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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叫我沉迷的一家书店。唐山书店催生于1980年代，一个反抗的年代。台湾社会一片躁动，激进的青年高呼改革的口号，旧世界被迫退场，而新的规则正待建立。以人文社科类书籍为大宗的唐山，打开了一扇知识的窗，引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眺望美丽新世界。
唐山位于台大对面巷内，隐身于一转角处的地下室，外头并无店招，仅在楼梯入口处，简陋地黏贴上“唐山书店”四个大字，时移事往，墙面斑驳，黑漆的字样也流于污损破落。循着阶梯而下，夹道的墙上贴满了层层叠叠、错错落落的海报，放送着无数艺文资讯与社运情报。讯息经年累月，仿佛老藤，纠结缠绕，苍劲而充满了力道。
店内空间逼仄，放眼望去，居中的平台及环墙的书柜上整齐陈列着各式书籍，仅余狭窄通道可供通行。因位于地下室之故，光照无法透入，难免有丝阴翳，却也因此完整地阻绝了外在的喧嚣，从而蕴生沉静的阅读时光。相形于幽蔽的空间，环伺的书籍显得巨大饱满，游走其间，仿佛能感应到知识所驱策着的，丰沛动能。
横亘于唐山入口处的，往往是严谨艰深的社会理论丛书，它们常年驻守于此，稳重大器，守着唐山这座知识的城邦。杨佳娴在一篇名为《我的温州街》的散文中，谈及学长领她初次造访唐山时，曾慎重其事地介绍：“这是所有关心文化的年轻人都会来的地方。”这是她第一家造访的温州街书店，“唐山初体验对当时的我，意味着告别过去疯狂请公假校刊社内风花雪月的那种‘文学少女’，而自以为摸着了真正‘文艺青年’的轮廓。”而昔日就读台大政治系的文化评论人张铁志，亦是此地常客，“我真的大概所有知识的喂养，乃至于现在作为一个写作者，都跟唐山密不可分。”当时许多像张铁志一般的青年，一个个走入唐山，解思想的渴。
相较于当今多数讲究气氛、设计雅致的书店，唐山反倒是个异数了。书店负责人陈隆昊常举一个例子：某回，一名年轻学子带友人到唐山，只见他朋友乍见书店样态，竟皱起了眉头，纳闷道：“这是仓库吧？”叫一旁的陈隆昊不由得感到羞赧。位于地下室的唐山，隐隐呼应其“地下”的风骨，因陋就简，十数年如一日，不随流俗，保有一贯边缘的左派姿态。
幼年左倾，孺慕文化中国
陈隆昊毕业于台大考古系（现为人类学系），后进入政大边政所（现为民族所）深造。就学期间，陈隆昊曾于拥有丰富台湾史料搜藏的南天书局工读，追随南天书局创办人魏德文的步履，逐一摸熟出版及书店营运的流程与窍门。1979年，陈隆昊在入伍从军之际，申请成立“唐山出版社”，决定往后以此为生。他笑着从实招来，表示当初选择走上出版一途，实因受到南天书局的鼓舞，笃信出版一行大有商机。陈隆昊于1981年退伍，翌年正式投入出版，为了不与他的老板抢生意，一度另辟途径，出版医学专书，事后发现实非所长，便转投入社会科学，回归他的本行。
1984年，陈隆昊承接桂冠出版社位于新生南路上的地下仓库，开起了书店。“当时几乎全台湾的热血青年，都跑到我们那边去买书！”陈隆昊说，光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就可售出上千本，业绩相当可观。后因房租调涨，历经三度迁徙，终定居于现址。转眼走过近三十寒暑，如今唐山书店已然成为台北可观可敬的文化地标。
“我对中国大陆社会非常有兴趣，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左倾。”陈隆昊回忆道，1917年俄国革命，左翼思潮如浪涌来，他父亲与周遭亲戚赴日本留学的不在少数，受到左翼思想洗礼，常聚首谈论此类思潮理论。幼时的他，人小鬼大，每当大人谈论时，便坐在一旁，表面上兀自喝着饮料，实则小小脑袋瓜儿早已灵动运行，积极探听大人们所言为何物，“我竟然也听懂一点点，所以我的脑袋开始左转。”他笑言。
小学时，他“伙同”父亲，拎了台短波收音机，听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慢慢了解关乎共产党的二三事。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时值小学四、五年级的他，十足关切，放学后便守着广播，聆听最新战况，一早到校，便吆喝同学聚集，径自在黑板上图解最新战争动态。
