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正步入“新常态”，即社会发展从满足基本需求的低收入阶段，进入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动力已明显衰退——人口红利下降、土地成本激增、各类资金总量充裕却“无路可投”，且投资效率偏低。
　　一场事关国家未来的供给侧改革，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很显然，经济要想持续增长，就必须充分激发科技创新这一动力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创造高质量的人才供给和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这是形成新的动力源的前提。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发展前期，曾扮演了重要支持角色，但近年来支撑力明显滑坡。低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曾为我国经济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发展动力，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所谓“刘易斯拐点”，社会适龄劳动人口以每年数百万的规模递减，各地相继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和用工贵等现象。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有研究表明，我国将在“未富先老”后的5-10年内步入超老龄社会。考虑到人口基数与结构变化是决定国力和国运的一个因素，“放开两孩”后，还需有接续的适当鼓励生育的措施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战略举措。
　　除劳动力要素外，我国还面临两大供给侧难题——土地资源开发空间受制收窄、资本边际收益下降和使用效率低下。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大量城郊、农村土地以各种形式被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随着土地的长期开发，我国相应的土地管理制度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因地制宜做出创新升级的战略调整。
　　由此造成的是土地市场以非常规的渠道、路径发展，造成了网络上不时有“天价”拆迁，征地拆迁补偿成本居高不下，有关极端事件等事情曝出。
　　如此发展，不单是容易引起诸多社会冲突与群体事件，还造成土地开发利用空间越收越窄的局面。因而，现有土地开发机制需要另辟蹊径。
　　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但近些年问题也积累甚重。事实上，不管是从企业、机构还是从居民储蓄上看，我国都堪称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由于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已普遍出现，金融和资本领域又存在较为严重的供给抑制与约束，使资本使用效率低下，大量资金无处可投，需要将制度创新与投融资机制相结合寻求新的出路。
　　国际经验显示，各国早期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支撑和贡献，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这三项支持力明显滑坡，科技创新这一动力就应时应势被充分释放出来。
　　值得重视的是，制度缺陷难以激发知识分子，特别是科研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去做复杂的脑力劳动。近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些打击、限制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不良案例，一些单位起劲地按官本位、行政化规则标准，对科研课题经费层层设卡。这应该引起反思和重视。
　　总的来说，从供给侧要素结构升级与动力体系转型来入手改革，符合我国当下国情且迫在眉睫。在劳动力优势衰退、土地发展利用受限、资本无处可投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另一方面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地票制”等土地制度改革，并解除金融抑制优化投融资机制。
　　最重要的，还须做好制度与规划的完善调整，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充分尊重科研规律，优化科研环境，激励科研人员勇于创新，以释放科技支撑力。至于如何将改革良策落细落实，还需要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及时实施有效的理性供给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