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久前，一则“天大先生”的短视频在网上走红。视频里，92岁的周恒院士骑着自行车从办公室回家。网友的评论除了惊讶于“周先生如此年轻”外，更多的是在“求校园中偶遇”。
视频里枣红短袖、白发精干的“普通”老爷爷，是我国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恒。从破碎的山河中走来，周恒见证了中国流体力学的发展，并一直行走在解决科学问题的道路上，做一名心态年轻的“90后”。
无意间播下的种子：择一业，倾一生
“我已经年过九十，可以算是高寿了。纵观我这一生，应该说基本上是顺利的。”
去年，周恒院士生病住院期间，回首自己的人生，写下了这些文字。这些清淡、流畅的文字，多数是对自己童年的回顾。周恒生于上海，8岁那年，抗战爆发，他同家人迁往江西南昌，随后又辗转赣州、贵州独山、贵阳、重庆等地。那时年纪小，在父母的庇护下，他“并不觉得颠沛”。
周恒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员，为人诚实正直;母亲婚后虽然放弃了工作，专心照料家庭，却始终保持着思想的开阔。对于孩子，夫妻俩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衣食，更注重的是教育，在抗战时多次迁移，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要设法找到当地较好的学校，让子女们能受到好的教育。父亲还经常出些算术题“考考”子女们。
赣州是抗战时期周恒一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周恒和两个姐姐经常去一家专营小说的“广益书店”向老板借书来看。“我看的大部分是武侠小说。每次借书回来，都立即包上书皮，看时小心翼翼，还回去时书都和新的一样，所以老板也放心让我们不断地借书看。”读书的习惯，长久地陪伴着他，即便后来学了理科，他的涉猎范围依旧不限中外，群书均览。
1946年，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复校，刚读完高中二年级的周恒考上了北洋大学化工系，随后转入水利系。对于这段经历，网上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青年周恒听海外归来的教师及工程师介绍国外兴建水利工程的情况，感到水利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故而毅然转系。”记者向他求证，周老笑着摆手，说这样的描述太过“拔高”了。
“那时年纪轻，知识非常有限，没有这么高的主见。”周恒说，那次转系，只是一个大学生懵懂间的决定。彼时北洋大学土木系和水利系在学界地位甚高，老校长茅以升、李书田等土木水利专家一手创立了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中国水利学会前身），不少水利系走出的学生亲身参与了黄河、海河的治理。“水利系经常请校友们来做报告，化工系的校友来得少。”这样，周恒就觉得学水利好而转了系。
1950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并留校担任水利系助教。任助教两年，周恒參与的三门课都多少和力学有关，就此与力学初结缘分。两年后，周恒被调到力学教研室工作，从此走上了力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23岁的周恒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开讲的第一门课就是理论力学。
挂在嘴边的名字：钱学森与曹仁杰
周恒不常接受采访，他总觉得个人经历“没什么好讲”。如果一定要讲，他愿意说说在科研道路上的曲折经历和给他带来启发和触动的那些人。最常提起的名字有两个：一位是大科学家钱学森，另一位则是技术工人曹仁杰。
1955年，钱学森先生回国，国内的力学研究迎来一波高潮。1956年上半年，钱先生在北京开了个系列讲座，结合他刚出版不久的学术专著，讲授“工程控制论”。周恒和天津大学的另外两位老师自愿报名去听，每周三早晨6点就得从家出发去火车站，坐将近三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再赶到中关村去听课。“钱先生的讲座定在下午，听完课还要再赶回天大，参加学校的学习。”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个学期，另两位老师都没有坚持下来，只有周恒一直听到了最后，“那时很辛苦，但钱先生讲得非常好，深入浅出，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都有启发。”
不仅听下来了，那年暑假，周恒还依据钱先生的讲解，在后来被称为最优控制的方向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课题”。他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了钱学森。这个年轻人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果，竟然得到了钱先生的认可和赞赏。更让周恒高兴的，是钱学森还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每周三天到位于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所，在钱先生亲自指导下做科研。可惜此后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指导就此中断。
几年后，周恒摸索着自己从文献上找一些课题来做。他开始关注流动稳定性问题，想把一般力学中已有的运动稳定性理论移植到流体力学中去。“虽然写了几篇文章，甚至也得到过年长学者的肯定，但现在看来价值不大。”对于这段研究经历，周恒并不满意，觉得这些论文“数学气”重，“没有考虑工程技术发展的需求，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使他认识到做科研要深入“现实世界”、基础科学理论要为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服务的“第一人”，则是技术工人曹仁杰。
20世纪70年代，周恒和力学系的几位同事受邀到位于江西九江的一个航海仪表厂，协助他们解决一个技术难题。当时，仪表厂正在研制导航仪上所需的“气体动压轴承二自由度陀螺仪”，40多岁的技术工人曹仁杰负责陀螺仪转子、轴承等核心部件的设计和加工。
“他们遇到的难题是，陀螺仪的转子一启动，整个陀螺就会抖动，轴承就会卡死。”这种“抖动”，看起来是个振动问题。因此天津大学派出的团队，也由一位熟悉机械振动问题的同志牵头。到了现场，他们发现实际情况和教科书里讲的不是一回事。“在理论力学教科书中有刚体绕定点转动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陀螺仪。但书里讲陀螺仪，没提过什么‘抖动’问题。当时美国已有以这类陀螺仪为核心的导航仪，但一点详细资料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是否遇到过同类问题。”
因为“无从下手”，专家团队的大部分成员直接返津，周恒和另一位同事却多留了几天。他跟在曹仁杰身边，仔细看他加工陀螺仪的零部件、也从旁观察运转试验。“你们能想象吗？轴承上刻的螺旋槽，深度只有两微米，全凭他制造的土模具，用手工打磨出来！”曹仁杰身上的干劲和那种精确到微米的严谨感染了周恒。