陈隆昊对于“文化中国”甚为倾慕，其中，又以福建、广东之在地文化为最，因台湾移民多从此二地来，具有血脉交融、文化承传的意味；再者，南方的富庶与活力也叫他大为赞誉。书店之所以命名为“唐山”，实则源自他对原乡的向往、系挂与牵念。他说，北方人听到“唐山”，多会联想到河北省的经济中心唐山市，而他的店名“唐山”，乃是“唐山过台湾”的唐山，主要指称闽、粤二地，亦即多数台湾人“文化的故乡”。
翻印起家，引渡西方思潮
陈隆昊天生对政治怀有热诚，然与母亲感情甚笃的他，经母亲劝说，毅然舍弃政治，深耕文化事业，藉由出版与开设书店，偷渡其政治思想。
唐山贩卖书籍以社会科学、文史哲类丛书为大宗，凭借此“小蓝海”，尚能在高度竞争的书市中占有一席之地。陈隆昊本是新竹关西客家人，关西有一泰雅族部落──马武督，他家属地主家庭，父亲偶尔会入部落打猎，他描述起幼年曾遭遇的文化冲击，“其实我是处于少数和多数之间摆荡的成长背景，去泰雅族时，我们是多数，可有时父母亲带我上台北办事，别人讲什么却听不懂，因为我上小学前还不会讲中文。”日后攻读人类学，亦反映了他对异文化所抱持的高度兴致，不管是主流或边缘族群。
“我是一个比较反骨的人。”陈隆昊说。以文学阅读为例，小说、散文、诗、剧本皆属文学范畴，小说和散文为大宗，诗和剧本则属小众，偏偏唐山出版社专出版诗集和剧本，一方面是独尊少数，另一方面也是树立自己的小蓝海，不与主流态势强碰。柜台前侧，乃诗集集散地，自费出版的诗集或手工书经常可见。
陈隆昊投入出版时，正值台湾美丽岛事件过后，彼时社会氛围陡然一变，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以阿多诺（Theodor W.Adorno）、霍克海默（Max Harheimer）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顿时成为显学。起初，唐山以卖“翻版书”起家，因翻印西方人文社会经典，名声不胫而走。陈隆昊说，曾经有教授特别嘱咐助教将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批判理论的原文书拿给他，声称翻印五百本必定可售罄，他原先半信半疑，孰料，一翻印后，“洛阳纸贵，卖一卖就卖完了”。
除此之外，人类学家克利弗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大陆译为“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代表作《文化的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著名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等翻印书也大获好评。据陈隆昊分析，“那个年代，第一，没有翻译本；第二，当时的学生觉得念英文是天职，因为没有中文译本，要接受西方的思潮就一定要看英文。”然而好景不常，迈入1990年代，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台湾翻译西书必须取得原书授权，风光的“海盗年代”也随之划下句点。
当时台湾犹处于戒严时期，《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皆属禁书，鲁迅等大陆作家的作品亦难逃被查禁的命运，“愈禁的书你就愈想看”，陈隆昊一语道破人性。引介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唐山书店，自然成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关切的对象，每逢月底，碍于“业绩”压力，警总就会派员出巡，赴唐山搜查所谓的“黑书”，前后被搜走的书籍不知凡几。
坚守独立色彩，不变中藏着变动
