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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者”的精神成长与救赎
·李清霞（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的基本权利。即使身处老少边穷地区，或身有残疾、劳动能力丧失，脱贫致富也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和美好愿景。精准扶贫，是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是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手段。精准扶贫政策推行以来，作家艺术家也表现出“干预现实”的极大热情，各级作家协会组织作家采风，深入扶贫一线，创作出大量的表现精准扶贫中新人新事新风尚新成果的作品，体裁涉及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等，电影《十八洞村》、电视剧《苦乐村官》《女人的天空》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精准扶贫背景下，乡土叙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贾平凹、刘醒龙、马步升等作家超越了文学对政策的解读与阐释，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对贫苦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努力探索全面脱贫的方式与途径。贾平凹的《极花》、马步升的《小收煞》等对区域贫困人口愚昧、冷漠、凶残等深层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马步升敏锐地觉察到土改后，被施予土地的农民，瞬间脱贫后欲望膨胀、好逸恶劳，人性恶展露无遗，自上而下的乡村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与艰难性。贫困与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脱贫与返贫的恶性循环才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难解决的问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才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通过老十哥基层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揭示出预防、阻止百姓“返贫”是党的基层干部的神圣使命与责任。老十哥用强有力的手段预防山火，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在山洪暴发时，他大喝一声用身体“堵住”洪水，唤起了群众抗击洪水的斗志，带领村民保住了家园。大面积受灾，必然导致大面积贫困。这是老十哥从贫困和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朴素思想。附近地区因工作失误或领导不力致使山火、山洪暴发，涌现出的救火、抗洪先进人物，或表彰或升职。而由此产生的贫困现象和贫困人口及其后续心理、精神等问题，却需要“人民”来承受，需要党和政府来埋单。老十哥一生为组织负责，为人民着想，却得不到升职，晚年还要承受官商利益交换导致的家园强拆。但他始终不忘初心。或许，这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希望。
关注现实层面的乡土叙事，针对精准扶贫中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以及好村官等，进行了充分的描绘，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在某些地区，精准扶贫成为某些领导干部获取名利或升职的踏板，相关的文艺作品成为某些作家艺术家获奖或捞取政治资本的本钱。但扶贫对象，即被扶者的切身体验，特别是他们现实的生存现状及精神诉求、心灵困惑等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悬置或忽略了。精准扶贫的主体应该是谁？被扶者的主体性或主体意识在精准扶贫中如何体现？
一、族人与乡邻互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记述了白鹿村族长白嘉轩与乡绅鹿子霖携手救助李寡妇摆脱困境的故事，白鹿村因此获得县衙颁发的“仁义白鹿村”的牌匾。电视剧《白鹿原》中还增设了“跛子爷”和二豆这两个人物形象，“跛子爷”有残疾，族里安排他打更巡夜；二豆有智力障碍，基本是祠堂在供养他，但家族中无论大小事，二豆都有参与的权利。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山本》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井宗秀的父亲井掌柜联合镇子上的普通人家秘密集资成立了互济会，以应对突发灾难或急用，这是典型的民间自助组织。民间自助，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维护社会稳定、救助急难的作用，为历代政权默许或鼓励。井掌柜暴毙，陆菊人的公公杨掌柜主动将自家的土地赠与井家做坟地；杨钟死后，井宗秀主动照顾杨掌柜一家。族人与乡邻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多次參与精准扶贫调研等工作，走访过陕西、河北、甘肃、山西等许多地区的扶贫点，与扶贫对象进行过面对面的深入访谈，还跟踪调查过一些扶贫对象，咨询过驻村干部和其他参与调研的各类人员，获取了许多第一手的调查资料。调研发现，在陕甘许多村落，亲属主动扶养丧失劳动力扶贫对象的现象普遍存在；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亲属扶助的情况也很普遍。扶助者有兄弟姐妹，有堂亲表亲，也有同姓族人。没有亲属扶助，仅靠政府扶贫的贫困户，其衣着、住宿、日常生活、精神面貌等，明显差于有亲属扶助者。当采访者问及亲属长期扶助贫困者的原因时，回答让人感动而汗颜，他们只是说，“他是我们的亲人啊！”在很多地方，丧失劳动能力者，国家每月发放抚恤金二百八十元，但我们看到接触到的被扶助者吃穿用度与家人无异。令人感动的是，担心被扶助者寂寞，有的家庭安排老人陪伴他们，有的家庭养宠物陪伴他们。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智障男子抱着玩具接待调研者时，人们再次被感动了。他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智商，但他会看家，家里人回家他会走出来迎接，他说，你们要的东西，她知道在哪里。她是他的外甥女。他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从他的脸上，人们看到了归属感，甚至幸福感。他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精准扶贫政策之前，他一直这样生活着。在国家层面，他是贫困人口；在现实层面，他享受着人的尊严和亲人的扶助。这种情形，绝非个案，它是中国族人与乡邻互助传统的现代传承与民间形态。千百年来，它维系着中国民间的伦理秩序。在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理念的冲击下，虽然在某些地区传统伦理秩序出现了瓦解、崩塌之势，但这种传统依然存在并造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人。而乡土叙事受所谓现代性的影响，也将之作为历史的沉渣、封建迂腐的东西进行批判，似乎越揭露越现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小说为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合理性，对农村中某些所谓落后现象的揭露与批判，需要重估与反思。 各级政府在精准扶贫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扶贫脱贫指标制定得非常周密翔实，以至于出现了“怨声载道”的表格扶贫、数据扶贫等现象，基层扶贫一线也出现了扶贫对象不精准、扶贫走过场等现象。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是时代的壮举，经过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国家投入与扶贫效果并不一致，扶贫对象产生依赖和惰性；政策扶贫与快速返贫形成恶性循环，精准扶贫的成果难以保持。调研发现，精准扶贫的对象还需细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社会保障局等福利机构来负责；因病致贫的人口，作为新的贫困人群，精准扶贫政策根本无力解决其高昂的医药费，这批人或许只能期待医疗改革和社会救助，曾有人悲哀地说，这种家庭脱贫的唯一机会就是“自然减员”；真正依靠党的精准扶贫政策脱贫致富的，是那些受自然条件限制及突发事件导致的贫困人口，他们具有脱贫致富的自主意识和主观愿望，即想要脱贫又缺少资金技术支持的扶贫对象；还有某些贫困人口没有劳动需求，坐吃等死，甘愿靠国家救济，或者利用国家政策实现自己不劳而获的愿望，比如有的贫困户把国家扶贫的种羊杀掉吃肉，再到政府部门闹事，要求救助等。最后一类人需要的是精神扶贫和思想启蒙，甚至强制教育。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在最近的乡土叙事中几乎是缺席的。文艺作品关注的更多的是精准扶贫的主体（实施者），或者对主体的认定不够全面明晰，精准扶贫的主体不仅是各级政府，而是全体人民，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乡村中长期存在的那些扶助者。人民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当每个人都把扶助族人与乡邻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日常习惯时，精准扶贫才能落到实处。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倡导、鼓励族人与乡邻互助，使这一优良传统传承并发扬光大，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与民间互助相结合，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客观上，村民自治自助，不仅弘扬正气，还可能减轻国家宏观调控的压力。
二、扶贫对象的精神成长与救赎是精准扶贫的关键
从扶贫对象来说，被族人与乡邻扶助的、改善的不仅是生活水平，还有亲人给予的温情和抚慰，这些被扶者具有存在感和归属感，有些人甚至能有幸福感。他们的心理和精神是健康健全的，暂时的贫困和艰难不会摧毁他们的精神，影响其子女的教育，事实上消除了产生潜在贫困人口的隐患。比如，电视剧《白鹿原》中，二豆朴素善良，虽然没有劳动能力，但家族是他的家园、庇护所，在祠堂里，他有归属感与存在感；而黑娃和田小娥却不能进祠堂，他们是被家族遗弃的。黑娃和白孝文最后都跪倒在祠堂里，渴望得到家族的认可，族谱是对一个人生命价值、伦理人格体认的象征。鲁迅的《祝福》中，压垮祥林嫂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失去参与家族祭祀的权利。《黄冈秘卷》中，富有的老十一依然希望在族谱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希望有一个子嗣。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需要有群体归属感，需要社群的认同。
