎身上最具简傲自然之性，李贽赞其“英特”，“似鲁国男子”（《柞林纪谭》）。“鲁国男子”指三国孔融，跌荡放达，聪颖过人，有着“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17，深得李膺赞许。可见李贽与中郎以似李膺、似孔融互赞对方，显然是因为二人相互认同者皆为倨傲狂放、简亢高洁的自然之性，并希望以亲近相通的师生关系将其延续发扬下去，于此，李贽对中郎寄予了厚望：“至于入微一路，则谆谆望之先生（中郎），盖谓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担荷此一事耳。”18
事实上，中郎也确实将这种狂傲的“大丈夫”气魄发挥得淋漓尽致，自谓是个能担当此事的“英灵汉”19（《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四《德山麈谈》），自比“不与凡鸟共巢”之凤凰与“不共凡马伏枥”之麒麟，“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20更曾目空一切地豪言道：“世人眼如豆，见如盲，一切是非议论，如甕中语日月，塚中语天，粪担上语中书堂裹事。便胜得他，也只如胜得个促织;就输些便宜与他，也只当撇块骨头与蚁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与之计较长短哉？”21既是看重自我如斯，则在现实环境中，中郎更加注重物欲之满足与性情之舒适，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束缚来戕害放逸自然之天性，并将人生价值之核心落于“自适”二字。关于“自适”，李贽是以庄子为标准的，他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此儒者之用，所以竟为蒙庄所排，青牛所诃，而以为不如良贾也。”22之后中郎以庄子为“玩世者”23，小修曰“老、庄自适自得，乡愿适人得人”24，都可看出受李贽影响之痕迹。
当然，三袁不可能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李贽之影响，他们之间在很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小修对此有极透彻语：
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脔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也。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珂雪斋集》卷十七《李温陵传》）
对于这五不能学、三不愿学，不宜以思想之高低、品行之优劣为标准来作判断。且不管仕隐选择、文学造诣与读书之刻苦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若从酒色物欲的追求来看，李贽与三袁确有很大不同。李贽虽主张人伦物理、人之私心的合理性，其剃发之后仍不断荤腥，“禁杀不禁嘴”，却从不耽情于酒色，其自谓曰：“我一生病洁，凡世间酒色财半点污染我不得。”25三袁则是酒色均沾。贪色如中郎之“生平浓习，无过粉黛”26、小修之“数钱怜姹女，掷果爱仙郎”。27至于酒，则三袁皆好。稳实如伯修，亦有“日高酒醒良宾集”28（《白苏斋类集》卷一《顾仲方画山水歌》）、“连晨开甕饮，昏花尽如梦”29之时;中郎酒量虽不大，自嘲“袁中郎趣高而不饮酒”30，但一饮便要痛饮尽兴，故有“酒人但盆饮，无得滥杯杓。痛饮勿移席，极欢勿嘲谑。”31与“至哉酒人天下乐，宁有醉死无醒生”32之语，还颇有雅兴地著有《觞政》33一帙，与酒客饮徒大谈饮酒之道;小修更是有酒癖，曾豪言“醉死便埋我，江山足万年”34，中郎亦称小修之饮酒“如破浪船，得风乃济，否则反为渔刀所笑。”35可见其嗜酒如命。对物质肉欲的淡薄无涉或嗜好贪恋，是自我快适与愉悦的方式不同，带有更多先天性格的因素，正如小修所说，是“终身不能学”。而三不愿学则是在后天的成长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应世法则，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三袁与李贽在认知体系与精神内核上真正的差异所在。李贽是晚明时期最典型的生活者，亦是思想者，他从未脱落世俗，但却无法与社会和解，如沟口雄三说的那样：“李卓吾对异端的自觉意识，他的孤绝的自觉意义，不是由于他脱落了世俗之后才获得，相反，这是他最为真挚地生活于世俗世界的结果，他通过将世俗生活中的矛盾呈现于自身，在受到伤害的自身的痛感之中，磨砺了它自身的自觉意识。”36所以李贽体验生活与求证思想的方式是“于伦物上识真空”，即“明于庶物，察于人伦。”37他“没有身体力行纵情于欲望世界，他的观察点没有离开欲望世界但并不跃入其间。”38三袁则恰恰相反，他们是风流名士，潇洒散漫并身体力行地跃入欲望世界，纵欲享乐、耽情声色，“他们只表现自我之真，而决不痛斥社会之伪。”39他们将自己避于相对安全的一方天地之中，追求自我快适但绝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所以，三袁从李贽思想尤其是禅学思想中，获得并形成的人生态度主要是自我个性之舒展与自我价值之高视，对其强烈的社会批评意识与承担意识则鲜少吸收继承，这也直接造成了三袁思想之深度、广度皆不及李贽的事实。 注释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以下同此版本，不注）
3.《珂雪斋集》卷十《申维烈时艺序》.