“我有心理研究、本土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这些如今都成为显学，我在二十年前已经设立专区，将这些特别独立放置，算是先知了。”言谈间，陈隆昊颇有几分得意的神色，不到片刻，随即又敛起笑颜，正色说道：“我再怎么摆放，就是一、两个柜子，可是女书店是整间书店在卖女性主义的书，店长到员工，从头到脚都是女性主义的基因，等到有女书店以后，人家就不会来我这里买女性研究的书。至于台湾研究专书，有南天书局、台湾e店，我也做不过人家。”尽管如此，陈隆昊始终保留着这些专柜，“一个书店还是要有它的基本精神，不能太随波逐流。”
回首过去三十年的执业生涯，陈隆昊说，前十五年的业绩是年年往上爬，第十五年攀上顶峰后，因翻版书被下了禁令，诚品、金石堂等连锁书店窜起，导致业绩逐年下滑。近十年，全面进入数字时代，各种资讯网上随手可得，此外，网络书店成为强势通路，独立书店的营运更显不易。“我一直做的东西，也许在某种角度来讲，是没有赚到钱，但是我不后悔，我选择做对的事情。”
陈隆昊明言，幸而他的书店位于地下，租金较一楼店面便宜得多，兼之近年租金未曾调涨，否则台北租金年年攀升，此一阵地恐怕有失守之险。唐山虽不像其它书店那般光洁优雅，对陈隆昊来说，却别有韵致，“我觉得理想的书店应该像是唐山这个样子，在书堆中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谈起已然成为唐山标志的海报墙，陈隆昊表示，“海报全部都由活动方自己贴，我不让店员贴，要是店员贴，会贴得整整齐齐的，就没有味道了。”张贴的基本原则是，不要覆盖在尚未结束的活动海报以及唐山自家的告示上。“让他们的艺术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也许比我多卖两本书还有意义。”他认真地说。
近年独立书店多采复合式经营，兼营咖啡店，给书一个居所，也提供客人一个逗留的理由。位于地下室的唐山书店先天体质不良，空间狭隘，难以扩充。“输人不输阵”的陈隆昊，脸上泛起一个慧黠的笑容，兴奋地公开他的最新盘算：他在附近觅得一处，作为唐山的腹地，兜售库存书、回头书，并将开放作为举办新书发表会及讲座的空间。
倏忽三十载，唐山乍看不变，却又隐约浮动着，寻求新的契机。就像陈隆昊描述书店入口那独树一格的风景，虽说气味不变，但张贴的讯息不时更换，在不变中其实仍藏着变动。
唐山位于台大对面巷内，隐身于一转角处的地下室，外头并无店招，仅在楼梯入口处，简陋地黏贴上“唐山书店”四个大字，时移事往，墙面斑驳，黑漆的字样也流于污损破落。循着阶梯而下，夹道的墙上贴满了层层叠叠、错错落落的海报，放送着无数艺文资讯与社运情报。讯息经年累月，仿佛老藤，纠结缠绕，苍劲而充满了力道。
店内空间逼仄，放眼望去，居中的平台及环墙的书柜上整齐陈列着各式书籍，仅余狭窄通道可供通行。因位于地下室之故，光照无法透入，难免有丝阴翳，却也因此完整地阻绝了外在的喧嚣，从而蕴生沉静的阅读时光。相形于幽蔽的空间，环伺的书籍显得巨大饱满，游走其间，仿佛能感应到知识所驱策着的，丰沛动能。
横亘于唐山入口处的，往往是严谨艰深的社会理论丛书，它们常年驻守于此，稳重大器，守着唐山这座知识的城邦。杨佳娴在一篇名为《我的温州街》的散文中，谈及学长领她初次造访唐山时，曾慎重其事地介绍：“这是所有关心文化的年轻人都会来的地方。”这是她第一家造访的温州街书店，“唐山初体验对当时的我，意味着告别过去疯狂请公假校刊社内风花雪月的那种‘文学少女’，而自以为摸着了真正‘文艺青年’的轮廓。”而昔日就读台大政治系的文化评论人张铁志，亦是此地常客，“我真的大概所有知识的喂养，乃至于现在作为一个写作者，都跟唐山密不可分。”当时许多像张铁志一般的青年，一个个走入唐山，解思想的渴。
相较于当今多数讲究气氛、设计雅致的书店，唐山反倒是个异数了。书店负责人陈隆昊常举一个例子：某回，一名年轻学子带友人到唐山，只见他朋友乍见书店样态，竟皱起了眉头，纳闷道：“这是仓库吧？”叫一旁的陈隆昊不由得感到羞赧。位于地下室的唐山，隐隐呼应其“地下”的风骨，因陋就简，十数年如一日，不随流俗，保有一贯边缘的左派姿态。
幼年左倾，孺慕文化中国
