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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体制内的学者,却从不安于书斋斗室。他为民请命,但也给官员讲课。他是微博时代的”公知”, 但线下则热心地做着”随手公益”。他有宿敌,有同盟, 还有那些称其为”于老师”的”兄弟姐妹”。他有著作, 有身份,有匪气,有一条叫”威威”的黑狗,还有一间远在京城东郊的”别野”。
京城六月最热的这一天下午,于建嵘在生气。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短袖格子衬衫、大裤衩和大拖鞋,坐在摇椅上,时而身子前倾,时而身子后仰,挂了电话,转头对坐在沙发上的志愿者王强说:“一定要搞清楚,东西不是给政府的,是给老百姓的!”
“挨骂”的是电话里的另外一个志愿者。前阵子云南宁蒗闹地震,这姑娘太热心,还没跟于建嵘商量,就跟红十字会联系上了,说可以捐赠衣物。结果,几千件衣服都装车待发了,那边一听说是旧衣服,不要了。“这件事搞得我很郁闷。”于建嵘说。
被一部分人质疑、讥讽乃至攻击,但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支持、拥护和爱戴。这个下午,于建嵘说,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实验,就是把我的理论变成可操作的东西”。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于建嵘做“随手送书下乡”。任由农民自行申请,由他在微博上发起募捐,然后再征集志愿者,送书下乡。他不搞仪式,不搞排队领书,不设驻点志愿者,书不捐学校,也不送村委会,就送农民本人,条件只有一个:你愿意做志愿者,管理图书并对村民开放。这可以“培养绅士意识和社区意识”。
目前全国七十多个捐书点,书的受赠人多数成为“有地位的人”,“为什么有地位?”于建嵘自问自答:“你们家小孩要来我们家看书,你是不是要对我好一点?再说,就算成效不好,不续捐就好,反正也没有损失。“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随手”的概念,最早发轫于去年1月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之后,“随手送书下乡”、“随手街头救助”、“随手关爱乡村教师”等项目继而兴起,最终汇集为“随手公益基金”。“很多人的思考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事情,我所有的思考就是参与最重要,在我这里参与永远是第一的。”于建嵘说。
1999年,他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
于建嵘的为人处事,常常打破人们对于学者的惯常想象。“他们对我的心态很复杂─这个家伙是野路子”。
1980年代,于建嵘从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做过两年《衡阳日报》的记者,1987年辞职做律师,八年之后,退出律师行业,带着人生赚到的第一个200万,回归在大学时立下的誓愿,转而研究中国农民。
1994年,于建嵘开始“游学”,只身一人,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身份,拜访专家,请教学者,三年之后,拜在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门下,攻读博士。
1999年,他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我就是夹个破包,装着不像个博士,走到一个村子,先在路边的小饭店吃碗饭,或者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和老板搭上‘关系’,再通过他和村民联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来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记下来,有感觉了就住下来呆几天,聊完了再接着走。”
两年后,于建嵘出版《岳村政治》一书,备受学界关注。他试图通过描述和分析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有学者认为,该书开三农问题实证研究风气之先,并引出学界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华师风格”和“华师学派”。
2001年5月,他进入安源煤矿,访问近千名煤矿工人,是安源煤矿第一个下井的博士,有媒体这样报道他的感受,“我不下去,怎么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农民临时工呢?我坐在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脸上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底层代言人”、“农民皇帝”。于建嵘讨厌这些被贴上的标签,但挥之不去。他看似随意但又小心翼翼地化解求助者对他过高的期待,“他们不可能拖累我,因为我根本不可能给他们什么承诺”,例如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有一个上访者求助,于建嵘说,“你抱着我哭我也帮不了你啊—我没有权力”。
于建嵘的同情心、正义感,跟他对中国农民复杂人性的了解混杂在一起,因而五味杂陈,但最后只能承认,“做一些对别人有帮助、对自己没有大伤害的事情,要是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你也没法做”。
于建嵘说,“你想,一个流浪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说,这个人有流氓气匪气,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也没想得到什么,本性是这个样子。”
由于有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于建嵘口中的“权利”听起来总像是“旋律”,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看重的关键词了。
