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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体制内的学者，却从不安于书斋斗室。他为民请命，但也给官员讲课。他是微博时代的”公知”， 但线下则热心地做着”随手公益”。他有宿敌，有同盟， 还有那些称其为”于老师”的”兄弟姐妹”。他有著作， 有身份，有匪气，有一条叫”威威”的黑狗，还有一间远在京城东郊的”别野”。
京城六月最热的这一天下午，于建嵘在生气。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短袖格子衬衫、大裤衩和大拖鞋，坐在摇椅上，时而身子前倾，时而身子后仰，挂了电话，转头对坐在沙发上的志愿者王强说：“一定要搞清楚，东西不是给政府的，是给老百姓的！”
“挨骂”的是电话里的另外一个志愿者。前阵子云南宁蒗闹地震，这姑娘太热心，还没跟于建嵘商量，就跟红十字会联系上了，说可以捐赠衣物。结果，几千件衣服都装车待发了，那边一听说是旧衣服，不要了。“这件事搞得我很郁闷。”于建嵘说。
被一部分人质疑、讥讽乃至攻击，但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支持、拥护和爱戴。这个下午，于建嵘说，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实验，就是把我的理论变成可操作的东西”。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于建嵘做“随手送书下乡”。任由农民自行申请，由他在微博上发起募捐，然后再征集志愿者，送书下乡。他不搞仪式，不搞排队领书，不设驻点志愿者，书不捐学校，也不送村委会，就送农民本人，条件只有一个：你愿意做志愿者，管理图书并对村民开放。这可以“培养绅士意识和社区意识”。
目前全国七十多个捐书点，书的受赠人多数成为“有地位的人”，“为什么有地位？”于建嵘自问自答：“你们家小孩要来我们家看书，你是不是要对我好一点？再说，就算成效不好，不续捐就好，反正也没有损失。“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随手”的概念，最早发轫于去年1月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之后，“随手送书下乡”、“随手街头救助”、“随手关爱乡村教师”等项目继而兴起，最终汇集为“随手公益基金”。“很多人的思考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事情，我所有的思考就是参与最重要，在我这里参与永远是第一的。”于建嵘说。
1999年，他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
于建嵘的为人处事，常常打破人们对于学者的惯常想象。“他们对我的心态很复杂─这个家伙是野路子”。
1980年代，于建嵘从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做过两年《衡阳日报》的记者，1987年辞职做律师，八年之后，退出律师行业，带着人生赚到的第一个200万，回归在大学时立下的誓愿，转而研究中国农民。
1994年，于建嵘开始“游学”，只身一人，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身份，拜访专家，请教学者，三年之后，拜在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门下，攻读博士。
1999年，他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我就是夹个破包，装着不像个博士，走到一个村子，先在路边的小饭店吃碗饭，或者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和老板搭上‘关系’，再通过他和村民联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来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记下来，有感觉了就住下来呆几天，聊完了再接着走。”
两年后，于建嵘出版《岳村政治》一书，备受学界关注。他试图通过描述和分析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有学者认为，该书开三农问题实证研究风气之先，并引出学界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华师风格”和“华师学派”。
2001年5月，他进入安源煤矿，访问近千名煤矿工人，是安源煤矿第一个下井的博士，有媒体这样报道他的感受，“我不下去，怎么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农民临时工呢？我坐在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脸上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底层代言人”、“农民皇帝”。于建嵘讨厌这些被贴上的标签，但挥之不去。他看似随意但又小心翼翼地化解求助者对他过高的期待，“他们不可能拖累我，因为我根本不可能给他们什么承诺”，例如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有一个上访者求助，于建嵘说，“你抱着我哭我也帮不了你啊—我没有权力”。
于建嵘的同情心、正义感，跟他对中国农民复杂人性的了解混杂在一起，因而五味杂陈，但最后只能承认，“做一些对别人有帮助、对自己没有大伤害的事情，要是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你也没法做”。
于建嵘说，“你想，一个流浪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说，这个人有流氓气匪气，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也没想得到什么，本性是这个样子。”
由于有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于建嵘口中的“权利”听起来总像是“旋律”，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看重的关键词了。
