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考上大学，离开故乡温州，我就从未在老家过春节。己卯年正月初三，我却和妻一起从上海赶往温州，为的是给母亲庆贺九十大寿——她的生日是正月初五。
　　往日，我常跟母亲开玩笑说：“你的生日没‘选’好。正月里本来就‘油水’多，在这时候过生日，什么好东西都吃不下。”母亲则笑道：“‘生’不由己嘛！”
　　这一回，母亲九十大寿，却充分显示了她的生日的“优越性”：正值大家休假，亲友们都有空，也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她庆寿。我的哥哥、嫂嫂、姐姐、姐夫都在外地工作，这一回都来到温州。就连在深圳的外甥，也赶来了。所以，母亲九十大寿，成了全家从未有过的大团圆的日子。
　　母亲原本在上海我家生活了十多年。十年前，我在上海为她庆贺八十大寿，全家的合影上了《人民画报》，母亲非常高兴。
　　母亲身体向来不错，却突然飞来横祸——那是在1993年9月11日清早，母亲已经起床，正坐在沙发上，忽然站不起来，说双腿麻木。接着，又说头昏。我一看不对头，和妻决定马上送她到医院。我背着母亲下楼，妻拦了一辆“的士”。几分钟之后，便到了附近一家医院。在急诊室经过大夫检查，说是“中风”！
　　我和妻都感到奇怪，因为母亲从无高血压，怎么会中风呢？大夫说，老年人脑血管硬化，即使没有高血压症，也会血管破裂，造成中风。
　　经过CT检查，果真是脑溢血。当晚，我的表哥前来看望，母亲不认人，问她床前站的是谁，她不知道，表明她已经神志不清。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我从家中拿来躺椅，那天夜里，一直守候在她的病床边。
　　翌日清早，母亲睁开了眼睛，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明白，她已经清醒了。
　　大夫说，脑溢血很危险，迟一步的话就会大出血，难以挽回，幸亏你们及时送来……经过大夫们的精心治疗，妹妹、姐姐、嫂嫂先后赶到上海照料，终于使母亲迈过了“八十四”这个坎儿。
　　此后母亲完全恢复正常，不仅能够自己上下楼，而且能够外出散步。大病之后，毕竟想叶落归根，她回到了温州老家。我为她在温州买了房子，请了保姆。只是她穿衣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腿骨骨折，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
　　母亲早早就念叨着九十大寿，其实，她是想借这一机会，把所有的子女都叫回身边，一起团聚。
　　九十大寿那天，说定是在中午为母亲摆寿宴，而母亲在清早3时就喊醒保姆，说是要起床！保姆实在拗不过她，只得扶她起来，替她穿上一身红缎新衣。那是妻特地给她买的，缎子上织着一个个“寿”字。料子寄到温州之后，妹妹请裁缝为她做成“礼服”。
　　母亲穿好“礼服”，梳好头，在轮椅上坐等。原来，她以为自己腿脚不灵便，生怕误了时辰，所以早早穿戴整齐，坐着等候.
　　这时，她才发现，那缎的“礼服”太滑，以致她坐在轮椅上不断往下滑，不时要请人帮她往上拉一下。
　　母亲从清早好不容易盼到中午，身强力壮的妹夫和外甥把她连同轮椅一起抬上一辆两吨卡车——她的一条腿关节无法弯曲，不能坐轿车。当她来到维多利亚酒店，三十位亲友为她庆贺。她一个个叫出亲友们的名字，记忆力很不错。亲友们一个个向她敬酒，她以笑容相对。一直到下午2时，寿宴结束，母亲才兴高采烈地依然乘坐那辆卡车回家……
　　温州人的风俗，颇有意思：寿宴毕，各家离去时，回赠一条棉被。所以，我家事先准备了好多条棉被。原来，送棉被的含意是“送人温暖”。
　　此外，还给没有出席寿宴的左邻右舍们，各送几包方便面及一个带寿字的蛋糕。生日送蛋糕，各地皆如此，这不难理解。干吗送方便面呢？原来，按照习俗，是应该送一碗热气腾腾的长寿面。如今加以“改进”，改送方便面，为的是图“方便”：一则是送煮好的面，很麻烦;二则是煮好的面得当场吃，而方便面可以放在那里，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我开玩笑地说，这一“改进”，使方便面的生意大为兴隆。
　　回到温州，我便处于亲戚朋友的包围之中。我的童年朋友戈觉特的女儿结婚，请我出席婚礼。于是，那天中午为母亲庆寿之后，晚上又去参加婚宴。在婚宴上，又遇上诸多朋友。一位朋友对我说，自从大年三十以来，每天忙于应酬、宴请，已经近一星期没有吃过一粒米饭！温州在经济发达之后，宴请风气之盛，可见一斑。
　　虽然忙碌，我还是去了一趟温州新建的图书馆。馆长和几位朋友陪我参观，从底楼一直走到五楼。我见到许多读者在专心致志地看书，窗外的鞭炮声，声声未入耳……我仿佛在温州喧闹的商海中，见到了一片安静的绿洲，闻到了浓烈的文化气息。
　　温州不大。在温州街头，我遇上中学时的班主席。他马上拉住我，要我与老同学们一聚。如果不是我再三说明很快要离开温州，我又免不了要出席老同学们的宴会。
　　在温州住了三天，我赶紧回上海去。不然，在那里，我会陷入一连串应酬和宴会漩涡之中——虽说故乡的种种亲情给了我无限的温馨……
　　（摘自《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