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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募基金圈，有好事者做了统计：2003年至2012年这10年间一年一度的10只冠军基金，居功至伟的12位基金经理，已有8人奔向私募，另外四人一人升职一人改司其他基金一人去向不明只剩一人仍坚守。
8人“奔私”，虽如此统计未必科学，但这些年里背弃曾经的基民个人或成建制地奔向私募的却层出不穷。坚守的一人未必真英雄，但也很难说“奔私”的基金经理们就不丈夫。这至少可以侧面说明公募基金的发展空间或激励机制与经理们个人的追求不够匹配。尤其是私募基金逐步阳光化的当下，那份诱惑更会让不少基金经理们心动，“奔私”会成为更多人的选项和行动。
而催生“奔私”潮的一大背景，是曾以阳光命名的私募基金正式迎来了阳光化，换句话说，阳光私募也有了法律保护，甚至可以向公募进军了。提供这一保障的正是一部去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今年6月1日施行的法律。这部法律让阳光私募的从业者们感到“有身份了”，找到了组织归属感。尽管，这才是私募基金整体合法化的第一步。
阳光私募的合法化奔袭
这一奔袭用了十年时间。择取这个数字时，笔者有意识地与私募“庄家”劣迹斑斑的过去做了切割，而选择了阳光私募的诞生作为起点。这个起点的代表性事件是2003年8月1日，中国首只冠以“阳光私募”名头的云南信托—中国龙资本成立。
与龙资本差不多时间问世的，还有赵丹阳操盘的“赤子之心”，这只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由深国投推出。随后的几年里，阳光私募的几种经典运作模式被市场认可。最早的云南模式，以云南信托为代表，不引入第三方投资顾问机构，信托公司直接管理；以深国投和平安信托为代表的深圳模式，私募机构则担任着重要的投资顾问角色；以上国投和华宝信托为代表的上海模式，则主要推出结构性产品。
作为对过去的矫正，阳光私募尝试的是制度化创新。制度化创新的要点在于废“私约”立“公约”，给客户更多形式上的保障。比如取消资金委托中的最低或固定回报率的私约，建立信托性资金委托制度，找第三方银行托管资金；比如取消管理人参加资金运作收益分配的私约，实现按照信托契约规定获取管理费和收益分成的制度；比如取消管理人投入自有资金与委托人资金捆绑投资的私约，严格实行分立账户管理制度；再比如改变隐蔽业绩信息的做法，定期向投资人披露基金净值等。
尽管这些制度化创新并未能立即取得合法化结果，但印证着一个事实：合法化常常与非法、违约和纠错相伴生，一部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史，也是私募基金的疯长与规范史。管理层最早在1997年开始立法规范基金行业，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而2000年的“基金黑幕”事件让基金行业整体蒙羞。“基金黑幕”同年，在讨论投资基金法时，开始热议阳光化问题。直到2003年10月最终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时，仍未让私募基金合法化，不过也没禁止，为之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这些，也为2012年再次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时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化身份埋下了伏笔。
立法滞后，并不影响阳光私募的狂飙突进。近几年的几个数字即可看出端倪：2007年共发行421只阳光私募基金，是2006年的3倍，此前4年总量的近2倍；此后几年，2008年发行308只，2009年242只，2010年369只，2011年839只，2012年738只。阳光私募已不可被资本市场所忽视。
阳光下的阴影重重
然而，阳光的下面照样有阴影。今年2月1日，天津信托启动的受益人大会上，仅仅成立66天的结构化产品—“天信沐雪巴菲特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被提前终止，成为“最短命私募”。据说，终止的原因是湖北精九和广东鸿图一方与江苏沐雪出现内讧。因为真相仍存在谜团，让市场很难不回忆起私募起初的斑斑劣迹，担心“合法化”是否真能让私募阳光起来。
从上世纪90年代私募基金露出雏形至今，就一直受到负面事件的困扰。最早从证券公司或其他途径跳出的那批先行者，以代客理财、开办投资咨询公司或顾问公司以及工作室的名义招揽资金，然后参与跟庄或坐庄。尤其是1999年到2001年的几年间，庄家横行肆意操纵市场的行为最盛，随后基金黑幕事件、银广夏事件、股市赌场论等竞相浮出水面，最终随着庄家吕梁和中科创业事件，私募庄家走向终结。受庄家覆灭牵连，大鹏证券和南方证券等券商也因巨亏被清算接管，舆情哗然，私募基金一度陷入停滞。
