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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风气之先
追溯起来，连环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土地上从孕育、生长、繁荣至今，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的。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年代。到了清朝末年，随着石印技术进入中国，首先在上海诞生了《点石斋画报》。1884年，这本画报上记录下了朝鲜东学党事变过程的10幅连续画，这就是连环画最早见于石印画报的例证。
此后，石印“回回图”应运而生，聪明的艺术家运用画笔，为《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古典长篇小说每回绘一插图，组合成完整的故事梗概，令人一目了然。
约在1913年左右，上海石印新闻画报风行一时，一般是单张4开，每份有图86幅，文画结合，既有时效性，又具娱乐性，加上申城小贩到处沿街宣传叫卖，此类画报极受群众欢迎。
1916年，《潮报》开风气之先，首先选用有光纸把单张时事画报印成左右两面对折合拢的折叠式，随后又装订成册出售。然而，此类小书依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连环画，它们的叫法很多，或称“小书”，或称“图画书”。流传至全国各地，更多有不同的名称，广州人将之称作“公仔书”（并沿用至今），汉口人则称之为“伢伢书”，浙江人多称其为“菩萨书”，而在北方则统称为“小人书”。
“小书”在当时究竟有多流行？可以参看文学大家茅盾先生在1932年发表的《连环图画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景象：“上海街头巷尾像卡哨似的密布无数的小书摊。”当时，上海杨树浦工厂区几个经售“小书”的摊贩，为了解决应接不暇的业务，甚至想出了一个“出租小书”的办法。由于“小书”的读者多半是少年儿童和劳苦大众，没有多少钱来买书，因而租书的办法得以使他们少花钱多看书，而出版商则可以根据读者不断增加的阅读要求，绘制大量新书出版，真正做到了“双赢”。
1927年，沪上有名的大型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也开始涉足“小书”的出版领域。这年3月，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了由名画家陈丹旭绘制的《全本三国志》，而且打破陈规，用红色字体赫然在封面上印上了《连环图画三国志》的书名。从此“小书”就有了“连环图画”的正式名称，以后人们又渐渐略去“图”字，亲切地称之为“连环画”，最终成为约定俗成的最后定名。
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连环画家，更有所谓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之说。其中较为出名的有钱笑呆、陈光镒等。
曾有过“108将”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环画艺术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期，由于连环画的通俗性，因此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宣传政策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
在这一时期，连环画作品充实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连环画不仅是青少年的重要课外读物，也是许多成年人文化娱乐的重要内容。其表现内容大多以宣传性质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普及婚姻法等国家重大政策为主。此外，一些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也成为了连环画的主要表现内容，很受人们的喜爱。
1950年代，国家政治上主张绘画从业者投身连环画创作，另一方面，由于连环画的发行量比较大，绘图者的报酬相较于其他以绘画为生的行业更为丰厚——这两种因素使许多美术工作者投身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度出现了“108将”（共有一百多位连环画创作者）的繁荣局面，也大大推动了海派连环画艺术的新发展。
而在投身连环画的画家中，还不乏像吴湖帆、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这样的国画大师。名家的作品大大提高了连环画的艺术水准，同时，一大批极为优秀的海派连环画艺术佳作应运而生。诸如由画家丁斌曾、韩和平绘制的10册套《铁道游击队》，从195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到1962年全套出版完毕，此后这套书共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在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也是迄今为止印量最大的连环画艺术作品。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不断加快，海派连环画艺术也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期。这一时期内的连环画题材更为广泛，艺术性也更高，无论老一辈艺术大师，还是年轻的连坛后辈，均焕发出超强的艺术创造力，连续诞生了一大批艺术佳作，诸如程十发绘制的《一木难支》，贺友直绘制的《白光》，刘旦宅绘制的《杜甫》，戴敦邦绘制的《那拉氏》等等。
尽管经历了十年“文革”，但海派连环画艺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相反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一派全新姿态。