陈隆昊毕业于台大考古系（现为人类学系），后进入政大边政所（现为民族所）深造。就学期间，陈隆昊曾于拥有丰富台湾史料搜藏的南天书局工读，追随南天书局创办人魏德文的步履，逐一摸熟出版及书店营运的流程与窍门。1979年，陈隆昊在入伍从军之际，申请成立“唐山出版社”，决定往后以此为生。他笑着从实招来，表示当初选择走上出版一途，实因受到南天书局的鼓舞，笃信出版一行大有商机。陈隆昊于1981年退伍，翌年正式投入出版，为了不与他的老板抢生意，一度另辟途径，出版医学专书，事后发现实非所长，便转投入社会科学，回归他的本行。
1984年，陈隆昊承接桂冠出版社位于新生南路上的地下仓库，开起了书店。“当时几乎全台湾的热血青年，都跑到我们那边去买书！”陈隆昊说，光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就可售出上千本，业绩相当可观。后因房租调涨，历经三度迁徙，终定居于现址。转眼走过近三十寒暑，如今唐山书店已然成为台北可观可敬的文化地标。
“我对中国大陆社会非常有兴趣，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左倾。”陈隆昊回忆道，1917年俄国革命，左翼思潮如浪涌来，他父亲与周遭亲戚赴日本留学的不在少数，受到左翼思想洗礼，常聚首谈论此类思潮理论。幼时的他，人小鬼大，每当大人谈论时，便坐在一旁，表面上兀自喝着饮料，实则小小脑袋瓜儿早已灵动运行，积极探听大人们所言为何物，“我竟然也听懂一点点，所以我的脑袋开始左转。”他笑言。
小学时，他“伙同”父亲，拎了台短波收音机，听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慢慢了解关乎共产党的二三事。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时值小学四、五年级的他，十足关切，放学后便守着广播，聆听最新战况，一早到校，便吆喝同学聚集，径自在黑板上图解最新战争动态。
陈隆昊对于“文化中国”甚为倾慕，其中，又以福建、广东之在地文化为最，因台湾移民多从此二地来，具有血脉交融、文化承传的意味；再者，南方的富庶与活力也叫他大为赞誉。书店之所以命名为“唐山”，实则源自他对原乡的向往、系挂与牵念。他说，北方人听到“唐山”，多会联想到河北省的经济中心唐山市，而他的店名“唐山”，乃是“唐山过台湾”的唐山，主要指称闽、粤二地，亦即多数台湾人“文化的故乡”。
翻印起家，引渡西方思潮
陈隆昊天生对政治怀有热诚，然与母亲感情甚笃的他，经母亲劝说，毅然舍弃政治，深耕文化事业，藉由出版与开设书店，偷渡其政治思想。
唐山贩卖书籍以社会科学、文史哲类丛书为大宗，凭借此“小蓝海”，尚能在高度竞争的书市中占有一席之地。陈隆昊本是新竹关西客家人，关西有一泰雅族部落──马武督，他家属地主家庭，父亲偶尔会入部落打猎，他描述起幼年曾遭遇的文化冲击，“其实我是处于少数和多数之间摆荡的成长背景，去泰雅族时，我们是多数，可有时父母亲带我上台北办事，别人讲什么却听不懂，因为我上小学前还不会讲中文。”日后攻读人类学，亦反映了他对异文化所抱持的高度兴致，不管是主流或边缘族群。
“我是一个比较反骨的人。”陈隆昊说。以文学阅读为例，小说、散文、诗、剧本皆属文学范畴，小说和散文为大宗，诗和剧本则属小众，偏偏唐山出版社专出版诗集和剧本，一方面是独尊少数，另一方面也是树立自己的小蓝海，不与主流态势强碰。柜台前侧，乃诗集集散地，自费出版的诗集或手工书经常可见。
陈隆昊投入出版时，正值台湾美丽岛事件过后，彼时社会氛围陡然一变，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以阿多诺（Theodor W.Adorno）、霍克海默（Max Harheimer）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顿时成为显学。起初，唐山以卖“翻版书”起家，因翻印西方人文社会经典，名声不胫而走。陈隆昊说，曾经有教授特别嘱咐助教将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批判理论的原文书拿给他，声称翻印五百本必定可售罄，他原先半信半疑，孰料，一翻印后，“洛阳纸贵，卖一卖就卖完了”。