依靠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贫困户，其脱贫是“施予”的，甚至是“恩赐”的，有人甚至认为“是你让我脱贫，而不是我要脱贫”，那么“我不脱贫就是你的责任”，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争当贫困户的现象。为了获得政策支持，有人不惜弄虚作假，欺骗组织。在西安市港务区某扶贫点，我们碰到一家贫困户，一家五口人都没有工作，丈夫车祸受伤后自称丧失劳动能力，妻子有慢性病，儿子残疾没有劳动能力，需要人照顾，大女儿智力较弱，但生活能自理，简单劳动没有问题，小女儿技校肄业，一心想到大公司做文秘。全家人依靠低保生活，丈夫的日常工作就是到各级政府上访，以获取更多的救助。村干部、驻村干部反复做思想工作，希望这家人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向调研人员求助，调研人员引经据典，现身说法，各路专家轮番上场，最终败下阵来。这家人没有一个愿意走出家门工作，他们好高骛远，懒惰，怨天尤人，等靠要，安于贫贱。习惯于一家人待在一起，静静地坐着，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他们坚信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精准识别的贫困户中，这类精神贫困者绝非个案。因此，扶贫要先“扶心”。精神扶贫、思想启蒙的任务非常艰巨，资金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等必须以精神扶贫为先导。电影《十八洞村》歌颂了退伍军人杨英俊带领堂兄弟们立志、立身、立行，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脱贫致富的务实精神。这部电影将扶贫对象作为精准扶贫的“主体”，他们具有脱贫的主观意愿和努力，在政策支持下，有脱贫的决心、致富的愿望，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杨英俊就是以人格魅力和踏实肯干的精神影响自己的族人，带领他们走上致富道路的。习惯贫困，是无法摆脱贫困的深层原因。扶贫先扶志，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发扬勤劳实干的精神，才能彻底脱贫。
运动式扶贫容易让扶贫对象产生弱者心態，精准扶贫过程中对精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意愿是好的，但方式值得商榷。精准识别的扶贫对象的所有信息要制表公示，供各级各类人员检查。扶贫对象“被看”“被展览”，赤裸裸地暴露在大众面前，特别是农村，为了显示公平正义，扶贫对象所有的不幸、痛苦、悲哀被撕破，被展览，被议论，被研讨，扶贫对象的精神和自尊被摧毁，有些人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自暴自弃。鲁迅“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是以文学的形式。而运动式扶贫则是揭出病苦给身边的人看，给族人、邻人或者同一社群的人看，不仅如此，还要展露给“外面的人”看。当扶贫队和各类检查人员以强者的心态和姿势扶助他们时，我们忽略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精准扶贫如何尊重扶贫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成为扶贫对象，就意味着个体丧失了部分权利。从学理层面分析，精准扶贫在某些操作层面剥夺了扶贫对象的隐私权、精神人格权等。人为地将他们打入另册，再要求他们自尊自强自立，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贫困成为原罪，似乎又回到新文学发生期“落后就要挨打”的恶性循环。贫困就要接受他人用强者的姿态俯视你，“精神侏儒”是被造就的。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土叙事，是以现代农村经验为主导的，表现出鲜明的悲悯基调。扶贫对象就是底层人民、弱势群体，底层叙事就是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农村的萧条与萎缩，表现为精神的萎缩，在贾平凹的《秦腔》中，还表现为外来文化冲击，或现代性的冲击所导致的，而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造成扶贫对象“精神萎缩”的因素更多更复杂，乡土叙事把贫困户或扶贫对象作为悲悯的对象进行叙述，在拯救与被拯救的模式中，被拯救者的存在感、归属感从何而来，被拯救者的话语权、主体性无法建构，就很难实现精神成长和自我救赎。革命文学惯用的“诉苦”模式弱化、固化了“贫下中农”的心智，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方式已被证明弊大于利，那么，扶贫对象精神成长与救赎的路径和希望在哪里？谁来承担这样的使命？ 传统乡土文化的民间遗存，虽不断受到冲击，依然顽强地存续、发展着，它是中国现代农村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叙事如何表现它，使之成为现代乡土文明的表征，需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交融。精准扶贫具有中国本土性特征，为乡土叙事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现实主义或许能弥补作家生活经验的不足。而贫困者的精神成长与救赎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贫困者的主观意愿和努力，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制度设计层面、整个社会面对贫困的态度、驻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以及村民的人文素养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文章可做。缩小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农村，才是实现公平正义、平衡社会心理的根本。建国以来，全民性的“社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平等意识、互助友爱等核心价值，在维护乡村民间伦理秩序中仍然具有有效性，乡土叙事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传统乡土文化是现代乡村文明的精神魂魄，乡土叙事经历涅槃后，必将重生。
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精准地书写乡村
·马步升（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为凸显的成就，无疑是关于乡村书写。主要表现在，其一，乡村革命和建设，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主要的时代课题。在整个二十世纪，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性及世纪性潮流，而且，能否顺应或跟得上这个摧枯拉朽的潮流，直接关乎每个国家的生存。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拥有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国度，中国人痛切地感受和认知到，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二十世纪的一代代中国作家们，感受到了自己笔下的分量，并呼应了时代的召唤，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丁玲、周立波，下延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浩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路遥、贾平凹、张炜、刘醒龙、关仁山等等，无论如何，他们担当了一个作家在时代面前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关于乡村书写的文学使命。通观其书写特点，主要有：书写对象身份明确，启蒙启智为主要价值追求，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审美经验往往经得住事实经验的检验。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是在完成了“是”的层面书写后，然后再进行“应该是”和“为什么是”的价值追问和审美判断。因此，将这一个个作家和他们的一部部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开来，便可以清晰地，乃至准确地勾画出整个世纪的中国乡村的生活图景和精神图谱。
其二，几千年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以农村和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度，但农村和农民，从来都没有成为叙事文学书写的主角，即便是偶尔涉及到农村和农民，那也只不过是借以抒发士大夫家国情怀的介体，而非主体。在这些数量有限的作品中，农村和农民，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性符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始终处于叙事主体的是叙事者，而非叙事对象。因此，在叙事文学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生活场景具象化的村庄，更看不到一个可以独立存在，且具有美学自洽性的农民形象。这种情形从鲁迅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作品中，最为耀眼的是农民形象，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成为文学史上的农民群像。日常生活中的农民，革命或战争中的农民，生产建设中的农民，乃至情感生活中的农民，无论作品的价值取向如何，审美目标如何，赋予的符号意义如何，总之，农村和农民是主角，展现的是不同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
这种文学书写对象的变迁，以及对书写对象的准确精细的把握，固然有着宏大而复杂的时代因素，以及文学本身的价值诉求，但有一点不可稍有回避，这就是，这些不同时代作家对各自所处时代农村和农民的熟悉。不错，在乡村书写中成就较大的作者，几乎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农裔背景，他们有着深厚的带有强烈痛感和质感的乡村生活经验，对于叙述对象，或出于真诚的热爱，或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仅仅出自对时代号召的积极回应，等等，其实，诸如此类的因素，固然都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恰恰是，他们熟悉他们书写的对象，在书写对象中，可以寄托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与书写对象是一种同步或同谋关系，他们生活在当下，所书写的也是活在当下的书写对象。