4.李温陵著，张业整理.《李贽文集·焚书 续焚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以下同此版本，不注）.
5.《续焚书》卷一《与耿克念》.
6.《焚书》卷四《昆仑奴》.
7.《焚书》卷四《因记往事》.
8.《焚书》卷四《寒灯小话》.
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10.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1页.
11.《珂雪斋集》卷九《赠崔二郎远游序》.
12.《珂雪斋集》卷九《送石洋王子下第归省序》.
13.《珂雪斋集》卷二十三《报伯修兄》.
14.《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15.《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
16.《续焚书》卷一《别刘肖甫》.
17.《续焚书》卷三《孔融有自然之性》.
18.《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19.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同此版本，不注）.
20.《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21.《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管东溟》.
22.《焚书》增补《答周二鲁》.
23.《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徐汉明》.
24.《珂雪斋集》卷二十二《导庄：人间世》.
25.《续焚书》卷二《书小修手卷后》.
26.《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二《顾生伯修譔》.
27.《珂雪斋集》卷一《沙头曲·其二》.
28.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以下版本同此，不注）.
29.《白苏斋类集》卷二《刘都谏左迁辽阳，别数月矣，远致酒一甕，为之大醉数日》.
30.《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吴敦之》.
31.《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五《和黄平倩落字》.
32.《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五《和方子公》.
33.《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觞政》.
34.《珂雪斋集》卷一《携酒登清凉台》.
3.5《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九《墨畦》.
36.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M].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64页.
37.《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38.薛毅.《浅谈李贽与鲁迅》[J].《读书》，2017年第12期.第115页.
39.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262页.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李温陵著，张业整理.《李贽文集·焚书 续焚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5]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7]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关键词】公安三袁;李贽;超然世外;豪杰气度;独立人格
所谓人生观，就是对于人生意义与目的的根本思考与看法，公安三袁的人生观在晚明文坛很具代表性，其中受李贽之影响颇为明显。
首先是超然世外与淡泊名利。三袁曾不约而同地将李贽比为老子：
顷之，叟曰：“诸公将我闲评何如？”
伯修曰：“李耳。”（《柞林纪谭》）
敢向乾坤寻胜览，衹因李耳在西周。（《袁宏道集笺校》卷二《阻雨》）
李贽便为今李耳，西陵还似古西周。《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余凡两度阻雨冲霄观，俱为访龙湖师，戏题壁上》
先生今之李耳，相去非遥，而自远函丈，深为可愧。（《珂雪斋集》卷二十三《寄龙湖》）