庄家模式，是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中最为人所诟病也“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操作模式。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大多数公司是国有控股公司，产权利益主体缺位，公司治理结构差，内部人控制严重，易导致财务舞弊和内部交易。恰巧很多上市公司将闲置资金委托私募机构理财，为私募与上市公司互相勾结联合坐庄提供了可能。随后的2001年，熊市来临，证监会也开始“作为”，一年出台仅信息披露的规定就有二十多项，“黑庄”等违规行为也开始遭受整肃。
如果说“黑庄”是私募基金第一季的经典违法案例，“老鼠仓”则应是阳光私募时代违法成就的集大成者。在私募基金的第二季，基金经理因“老鼠仓”身陷囹圄则常常可见。尽管涉案的基金经理公募私募皆有，也很难证明私募更盛，“老鼠仓”对私募基金整体的损害则不能不重视。这其中，前公募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的“老鼠仓”轨迹就很典型。
李旭利是交银施罗德基金的投资总监，2009年7月开始加盟上海重阳投资开始私募基金运作。证监会证实，他早在南方基金时就开始老鼠仓交易，老鼠仓行为基本贯穿他职业生涯始终。最初他只是违规，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生效后他开始违法，检方也把这个节点作为他违法行为的起始点。他的被抓，让“北有王亚伟，南有李旭利”成为历史。
李旭利的操作手法不复杂，简单说就是利用个人控制的帐号提前埋伏打时间差。比如某日，他在家中指令开盘后个人控制的帐号买入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一刻钟后他担任基金经理的基金跟着下单。这种玩法，并不因操盘者身处私募还是公募而危害有所减轻。只是在之前的规则下没有受到适当监管且透明度差而大多不被追究。 私募的违规或违法手段还有很多，比如委托贷款骗局、利用资产管理业务向自营业务输送利益、利用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自有资金为股东关联方提供融资，以及利用证券公司资管计划操纵市场。私募因规模的扩大和违规行为的危害被监管者看上。
私募需适应合法化生长
上述描述，笔者更多地把关注目光投向阳光私募，而刻意忽略了PE（股权投资基金）、VC（风险投资基金）等品种，原因主要在于新基金法虽然预留了空间，但仍未能把PE/VC纳入监管范畴。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所说的，“政府修法的目的，不是想管这个事，而是希望给市场一个规则”，相信这些也会逐步纳入法律框架。
据说，卡住PE/VC的还有多头监管问题。又据说，随着最早倡导PE/VC适度监管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金融处处长刘健钧调任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中编办已发文确立证监会的PE监管地位。又据说，证监会正在起草《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私募证券基金以及各类私募股权基金都有望纳入调整规范范围。
如果这些全部属实，私募基金合法化问题的解决已指日可待。这意味着私募基金真的迎来茁壮生长的春天。就像阳光私募近几年的发展一样，私募的规模会毫无疑问地扩大；私募的品种也会全方位开花，不说PE/VC，TOT（信托中的信托）、对冲基金、房地产基金等也会发展迅猛；对人才的需求也会成倍数级增大。发展的同时，也是适应合法化环境的过程，私募既需要洗脱“品行不端”的过往印记，又要学会法律框架内发展的生存术。
换个角度，私募对监管者而言也是考验。目前监管者在解决归口问题，回头就要花费更多精力更多智慧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不透明是监管的难点，监管者既要防范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又不能因监管而羁绊了行业的发展。比如就对冲基金而言，因杠杆比率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并不少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是前车之鉴，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给亚洲带来的冲击至今仍在不少国家留有阴影。教训有杠杆的问题，亦有经济政策和体制的制度性原因。这就要求监管者不能只陷在某只基金或某类基金的角度看问题而一叶障目，而要从国家金融发展和安全的全局看，不用介入微观监管领域，而是构建系统性的监管体系。