而这种乡村叙事与时代脚步合拍的盛大合唱，在世纪之交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时间和空间错位。乡村叙事仍然热度不减，也时有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面世。但稍作觀察，书写者与书写对象，已经悄然拉开了时空距离。从时间上来说，书写者处在现在进行时中，书写对象却处在过去时，以空间而言，书写者居住在远离书写对象的空间中。时间上的错位，让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之间异常陌生，空间上的疏离，使得书写者在字里行间总是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哪怕出自真诚的同情和根源于人性深处的善良。而书写者的身份构成，与先前相比，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然根出农裔，甚至此时的很大一部分书写者，就是不久前写出过重要乡土文学作品的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大约有二。一者，这些曾经写出过重要乡土文学作品的作者，并非对书写对象的情感上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而是他们所熟悉的仍然是书写对象的“曾经”，而对书写对象的“当下”已经相当陌生了。但，他们所储备的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仍然是乡村，人虽然进城很久了，但书写对象仍然在乡村。只不过已经由先前“当下”的乡村，转化为乡村的过去时。二者，新加盟的乡村书写者，虽然生长于乡村，但和前辈乡村书写者不同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来没有进入过乡村内部，甚至从来没有与他们所生存的乡村发生过身份认同，他们从出生到离开乡村前，人生的首个重大目标，就是通过学校教育，如何合法地、体面地离开乡村。这是对乡村生活境况的理性考量后，而做出的理性抉择。因此，他们在乡村期间的主要生活场景，基本上都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当取得远离乡村的社会身份以后，再返身回望自己一路走过的乡村，当书写乡村的愿望萌生后，他们会忽然发现，他们其实是生长于乡村的乡村陌生者。事实上，与先前的乡村书写者相比，他们自从懂事后，就是成长于乡村的乡村疏离者，与具体的乡村生活的疏离，与乡村情感的疏离，对书写对象“是”的层面的隔膜，使得大量的乡村题材叙事作品，成为贴着乡村符号的乡愿式写作。 无论怎么说，风风雨雨几千年的中国乡村，已经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延续几千年的，具有某种神圣意味的“皇粮国税”宣布取消已经十多年，彻底摆脱乡村贫困，也已成为正在紧锣密鼓实施的国家战略，而且，距离预期的最后实现期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如此庄严而浩大的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作为写作者，踴身于这一时代课题中，发出文学的声音，不仅是文学存在感、使命感和道德感的要求，技术层面的要求也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当下的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精准扶贫对象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乃至乡村到底向何处去，等等，这一切都要求书写者对此要有精准的认知，然后，才有望精准地书写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中国乡村。
“贫困”消失有信心，乡村书写到永远
·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为什么说“贫困”消失有信心？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以实现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实施了“精准扶贫”重要举措。贫，指贫困，精准即对应着贫困，精确地扶持、扶助。包括物质扶助和能力扶助等丰富含义。“精准”用以修辞“扶贫”这个作为，是状语，又是非同一般的状语：不遗漏任何具体乡村的任何一个人及其家庭。“一个都不能少。”“精准”有其深厚感情和理念：深切地关心、关注，直到具体实施。其对象是中国几亿农民。“精准”的表述，中央的开阔胸襟、长远眼光、伟大魄力和决心日月可鉴。理念明确，关怀深切，践行精准，“贫困”消失为必然。精准扶贫，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值得记住的表述，随着这个理念与精神的践行，已然发生，也必定会继续发生值得历史记住的诸多人与事。
贫困形成必有原因和过程，原因和过程，不仅值得历史记住，又何不是乡村书写的资源？“贫困”既来自天然地理因素，比如陇东黄土高原的“塬”，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地区，因常年缺水干旱造成的“贫困”自不待言。大自然就是如此为难甘肃人，让这里的人难活。甘肃年纪大些的作家如邵振国、柏原等都书写过这块土地。因为贫困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小说和散文、诗歌。真正是“写忧而造艺”。自然原因之外，历史上人为等其他因素，也综合性地让不少乡村贫困，比如社会动荡、战争等。年纪轻些的作家如马步升等就此有过充分的叙述。所有如上因素像地壳累积层般厚重。“贫困”形成的完整历史过程，给农民留下的记忆和磨难，理当得到文学书写的补偿。
为什么说乡村书写到永远呢？
第一个理由：乡村书写贮存人们记忆，保留体验和感情，具有心灵档案功能。
心理学发现，人的感觉和以语词固定下来的行为共用着一个器官。人感觉或感情发生时，心情澎湃、思绪起伏，他专注于此，无暇寻找一个准确语词形象地将这种感情记录下来。一旦他有意识去寻找并努力用语词将其固定下来，这种感情就消失了。反之，人有意识也有闲暇选择某语词记录某种感情，但没有感觉发生，不存在需要语词固定的感情，选择语词以记录某种感情的功能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浅白地说，人的体验以及感情发生和选择语词将其固化，是一对不可同时使用大脑的冤家。所以，理论家说，人们诸多丰富细腻的感情和体验，因为没有语词将它固定下来，转瞬即逝了。可以说，人类曾经发生的许多很有价值的体验和感情，就是如此不被今天的我们知道和温习。但心理学家说了，确有些人，他们有能力在感情体验发生的瞬间，迅速捕捉到它并以语词记录下来。我理解，这些人就是善于操作语词又心灵敏感的作家和诗人。
同理，物质贫困的消失是历史必然。但贫困曾经给人们那么多体验，引发了那么多复杂的感情，如果一任它流逝掉，不是太可惜了吗？确实，流逝掉许多，幸好有文学书写，借助于敏感又语词能力好的作家，记录下了那些感受和体悟。更具体地说，有关乡村的文学书写，保留了贫困年代的生活状态和记忆，是非常珍贵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记得甘肃作家柏原的一篇散文，写读中学时有一支整日别在制服口袋里的钢笔，简直如同宝贝。一日突然不见了，他猜测掉进厕所了，用棍子将那旱厕所的一潭屎尿搅了个臭气熏天，亦无踪影。晚上，突然发现钢笔就在宿舍床铺的枕头下面。他在“这一刻体会了什么叫做狂喜”。“狂喜”是当时这个乡村小青年的瞬间体悟，独一无二。雷建政曾经有过多篇写乡村贫困岁月的小说。菜和玉米面搅拌成糊糊的大锅旁，站着自己儿女和外甥等一溜小孩，每个孩子都期盼盛到自己碗里的面疙瘩能够大点。可是，大锅前的这位乡村妇女，却无情地把哪个孩子碗里那些大点的面疙瘩舀回锅里，碾碎重新分配。叙述至此，作家有一声感叹：“娘太是娘了，让人赞不出声，也怨不出声。”后一个“娘”已不是人伦含义的“娘”了。包含了贫穷年代为娘之心酸和不易等复杂感受。这是作家眼中的贫困乡村情景，也是作家及时捕捉到的贫困年代瞬间即逝的独特感受体验，乡村书写将其固定了下来，为人类记录和保留了贫困年代的特殊情感，成为人类心灵档案。
第二个理由：乡村书写形象展示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动态建设，以纵向历史传承的文学逻辑，发挥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传递功能，亦给予文学批评以独特眼光。
乡村文学书写性质，与我国政府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动态理解与表述，天然地吻合。或者说，政府的三种文化及其关系的表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乡村书写，也给了批评家看乡村书写的更准确敏锐的眼光。
三种文化的具体内涵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三种文化的关系，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了明确表述，即“弘扬”“继承”和“发展”三个动词。三个动词含义可合乎逻辑地概括三者关系：其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处于发展状态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属于过去时态的存在，乃为最终目标和理想借鉴的资源，并以“弘扬”和“继承”的路径融汇于其中。反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念为规范“弘扬”和“继承”的原则。三种文化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标识构成有机整体。 文学书写“精骛八极，心游万物”，以想象力自由组合构成空间与时间，展现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场景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人们。虚构即成世界。在中国语境，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文学书写中可以得到自由交错的展示。因为可以融合，所以，任何时代的阅读，都可以看到三种文化的交错互融。這是一种难得的认识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知识读本。同时，也给予批评家阅读、分析和评价乡村书写以开阔的承续性的眼光。更可看作是对作家乡村书写的要求。可以说，在审美接受、批评家评价、知识传递等各方面，乡村书写与三种文化都形成了内在关联性。
以马步升三部长篇《青白盐》《一九五〇年的婚事》《小收煞》为例，综合性显示了乡村贫困是自然和历史人为多重原因所致，乡村文化形成的漫长历史和承续性。自由想象与空间时间调度，让这些艺术画面，囊括了现代转变和历史事件，亦具有向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回溯的自如。渗透进历史文化的诸多元素，生活场景叙述的伸缩开合与历史展示节奏的波浪起伏，得到了很好体现。比如“耕读传家”的生动书写，合乎逻辑地显示此乃培植人性之善的优秀传统。读读《小收煞》中的马素朴，就懂了沉潜在他灵魂深处的耕读传家，是如何让他从“活死人”变成了“活圣人”的。而且，这几部长篇还显示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浑然一体。耕读传家固然是主流文化，但也有民间亚文化的叙述描写。两者有交叉，也有矛盾和纠缠。比如，耕读传家毋庸置疑是儒家文化，强调三纲五常，讲究规矩。可是生活画面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却大多有率性任我、豁达、风流浪漫、旷达疏放等特点，更有诚信、正直、敢担当、不嫌贫爱富以及人格第一的民间亚文化观念和人格操守。此外，人们很熟悉的如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乡村书写，更主要是革命文化的乡村书写。