去年他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争议甚大，但他对质疑和辩驳的声音不屑一顾，认为反对者们无视儿童的基本权利；有人指责他为“刁民”代言，比如说土地拆迁中漫天要价的人，他也嗤之以鼻，认为，“应该得多少，我从来不关心，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拆他的房子，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是错的”。
与其说于建嵘是一个立场分明的社会活动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深谙国人性格的观察家。因此，像给官员讲课，于建嵘并不排斥，相反，从2009年至今，他给中低层政府官员讲课之频繁，也授他的批评者们以把柄，后者认为，于一方面赐民以矛，另一方面又授官以盾，做派矛盾，令人费解。
于建嵘的理解则相反，“实际上，我跟官员讲课是分析中国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不是你们犯了什么错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又应该怎么做，”于建嵘接着说，“比如说尊重基本权利，尊重司法，这和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和官员的利益也没有根本对立，不能用简单的对立的想法去理解一种社会运动。” 但如果撇开一切学理和政治正义层面上的争论，不得不承认，于建嵘所揭示和公开的那些官员“学生”的言行，为国人理解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于建嵘童年时经历过九年没有户口的“黑户”生活，父亲在“文革”时期被诬为“土匪”打倒在地，于跟着母亲被下放湖南永州农村，穷困潦倒，吃“垃圾米”，穿麻布袋染成黑色的衣服……1977年，父亲获平反，但4个月后旋即去世，于建嵘遵奉母命，从此不参政不从政，只议政。
他长期处在“拆迁”等敏感话题的风口浪尖，曾有某高级官员找他谈话，质问他：“老于你到底想干什么？一不搞钱，名气又这么大，你到底想干什么？！”于建嵘答：“你永远不可能理解我在干什么。我想做的事情，是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可以的。”
回首往昔，于建嵘说，“你想，一个流浪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说，这个人有流氓气匪气，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也没想得到什么，本性是这个样子。”因此他能面对官员的质询而不惧，面对纠缠不休的论敌也可以放下风度，立马“变脸”，破口大骂。
于建嵘说自己有三句话：一是不要认为你有秘密；第二，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第三，不要搞政治野心，一定要做到什么，永远不要想一定要达到什么。“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就这个本事，我就这个样子。”说罢，他倒在摇椅上哈哈大笑起来。
【记者手记】
画画是画心
于建嵘的京郊“别野”在宋庄小堡村，那是北京三大艺术家集散地之一。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地是村民的，“墅”下无土，所以戏称“别野”。
别野占地七分，初购时不过是一爿破落的农家院，于建嵘推倒重建，门前搭上木架子即可拉藤种瓜，院内栽有一株金银花，春夏之交满树灿烂。买这房子，说来也偶然，2003年的某天，于建嵘跟几个朋友到宋庄玩，结果遇到一中央美院毕业的画家，看似潦倒，实则富翁。“我问他为什么到这里，他说为了一个梦想”，说不为赚钱，只是喜欢画画，因此离开在老家开的美术学校，跑到北京过着流浪的生活。于建嵘说，“没必要啊，他说不行，画画是画心，一走进小堡村，就像红军戴上了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把我感动得不行，当天就买了房子”。
交割的时候，做过律师的于建嵘在合同上写了类似这样的三句话：某某今将某地某房卖给某某；房价十二万五千元，当天交钱当天交房；以后两不找。他的博士生导师徐勇后来骂他，你是搞土地研究的，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将来它会被拆！于建嵘说：管他呢，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只要我过得高兴痛快，我就买！
于建嵘喜欢这里，因为接地气，画画也方便。客厅即画室，显眼处竖着一幅大油画，是头戴白色缠头的一个老妇人，缠头上写着一个“冤”字，眼眶里含着泪。这画于建嵘画了两年，最后在母亲节那天完工，就将之名为“母亲”。凡到访过的“冤民”，大多在这画前和于老师合过影。“母亲”后面是一堆叠起的油画，其中一幅是别人给他画的肖像，眼神冲淡而坚毅。至于其他的画，挂墙上的，放地上的，摆沙发上的，连废置的跑步机上也没闲着，杂乱无比；不过，他最得意的还是那批黑白山水，已经画好的二十来幅，用白色画框装好，采访间隙，一个劲儿跟我们说：你看，装白框好看吧？
于建嵘原来的习惯是，每画好一幅就在微博上吆喝：有谁能给这画起名儿的？拿去！或者有谁开口要钱了，他就卖画（据说现在已经涨到三万一幅的价格），现在不这么干了，他打算画满50幅就拿去展览，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于建嵘画的。
于建嵘说，自己是自学成才，“你买个画板，只要胆子大”，慢慢画，总可以学会，比如说原来不知道怎么画瀑布，后来一琢磨，“其实很简单，不管河怎么流，到了这里，只要竖画一笔，不就是瀑布了吗？”湖南人的闯劲儿表露无遗。
当然，有时他也会自谦说，“画画也是玩，别太当回事儿”，这些五六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的小画，更多是让他得以寄情于画布上的山水─只不过那山水只得黑白两色，那无意中又出卖了他的心境：“很多事情我都无能为力。为什么我要把山水画成黑白呢？是表示一种无力感─你知道黑白加在一起是灰，灰色地带，寻找一种灰色地带是很重要的。”我问他，那算不算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他从摇椅上探前身子，低声说：“你没办法。”