立法是画基本的红线，是“给市场一个规则”，但指望靠立法解决金融风险的防范却明显不现实。即使是私募发展的发源地美国，也未能防止因私募而带来的金融风险。这些过往的教训，值得正待大力发展的中国私募基金界和监管者共同体味。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成立于1994年2月，总部设在离纽约市不远的格林威治，是一家主要从事定息债务工具套利活动的对冲基金。掌门人梅里韦瑟，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务套利之父。其团队堪称豪华：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和斯科尔斯；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主席莫里斯；前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部主管罗森菲尔德。公司成立起初业绩骄人，到1997年末，资产净值由12.5亿美元上升为48亿美元，净增长2.84倍。结果因小概率事件导致巨亏，从5月俄罗斯金融风暴到9月全面溃败，短短150天资产净值下降90%，出现43亿美元巨额亏损，仅余5亿美元，后被美联储出面组织15家金融机构共同接管。
PE/VC PE即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是通过私募形式募集资金，对私有企业，即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从而推动非上市企业价值增长，最终通过上市、并购、管理层回购、股权置换等方式出售持股套现退出的一种投资行为。
VC即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是指投资于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新兴企业的股权私募基金。
TOT Trust of Trusts，也就是信托中的信托，它主要由银行、信托、券商发行，投资阳光私募产品。其操作方式是在信托平台成立一个母信托，然后由母信托再选择已经成立的阳光私募信托计划进行投资配置，形成一个母信托控制多个子信托的信托组合品。业绩主要取决于子信托的投资表现。
8人“奔私”，虽如此统计未必科学，但这些年里背弃曾经的基民个人或成建制地奔向私募的却层出不穷。坚守的一人未必真英雄，但也很难说“奔私”的基金经理们就不丈夫。这至少可以侧面说明公募基金的发展空间或激励机制与经理们个人的追求不够匹配。尤其是私募基金逐步阳光化的当下，那份诱惑更会让不少基金经理们心动，“奔私”会成为更多人的选项和行动。
而催生“奔私”潮的一大背景，是曾以阳光命名的私募基金正式迎来了阳光化，换句话说，阳光私募也有了法律保护，甚至可以向公募进军了。提供这一保障的正是一部去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今年6月1日施行的法律。这部法律让阳光私募的从业者们感到“有身份了”，找到了组织归属感。尽管，这才是私募基金整体合法化的第一步。
阳光私募的合法化奔袭
这一奔袭用了十年时间。择取这个数字时，笔者有意识地与私募“庄家”劣迹斑斑的过去做了切割，而选择了阳光私募的诞生作为起点。这个起点的代表性事件是2003年8月1日，中国首只冠以“阳光私募”名头的云南信托—中国龙资本成立。
与龙资本差不多时间问世的，还有赵丹阳操盘的“赤子之心”，这只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由深国投推出。随后的几年里，阳光私募的几种经典运作模式被市场认可。最早的云南模式，以云南信托为代表，不引入第三方投资顾问机构，信托公司直接管理；以深国投和平安信托为代表的深圳模式，私募机构则担任着重要的投资顾问角色；以上国投和华宝信托为代表的上海模式，则主要推出结构性产品。
作为对过去的矫正，阳光私募尝试的是制度化创新。制度化创新的要点在于废“私约”立“公约”，给客户更多形式上的保障。比如取消资金委托中的最低或固定回报率的私约，建立信托性资金委托制度，找第三方银行托管资金；比如取消管理人参加资金运作收益分配的私约，实现按照信托契约规定获取管理费和收益分成的制度；比如取消管理人投入自有资金与委托人资金捆绑投资的私约，严格实行分立账户管理制度；再比如改变隐蔽业绩信息的做法，定期向投资人披露基金净值等。