质言之，乡村贫困可以变化，沉潜于其中的文化却必须得到文学记录和表达，让其成为特殊的知识。
第三个理由：乡村书写具有延续性，形象记录精准扶贫的过程及其人的体悟和感情，具有认知乡村变化的认知功能。
精准扶贫是个过程，改变了贫穷，也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一系列改变，是文学书写的丰厚资源。如果说，贫困消失了，乡村文学书写保留了曾经的记忆，抢救了稍纵即逝的人类情感。那么，脱贫过程更要记录下来。在某些发展文体如小小说等短小文学样式中，这种记录有充分体现。小小说因为篇幅短小，似乎人人都可以写，都能读懂，似乎成了培育青年作家文学写作的文体。在八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中的相当比例是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在他们笔下，可以读到几乎与时代同步的乡村丰富变化：脱贫、新生活、新观念等。看看得了两次金麻雀奖的谢志强的小小说，就明白丰富变化的内涵了。不仅书写对象变了，艺术思维方式都变化了。乡村在他笔下，已经有了更多别样想象。概而言之，这些书写，动态地记录了乡村的变化。要问中国当下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读读乡村书写吧，这是很好的认知现实、认识中国的教科书。
有上面三个功能，自然构成了第四个理由：乡村书写的功能演变与价值贮存特质。
也许在当下，文学的乡村书写不时尚，不是文学阅读接受的热点，但是，上述三个理由可推导出：乡村变迁的同时，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它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被人们欣赏和消费，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物质产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具有反复多次被人们阅读的永存特性。即便当下不时尚，或者说遇冷。以刘醒龙近作《黄冈秘卷》、马步升的《青白盐》等这样的乡村书写，将未来必然消逝的一切予以文学贮存，留待以后读者的接受以实现其价值。怎样的价值？可能既有放松的审美鉴赏、品味，更有发现曾经有过的文化，如同在博物馆的知识认识价值，更有认知乡村变迁的现实教育价值。文学功能不断演变，文学价值永存，乡村书写的珍贵自不待言。
以上讨论的乡村书写，以虚构的文学书写为抓手。其实，何止虚构性的。虚构还是非虚构早已不是区分文学与否的根本标志了。精准扶贫背景下的非虚构乡村写作，有更广阔的天地，说来有更多的话，慢慢说吧。
“贫困”消失的必然与乡村书写的永远，此话不假。
乡村书写的挑战和机遇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可以说，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两千年来未有之巨变。原有的乡村结构彻底被打破了，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信仰体系也瓦解了，邻里关系，也开始陌生化了。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等迅速推进，把农村带进了时代的快速列车，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一代新人产生了。而文学对乡村的书写，却还停留在原有框架内，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未呈现出新的状态、新的变化。
精准扶贫也做了好多年了，在此大背景下，看乡村的变迁，重新思考乡村书写，很有必要。
评论界一直有一个看法，我们的都市叙事还比较落后，但乡村叙事很发达，很成熟。其实，就新世纪文学而言，乡土文本的优秀之作，也不是很多，而且这些文本呈现的乡村基本是二十世纪的乡村。有些虽然描写的是当下，但呈现出来的对象还在以前，比如，贾平凹的《高兴》《带灯》《极花》等，书写的时候，无意识中渗透的还是那个时代的痕迹。而当下的乡村，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中国严格意义的乡村小说，应该从鲁迅先生开始。这之前的中国小说长廊里，农民还没有真正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直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书写对象。《水浒传》基本是游民文学，还不能说是农民。《西游记》典型的神魔小说，想象力真是伟大，令以后的中国小说都相形逊色。从鲁迅开始，中国才出现了一批专门书写乡村的作家，如茅盾、冯文炳（废名）、沈从文、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他们的乡村写作大都是批判性的，有一种启蒙意识在里面。到了延安文学，涌现了一大批来自底层的作家，如赵树理、柳青，他们来自泥土，对乡村非常熟悉，文字底下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大家认可他们对乡村生活的细节描写，但总觉得格局不大，立意不高。到了“文革文学”，就只剩下一个浩然。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不乏乡村的气息，但总的来说，已经是概念大于生活。至于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人的乡村小说，都存在这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佩服鲁迅。他的乡村题材小说，来自乡村，但超越了乡村，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成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他的小说是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不论思想内容，还是小说形式，都是极富原创性和探索性的。魯迅的伟大，恐怕短时期内无人能及。
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小说家重新开始了乡村的写作，刘绍棠、高晓声、汪曾祺、陈忠实、贾平凹、莫言、刘醒龙等。他们对他们所经历的那段时间的农村非常熟悉，下笔生动，细节丰富，一时吸引了很多读者，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乡村小说。但是新世纪以来，乡村书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乡村书写与真实乡村的脱节。贾平凹、莫言等人熟悉的是以前的乡村，但八〇后、九〇后作家大都是都市孩子，或者是书香门第，他们对乡村已经陌生了。而乡村诞生作家的土壤，也发生了变化，只有打工文学，很难再见到优秀的作家了。于是，我们发现新世纪文学对乡村的书写，经常出现空洞化、概念化、娱乐化的现象，那种翔实的细密的书写，很少见了。像柳青、赵树理那样生动的乡村书写，已成绝响。其次，即便一些作品在形而下方面的日常叙述应该说做得不错，但在更高层次的精神挖掘方面尚有很大缺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仅仅满足于现象描述，或者是对国家政策的图解，而对现象后面的东西追问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追问。我们不企求作家开出什么药方，那当然是不现实的想法，但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作家“追问”，如果只是描述一下现状，那要作家干什么？鲁迅的乡土小说为什么那么伟大，就是它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追问，只要你去阅读它，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可以打动任何一个读者的。你如果要从鲁迅小说中找那种非常详细的大段的乡村风俗描写，倒是不多，他擅长白描，寥寥几笔，栩栩如生，任何一个读者都能从中读到那种浓郁的浙江风味。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作家满足于现状的描述，缺乏理性光芒的观照，很可能是主体精神萎靡化的原因。我们很多作家仅仅满足于发表、满足于功名而写作，精神层面的能量严重缺乏，对现实生活缺乏有力的穿透力，或者说普遍缺乏思想，缺乏现代意识。
目前乡村书写进入困境，除了前面说的缺乏农村生活、思想穿透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程式化写作的出现。我理解大家所说的我国的乡土叙事非常发达，可能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化写作套路。由鲁迅开创的中国乡土小说，至今也已近百年了，积累了一大批写作经验，也诞生了一大批写作套路。现在的许多作家在写作乡村小说时，就现成地搬用这一套写法，最常见的就是苦难叙事、乌托邦叙事，前者写尽农村的苦难，甚至不惜夸大这种苦难，如弟兄俩一个妻子，一家子穿一条裤子等；后者则尽力把农村美化成人间天堂，似乎道德只有在农村才存在，一切诗意都在农村，而城市是不道德的所在，是堕落的所在。
我们要知道当下的农村，已非鲁迅时代的农村，也不是沈从文时代的农村，更不是赵树理、浩然时代的农村。鲁迅等作家写出了近代农民麻木愚昧的一面，解放区作家写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一面，新时期作家写出了农民改革开放后的欢乐。这些写作虽然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具有“共名”写作的嫌疑，甚至部分作品有图解政策、脸谱化人物的倾向，但总体上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读者产生了冲击，在乡土写作的道路上，有失败，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而当下的乡村写作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面临农民身份的模糊化，面对上亿青年农民进城做工并长期居住的现实，在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的作家将如何书写新的乡土、新的农民？我们看到作家大多无能为力，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的乡村叙事还处在模式阶段，并没有创造出能适应新情况的新的写作手法。面对新世纪如此巨大的农村变化，可以说是广大农村两千年来未有的巨大变化，我们的作家准备得非常不充分，他们那模式化的写作已经到了僵化的边缘。
我们现在的农民不需要启蒙，也不需要同情，也不再安贫乐道，更不愿意做牺牲品，他们也开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们也需要城市，也喜欢现代化，更喜欢在蓝天下自由地享受生活。苦难非他们所愿，抗争苦难也非他们愿意享用的美德；农村当然也非作家想象的是一方净土。有时候我们阅读打工族的文学，虽然从艺术上看还非常稚嫩，但那种感情的冲击力之大是出乎我们想象的。他们自己大批地走出千年土地，来到了城市，开创自己的未来。如此亘古未有的现象，对作家的写作既是挑战，也是罕见的机遇，从目前的叙事困境中跳出来，寻找一条伟大的出路，正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勇敢探索。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乡村写作与都市写作一样，也都是刚刚开始。