去年他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争议甚大,但他对质疑和辩驳的声音不屑一顾,认为反对者们无视儿童的基本权利;有人指责他为“刁民”代言,比如说土地拆迁中漫天要价的人,他也嗤之以鼻,认为,“应该得多少,我从来不关心,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拆他的房子,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是错的”。
与其说于建嵘是一个立场分明的社会活动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深谙国人性格的观察家。因此,像给官员讲课,于建嵘并不排斥,相反,从2009年至今,他给中低层政府官员讲课之频繁,也授他的批评者们以把柄,后者认为,于一方面赐民以矛,另一方面又授官以盾,做派矛盾,令人费解。
于建嵘的理解则相反,“实际上,我跟官员讲课是分析中国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不是你们犯了什么错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又应该怎么做,”于建嵘接着说,“比如说尊重基本权利,尊重司法,这和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和官员的利益也没有根本对立,不能用简单的对立的想法去理解一种社会运动。” 但如果撇开一切学理和政治正义层面上的争论,不得不承认,于建嵘所揭示和公开的那些官员“学生”的言行,为国人理解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于建嵘童年时经历过九年没有户口的“黑户”生活,父亲在“文革”时期被诬为“土匪”打倒在地,于跟着母亲被下放湖南永州农村,穷困潦倒,吃“垃圾米”,穿麻布袋染成黑色的衣服……1977年,父亲获平反,但4个月后旋即去世,于建嵘遵奉母命,从此不参政不从政,只议政。
他长期处在“拆迁”等敏感话题的风口浪尖,曾有某高级官员找他谈话,质问他:“老于你到底想干什么?一不搞钱,名气又这么大,你到底想干什么?!”于建嵘答:“你永远不可能理解我在干什么。我想做的事情,是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可以的。”
回首往昔,于建嵘说,“你想,一个流浪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说,这个人有流氓气匪气,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也没想得到什么,本性是这个样子。”因此他能面对官员的质询而不惧,面对纠缠不休的论敌也可以放下风度,立马“变脸”,破口大骂。
于建嵘说自己有三句话:一是不要认为你有秘密;第二,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第三,不要搞政治野心,一定要做到什么,永远不要想一定要达到什么。“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就这个本事,我就这个样子。”说罢,他倒在摇椅上哈哈大笑起来。
【记者手记】
画画是画心
于建嵘的京郊“别野”在宋庄小堡村,那是北京三大艺术家集散地之一。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地是村民的,“墅”下无土,所以戏称“别野”。
别野占地七分,初购时不过是一爿破落的农家院,于建嵘推倒重建,门前搭上木架子即可拉藤种瓜,院内栽有一株金银花,春夏之交满树灿烂。买这房子,说来也偶然,2003年的某天,于建嵘跟几个朋友到宋庄玩,结果遇到一中央美院毕业的画家,看似潦倒,实则富翁。“我问他为什么到这里,他说为了一个梦想”,说不为赚钱,只是喜欢画画,因此离开在老家开的美术学校,跑到北京过着流浪的生活。于建嵘说,“没必要啊,他说不行,画画是画心,一走进小堡村,就像红军戴上了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把我感动得不行,当天就买了房子”。
交割的时候,做过律师的于建嵘在合同上写了类似这样的三句话:某某今将某地某房卖给某某;房价十二万五千元,当天交钱当天交房;以后两不找。他的博士生导师徐勇后来骂他,你是搞土地研究的,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将来它会被拆!于建嵘说:管他呢,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只要我过得高兴痛快,我就买!
于建嵘喜欢这里,因为接地气,画画也方便。客厅即画室,显眼处竖着一幅大油画,是头戴白色缠头的一个老妇人,缠头上写着一个“冤”字,眼眶里含着泪。这画于建嵘画了两年,最后在母亲节那天完工,就将之名为“母亲”。凡到访过的“冤民”,大多在这画前和于老师合过影。“母亲”后面是一堆叠起的油画,其中一幅是别人给他画的肖像,眼神冲淡而坚毅。至于其他的画,挂墙上的,放地上的,摆沙发上的,连废置的跑步机上也没闲着,杂乱无比;不过,他最得意的还是那批黑白山水,已经画好的二十来幅,用白色画框装好,采访间隙,一个劲儿跟我们说:你看,装白框好看吧?
于建嵘原来的习惯是,每画好一幅就在微博上吆喝:有谁能给这画起名儿的?拿去!或者有谁开口要钱了,他就卖画(据说现在已经涨到三万一幅的价格),现在不这么干了,他打算画满50幅就拿去展览,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于建嵘画的。
于建嵘说,自己是自学成才,“你买个画板,只要胆子大”,慢慢画,总可以学会,比如说原来不知道怎么画瀑布,后来一琢磨,“其实很简单,不管河怎么流,到了这里,只要竖画一笔,不就是瀑布了吗?”湖南人的闯劲儿表露无遗。
当然,有时他也会自谦说,“画画也是玩,别太当回事儿”,这些五六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的小画,更多是让他得以寄情于画布上的山水─只不过那山水只得黑白两色,那无意中又出卖了他的心境:“很多事情我都无能为力。为什么我要把山水画成黑白呢?是表示一种无力感─你知道黑白加在一起是灰,灰色地带,寻找一种灰色地带是很重要的。”我问他,那算不算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他从摇椅上探前身子,低声说:“你没办法。”
京城六月最热的这一天下午,于建嵘在生气。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短袖格子衬衫、大裤衩和大拖鞋,坐在摇椅上,时而身子前倾,时而身子后仰,挂了电话,转头对坐在沙发上的志愿者王强说:“一定要搞清楚,东西不是给政府的,是给老百姓的!”