除此之外，人类学家克利弗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大陆译为“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代表作《文化的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著名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等翻印书也大获好评。据陈隆昊分析，“那个年代，第一，没有翻译本；第二，当时的学生觉得念英文是天职，因为没有中文译本，要接受西方的思潮就一定要看英文。”然而好景不常，迈入1990年代，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台湾翻译西书必须取得原书授权，风光的“海盗年代”也随之划下句点。
当时台湾犹处于戒严时期，《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皆属禁书，鲁迅等大陆作家的作品亦难逃被查禁的命运，“愈禁的书你就愈想看”，陈隆昊一语道破人性。引介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唐山书店，自然成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关切的对象，每逢月底，碍于“业绩”压力，警总就会派员出巡，赴唐山搜查所谓的“黑书”，前后被搜走的书籍不知凡几。
坚守独立色彩，不变中藏着变动
“我有心理研究、本土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这些如今都成为显学，我在二十年前已经设立专区，将这些特别独立放置，算是先知了。”言谈间，陈隆昊颇有几分得意的神色，不到片刻，随即又敛起笑颜，正色说道：“我再怎么摆放，就是一、两个柜子，可是女书店是整间书店在卖女性主义的书，店长到员工，从头到脚都是女性主义的基因，等到有女书店以后，人家就不会来我这里买女性研究的书。至于台湾研究专书，有南天书局、台湾e店，我也做不过人家。”尽管如此，陈隆昊始终保留着这些专柜，“一个书店还是要有它的基本精神，不能太随波逐流。”
回首过去三十年的执业生涯，陈隆昊说，前十五年的业绩是年年往上爬，第十五年攀上顶峰后，因翻版书被下了禁令，诚品、金石堂等连锁书店窜起，导致业绩逐年下滑。近十年，全面进入数字时代，各种资讯网上随手可得，此外，网络书店成为强势通路，独立书店的营运更显不易。“我一直做的东西，也许在某种角度来讲，是没有赚到钱，但是我不后悔，我选择做对的事情。”
陈隆昊明言，幸而他的书店位于地下，租金较一楼店面便宜得多，兼之近年租金未曾调涨，否则台北租金年年攀升，此一阵地恐怕有失守之险。唐山虽不像其它书店那般光洁优雅，对陈隆昊来说，却别有韵致，“我觉得理想的书店应该像是唐山这个样子，在书堆中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谈起已然成为唐山标志的海报墙，陈隆昊表示，“海报全部都由活动方自己贴，我不让店员贴，要是店员贴，会贴得整整齐齐的，就没有味道了。”张贴的基本原则是，不要覆盖在尚未结束的活动海报以及唐山自家的告示上。“让他们的艺术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也许比我多卖两本书还有意义。”他认真地说。
近年独立书店多采复合式经营，兼营咖啡店，给书一个居所，也提供客人一个逗留的理由。位于地下室的唐山书店先天体质不良，空间狭隘，难以扩充。“输人不输阵”的陈隆昊，脸上泛起一个慧黠的笑容，兴奋地公开他的最新盘算：他在附近觅得一处，作为唐山的腹地，兜售库存书、回头书，并将开放作为举办新书发表会及讲座的空间。
倏忽三十载，唐山乍看不变，却又隐约浮动着，寻求新的契机。就像陈隆昊描述书店入口那独树一格的风景，虽说气味不变，但张贴的讯息不时更换，在不变中其实仍藏着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