京城六月最热的这一天下午，于建嵘在生气。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短袖格子衬衫、大裤衩和大拖鞋，坐在摇椅上，时而身子前倾，时而身子后仰，挂了电话，转头对坐在沙发上的志愿者王强说：“一定要搞清楚，东西不是给政府的，是给老百姓的！”
“挨骂”的是电话里的另外一个志愿者。前阵子云南宁蒗闹地震，这姑娘太热心，还没跟于建嵘商量，就跟红十字会联系上了，说可以捐赠衣物。结果，几千件衣服都装车待发了，那边一听说是旧衣服，不要了。“这件事搞得我很郁闷。”于建嵘说。
被一部分人质疑、讥讽乃至攻击，但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支持、拥护和爱戴。这个下午，于建嵘说，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实验，就是把我的理论变成可操作的东西”。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于建嵘做“随手送书下乡”。任由农民自行申请，由他在微博上发起募捐，然后再征集志愿者，送书下乡。他不搞仪式，不搞排队领书，不设驻点志愿者，书不捐学校，也不送村委会，就送农民本人，条件只有一个：你愿意做志愿者，管理图书并对村民开放。这可以“培养绅士意识和社区意识”。
目前全国七十多个捐书点，书的受赠人多数成为“有地位的人”，“为什么有地位？”于建嵘自问自答：“你们家小孩要来我们家看书，你是不是要对我好一点？再说，就算成效不好，不续捐就好，反正也没有损失。“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随手”的概念，最早发轫于去年1月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之后，“随手送书下乡”、“随手街头救助”、“随手关爱乡村教师”等项目继而兴起，最终汇集为“随手公益基金”。“很多人的思考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事情，我所有的思考就是参与最重要，在我这里参与永远是第一的。”于建嵘说。
1999年，他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
于建嵘的为人处事，常常打破人们对于学者的惯常想象。“他们对我的心态很复杂─这个家伙是野路子”。
1980年代，于建嵘从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做过两年《衡阳日报》的记者，1987年辞职做律师，八年之后，退出律师行业，带着人生赚到的第一个200万，回归在大学时立下的誓愿，转而研究中国农民。
1994年，于建嵘开始“游学”，只身一人，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身份，拜访专家，请教学者，三年之后，拜在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门下，攻读博士。
1999年，他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我就是夹个破包，装着不像个博士，走到一个村子，先在路边的小饭店吃碗饭，或者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和老板搭上‘关系’，再通过他和村民联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来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记下来，有感觉了就住下来呆几天，聊完了再接着走。”
两年后，于建嵘出版《岳村政治》一书，备受学界关注。他试图通过描述和分析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有学者认为，该书开三农问题实证研究风气之先，并引出学界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华师风格”和“华师学派”。
2001年5月，他进入安源煤矿，访问近千名煤矿工人，是安源煤矿第一个下井的博士，有媒体这样报道他的感受，“我不下去，怎么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农民临时工呢？我坐在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脸上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底层代言人”、“农民皇帝”。于建嵘讨厌这些被贴上的标签，但挥之不去。他看似随意但又小心翼翼地化解求助者对他过高的期待，“他们不可能拖累我，因为我根本不可能给他们什么承诺”，例如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有一个上访者求助，于建嵘说，“你抱着我哭我也帮不了你啊—我没有权力”。
于建嵘的同情心、正义感，跟他对中国农民复杂人性的了解混杂在一起，因而五味杂陈，但最后只能承认，“做一些对别人有帮助、对自己没有大伤害的事情，要是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你也没法做”。
于建嵘说，“你想，一个流浪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说，这个人有流氓气匪气，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也没想得到什么，本性是这个样子。”
由于有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于建嵘口中的“权利”听起来总像是“旋律”，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看重的关键词了。