总的来说，自连环画从上海发源以来，一百多年间，海派连环画堪称中国连环画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支派。无论是表现形式的丰富多元，还是名家大师的层出不穷，海派连环画在中国连环画史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不仅开风气之先，更有着传承百年的独特文脉，为上海这座城市所特有的“海派文化”精神增添了无穷的光彩与深厚的积淀。
生机依旧在民间
尽管时至今日，连环画已没有了当年的繁荣与辉煌，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都远远不能与鼎盛时期相比，但有趣的是，连环画收藏者的队伍却日益壮大，且年龄层次、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在收藏界颇为著名的陈钢伟先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与连环画的缘分要追溯到童年。弄堂口1分钱租两本的书摊、新华书店里琳琅满目的玻璃柜、缠着妈妈去职工阅览室蹭书的暑假，都是他最难忘的儿时记忆。
到上世纪90年代，陈钢伟收藏的连环画已逾千册，却仍仅限个人赏玩，直到他收集的31册《通俗前后汉演义》被其他愛好者以700元“天价”买走，他才嗅到了连环画背后的商机，“尝到甜头，我就寻思专门做这个生意”。
几经波折后，陈钢伟的“小人书屋”开张了，并成为上海第一家连环画专卖店，生意远比他预想的火爆，“门槛都要被踏平了，一个月就卖出几千册”。藏书多、人品好，陈钢伟积累了不少“回头客”，还常有外地的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找他淘书。
不料好景不长，“小人书屋”开业才两年，陈钢伟就遭遇危机。20年所藏精品几乎出清，收购新书却进入瓶颈，这时，曾经极力反对的家人给予他最坚定的支持。
2000年，陈钢伟听说北京有批连环画待售，立刻连夜赶去。60本的《三国演义》、21本的《水浒传》、15本的《东周列国故事》，在现场他看得眼睛都直了，“对方开价5万，但我一时哪儿去凑这么多钱，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大姐伸出援手”。陈钢伟此行最终共收购到200多册老版全品连环画，他也凭此顺利度过难关。
如今，陈钢伟的藏书最多时超过3万册，每年要在10余个省市往返奔波。近40年的连环画收藏，他的收获难以计数，这其中不仅是经济上的获益，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富裕与满足。
除了陈钢伟，全国各地的连环画收藏者不乏可圈可点者，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了。他不仅爱得痴迷，还亲自成立了“连环画传奇馆”，自任馆主。
传奇馆属于公益性质，对外免费，馆中展出了崔永元多年来收藏的大量珍贵的连环画作品，以及王弘力、董辰生、贺友直等多位名家捐赠的手稿近300幅，引得国内众多画家和连环画爱好者蜂拥而至。
（《新民周刊》2016年43期）
追溯起来，连环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土地上从孕育、生长、繁荣至今，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的。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年代。到了清朝末年，随着石印技术进入中国，首先在上海诞生了《点石斋画报》。1884年，这本画报上记录下了朝鲜东学党事变过程的10幅连续画，这就是连环画最早见于石印画报的例证。
此后，石印“回回图”应运而生，聪明的艺术家运用画笔，为《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古典长篇小说每回绘一插图，组合成完整的故事梗概，令人一目了然。
约在1913年左右，上海石印新闻画报风行一时，一般是单张4开，每份有图86幅，文画结合，既有时效性，又具娱乐性，加上申城小贩到处沿街宣传叫卖，此类画报极受群众欢迎。
1916年，《潮报》开风气之先，首先选用有光纸把单张时事画报印成左右两面对折合拢的折叠式，随后又装订成册出售。然而，此类小书依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连环画，它们的叫法很多，或称“小书”，或称“图画书”。流传至全国各地，更多有不同的名称，广州人将之称作“公仔书”（并沿用至今），汉口人则称之为“伢伢书”，浙江人多称其为“菩萨书”，而在北方则统称为“小人书”。
“小书”在当时究竟有多流行？可以参看文学大家茅盾先生在1932年发表的《连环图画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景象：“上海街头巷尾像卡哨似的密布无数的小书摊。”当时，上海杨树浦工厂区几个经售“小书”的摊贩，为了解决应接不暇的业务，甚至想出了一个“出租小书”的办法。由于“小书”的读者多半是少年儿童和劳苦大众，没有多少钱来买书，因而租书的办法得以使他们少花钱多看书，而出版商则可以根据读者不断增加的阅读要求，绘制大量新书出版，真正做到了“双赢”。
1927年，沪上有名的大型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也开始涉足“小书”的出版领域。这年3月，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了由名画家陈丹旭绘制的《全本三国志》，而且打破陈规，用红色字体赫然在封面上印上了《连环图画三国志》的书名。从此“小书”就有了“连环图画”的正式名称，以后人们又渐渐略去“图”字，亲切地称之为“连环画”，最终成为约定俗成的最后定名。
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连环画家，更有所谓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之说。其中较为出名的有钱笑呆、陈光镒等。