“挨骂”的是电话里的另外一个志愿者。前阵子云南宁蒗闹地震,这姑娘太热心,还没跟于建嵘商量,就跟红十字会联系上了,说可以捐赠衣物。结果,几千件衣服都装车待发了,那边一听说是旧衣服,不要了。“这件事搞得我很郁闷。”于建嵘说。
被一部分人质疑、讥讽乃至攻击,但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支持、拥护和爱戴。这个下午,于建嵘说,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实验,就是把我的理论变成可操作的东西”。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于建嵘做“随手送书下乡”。任由农民自行申请,由他在微博上发起募捐,然后再征集志愿者,送书下乡。他不搞仪式,不搞排队领书,不设驻点志愿者,书不捐学校,也不送村委会,就送农民本人,条件只有一个:你愿意做志愿者,管理图书并对村民开放。这可以“培养绅士意识和社区意识”。
目前全国七十多个捐书点,书的受赠人多数成为“有地位的人”,“为什么有地位?”于建嵘自问自答:“你们家小孩要来我们家看书,你是不是要对我好一点?再说,就算成效不好,不续捐就好,反正也没有损失。“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随手”的概念,最早发轫于去年1月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之后,“随手送书下乡”、“随手街头救助”、“随手关爱乡村教师”等项目继而兴起,最终汇集为“随手公益基金”。“很多人的思考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事情,我所有的思考就是参与最重要,在我这里参与永远是第一的。”于建嵘说。
1999年,他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
于建嵘的为人处事,常常打破人们对于学者的惯常想象。“他们对我的心态很复杂─这个家伙是野路子”。
1980年代,于建嵘从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做过两年《衡阳日报》的记者,1987年辞职做律师,八年之后,退出律师行业,带着人生赚到的第一个200万,回归在大学时立下的誓愿,转而研究中国农民。
1994年,于建嵘开始“游学”,只身一人,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身份,拜访专家,请教学者,三年之后,拜在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门下,攻读博士。
1999年,他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我就是夹个破包,装着不像个博士,走到一个村子,先在路边的小饭店吃碗饭,或者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和老板搭上‘关系’,再通过他和村民联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来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记下来,有感觉了就住下来呆几天,聊完了再接着走。”
两年后,于建嵘出版《岳村政治》一书,备受学界关注。他试图通过描述和分析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有学者认为,该书开三农问题实证研究风气之先,并引出学界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华师风格”和“华师学派”。
2001年5月,他进入安源煤矿,访问近千名煤矿工人,是安源煤矿第一个下井的博士,有媒体这样报道他的感受,“我不下去,怎么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农民临时工呢?我坐在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脸上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底层代言人”、“农民皇帝”。于建嵘讨厌这些被贴上的标签,但挥之不去。他看似随意但又小心翼翼地化解求助者对他过高的期待,“他们不可能拖累我,因为我根本不可能给他们什么承诺”,例如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有一个上访者求助,于建嵘说,“你抱着我哭我也帮不了你啊—我没有权力”。
于建嵘的同情心、正义感,跟他对中国农民复杂人性的了解混杂在一起,因而五味杂陈,但最后只能承认,“做一些对别人有帮助、对自己没有大伤害的事情,要是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你也没法做”。
于建嵘说,“你想,一个流浪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说,这个人有流氓气匪气,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也没想得到什么,本性是这个样子。”
由于有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于建嵘口中的“权利”听起来总像是“旋律”,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看重的关键词了。
去年他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争议甚大,但他对质疑和辩驳的声音不屑一顾,认为反对者们无视儿童的基本权利;有人指责他为“刁民”代言,比如说土地拆迁中漫天要价的人,他也嗤之以鼻,认为,“应该得多少,我从来不关心,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拆他的房子,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是错的”。