视李贽为老子式的人物是三袁之共识。老子是道家始祖，司马迁言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其人隐逸高洁，合于大德，故后人皆称其为隐之君子。司马迁记孔子问礼于老子，并借孔子之言赞老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1（《史记》卷六十一《老子韩非列传》）李贽虽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与承担意识，但其一生都在追求超脱出世，且性情倨傲，不屑世俗，小修亦有誉李贽为龙之言：“其见地甚真，入路甚止，一时之龙象也。”2（《珂雪斋集·游居柿录》卷一）回看三袁，终其一生，这三人都在仕隐进退的路上无奈地挣扎着，但无论是伯修被寄予家族重托与老父厚望的不得不仕，中郎三进三退的矛盾纠结，还是小修为举子业耗却了大半辈子之精神但仍欲“过了此关，正好理会性命”3的满心迫切，都是封建社会众多知识分子寒窗苦读以求考取一第的真实缩影，亦是唯一出路，更像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矛盾也好，不得已也罢，超然于世、脱俗出世才是他们的共同宿求。
其次是豪杰之气度。李贽对侠义精神的推崇几至狂热，自己也有着路见不平欲拔刀相助的热血性格，即使被人说成是“暴怒”之性也在所不惜：“每见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岂特暴哉！纵遭反噬，亦所甘心，虽死不悔，暴何足云！”4（《焚书》卷二《答友人书》）昔在麻城，李贽在人生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之时，表现出来的也是铮铮不屈，毫无畏缩的凛然正气，与耿克念的信中他写道：“窃谓史道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夫有罪之人，坏法乱治，案法可究，诛之可也，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是为的论，非难明者。”5这般决绝之骨气真是令一般士子难以望其项背。《柞林纪谭》所记谈话中，李贽与三袁对古今忠臣侠士之豪杰精神赞叹不已，谓荆轲、田光之流是“死有重于泰山者”;临济、德山“不是大豪杰，无此举动”;晏子敢伏庄公尸而哭是“真好汉”;杜甫居严武幕下时，乘醉怒骂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是“何等气岸”;司马迁独救李陵，“无恩无名，而又有不可测之罪，而能挺然救之，此皆激于意气，非后世矜重名义之流可比”，故谓其为“天下大侠”;何心隐、王心斋等人皆是聪明伶俐有力量之侠客。这些人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奋不顾身、亢不俱祸的高迈气骨，是所谓的“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6李贽又要诸人评他似何人，小修说他是盗跖，李贽不怒反笑。盗跖是春秋悍匪，是《庄子·盗跖》篇中所说的“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心如泉涌，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之人。又昔在黄安时，有友人说李贽是林道乾。林道乾亦是大盗，横行海上三十余年，“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员，朝廷为之旰食。”但李贽却赞其“才识过人”，批朝廷“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7无论是小修说李贽像盗跖，亦或是友人谓李贽类林道乾，都是对“盗亦有道”的认可赞许，都是取他敢于痛斥儒生欺世盗名、抨击社会黑暗不公之烈性与硬骨，在对伪儒生、假道学的批判上，李贽与庄子所达到的忿激与尖锐的程度都是惊世骇俗、无与伦比的，也可以说，李贽与三袁的豪杰任侠情结无疑是从庄子思想中汲取而来。所以当有人将李贽比为盗贼时，李贽的反应是淡然中颇待带自豪，因这些盗贼都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个半个怜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8之辈，且具有他称许并看重的“侠”的风范：“侠，从人从夹，为可以夹持人也。如千万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凭借之，方谓之侠。”（《柞林纪谭》）对“侠”的独特理解亦是李贽内心浓厚的英雄情结的写照，这无疑对正处于人格形成关键期的袁氏兄弟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三袁多以豪杰自居就与卓吾之影响有直接关系。典型如小修，《柞林纪谭》中，王以明说小修“慷慨为人，却有些侠气。”李贽评小修“极似君家袁彦道，一掷百万也似，倚马万言也似。”袁彦道即袁耽，史载其“少有才气，俶傥不羁，为士类所称。”9（《晋书》卷八十三《袁耽传》）《世说新语·任诞篇》记桓宣武家贫好赌，被债主敦求，便求救于耽。耽时亦居艰，但“应声便许，略无嫌吝”，就局共戏时“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叫绝，傍若无人。”10小修虽不好赌，但振迈高风、倜傥不羁之性绝类袁耽。其少时“视钱如粪土”11，有“不羁之行，放荡之语，屑人目而震人耳者”12;又将天下人分为圣贤、豪杰、庸人三等，认为今圣贤已无，庸人欺世盗名，“小心谨慎，保持禄位，庇阴子孙”，惟有豪杰者高才奇氣，能“挺然任天下事”，故有着“丰稜气焰”13的豪杰才是小修心之所向并以之自居。 再次，三袁还从卓吾那里接受并发展了自我之珍重与人格之独立的人生态度。李贽虽然欣赏豪杰，但并不主张做豪杰的必然性，他告诫三袁如学道必须做豪杰，“便是死路，不是活路。”且“人人各有一段精彩。学既成章，自然是豪杰矣，岂定有豪杰可学邪！”