曾有过“108将”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环画艺术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期，由于连环画的通俗性，因此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宣传政策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
在这一时期，连环画作品充实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连环画不仅是青少年的重要课外读物，也是许多成年人文化娱乐的重要内容。其表现内容大多以宣传性质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普及婚姻法等国家重大政策为主。此外，一些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也成为了连环画的主要表现内容，很受人们的喜爱。
1950年代，国家政治上主张绘画从业者投身连环画创作，另一方面，由于连环画的发行量比较大，绘图者的报酬相较于其他以绘画为生的行业更为丰厚——这两种因素使许多美术工作者投身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度出现了“108将”（共有一百多位连环画创作者）的繁荣局面，也大大推动了海派连环画艺术的新发展。
而在投身连环画的画家中，还不乏像吴湖帆、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这样的国画大师。名家的作品大大提高了连环画的艺术水准，同时，一大批极为优秀的海派连环画艺术佳作应运而生。诸如由画家丁斌曾、韩和平绘制的10册套《铁道游击队》，从195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到1962年全套出版完毕，此后这套书共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在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也是迄今为止印量最大的连环画艺术作品。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不断加快，海派连环画艺术也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期。这一时期内的连环画题材更为广泛，艺术性也更高，无论老一辈艺术大师，还是年轻的连坛后辈，均焕发出超强的艺术创造力，连续诞生了一大批艺术佳作，诸如程十发绘制的《一木难支》，贺友直绘制的《白光》，刘旦宅绘制的《杜甫》，戴敦邦绘制的《那拉氏》等等。
尽管经历了十年“文革”，但海派连环画艺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相反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一派全新姿态。
总的来说，自连环画从上海发源以来，一百多年间，海派连环画堪称中国连环画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支派。无论是表现形式的丰富多元，还是名家大师的层出不穷，海派连环画在中国连环画史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不仅开风气之先，更有着传承百年的独特文脉，为上海这座城市所特有的“海派文化”精神增添了无穷的光彩与深厚的积淀。
生机依旧在民间
尽管时至今日，连环画已没有了当年的繁荣与辉煌，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都远远不能与鼎盛时期相比，但有趣的是，连环画收藏者的队伍却日益壮大，且年龄层次、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在收藏界颇为著名的陈钢伟先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与连环画的缘分要追溯到童年。弄堂口1分钱租两本的书摊、新华书店里琳琅满目的玻璃柜、缠着妈妈去职工阅览室蹭书的暑假，都是他最难忘的儿时记忆。
到上世纪90年代，陈钢伟收藏的连环画已逾千册，却仍仅限个人赏玩，直到他收集的31册《通俗前后汉演义》被其他愛好者以700元“天价”买走，他才嗅到了连环画背后的商机，“尝到甜头，我就寻思专门做这个生意”。
几经波折后，陈钢伟的“小人书屋”开张了，并成为上海第一家连环画专卖店，生意远比他预想的火爆，“门槛都要被踏平了，一个月就卖出几千册”。藏书多、人品好，陈钢伟积累了不少“回头客”，还常有外地的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找他淘书。
不料好景不长，“小人书屋”开业才两年，陈钢伟就遭遇危机。20年所藏精品几乎出清，收购新书却进入瓶颈，这时，曾经极力反对的家人给予他最坚定的支持。
2000年，陈钢伟听说北京有批连环画待售，立刻连夜赶去。60本的《三国演义》、21本的《水浒传》、15本的《东周列国故事》，在现场他看得眼睛都直了，“对方开价5万，但我一时哪儿去凑这么多钱，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大姐伸出援手”。陈钢伟此行最终共收购到200多册老版全品连环画，他也凭此顺利度过难关。
如今，陈钢伟的藏书最多时超过3万册，每年要在10余个省市往返奔波。近40年的连环画收藏，他的收获难以计数，这其中不仅是经济上的获益，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富裕与满足。
除了陈钢伟，全国各地的连环画收藏者不乏可圈可点者，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了。他不仅爱得痴迷，还亲自成立了“连环画传奇馆”，自任馆主。
传奇馆属于公益性质，对外免费，馆中展出了崔永元多年来收藏的大量珍贵的连环画作品，以及王弘力、董辰生、贺友直等多位名家捐赠的手稿近300幅，引得国内众多画家和连环画爱好者蜂拥而至。
（《新民周刊》2016年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