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增加，前提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要求现有产业的技术不断创新，同时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这种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
　　工业革命在制造业率先发生。制造业的特征是生产流程长，分工细，要求的各种配套投入多，规模经济大。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人口和劳动力集中在生产的地方。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变成了城市，同时出现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开始有服务于生活的服务业和服务于生产的服务业。产业结构就从农业为主，转移到制造业，最后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农业向制造业流动，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这个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过程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产业升级的过程，也是人口城镇化的过程。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及有为的政府
　　在结构变迁、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为了快速、健康、持续地发展，要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按照每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倘若如此，就能做到产品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就能创造剩余和利润，积累资本，为进一步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供物质基础。而且，在发展的早期，劳动力相对多，工资相对低，采用的技术和发展的产业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这样就能给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提供最大可能的就业机会。
　　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要两个制度前提。其中一个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它们的相对稀缺性，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够存在。各个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会用廉价的技术要素替代昂贵的来生产，也会进入能多用廉价要素来生产的产业，这样的技术和产业就会符合比较优势。所以，有效的、竞争的市场是一个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
　　另外一个制度前提是有为的政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要有一个先行者，先行者要比一般后来者承担更大的风险，需要对先行者给予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激励补偿必须由政府提供。发达国家有专利制度。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大部分都发生在技术和产业的前沿之内，不是最新的，专利制度不一定适用，但也要有所激励补偿。
　　同时，为了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能够进行下去，软硬基础设施必须进行相应的完善。随着现代制造业的规模经济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广，必须要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让交换变成可行。此外，还需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把分散的资本动员起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为避免道德风险的出现，交易双方需要签合同，必须要有法律机构监督合同的执行。
　　在农村，政府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让人口进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产活动，必须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培养，让他们拥有不断学习和掌握现代技术的能力。当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时，需要满足国内农产品的自给自足，需要农业技术不断创新，提高农产品产量，而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基本上是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同时，农村的土地要不断向留在农村的农民集中以扩大农场规模，这也需要有合适的土地制度。
　　上述这些都要有为的政府来因势利导，如能这样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也就能够比较顺利、和谐地进行。
　　双轨制的利弊及改革方向
　　中国在改革之前推行赶超战略，并不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当时城镇优先发展重工业，投入非常大，但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不能容纳农村人口进城，导致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出现。另一方面这些重工业违反比较优势，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有靠政府保护补贴才能够活下来。政府需要直接干预、动员资源到这些优先发展的产业，压低利率价格、资源价格及劳动力价格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1979年以后中国采用渐进双轨制，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积极招商引资。这确实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但对原本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继续提供必要的保护补贴。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在转型过程当中能够维持稳定，避免出现大量的失业和社会问题。但留下来的保护补贴就会创造租金，滋生社会腐败，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了。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有竞争能力。原来的保护补贴已经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地把双轨制留下来的各种扭曲根据新的情况消除掉。这里面包括金融制度上的扭曲，矿产资源价格上的扭曲，以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上的扭曲。在改革的过程当中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有利于未来的发展，但是也要协调当前的利益跟未来的利益，最终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让人口流动顺利进行，实现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