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渡江计划
　　1948年12月17日，在淮海战役基本结束后，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安徽萧县东南的蔡凹召开了总前委会议，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部署和部队整编方案。会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带着整编方案和渡江计划北上，向党中央汇报。
　　不久，作为对总前委计划的回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总前委五位同志继续行使统一指挥渡江作战的职责，统一领导8个兵团、25个军的渡江作战。其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电文中特别强调：“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根据这一指示，1949年2月9日，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部署和相关准备工作。20日，第三野战军向所属各部队发布《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第二野战军下达了《关于渡江战役注意事项的指示》。随即渡江部队纷纷南下，奔赴各自指定位置。
　　3月26日、27日，总前委在蚌埠市南郊的孙家圩村召开有第二、第三野战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渡江作战方针原则和部署，最终形成《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上报中央军委。
　　4月3日，毛泽东回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至此，渡江作战的计划尘埃落定。
　　渡船是个问题
　　渡江作战，船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当时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船只准备上主要面临三个困难。
　　一是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国民党军队在溃逃江南前，为防止解放军渡江，强迫江北的许多船户把他们的船只开往江南，或者将船只凿沉。沿江船户为了躲避此类迫害，保住船只，纷纷将自己的船只开出长江，躲避到偏僻的湖泊里，装上泥土沉入水下，人则外出逃难。经此一闹，江北船只所剩无几。
　　二是船民“恐赤”心理严重。除了在物质上防止解放军过江外，国民党军在精神毒害上也下了不少功夫。江北地区虽然也曾是解放军的根据地，但因为撤出该地区的时间较长，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国民党军队在南撤前，在船民中大肆进行反面宣传，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比如，他们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造谣说解放军将用江北的老百姓来填平长江以下江南等等。这些反动宣传在江北百姓中间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一些船户害怕解放军收集船只，或者把船卖掉，或者把船藏起来，有的甚至把船沉入江底，从而给党和军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三是封建行会的阻挠。当时在长江和内河航行的船只，都是以帮口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各帮口内部或帮口之间，用封建行会的形式，将外江和内河的船只组织起来。行会对民船拥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控制力量，行会的首脑往往就是大船户，拥有一定数量的船只。由于受国民党统治时间较长，这些行会首脑与中國共产党的隔阂较深。
　　诸多的消极因素，给解放军船只的征集带来困难。
　　广泛征集船只
　　尽管面临诸多难题，但经历了战场生死的解放军显然不会被这点困难吓倒。更何况，深入民众开展思想工作，本就是解放军的强项。
　　1949年2月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各野战军派出以军政治部主任负责和团一级干部为主的先遣工作人员，进抵江北，组织由军队、地方党政机关和船舶行会三方面力量参加的船舶征集指挥部。第二、第三野战军到达江北后，各团一级战斗单位联合成立了船舶管理委员会，并设立船只维修和统一调度指挥机构，从而在组织上为征集船只提供有力的保证。
　　在成立和完善组织机构之后，船只征集工作正式开始。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调查船户情况。先遣队在进驻江北之后，分派许多工作队，在地方党政机关密切配合下，深入四乡邻里和江湖港汉的各个民船行会组织，一边宣传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渡江的目的，减少或消除船民思想上的顾虑和不安，一边进行船只的调查和登记工作。调查内容包括船只的数量、每只船只的吨位和新旧程度，损坏情况和损坏的具体部位；每只船上有多少船工，船工现人在何处，技术是否熟练；船只属于哪个帮口，帮头是谁，帮头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态度等等，事无巨细，一一了解清楚，为随后的船只征集和船工的集训，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是做好船民的思想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支援的积极因素，这是当时解放军在征集船只过程中强调的最基本的方针。在江北船户中，当时普遍存在着船工与船主，船工、船主与反动派之间两个矛盾。这两个矛盾中，船主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船主成为重点工作对象。对船主所采取的策略是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由于大多数船主都是靠水上船运和跑单帮过日子，沿江港口关卡林立，航道上的水警和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吏经常对他们进行盘剥和敲诈，稍不满足就取消他们水上航行权利，更有的船主因为交不起税收，还遭受毒打，被关押。基于这一点，人民解放军展开强大而深入的宣传，强调人民军队与广大船主、船工利益的一致性。还有的船主戒备心理比较强，解放军就利用他们重江湖讲义气、爱办光彩事的心理特点，由军或军以上级别的首长同他们谈话，鼓励他们积极支持解放军渡江。
　　这样的工作效果立竿见影。不少船主打消了思想顾虑，踊跃将之前藏起来的船只献出来，有的还积极协助解放军打捞沉入湖中和江中的船只。比如，第15军就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不到20天就征集到大小船只748条；第16军通过认真细致地做工作，也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到大小船只331条；第3兵团在10天内就征集到船只300多条。
　　除了通过做工作，鼓励船民自觉捐献船只外，对一些船民觉悟比较低，征集比较困难的地区，主要是采取政府法令与政治动员相结合的办法，讲清楚奖惩条例，限定报到日期。同时，适当惩罚一些逃跑的船主，以这种形式来集中船工和船只，在当时是必要的，使得船只征集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通过积极、广泛的教育和动员，广大船工打消了各种顾虑，认识了渡江作战对他们自身获得解放的重大意义。船工们纷纷表示：“誓把大军送过江去”，“有船在，就有我人在，有我人在，就保证送你们过江”。
　　4月20日黄昏，渡江战役打响。百里长江江面，各类大小船只，奋勇向前。面对敌人密集的炮火，船工们没有退缩。即使船被打漏了、打翻了，他们依旧沉着冷静，想方设法前进。许多船只来回往返多次，为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靖江特等功臣严声甫，在七里洞江面一夜运送八趟大军过江，创造了该区最高纪录；扬州特等功臣郭德胜，在三里宽的江面一夜送了十三次，最后船被击沉，他自己下水推船，最终脱离危险。
　　如今，长江水依旧奔流不息，当年江面的枪炮声、厮杀声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透过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的“渡江第一船”，依稀还可想见曾经的战火硝烟。
　　（摘自 《看历史》 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