·李清霞（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的基本权利。即使身处老少边穷地区，或身有残疾、劳动能力丧失，脱贫致富也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和美好愿景。精准扶贫，是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是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手段。精准扶贫政策推行以来，作家艺术家也表现出“干预现实”的极大热情，各级作家协会组织作家采风，深入扶贫一线，创作出大量的表现精准扶贫中新人新事新风尚新成果的作品，体裁涉及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等，电影《十八洞村》、电视剧《苦乐村官》《女人的天空》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精准扶贫背景下，乡土叙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贾平凹、刘醒龙、马步升等作家超越了文学对政策的解读与阐释，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对贫苦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努力探索全面脱贫的方式与途径。贾平凹的《极花》、马步升的《小收煞》等对区域贫困人口愚昧、冷漠、凶残等深层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马步升敏锐地觉察到土改后，被施予土地的农民，瞬间脱贫后欲望膨胀、好逸恶劳，人性恶展露无遗，自上而下的乡村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与艰难性。贫困与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脱贫与返贫的恶性循环才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难解决的问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才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通过老十哥基层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揭示出预防、阻止百姓“返贫”是党的基层干部的神圣使命与责任。老十哥用强有力的手段预防山火，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在山洪暴发时，他大喝一声用身体“堵住”洪水，唤起了群众抗击洪水的斗志，带领村民保住了家园。大面积受灾，必然导致大面积贫困。这是老十哥从贫困和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朴素思想。附近地区因工作失误或领导不力致使山火、山洪暴发，涌现出的救火、抗洪先进人物，或表彰或升职。而由此产生的贫困现象和贫困人口及其后续心理、精神等问题，却需要“人民”来承受，需要党和政府来埋单。老十哥一生为组织负责，为人民着想，却得不到升职，晚年还要承受官商利益交换导致的家园强拆。但他始终不忘初心。或许，这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希望。
关注现实层面的乡土叙事，针对精准扶贫中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以及好村官等，进行了充分的描绘，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在某些地区，精准扶贫成为某些领导干部获取名利或升职的踏板，相关的文艺作品成为某些作家艺术家获奖或捞取政治资本的本钱。但扶贫对象，即被扶者的切身体验，特别是他们现实的生存现状及精神诉求、心灵困惑等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悬置或忽略了。精准扶贫的主体应该是谁？被扶者的主体性或主体意识在精准扶贫中如何体现？
一、族人与乡邻互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记述了白鹿村族长白嘉轩与乡绅鹿子霖携手救助李寡妇摆脱困境的故事，白鹿村因此获得县衙颁发的“仁义白鹿村”的牌匾。电视剧《白鹿原》中还增设了“跛子爷”和二豆这两个人物形象，“跛子爷”有残疾，族里安排他打更巡夜；二豆有智力障碍，基本是祠堂在供养他，但家族中无论大小事，二豆都有参与的权利。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山本》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井宗秀的父亲井掌柜联合镇子上的普通人家秘密集资成立了互济会，以应对突发灾难或急用，这是典型的民间自助组织。民间自助，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维护社会稳定、救助急难的作用，为历代政权默许或鼓励。井掌柜暴毙，陆菊人的公公杨掌柜主动将自家的土地赠与井家做坟地；杨钟死后，井宗秀主动照顾杨掌柜一家。族人与乡邻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多次參与精准扶贫调研等工作，走访过陕西、河北、甘肃、山西等许多地区的扶贫点，与扶贫对象进行过面对面的深入访谈，还跟踪调查过一些扶贫对象，咨询过驻村干部和其他参与调研的各类人员，获取了许多第一手的调查资料。调研发现，在陕甘许多村落，亲属主动扶养丧失劳动力扶贫对象的现象普遍存在；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亲属扶助的情况也很普遍。扶助者有兄弟姐妹，有堂亲表亲，也有同姓族人。没有亲属扶助，仅靠政府扶贫的贫困户，其衣着、住宿、日常生活、精神面貌等，明显差于有亲属扶助者。当采访者问及亲属长期扶助贫困者的原因时，回答让人感动而汗颜，他们只是说，“他是我们的亲人啊！”在很多地方，丧失劳动能力者，国家每月发放抚恤金二百八十元，但我们看到接触到的被扶助者吃穿用度与家人无异。令人感动的是，担心被扶助者寂寞，有的家庭安排老人陪伴他们，有的家庭养宠物陪伴他们。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智障男子抱着玩具接待调研者时，人们再次被感动了。他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智商，但他会看家，家里人回家他会走出来迎接，他说，你们要的东西，她知道在哪里。她是他的外甥女。他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从他的脸上，人们看到了归属感，甚至幸福感。他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精准扶贫政策之前，他一直这样生活着。在国家层面，他是贫困人口；在现实层面，他享受着人的尊严和亲人的扶助。这种情形，绝非个案，它是中国族人与乡邻互助传统的现代传承与民间形态。千百年来，它维系着中国民间的伦理秩序。在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理念的冲击下，虽然在某些地区传统伦理秩序出现了瓦解、崩塌之势，但这种传统依然存在并造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人。而乡土叙事受所谓现代性的影响，也将之作为历史的沉渣、封建迂腐的东西进行批判，似乎越揭露越现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小说为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合理性，对农村中某些所谓落后现象的揭露与批判，需要重估与反思。 各级政府在精准扶贫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扶贫脱贫指标制定得非常周密翔实，以至于出现了“怨声载道”的表格扶贫、数据扶贫等现象，基层扶贫一线也出现了扶贫对象不精准、扶贫走过场等现象。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是时代的壮举，经过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国家投入与扶贫效果并不一致，扶贫对象产生依赖和惰性；政策扶贫与快速返贫形成恶性循环，精准扶贫的成果难以保持。调研发现，精准扶贫的对象还需细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社会保障局等福利机构来负责；因病致贫的人口，作为新的贫困人群，精准扶贫政策根本无力解决其高昂的医药费，这批人或许只能期待医疗改革和社会救助，曾有人悲哀地说，这种家庭脱贫的唯一机会就是“自然减员”；真正依靠党的精准扶贫政策脱贫致富的，是那些受自然条件限制及突发事件导致的贫困人口，他们具有脱贫致富的自主意识和主观愿望，即想要脱贫又缺少资金技术支持的扶贫对象；还有某些贫困人口没有劳动需求，坐吃等死，甘愿靠国家救济，或者利用国家政策实现自己不劳而获的愿望，比如有的贫困户把国家扶贫的种羊杀掉吃肉，再到政府部门闹事，要求救助等。最后一类人需要的是精神扶贫和思想启蒙，甚至强制教育。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在最近的乡土叙事中几乎是缺席的。文艺作品关注的更多的是精准扶贫的主体（实施者），或者对主体的认定不够全面明晰，精准扶贫的主体不仅是各级政府，而是全体人民，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乡村中长期存在的那些扶助者。人民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当每个人都把扶助族人与乡邻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日常习惯时，精准扶贫才能落到实处。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倡导、鼓励族人与乡邻互助，使这一优良传统传承并发扬光大，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与民间互助相结合，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客观上，村民自治自助，不仅弘扬正气，还可能减轻国家宏观调控的压力。
二、扶贫对象的精神成长与救赎是精准扶贫的关键
从扶贫对象来说，被族人与乡邻扶助的、改善的不仅是生活水平，还有亲人给予的温情和抚慰，这些被扶者具有存在感和归属感，有些人甚至能有幸福感。他们的心理和精神是健康健全的，暂时的贫困和艰难不会摧毁他们的精神，影响其子女的教育，事实上消除了产生潜在贫困人口的隐患。比如，电视剧《白鹿原》中，二豆朴素善良，虽然没有劳动能力，但家族是他的家园、庇护所，在祠堂里，他有归属感与存在感；而黑娃和田小娥却不能进祠堂，他们是被家族遗弃的。黑娃和白孝文最后都跪倒在祠堂里，渴望得到家族的认可，族谱是对一个人生命价值、伦理人格体认的象征。鲁迅的《祝福》中，压垮祥林嫂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失去参与家族祭祀的权利。《黄冈秘卷》中，富有的老十一依然希望在族谱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希望有一个子嗣。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需要有群体归属感，需要社群的认同。