（《柞林纪谭》）这便是对个体唯一性、独特性的肯定与认同。所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14则又表明自我价值无须依赖他人（尤其是儒家圣贤）才能证明。李贽谓那些如自己一样能够于内在精神上获得独立之人具有“不愧不怍”的品质：“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影上无尘”，是“日与世交战而不败”15的堂堂正正的斗士;而那些凡事庇于人者，“居家则庇于父母，居官则庇于官长，立朝则求庇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庇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于班、马。”在物质与精神上皆不能自立，自以為是男儿，实则皆“孩子而不知”。16李贽一生都秉持与践行着在思想与人格上坚定自我、保持独立的人生价值观，故中郎称其骨气似东汉李膺。同样，李贽也要求三袁学道须先有根器，“根器即骨头也。有些骨头，方可学道。”（《柞林纪谭》）所谓“骨头”，即是个性的重视与自我的看重，是立世求道的骨气与筋脉。三袁中，中郎身上最具简傲自然之性，李贽赞其“英特”，“似鲁国男子”（《柞林纪谭》）。“鲁国男子”指三国孔融，跌荡放达，聪颖过人，有着“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17，深得李膺赞许。可见李贽与中郎以似李膺、似孔融互赞对方，显然是因为二人相互认同者皆为倨傲狂放、简亢高洁的自然之性，并希望以亲近相通的师生关系将其延续发扬下去，于此，李贽对中郎寄予了厚望：“至于入微一路，则谆谆望之先生（中郎），盖谓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担荷此一事耳。”18
事实上，中郎也确实将这种狂傲的“大丈夫”气魄发挥得淋漓尽致，自谓是个能担当此事的“英灵汉”19（《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四《德山麈谈》），自比“不与凡鸟共巢”之凤凰与“不共凡马伏枥”之麒麟，“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20更曾目空一切地豪言道：“世人眼如豆，见如盲，一切是非议论，如甕中语日月，塚中语天，粪担上语中书堂裹事。便胜得他，也只如胜得个促织;就输些便宜与他，也只当撇块骨头与蚁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与之计较长短哉？”21既是看重自我如斯，则在现实环境中，中郎更加注重物欲之满足与性情之舒适，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束缚来戕害放逸自然之天性，并将人生价值之核心落于“自适”二字。关于“自适”，李贽是以庄子为标准的，他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此儒者之用，所以竟为蒙庄所排，青牛所诃，而以为不如良贾也。”22之后中郎以庄子为“玩世者”23，小修曰“老、庄自适自得，乡愿适人得人”24，都可看出受李贽影响之痕迹。
当然，三袁不可能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李贽之影响，他们之间在很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小修对此有极透彻语：
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脔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也。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珂雪斋集》卷十七《李温陵传》）
对于这五不能学、三不愿学，不宜以思想之高低、品行之优劣为标准来作判断。且不管仕隐选择、文学造诣与读书之刻苦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若从酒色物欲的追求来看，李贽与三袁确有很大不同。李贽虽主张人伦物理、人之私心的合理性，其剃发之后仍不断荤腥，“禁杀不禁嘴”，却从不耽情于酒色，其自谓曰：“我一生病洁，凡世间酒色财半点污染我不得。”25三袁则是酒色均沾。贪色如中郎之“生平浓习，无过粉黛”26、小修之“数钱怜姹女，掷果爱仙郎”。27至于酒，则三袁皆好。稳实如伯修，亦有“日高酒醒良宾集”28（《白苏斋类集》卷一《顾仲方画山水歌》）、“连晨开甕饮，昏花尽如梦”29之时;中郎酒量虽不大，自嘲“袁中郎趣高而不饮酒”30，但一饮便要痛饮尽兴，故有“酒人但盆饮，无得滥杯杓。痛饮勿移席，极欢勿嘲谑。”31与“至哉酒人天下乐，宁有醉死无醒生”32之语，还颇有雅兴地著有《觞政》33一帙，与酒客饮徒大谈饮酒之道;小修更是有酒癖，曾豪言“醉死便埋我，江山足万年”34，中郎亦称小修之饮酒“如破浪船，得风乃济，否则反为渔刀所笑。”35可见其嗜酒如命。对物质肉欲的淡薄无涉或嗜好贪恋，是自我快适与愉悦的方式不同，带有更多先天性格的因素，正如小修所说，是“终身不能学”。而三不愿学则是在后天的成长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应世法则，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三袁与李贽在认知体系与精神内核上真正的差异所在。