视频里枣红短袖、白发精干的“普通”老爷爷，是我国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恒。从破碎的山河中走来，周恒见证了中国流体力学的发展，并一直行走在解决科学问题的道路上，做一名心态年轻的“90后”。
无意间播下的种子：择一业，倾一生
“我已经年过九十，可以算是高寿了。纵观我这一生，应该说基本上是顺利的。”
去年，周恒院士生病住院期间，回首自己的人生，写下了这些文字。这些清淡、流畅的文字，多数是对自己童年的回顾。周恒生于上海，8岁那年，抗战爆发，他同家人迁往江西南昌，随后又辗转赣州、贵州独山、贵阳、重庆等地。那时年纪小，在父母的庇护下，他“并不觉得颠沛”。
周恒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员，为人诚实正直;母亲婚后虽然放弃了工作，专心照料家庭，却始终保持着思想的开阔。对于孩子，夫妻俩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衣食，更注重的是教育，在抗战时多次迁移，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要设法找到当地较好的学校，让子女们能受到好的教育。父亲还经常出些算术题“考考”子女们。
赣州是抗战时期周恒一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周恒和两个姐姐经常去一家专营小说的“广益书店”向老板借书来看。“我看的大部分是武侠小说。每次借书回来，都立即包上书皮，看时小心翼翼，还回去时书都和新的一样，所以老板也放心让我们不断地借书看。”读书的习惯，长久地陪伴着他，即便后来学了理科，他的涉猎范围依旧不限中外，群书均览。
1946年，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复校，刚读完高中二年级的周恒考上了北洋大学化工系，随后转入水利系。对于这段经历，网上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青年周恒听海外归来的教师及工程师介绍国外兴建水利工程的情况，感到水利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故而毅然转系。”记者向他求证，周老笑着摆手，说这样的描述太过“拔高”了。
“那时年纪轻，知识非常有限，没有这么高的主见。”周恒说，那次转系，只是一个大学生懵懂间的决定。彼时北洋大学土木系和水利系在学界地位甚高，老校长茅以升、李书田等土木水利专家一手创立了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中国水利学会前身），不少水利系走出的学生亲身参与了黄河、海河的治理。“水利系经常请校友们来做报告，化工系的校友来得少。”这样，周恒就觉得学水利好而转了系。
1950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并留校担任水利系助教。任助教两年，周恒參与的三门课都多少和力学有关，就此与力学初结缘分。两年后，周恒被调到力学教研室工作，从此走上了力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23岁的周恒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开讲的第一门课就是理论力学。
挂在嘴边的名字：钱学森与曹仁杰
周恒不常接受采访，他总觉得个人经历“没什么好讲”。如果一定要讲，他愿意说说在科研道路上的曲折经历和给他带来启发和触动的那些人。最常提起的名字有两个：一位是大科学家钱学森，另一位则是技术工人曹仁杰。
1955年，钱学森先生回国，国内的力学研究迎来一波高潮。1956年上半年，钱先生在北京开了个系列讲座，结合他刚出版不久的学术专著，讲授“工程控制论”。周恒和天津大学的另外两位老师自愿报名去听，每周三早晨6点就得从家出发去火车站，坐将近三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再赶到中关村去听课。“钱先生的讲座定在下午，听完课还要再赶回天大，参加学校的学习。”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个学期，另两位老师都没有坚持下来，只有周恒一直听到了最后，“那时很辛苦，但钱先生讲得非常好，深入浅出，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都有启发。”
不仅听下来了，那年暑假，周恒还依据钱先生的讲解，在后来被称为最优控制的方向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课题”。他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了钱学森。这个年轻人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果，竟然得到了钱先生的认可和赞赏。更让周恒高兴的，是钱学森还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每周三天到位于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所，在钱先生亲自指导下做科研。可惜此后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指导就此中断。
几年后，周恒摸索着自己从文献上找一些课题来做。他开始关注流动稳定性问题，想把一般力学中已有的运动稳定性理论移植到流体力学中去。“虽然写了几篇文章，甚至也得到过年长学者的肯定，但现在看来价值不大。”对于这段研究经历，周恒并不满意，觉得这些论文“数学气”重，“没有考虑工程技术发展的需求，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使他认识到做科研要深入“现实世界”、基础科学理论要为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服务的“第一人”，则是技术工人曹仁杰。
20世纪70年代，周恒和力学系的几位同事受邀到位于江西九江的一个航海仪表厂，协助他们解决一个技术难题。当时，仪表厂正在研制导航仪上所需的“气体动压轴承二自由度陀螺仪”，40多岁的技术工人曹仁杰负责陀螺仪转子、轴承等核心部件的设计和加工。
“他们遇到的难题是，陀螺仪的转子一启动，整个陀螺就会抖动，轴承就会卡死。”这种“抖动”，看起来是个振动问题。因此天津大学派出的团队，也由一位熟悉机械振动问题的同志牵头。到了现场，他们发现实际情况和教科书里讲的不是一回事。“在理论力学教科书中有刚体绕定点转动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陀螺仪。但书里讲陀螺仪，没提过什么‘抖动’问题。当时美国已有以这类陀螺仪为核心的导航仪，但一点详细资料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是否遇到过同类问题。”
因为“无从下手”，专家团队的大部分成员直接返津，周恒和另一位同事却多留了几天。他跟在曹仁杰身边，仔细看他加工陀螺仪的零部件、也从旁观察运转试验。“你们能想象吗？轴承上刻的螺旋槽，深度只有两微米，全凭他制造的土模具，用手工打磨出来！”曹仁杰身上的干劲和那种精确到微米的严谨感染了周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