与其说于建嵘是一个立场分明的社会活动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深谙国人性格的观察家。因此,像给官员讲课,于建嵘并不排斥,相反,从2009年至今,他给中低层政府官员讲课之频繁,也授他的批评者们以把柄,后者认为,于一方面赐民以矛,另一方面又授官以盾,做派矛盾,令人费解。
于建嵘的理解则相反,“实际上,我跟官员讲课是分析中国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不是你们犯了什么错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又应该怎么做,”于建嵘接着说,“比如说尊重基本权利,尊重司法,这和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和官员的利益也没有根本对立,不能用简单的对立的想法去理解一种社会运动。” 但如果撇开一切学理和政治正义层面上的争论,不得不承认,于建嵘所揭示和公开的那些官员“学生”的言行,为国人理解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于建嵘童年时经历过九年没有户口的“黑户”生活,父亲在“文革”时期被诬为“土匪”打倒在地,于跟着母亲被下放湖南永州农村,穷困潦倒,吃“垃圾米”,穿麻布袋染成黑色的衣服……1977年,父亲获平反,但4个月后旋即去世,于建嵘遵奉母命,从此不参政不从政,只议政。
他长期处在“拆迁”等敏感话题的风口浪尖,曾有某高级官员找他谈话,质问他:“老于你到底想干什么?一不搞钱,名气又这么大,你到底想干什么?!”于建嵘答:“你永远不可能理解我在干什么。我想做的事情,是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可以的。”
回首往昔,于建嵘说,“你想,一个流浪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说,这个人有流氓气匪气,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也没想得到什么,本性是这个样子。”因此他能面对官员的质询而不惧,面对纠缠不休的论敌也可以放下风度,立马“变脸”,破口大骂。
于建嵘说自己有三句话:一是不要认为你有秘密;第二,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第三,不要搞政治野心,一定要做到什么,永远不要想一定要达到什么。“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就这个本事,我就这个样子。”说罢,他倒在摇椅上哈哈大笑起来。
【记者手记】
画画是画心
于建嵘的京郊“别野”在宋庄小堡村,那是北京三大艺术家集散地之一。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地是村民的,“墅”下无土,所以戏称“别野”。
别野占地七分,初购时不过是一爿破落的农家院,于建嵘推倒重建,门前搭上木架子即可拉藤种瓜,院内栽有一株金银花,春夏之交满树灿烂。买这房子,说来也偶然,2003年的某天,于建嵘跟几个朋友到宋庄玩,结果遇到一中央美院毕业的画家,看似潦倒,实则富翁。“我问他为什么到这里,他说为了一个梦想”,说不为赚钱,只是喜欢画画,因此离开在老家开的美术学校,跑到北京过着流浪的生活。于建嵘说,“没必要啊,他说不行,画画是画心,一走进小堡村,就像红军戴上了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把我感动得不行,当天就买了房子”。
交割的时候,做过律师的于建嵘在合同上写了类似这样的三句话:某某今将某地某房卖给某某;房价十二万五千元,当天交钱当天交房;以后两不找。他的博士生导师徐勇后来骂他,你是搞土地研究的,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将来它会被拆!于建嵘说:管他呢,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只要我过得高兴痛快,我就买!
于建嵘喜欢这里,因为接地气,画画也方便。客厅即画室,显眼处竖着一幅大油画,是头戴白色缠头的一个老妇人,缠头上写着一个“冤”字,眼眶里含着泪。这画于建嵘画了两年,最后在母亲节那天完工,就将之名为“母亲”。凡到访过的“冤民”,大多在这画前和于老师合过影。“母亲”后面是一堆叠起的油画,其中一幅是别人给他画的肖像,眼神冲淡而坚毅。至于其他的画,挂墙上的,放地上的,摆沙发上的,连废置的跑步机上也没闲着,杂乱无比;不过,他最得意的还是那批黑白山水,已经画好的二十来幅,用白色画框装好,采访间隙,一个劲儿跟我们说:你看,装白框好看吧?
于建嵘原来的习惯是,每画好一幅就在微博上吆喝:有谁能给这画起名儿的?拿去!或者有谁开口要钱了,他就卖画(据说现在已经涨到三万一幅的价格),现在不这么干了,他打算画满50幅就拿去展览,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于建嵘画的。
于建嵘说,自己是自学成才,“你买个画板,只要胆子大”,慢慢画,总可以学会,比如说原来不知道怎么画瀑布,后来一琢磨,“其实很简单,不管河怎么流,到了这里,只要竖画一笔,不就是瀑布了吗?”湖南人的闯劲儿表露无遗。
当然,有时他也会自谦说,“画画也是玩,别太当回事儿”,这些五六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的小画,更多是让他得以寄情于画布上的山水─只不过那山水只得黑白两色,那无意中又出卖了他的心境:“很多事情我都无能为力。为什么我要把山水画成黑白呢?是表示一种无力感─你知道黑白加在一起是灰,灰色地带,寻找一种灰色地带是很重要的。”我问他,那算不算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他从摇椅上探前身子,低声说:“你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