依靠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贫困户，其脱贫是“施予”的，甚至是“恩赐”的，有人甚至认为“是你让我脱贫，而不是我要脱贫”，那么“我不脱贫就是你的责任”，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争当贫困户的现象。为了获得政策支持，有人不惜弄虚作假，欺骗组织。在西安市港务区某扶贫点，我们碰到一家贫困户，一家五口人都没有工作，丈夫车祸受伤后自称丧失劳动能力，妻子有慢性病，儿子残疾没有劳动能力，需要人照顾，大女儿智力较弱，但生活能自理，简单劳动没有问题，小女儿技校肄业，一心想到大公司做文秘。全家人依靠低保生活，丈夫的日常工作就是到各级政府上访，以获取更多的救助。村干部、驻村干部反复做思想工作，希望这家人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向调研人员求助，调研人员引经据典，现身说法，各路专家轮番上场，最终败下阵来。这家人没有一个愿意走出家门工作，他们好高骛远，懒惰，怨天尤人，等靠要，安于贫贱。习惯于一家人待在一起，静静地坐着，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他们坚信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精准识别的贫困户中，这类精神贫困者绝非个案。因此，扶贫要先“扶心”。精神扶贫、思想启蒙的任务非常艰巨，资金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等必须以精神扶贫为先导。电影《十八洞村》歌颂了退伍军人杨英俊带领堂兄弟们立志、立身、立行，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脱贫致富的务实精神。这部电影将扶贫对象作为精准扶贫的“主体”，他们具有脱贫的主观意愿和努力，在政策支持下，有脱贫的决心、致富的愿望，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杨英俊就是以人格魅力和踏实肯干的精神影响自己的族人，带领他们走上致富道路的。习惯贫困，是无法摆脱贫困的深层原因。扶贫先扶志，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发扬勤劳实干的精神，才能彻底脱贫。
运动式扶贫容易让扶贫对象产生弱者心態，精准扶贫过程中对精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意愿是好的，但方式值得商榷。精准识别的扶贫对象的所有信息要制表公示，供各级各类人员检查。扶贫对象“被看”“被展览”，赤裸裸地暴露在大众面前，特别是农村，为了显示公平正义，扶贫对象所有的不幸、痛苦、悲哀被撕破，被展览，被议论，被研讨，扶贫对象的精神和自尊被摧毁，有些人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自暴自弃。鲁迅“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是以文学的形式。而运动式扶贫则是揭出病苦给身边的人看，给族人、邻人或者同一社群的人看，不仅如此，还要展露给“外面的人”看。当扶贫队和各类检查人员以强者的心态和姿势扶助他们时，我们忽略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精准扶贫如何尊重扶贫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成为扶贫对象，就意味着个体丧失了部分权利。从学理层面分析，精准扶贫在某些操作层面剥夺了扶贫对象的隐私权、精神人格权等。人为地将他们打入另册，再要求他们自尊自强自立，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贫困成为原罪，似乎又回到新文学发生期“落后就要挨打”的恶性循环。贫困就要接受他人用强者的姿态俯视你，“精神侏儒”是被造就的。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土叙事，是以现代农村经验为主导的，表现出鲜明的悲悯基调。扶贫对象就是底层人民、弱势群体，底层叙事就是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农村的萧条与萎缩，表现为精神的萎缩，在贾平凹的《秦腔》中，还表现为外来文化冲击，或现代性的冲击所导致的，而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造成扶贫对象“精神萎缩”的因素更多更复杂，乡土叙事把贫困户或扶贫对象作为悲悯的对象进行叙述，在拯救与被拯救的模式中，被拯救者的存在感、归属感从何而来，被拯救者的话语权、主体性无法建构，就很难实现精神成长和自我救赎。革命文学惯用的“诉苦”模式弱化、固化了“贫下中农”的心智，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方式已被证明弊大于利，那么，扶贫对象精神成长与救赎的路径和希望在哪里？谁来承担这样的使命？ 传统乡土文化的民间遗存，虽不断受到冲击，依然顽强地存续、发展着，它是中国现代农村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叙事如何表现它，使之成为现代乡土文明的表征，需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交融。精准扶贫具有中国本土性特征，为乡土叙事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现实主义或许能弥补作家生活经验的不足。而贫困者的精神成长与救赎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贫困者的主观意愿和努力，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制度设计层面、整个社会面对贫困的态度、驻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以及村民的人文素养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文章可做。缩小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农村，才是实现公平正义、平衡社会心理的根本。建国以来，全民性的“社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平等意识、互助友爱等核心价值，在维护乡村民间伦理秩序中仍然具有有效性，乡土叙事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传统乡土文化是现代乡村文明的精神魂魄，乡土叙事经历涅槃后，必将重生。
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精准地书写乡村
·马步升（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为凸显的成就，无疑是关于乡村书写。主要表现在，其一，乡村革命和建设，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主要的时代课题。在整个二十世纪，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性及世纪性潮流，而且，能否顺应或跟得上这个摧枯拉朽的潮流，直接关乎每个国家的生存。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拥有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国度，中国人痛切地感受和认知到，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二十世纪的一代代中国作家们，感受到了自己笔下的分量，并呼应了时代的召唤，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丁玲、周立波，下延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浩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路遥、贾平凹、张炜、刘醒龙、关仁山等等，无论如何，他们担当了一个作家在时代面前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关于乡村书写的文学使命。通观其书写特点，主要有：书写对象身份明确，启蒙启智为主要价值追求，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审美经验往往经得住事实经验的检验。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是在完成了“是”的层面书写后，然后再进行“应该是”和“为什么是”的价值追问和审美判断。因此，将这一个个作家和他们的一部部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开来，便可以清晰地，乃至准确地勾画出整个世纪的中国乡村的生活图景和精神图谱。
其二，几千年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以农村和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度，但农村和农民，从来都没有成为叙事文学书写的主角，即便是偶尔涉及到农村和农民，那也只不过是借以抒发士大夫家国情怀的介体，而非主体。在这些数量有限的作品中，农村和农民，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性符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始终处于叙事主体的是叙事者，而非叙事对象。因此，在叙事文学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生活场景具象化的村庄，更看不到一个可以独立存在，且具有美学自洽性的农民形象。这种情形从鲁迅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作品中，最为耀眼的是农民形象，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成为文学史上的农民群像。日常生活中的农民，革命或战争中的农民，生产建设中的农民，乃至情感生活中的农民，无论作品的价值取向如何，审美目标如何，赋予的符号意义如何，总之，农村和农民是主角，展现的是不同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
这种文学书写对象的变迁，以及对书写对象的准确精细的把握，固然有着宏大而复杂的时代因素，以及文学本身的价值诉求，但有一点不可稍有回避，这就是，这些不同时代作家对各自所处时代农村和农民的熟悉。不错，在乡村书写中成就较大的作者，几乎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农裔背景，他们有着深厚的带有强烈痛感和质感的乡村生活经验，对于叙述对象，或出于真诚的热爱，或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仅仅出自对时代号召的积极回应，等等，其实，诸如此类的因素，固然都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恰恰是，他们熟悉他们书写的对象，在书写对象中，可以寄托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与书写对象是一种同步或同谋关系，他们生活在当下，所书写的也是活在当下的书写对象。