尽管这些制度化创新并未能立即取得合法化结果，但印证着一个事实：合法化常常与非法、违约和纠错相伴生，一部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史，也是私募基金的疯长与规范史。管理层最早在1997年开始立法规范基金行业，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而2000年的“基金黑幕”事件让基金行业整体蒙羞。“基金黑幕”同年，在讨论投资基金法时，开始热议阳光化问题。直到2003年10月最终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时，仍未让私募基金合法化，不过也没禁止，为之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这些，也为2012年再次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时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化身份埋下了伏笔。
立法滞后，并不影响阳光私募的狂飙突进。近几年的几个数字即可看出端倪：2007年共发行421只阳光私募基金，是2006年的3倍，此前4年总量的近2倍；此后几年，2008年发行308只，2009年242只，2010年369只，2011年839只，2012年738只。阳光私募已不可被资本市场所忽视。
阳光下的阴影重重
然而，阳光的下面照样有阴影。今年2月1日，天津信托启动的受益人大会上，仅仅成立66天的结构化产品—“天信沐雪巴菲特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被提前终止，成为“最短命私募”。据说，终止的原因是湖北精九和广东鸿图一方与江苏沐雪出现内讧。因为真相仍存在谜团，让市场很难不回忆起私募起初的斑斑劣迹，担心“合法化”是否真能让私募阳光起来。
从上世纪90年代私募基金露出雏形至今，就一直受到负面事件的困扰。最早从证券公司或其他途径跳出的那批先行者，以代客理财、开办投资咨询公司或顾问公司以及工作室的名义招揽资金，然后参与跟庄或坐庄。尤其是1999年到2001年的几年间，庄家横行肆意操纵市场的行为最盛，随后基金黑幕事件、银广夏事件、股市赌场论等竞相浮出水面，最终随着庄家吕梁和中科创业事件，私募庄家走向终结。受庄家覆灭牵连，大鹏证券和南方证券等券商也因巨亏被清算接管，舆情哗然，私募基金一度陷入停滞。
庄家模式，是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中最为人所诟病也“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操作模式。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大多数公司是国有控股公司，产权利益主体缺位，公司治理结构差，内部人控制严重，易导致财务舞弊和内部交易。恰巧很多上市公司将闲置资金委托私募机构理财，为私募与上市公司互相勾结联合坐庄提供了可能。随后的2001年，熊市来临，证监会也开始“作为”，一年出台仅信息披露的规定就有二十多项，“黑庄”等违规行为也开始遭受整肃。
如果说“黑庄”是私募基金第一季的经典违法案例，“老鼠仓”则应是阳光私募时代违法成就的集大成者。在私募基金的第二季，基金经理因“老鼠仓”身陷囹圄则常常可见。尽管涉案的基金经理公募私募皆有，也很难证明私募更盛，“老鼠仓”对私募基金整体的损害则不能不重视。这其中，前公募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的“老鼠仓”轨迹就很典型。
李旭利是交银施罗德基金的投资总监，2009年7月开始加盟上海重阳投资开始私募基金运作。证监会证实，他早在南方基金时就开始老鼠仓交易，老鼠仓行为基本贯穿他职业生涯始终。最初他只是违规，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生效后他开始违法，检方也把这个节点作为他违法行为的起始点。他的被抓，让“北有王亚伟，南有李旭利”成为历史。
李旭利的操作手法不复杂，简单说就是利用个人控制的帐号提前埋伏打时间差。比如某日，他在家中指令开盘后个人控制的帐号买入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一刻钟后他担任基金经理的基金跟着下单。这种玩法，并不因操盘者身处私募还是公募而危害有所减轻。只是在之前的规则下没有受到适当监管且透明度差而大多不被追究。 私募的违规或违法手段还有很多，比如委托贷款骗局、利用资产管理业务向自营业务输送利益、利用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自有资金为股东关联方提供融资，以及利用证券公司资管计划操纵市场。私募因规模的扩大和违规行为的危害被监管者看上。
私募需适应合法化生长
