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绿记》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第一单元的一篇选读课文，是现代散文作家陆蠡的抒情散文代表作，写于抗战爆发后的“孤岛”上海。对于这篇文章的主题，一直以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苏教版语文教学用书中指出“借赞美常春藤‘永不屈服于黑暗’精神，颂扬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抒发自己忠于祖国的情怀”；人教版教学用书中指出“揭示了华北地区人民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命运，象征着作者和广大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有人认为是“人性的迷失和回归”……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师用书中关于《囚绿记》的教学建议也给了如下提示：“理清感情线索，体会隐含的文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最重要的是领会作者描写绿枝条所寄托的深层意味，挖掘出课文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从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囚绿记》的创作背景的特定性，我们无法忽视作品本身所赋予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但是，对于文本的解读，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而应该从文本本身出发，窥探出它独特的审美价值。
　　文学从本质上是一种審美的艺术创作，那么文学解读也应该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对于道德的善恶判断，往往是理性的。但是审美价值，则是以情感为核心，情感丰富独特的叫做美。通常情况下，情感一般会超越实用价值，超越理性，从实用性来看，也许并不美好，但是从审美价值来判断，可能是很美的。一般情况下，合乎情的不一定合乎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统一的，也不是分裂的，而是“错位”的。《囚绿记》即充分展现了这种理智与情感的错位之美。
　　“囚”，表示的是拘禁的意思，“囚绿”即是把绿色拘禁，从题目“囚绿记”可以大致推测出这完全是“我”单方面的主观意愿和行动，不是两情相悦的，也决不是和谐的。那么，“我”为什么要囚绿呢？文章给出了恰如其分的理由，因为绿色是生命，是希望，是慰安，是快乐。“我”疲累于灰暗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想要忘记困倦的旅程和不快的记忆，而绿色刚好可以装饰“我”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接下来，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来渲染“我”对绿色的喜爱，“我”与绿叶对语，观看它如何生长，连下雨时的声音和摆动“我”也爱得如痴如醉。文中写道：“我望着这小圆润，绿叶和我对语。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这句话暗示着我与“绿叶”的关系正悄然发生令人可喜的变化。然而在这里，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绿叶”和“我”对话，而不是“我”和“绿叶”对话。虽然使用连接词“和”，主语互换并不改变原意，但是细细品味可以发现原句所表现出来的“绿叶”的主动性更明显。而这恰恰暗示从最初“我”一厢情愿地将之“视若至宝”，到如今“绿叶”与“我”谈心至互相了解彼此的语言，这种主动到互动关系的微妙变化是“我”在陌生的古城中不再感到孤独的重要原因。俗话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此时的绿叶不单只是绿色的生命，更是通晓我灵魂的知音者。如此孤独境遇，却觅得如此知音，又怎能不让作者痴迷？此时，赏绿的实用价值与喜绿的审美情感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同时也为后文的“囚绿”埋下了伏笔。
　　正因为爱，“我”有了私念，从窗口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房间，“教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可被幽囚的绿友却十分固执，它的尖端总是朝着窗外的方向，它并不接受“我”对它的爱抚与垂青。而更让人沮丧的是，常春藤竞渐渐地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了柔绿，变成了嫩黄，枝条变得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虽然“我”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但是依然固执地囚禁它，因贪念之前的交心，魔念遂在心中疯长。这时候“我”对它的情感，已经丧失了理智，变得偏执。从互动到僵持，尊重生命的自由与固执的一已之爱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我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但是执念还是占了上风。这种缺乏理性的情感，我们看起来似乎是不善的，是自私的，然而却恰恰说明“我”对这绿色爱之深，故囚之切。后来朋友电催我南归，我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才得到了缓解。一年后，我无比怀念圆窗和绿友，最终理智与情感又一次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和统一。纵观全文，“我”对绿色始终如一的喜爱是文章的情感主线，但我们也应看到始终围绕这一主线的是“我”与绿色的关系变化。从主动到互动，从互动到僵持，从僵持到缓解，从缓解到释然，这一系列的起伏变化造就了文章情感流淌的灵动之美，其审美价值也因此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可是，“我”近乎偏执的喜爱这绿色，仅仅只是因为单纯的喜欢吗？如果就像因为爱花所以将其采摘置于房中增添芬芳和色彩一样简单，那么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独特性又在何处呢？它的精神和情感的审美追求又怎样去体现？当我们再一次细读文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的。”此时的“我”是孤独的，是寂寞的，只能与这绿藤为友，寻求些许精神寄托，来忘记困倦的旅程和已往不快的记忆。那“我”为什么会孤独，之前的不快记忆又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需要回溯到作者当时的生存状态。1935年，作者担任上海生活出版社的编辑，而上海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孤岛”。在上海“孤岛”时期，他所创办的《少年读物》杂志担负着指引青年一代走向进步和光明的重任。而此时的作者远离上海，来到于他而言陌生的北平，无疑是孤独的。更重要的是异族入侵、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心痛和悲凉一直压在作者的心头，与广大文化战士相隔离的无奈，让他对绿色所代表的生命、希望、慰安和快乐有无限的向往之情，于是做出了非理性的行为。正是因为这反常规的“非理性”，才更加突显了作者对精神与情感的审美追求的特殊魅力。
　　了解了“我”囚绿的深层原因，当我们再继续看文章题目“囚绿记”时，瞬间豁然开朗。孤独的“我”把全部的情感都投诸在自然界的绿色中，“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绿是自然的颜色”。此时的绿藤在“我”看来不再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我”已然幻化成了绿藤，“绿藤”即是“我”，“我”即是“绿藤”，绿藤的形象和“我”的形象融为了一体。在囚绿记这个大时空中，“我”既是囚禁绿藤的主导者，也是和绿藤一样的被囚者，使我们同质化的最根本原因即文章的文眼，我们都是“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后来作者也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被日本军阀秘密杀害的浙江籍作家，他们同是“为爱国而亡”，同时他们两人的死亡情形无人知晓，后来也一直没有发现尸体的下落，这两位作家，一位是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郁达夫，另一位则是作者陆蠡。据和他同一个牢房的难友回忆，有一天，日本人将陆蠡提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陆蠡没有违心，坦然回答：“爱国的。”又问：“你赞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他毅然回答：“不赞成！”再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说：“绝对不能征服！”就是这样有着一颗璞玉般的心灵的崇高灵魂，面对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侵略者，以宁死不屈的硬气在苟活与成仁之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正像他文中的绿藤一样，永不屈服于黑暗，就算以牺牲性命为代价。
　　《囚绿记》含蓄而深刻地展现了陆蠡在民族风雨飘摇之际心系苍生的忧患意识和对自由锲而不舍的坚定追求。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愁善感而又木讷于表白的陆蠡，在理智与情感的错位之间，在时代的大我和小我之间一直找寻着一种平衡。而《囚绿记》则生动而细腻地描摹出他心灵起伏的痕迹，吞吐着他内心的呼声和渴望。当他以一个渺小的心灵去爱自己的幽暗的角落的时候，他的敦厚本身摄来的一种光度，在文字娓娓叙谈中，也将照亮了人性的深厚。纵观陆蠡的短暂一生，我们可以发现，《囚绿记》实际上是作者对自我生存困境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