而这种乡村叙事与时代脚步合拍的盛大合唱，在世纪之交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时间和空间错位。乡村叙事仍然热度不减，也时有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面世。但稍作觀察，书写者与书写对象，已经悄然拉开了时空距离。从时间上来说，书写者处在现在进行时中，书写对象却处在过去时，以空间而言，书写者居住在远离书写对象的空间中。时间上的错位，让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之间异常陌生，空间上的疏离，使得书写者在字里行间总是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哪怕出自真诚的同情和根源于人性深处的善良。而书写者的身份构成，与先前相比，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然根出农裔，甚至此时的很大一部分书写者，就是不久前写出过重要乡土文学作品的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大约有二。一者，这些曾经写出过重要乡土文学作品的作者，并非对书写对象的情感上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而是他们所熟悉的仍然是书写对象的“曾经”，而对书写对象的“当下”已经相当陌生了。但，他们所储备的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仍然是乡村，人虽然进城很久了，但书写对象仍然在乡村。只不过已经由先前“当下”的乡村，转化为乡村的过去时。二者，新加盟的乡村书写者，虽然生长于乡村，但和前辈乡村书写者不同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来没有进入过乡村内部，甚至从来没有与他们所生存的乡村发生过身份认同，他们从出生到离开乡村前，人生的首个重大目标，就是通过学校教育，如何合法地、体面地离开乡村。这是对乡村生活境况的理性考量后，而做出的理性抉择。因此，他们在乡村期间的主要生活场景，基本上都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当取得远离乡村的社会身份以后，再返身回望自己一路走过的乡村，当书写乡村的愿望萌生后，他们会忽然发现，他们其实是生长于乡村的乡村陌生者。事实上，与先前的乡村书写者相比，他们自从懂事后，就是成长于乡村的乡村疏离者，与具体的乡村生活的疏离，与乡村情感的疏离，对书写对象“是”的层面的隔膜，使得大量的乡村题材叙事作品，成为贴着乡村符号的乡愿式写作。 无论怎么说，风风雨雨几千年的中国乡村，已经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延续几千年的，具有某种神圣意味的“皇粮国税”宣布取消已经十多年，彻底摆脱乡村贫困，也已成为正在紧锣密鼓实施的国家战略，而且，距离预期的最后实现期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如此庄严而浩大的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作为写作者，踴身于这一时代课题中，发出文学的声音，不仅是文学存在感、使命感和道德感的要求，技术层面的要求也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当下的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精准扶贫对象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乃至乡村到底向何处去，等等，这一切都要求书写者对此要有精准的认知，然后，才有望精准地书写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中国乡村。
“贫困”消失有信心，乡村书写到永远
·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为什么说“贫困”消失有信心？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以实现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实施了“精准扶贫”重要举措。贫，指贫困，精准即对应着贫困，精确地扶持、扶助。包括物质扶助和能力扶助等丰富含义。“精准”用以修辞“扶贫”这个作为，是状语，又是非同一般的状语：不遗漏任何具体乡村的任何一个人及其家庭。“一个都不能少。”“精准”有其深厚感情和理念：深切地关心、关注，直到具体实施。其对象是中国几亿农民。“精准”的表述，中央的开阔胸襟、长远眼光、伟大魄力和决心日月可鉴。理念明确，关怀深切，践行精准，“贫困”消失为必然。精准扶贫，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值得记住的表述，随着这个理念与精神的践行，已然发生，也必定会继续发生值得历史记住的诸多人与事。
贫困形成必有原因和过程，原因和过程，不仅值得历史记住，又何不是乡村书写的资源？“贫困”既来自天然地理因素，比如陇东黄土高原的“塬”，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地区，因常年缺水干旱造成的“贫困”自不待言。大自然就是如此为难甘肃人，让这里的人难活。甘肃年纪大些的作家如邵振国、柏原等都书写过这块土地。因为贫困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小说和散文、诗歌。真正是“写忧而造艺”。自然原因之外，历史上人为等其他因素，也综合性地让不少乡村贫困，比如社会动荡、战争等。年纪轻些的作家如马步升等就此有过充分的叙述。所有如上因素像地壳累积层般厚重。“贫困”形成的完整历史过程，给农民留下的记忆和磨难，理当得到文学书写的补偿。
为什么说乡村书写到永远呢？
第一个理由：乡村书写贮存人们记忆，保留体验和感情，具有心灵档案功能。
心理学发现，人的感觉和以语词固定下来的行为共用着一个器官。人感觉或感情发生时，心情澎湃、思绪起伏，他专注于此，无暇寻找一个准确语词形象地将这种感情记录下来。一旦他有意识去寻找并努力用语词将其固定下来，这种感情就消失了。反之，人有意识也有闲暇选择某语词记录某种感情，但没有感觉发生，不存在需要语词固定的感情，选择语词以记录某种感情的功能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浅白地说，人的体验以及感情发生和选择语词将其固化，是一对不可同时使用大脑的冤家。所以，理论家说，人们诸多丰富细腻的感情和体验，因为没有语词将它固定下来，转瞬即逝了。可以说，人类曾经发生的许多很有价值的体验和感情，就是如此不被今天的我们知道和温习。但心理学家说了，确有些人，他们有能力在感情体验发生的瞬间，迅速捕捉到它并以语词记录下来。我理解，这些人就是善于操作语词又心灵敏感的作家和诗人。
同理，物质贫困的消失是历史必然。但贫困曾经给人们那么多体验，引发了那么多复杂的感情，如果一任它流逝掉，不是太可惜了吗？确实，流逝掉许多，幸好有文学书写，借助于敏感又语词能力好的作家，记录下了那些感受和体悟。更具体地说，有关乡村的文学书写，保留了贫困年代的生活状态和记忆，是非常珍贵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记得甘肃作家柏原的一篇散文，写读中学时有一支整日别在制服口袋里的钢笔，简直如同宝贝。一日突然不见了，他猜测掉进厕所了，用棍子将那旱厕所的一潭屎尿搅了个臭气熏天，亦无踪影。晚上，突然发现钢笔就在宿舍床铺的枕头下面。他在“这一刻体会了什么叫做狂喜”。“狂喜”是当时这个乡村小青年的瞬间体悟，独一无二。雷建政曾经有过多篇写乡村贫困岁月的小说。菜和玉米面搅拌成糊糊的大锅旁，站着自己儿女和外甥等一溜小孩，每个孩子都期盼盛到自己碗里的面疙瘩能够大点。可是，大锅前的这位乡村妇女，却无情地把哪个孩子碗里那些大点的面疙瘩舀回锅里，碾碎重新分配。叙述至此，作家有一声感叹：“娘太是娘了，让人赞不出声，也怨不出声。”后一个“娘”已不是人伦含义的“娘”了。包含了贫穷年代为娘之心酸和不易等复杂感受。这是作家眼中的贫困乡村情景，也是作家及时捕捉到的贫困年代瞬间即逝的独特感受体验，乡村书写将其固定了下来，为人类记录和保留了贫困年代的特殊情感，成为人类心灵档案。
第二个理由：乡村书写形象展示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动态建设，以纵向历史传承的文学逻辑，发挥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传递功能，亦给予文学批评以独特眼光。
乡村文学书写性质，与我国政府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动态理解与表述，天然地吻合。或者说，政府的三种文化及其关系的表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乡村书写，也给了批评家看乡村书写的更准确敏锐的眼光。
三种文化的具体内涵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三种文化的关系，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了明确表述，即“弘扬”“继承”和“发展”三个动词。三个动词含义可合乎逻辑地概括三者关系：其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处于发展状态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属于过去时态的存在，乃为最终目标和理想借鉴的资源，并以“弘扬”和“继承”的路径融汇于其中。反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念为规范“弘扬”和“继承”的原则。三种文化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标识构成有机整体。 文学书写“精骛八极，心游万物”，以想象力自由组合构成空间与时间，展现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场景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人们。虚构即成世界。在中国语境，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文学书写中可以得到自由交错的展示。因为可以融合，所以，任何时代的阅读，都可以看到三种文化的交错互融。這是一种难得的认识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知识读本。同时，也给予批评家阅读、分析和评价乡村书写以开阔的承续性的眼光。更可看作是对作家乡村书写的要求。可以说，在审美接受、批评家评价、知识传递等各方面，乡村书写与三种文化都形成了内在关联性。
以马步升三部长篇《青白盐》《一九五〇年的婚事》《小收煞》为例，综合性显示了乡村贫困是自然和历史人为多重原因所致，乡村文化形成的漫长历史和承续性。自由想象与空间时间调度，让这些艺术画面，囊括了现代转变和历史事件，亦具有向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回溯的自如。渗透进历史文化的诸多元素，生活场景叙述的伸缩开合与历史展示节奏的波浪起伏，得到了很好体现。比如“耕读传家”的生动书写，合乎逻辑地显示此乃培植人性之善的优秀传统。读读《小收煞》中的马素朴，就懂了沉潜在他灵魂深处的耕读传家，是如何让他从“活死人”变成了“活圣人”的。而且，这几部长篇还显示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浑然一体。耕读传家固然是主流文化，但也有民间亚文化的叙述描写。两者有交叉，也有矛盾和纠缠。比如，耕读传家毋庸置疑是儒家文化，强调三纲五常，讲究规矩。可是生活画面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却大多有率性任我、豁达、风流浪漫、旷达疏放等特点，更有诚信、正直、敢担当、不嫌贫爱富以及人格第一的民间亚文化观念和人格操守。此外，人们很熟悉的如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乡村书写，更主要是革命文化的乡村书写。