上述描述，笔者更多地把关注目光投向阳光私募，而刻意忽略了PE（股权投资基金）、VC（风险投资基金）等品种，原因主要在于新基金法虽然预留了空间，但仍未能把PE/VC纳入监管范畴。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所说的，“政府修法的目的，不是想管这个事，而是希望给市场一个规则”，相信这些也会逐步纳入法律框架。
据说，卡住PE/VC的还有多头监管问题。又据说，随着最早倡导PE/VC适度监管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金融处处长刘健钧调任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中编办已发文确立证监会的PE监管地位。又据说，证监会正在起草《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私募证券基金以及各类私募股权基金都有望纳入调整规范范围。
如果这些全部属实，私募基金合法化问题的解决已指日可待。这意味着私募基金真的迎来茁壮生长的春天。就像阳光私募近几年的发展一样，私募的规模会毫无疑问地扩大；私募的品种也会全方位开花，不说PE/VC，TOT（信托中的信托）、对冲基金、房地产基金等也会发展迅猛；对人才的需求也会成倍数级增大。发展的同时，也是适应合法化环境的过程，私募既需要洗脱“品行不端”的过往印记，又要学会法律框架内发展的生存术。
换个角度，私募对监管者而言也是考验。目前监管者在解决归口问题，回头就要花费更多精力更多智慧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不透明是监管的难点，监管者既要防范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又不能因监管而羁绊了行业的发展。比如就对冲基金而言，因杠杆比率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并不少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是前车之鉴，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给亚洲带来的冲击至今仍在不少国家留有阴影。教训有杠杆的问题，亦有经济政策和体制的制度性原因。这就要求监管者不能只陷在某只基金或某类基金的角度看问题而一叶障目，而要从国家金融发展和安全的全局看，不用介入微观监管领域，而是构建系统性的监管体系。
立法是画基本的红线，是“给市场一个规则”，但指望靠立法解决金融风险的防范却明显不现实。即使是私募发展的发源地美国，也未能防止因私募而带来的金融风险。这些过往的教训，值得正待大力发展的中国私募基金界和监管者共同体味。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成立于1994年2月，总部设在离纽约市不远的格林威治，是一家主要从事定息债务工具套利活动的对冲基金。掌门人梅里韦瑟，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务套利之父。其团队堪称豪华：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和斯科尔斯；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主席莫里斯；前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部主管罗森菲尔德。公司成立起初业绩骄人，到1997年末，资产净值由12.5亿美元上升为48亿美元，净增长2.84倍。结果因小概率事件导致巨亏，从5月俄罗斯金融风暴到9月全面溃败，短短150天资产净值下降90%，出现43亿美元巨额亏损，仅余5亿美元，后被美联储出面组织15家金融机构共同接管。
PE/VC PE即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是通过私募形式募集资金，对私有企业，即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从而推动非上市企业价值增长，最终通过上市、并购、管理层回购、股权置换等方式出售持股套现退出的一种投资行为。
VC即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是指投资于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新兴企业的股权私募基金。
TOT Trust of Trusts，也就是信托中的信托，它主要由银行、信托、券商发行，投资阳光私募产品。其操作方式是在信托平台成立一个母信托，然后由母信托再选择已经成立的阳光私募信托计划进行投资配置，形成一个母信托控制多个子信托的信托组合品。业绩主要取决于子信托的投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