去年他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争议甚大，但他对质疑和辩驳的声音不屑一顾，认为反对者们无视儿童的基本权利；有人指责他为“刁民”代言，比如说土地拆迁中漫天要价的人，他也嗤之以鼻，认为，“应该得多少，我从来不关心，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拆他的房子，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是错的”。
与其说于建嵘是一个立场分明的社会活动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深谙国人性格的观察家。因此，像给官员讲课，于建嵘并不排斥，相反，从2009年至今，他给中低层政府官员讲课之频繁，也授他的批评者们以把柄，后者认为，于一方面赐民以矛，另一方面又授官以盾，做派矛盾，令人费解。
于建嵘的理解则相反，“实际上，我跟官员讲课是分析中国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不是你们犯了什么错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又应该怎么做，”于建嵘接着说，“比如说尊重基本权利，尊重司法，这和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和官员的利益也没有根本对立，不能用简单的对立的想法去理解一种社会运动。” 但如果撇开一切学理和政治正义层面上的争论，不得不承认，于建嵘所揭示和公开的那些官员“学生”的言行，为国人理解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于建嵘童年时经历过九年没有户口的“黑户”生活，父亲在“文革”时期被诬为“土匪”打倒在地，于跟着母亲被下放湖南永州农村，穷困潦倒，吃“垃圾米”，穿麻布袋染成黑色的衣服……1977年，父亲获平反，但4个月后旋即去世，于建嵘遵奉母命，从此不参政不从政，只议政。
他长期处在“拆迁”等敏感话题的风口浪尖，曾有某高级官员找他谈话，质问他：“老于你到底想干什么？一不搞钱，名气又这么大，你到底想干什么？！”于建嵘答：“你永远不可能理解我在干什么。我想做的事情，是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可以的。”
回首往昔，于建嵘说，“你想，一个流浪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说，这个人有流氓气匪气，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也没想得到什么，本性是这个样子。”因此他能面对官员的质询而不惧，面对纠缠不休的论敌也可以放下风度，立马“变脸”，破口大骂。
于建嵘说自己有三句话：一是不要认为你有秘密；第二，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第三，不要搞政治野心，一定要做到什么，永远不要想一定要达到什么。“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就这个本事，我就这个样子。”说罢，他倒在摇椅上哈哈大笑起来。
【记者手记】
画画是画心
于建嵘的京郊“别野”在宋庄小堡村，那是北京三大艺术家集散地之一。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地是村民的，“墅”下无土，所以戏称“别野”。
别野占地七分，初购时不过是一爿破落的农家院，于建嵘推倒重建，门前搭上木架子即可拉藤种瓜，院内栽有一株金银花，春夏之交满树灿烂。买这房子，说来也偶然，2003年的某天，于建嵘跟几个朋友到宋庄玩，结果遇到一中央美院毕业的画家，看似潦倒，实则富翁。“我问他为什么到这里，他说为了一个梦想”，说不为赚钱，只是喜欢画画，因此离开在老家开的美术学校，跑到北京过着流浪的生活。于建嵘说，“没必要啊，他说不行，画画是画心，一走进小堡村，就像红军戴上了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把我感动得不行，当天就买了房子”。
交割的时候，做过律师的于建嵘在合同上写了类似这样的三句话：某某今将某地某房卖给某某；房价十二万五千元，当天交钱当天交房；以后两不找。他的博士生导师徐勇后来骂他，你是搞土地研究的，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将来它会被拆！于建嵘说：管他呢，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只要我过得高兴痛快，我就买！
于建嵘喜欢这里，因为接地气，画画也方便。客厅即画室，显眼处竖着一幅大油画，是头戴白色缠头的一个老妇人，缠头上写着一个“冤”字，眼眶里含着泪。这画于建嵘画了两年，最后在母亲节那天完工，就将之名为“母亲”。凡到访过的“冤民”，大多在这画前和于老师合过影。“母亲”后面是一堆叠起的油画，其中一幅是别人给他画的肖像，眼神冲淡而坚毅。至于其他的画，挂墙上的，放地上的，摆沙发上的，连废置的跑步机上也没闲着，杂乱无比；不过，他最得意的还是那批黑白山水，已经画好的二十来幅，用白色画框装好，采访间隙，一个劲儿跟我们说：你看，装白框好看吧？
于建嵘原来的习惯是，每画好一幅就在微博上吆喝：有谁能给这画起名儿的？拿去！或者有谁开口要钱了，他就卖画（据说现在已经涨到三万一幅的价格），现在不这么干了，他打算画满50幅就拿去展览，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于建嵘画的。
于建嵘说，自己是自学成才，“你买个画板，只要胆子大”，慢慢画，总可以学会，比如说原来不知道怎么画瀑布，后来一琢磨，“其实很简单，不管河怎么流，到了这里，只要竖画一笔，不就是瀑布了吗？”湖南人的闯劲儿表露无遗。
当然，有时他也会自谦说，“画画也是玩，别太当回事儿”，这些五六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的小画，更多是让他得以寄情于画布上的山水─只不过那山水只得黑白两色，那无意中又出卖了他的心境：“很多事情我都无能为力。为什么我要把山水画成黑白呢？是表示一种无力感─你知道黑白加在一起是灰，灰色地带，寻找一种灰色地带是很重要的。”我问他，那算不算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他从摇椅上探前身子，低声说：“你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