李贽是晚明时期最典型的生活者，亦是思想者，他从未脱落世俗，但却无法与社会和解，如沟口雄三说的那样：“李卓吾对异端的自觉意识，他的孤绝的自觉意义，不是由于他脱落了世俗之后才获得，相反，这是他最为真挚地生活于世俗世界的结果，他通过将世俗生活中的矛盾呈现于自身，在受到伤害的自身的痛感之中，磨砺了它自身的自觉意识。”36所以李贽体验生活与求证思想的方式是“于伦物上识真空”，即“明于庶物，察于人伦。”37他“没有身体力行纵情于欲望世界，他的观察点没有离开欲望世界但并不跃入其间。”38三袁则恰恰相反，他们是风流名士，潇洒散漫并身体力行地跃入欲望世界，纵欲享乐、耽情声色，“他们只表现自我之真，而决不痛斥社会之伪。”39他们将自己避于相对安全的一方天地之中，追求自我快适但绝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所以，三袁从李贽思想尤其是禅学思想中，获得并形成的人生态度主要是自我个性之舒展与自我价值之高视，对其强烈的社会批评意识与承担意识则鲜少吸收继承，这也直接造成了三袁思想之深度、广度皆不及李贽的事实。 注释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以下同此版本，不注）
3.《珂雪斋集》卷十《申维烈时艺序》.
4.李温陵著，张业整理.《李贽文集·焚书 续焚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以下同此版本，不注）.
5.《续焚书》卷一《与耿克念》.
6.《焚书》卷四《昆仑奴》.
7.《焚书》卷四《因记往事》.
8.《焚书》卷四《寒灯小话》.
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10.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1页.
11.《珂雪斋集》卷九《赠崔二郎远游序》.
12.《珂雪斋集》卷九《送石洋王子下第归省序》.
13.《珂雪斋集》卷二十三《报伯修兄》.
14.《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15.《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
16.《续焚书》卷一《别刘肖甫》.
17.《续焚书》卷三《孔融有自然之性》.
18.《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19.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同此版本，不注）.
20.《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21.《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管东溟》.
22.《焚书》增补《答周二鲁》.
23.《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徐汉明》.
24.《珂雪斋集》卷二十二《导庄：人间世》.
25.《续焚书》卷二《书小修手卷后》.
26.《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二《顾生伯修譔》.
27.《珂雪斋集》卷一《沙头曲·其二》.
28.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以下版本同此，不注）.
29.《白苏斋类集》卷二《刘都谏左迁辽阳，别数月矣，远致酒一甕，为之大醉数日》.
30.《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吴敦之》.
31.《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五《和黄平倩落字》.
32.《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五《和方子公》.
33.《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觞政》.
34.《珂雪斋集》卷一《携酒登清凉台》.
3.5《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九《墨畦》.
36.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M].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64页.
37.《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38.薛毅.《浅谈李贽与鲁迅》[J].《读书》，2017年第12期.第115页.
39.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262页.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李温陵著，张业整理.《李贽文集·焚书 续焚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5]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7]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