质言之，乡村贫困可以变化，沉潜于其中的文化却必须得到文学记录和表达，让其成为特殊的知识。
第三个理由：乡村书写具有延续性，形象记录精准扶贫的过程及其人的体悟和感情，具有认知乡村变化的认知功能。
精准扶贫是个过程，改变了贫穷，也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一系列改变，是文学书写的丰厚资源。如果说，贫困消失了，乡村文学书写保留了曾经的记忆，抢救了稍纵即逝的人类情感。那么，脱贫过程更要记录下来。在某些发展文体如小小说等短小文学样式中，这种记录有充分体现。小小说因为篇幅短小，似乎人人都可以写，都能读懂，似乎成了培育青年作家文学写作的文体。在八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中的相当比例是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在他们笔下，可以读到几乎与时代同步的乡村丰富变化：脱贫、新生活、新观念等。看看得了两次金麻雀奖的谢志强的小小说，就明白丰富变化的内涵了。不仅书写对象变了，艺术思维方式都变化了。乡村在他笔下，已经有了更多别样想象。概而言之，这些书写，动态地记录了乡村的变化。要问中国当下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读读乡村书写吧，这是很好的认知现实、认识中国的教科书。
有上面三个功能，自然构成了第四个理由：乡村书写的功能演变与价值贮存特质。
也许在当下，文学的乡村书写不时尚，不是文学阅读接受的热点，但是，上述三个理由可推导出：乡村变迁的同时，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它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被人们欣赏和消费，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物质产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具有反复多次被人们阅读的永存特性。即便当下不时尚，或者说遇冷。以刘醒龙近作《黄冈秘卷》、马步升的《青白盐》等这样的乡村书写，将未来必然消逝的一切予以文学贮存，留待以后读者的接受以实现其价值。怎样的价值？可能既有放松的审美鉴赏、品味，更有发现曾经有过的文化，如同在博物馆的知识认识价值，更有认知乡村变迁的现实教育价值。文学功能不断演变，文学价值永存，乡村书写的珍贵自不待言。
以上讨论的乡村书写，以虚构的文学书写为抓手。其实，何止虚构性的。虚构还是非虚构早已不是区分文学与否的根本标志了。精准扶贫背景下的非虚构乡村写作，有更广阔的天地，说来有更多的话，慢慢说吧。
“贫困”消失的必然与乡村书写的永远，此话不假。
乡村书写的挑战和机遇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可以说，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两千年来未有之巨变。原有的乡村结构彻底被打破了，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信仰体系也瓦解了，邻里关系，也开始陌生化了。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等迅速推进，把农村带进了时代的快速列车，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一代新人产生了。而文学对乡村的书写，却还停留在原有框架内，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未呈现出新的状态、新的变化。
精准扶贫也做了好多年了，在此大背景下，看乡村的变迁，重新思考乡村书写，很有必要。
评论界一直有一个看法，我们的都市叙事还比较落后，但乡村叙事很发达，很成熟。其实，就新世纪文学而言，乡土文本的优秀之作，也不是很多，而且这些文本呈现的乡村基本是二十世纪的乡村。有些虽然描写的是当下，但呈现出来的对象还在以前，比如，贾平凹的《高兴》《带灯》《极花》等，书写的时候，无意识中渗透的还是那个时代的痕迹。而当下的乡村，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中国严格意义的乡村小说，应该从鲁迅先生开始。这之前的中国小说长廊里，农民还没有真正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直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书写对象。《水浒传》基本是游民文学，还不能说是农民。《西游记》典型的神魔小说，想象力真是伟大，令以后的中国小说都相形逊色。从鲁迅开始，中国才出现了一批专门书写乡村的作家，如茅盾、冯文炳（废名）、沈从文、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他们的乡村写作大都是批判性的，有一种启蒙意识在里面。到了延安文学，涌现了一大批来自底层的作家，如赵树理、柳青，他们来自泥土，对乡村非常熟悉，文字底下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大家认可他们对乡村生活的细节描写，但总觉得格局不大，立意不高。到了“文革文学”，就只剩下一个浩然。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不乏乡村的气息，但总的来说，已经是概念大于生活。至于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人的乡村小说，都存在这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佩服鲁迅。他的乡村题材小说，来自乡村，但超越了乡村，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成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他的小说是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不论思想内容，还是小说形式，都是极富原创性和探索性的。魯迅的伟大，恐怕短时期内无人能及。
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小说家重新开始了乡村的写作，刘绍棠、高晓声、汪曾祺、陈忠实、贾平凹、莫言、刘醒龙等。他们对他们所经历的那段时间的农村非常熟悉，下笔生动，细节丰富，一时吸引了很多读者，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乡村小说。但是新世纪以来，乡村书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乡村书写与真实乡村的脱节。贾平凹、莫言等人熟悉的是以前的乡村，但八〇后、九〇后作家大都是都市孩子，或者是书香门第，他们对乡村已经陌生了。而乡村诞生作家的土壤，也发生了变化，只有打工文学，很难再见到优秀的作家了。于是，我们发现新世纪文学对乡村的书写，经常出现空洞化、概念化、娱乐化的现象，那种翔实的细密的书写，很少见了。像柳青、赵树理那样生动的乡村书写，已成绝响。其次，即便一些作品在形而下方面的日常叙述应该说做得不错，但在更高层次的精神挖掘方面尚有很大缺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仅仅满足于现象描述，或者是对国家政策的图解，而对现象后面的东西追问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追问。我们不企求作家开出什么药方，那当然是不现实的想法，但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作家“追问”，如果只是描述一下现状，那要作家干什么？鲁迅的乡土小说为什么那么伟大，就是它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追问，只要你去阅读它，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可以打动任何一个读者的。你如果要从鲁迅小说中找那种非常详细的大段的乡村风俗描写，倒是不多，他擅长白描，寥寥几笔，栩栩如生，任何一个读者都能从中读到那种浓郁的浙江风味。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作家满足于现状的描述，缺乏理性光芒的观照，很可能是主体精神萎靡化的原因。我们很多作家仅仅满足于发表、满足于功名而写作，精神层面的能量严重缺乏，对现实生活缺乏有力的穿透力，或者说普遍缺乏思想，缺乏现代意识。
目前乡村书写进入困境，除了前面说的缺乏农村生活、思想穿透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程式化写作的出现。我理解大家所说的我国的乡土叙事非常发达，可能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化写作套路。由鲁迅开创的中国乡土小说，至今也已近百年了，积累了一大批写作经验，也诞生了一大批写作套路。现在的许多作家在写作乡村小说时，就现成地搬用这一套写法，最常见的就是苦难叙事、乌托邦叙事，前者写尽农村的苦难，甚至不惜夸大这种苦难，如弟兄俩一个妻子，一家子穿一条裤子等；后者则尽力把农村美化成人间天堂，似乎道德只有在农村才存在，一切诗意都在农村，而城市是不道德的所在，是堕落的所在。
我们要知道当下的农村，已非鲁迅时代的农村，也不是沈从文时代的农村，更不是赵树理、浩然时代的农村。鲁迅等作家写出了近代农民麻木愚昧的一面，解放区作家写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一面，新时期作家写出了农民改革开放后的欢乐。这些写作虽然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具有“共名”写作的嫌疑，甚至部分作品有图解政策、脸谱化人物的倾向，但总体上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读者产生了冲击，在乡土写作的道路上，有失败，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而当下的乡村写作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面临农民身份的模糊化，面对上亿青年农民进城做工并长期居住的现实，在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的作家将如何书写新的乡土、新的农民？我们看到作家大多无能为力，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的乡村叙事还处在模式阶段，并没有创造出能适应新情况的新的写作手法。面对新世纪如此巨大的农村变化，可以说是广大农村两千年来未有的巨大变化，我们的作家准备得非常不充分，他们那模式化的写作已经到了僵化的边缘。
我们现在的农民不需要启蒙，也不需要同情，也不再安贫乐道，更不愿意做牺牲品，他们也开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们也需要城市，也喜欢现代化，更喜欢在蓝天下自由地享受生活。苦难非他们所愿，抗争苦难也非他们愿意享用的美德；农村当然也非作家想象的是一方净土。有时候我们阅读打工族的文学，虽然从艺术上看还非常稚嫩，但那种感情的冲击力之大是出乎我们想象的。他们自己大批地走出千年土地，来到了城市，开创自己的未来。如此亘古未有的现象，对作家的写作既是挑战，也是罕见的机遇，从目前的叙事困境中跳出来，寻找一条伟大的出路，正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勇敢探索。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乡村写作与都市写作一样，也都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