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治国
　　曹魏政权如此短促就被司马政权取代了，不仅仅是枭雄司马懿个人的能耐所致，还与曹丕所定的国家制度有关。220年十月，曹丕即位后，为了革除东汉政治弊端，巩固中央皇权，他第一限制后党外戚的权力，第二限制内廷宦官的权力，第三限制藩王的權力，曹家子弟得不到分封，限制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但是皇帝不能自己掌大权，必然要辅弼之臣来襄助他，那他的辅弼之臣是谁呢？《资治通鉴》里给我们做了一个交代。当初曹操担任魏国公的时候，他不信任宦官，不信任外戚，也不信任家里的兄弟子侄辈，他信任谁呢？信任秘书，这个秘书就是刘放、孙资，他们的职位就是秘书郎。咱们今天讲领导的秘书就从这来的，当然秘书这个词早就有。为什么用秘书？第一，曹操的第一谋臣荀彧，是反对曹操称魏公的，为此荀彧郁郁而死，他觉得辅佐曹操是辅佐汉室，曹操不能有野心，荀彧在这方面有点不通世故。第二，司马懿不贴心，司马懿当初跟曹操的时候，他就看不上曹操，装病不出，在曹操执政期间，司马懿出的主意不多。后来曹操死了，司马懿能辅政，就是因为他在曹植跟曹丕争位的时候，是站在曹丕一边的。
　　这辈老人不贴心，曹家的人又限制使用，那么刘放、孙资，就成了参与曹操决策的腹心幕僚。曹操死了以后，曹丕继位，他把秘书改为中书，这个中书就是后世隋唐时代中书省的前身。刘放和孙资，一个任中书监，一个任中书令，专掌机密。什么叫机密呢？内廷决定的大事，外面发布给宰相，让他去执行；在执行之前，商量如何操作，这是机密。比如说重大官员的任命、重大军事行动、重大经济财政决策，都要先与皇帝商量，各种方案商量好了，才去实施，所以这个时候，中书是非常重要的。
　　曹丕在位六年去世了，长子曹叡（204—239年）继位，就是魏明帝。刘放、孙资，依然是内廷决策的关键人物。《资治通鉴》这么记载：“帝亲览万机，数兴军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会议，常令决其是非，择而行之。”就是说，他们是曹叡的高参，重要的事情，都要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他们来决定。
　　我们发现，皇帝身边有两种辅臣：一种是将相大臣，就是陈群、司马懿、曹真等；一种是秘书班子，孙资、刘放，当时职务就是中书令、中书监。后来，秘书就变成唯一有权的人了。外戚没有权，宗室没有权，大臣不掌机密之权，掌机密就是皇帝身边的秘书班子。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常见的，汉武帝以后尤其常见。对于这样一个权力结构，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蒋济的，上书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讲了一番道理：第一，大臣不能侵犯皇权，但是近臣也不能垄断信息来源，否则就会障蔽君王的判断力；第二，这些人天天在你身边，他的聪明、正直未必超过大臣，他们的深谋远虑，未必超过大臣，但是他更善于谄媚逢迎，便辟取合，所以呢，他会影响你的决策。第三，现在外面都说中书大权在握，即使他们谦恭谨慎，只要有这个名声在外，那重大决策，他们参与其中，就会有人走他的门路。这样的话，你如果稍有不注意，臧否毁誉，他们就上下其手，功过赏罚，他们就随便地去操纵。正直的人不用，阿谀奉承的，反而夤缘而上，因为受到陛下信任，他就窃威弄权，所以需要注意。你看，这些话都是直指刘放和孙资的。
　　尽管蒋济明确地表示，希望明帝能够采纳自己的意见，改变目前过度依赖近臣的做法，但是明帝不听。蒋济还说，仁明之君不可以什么事都自己管，必然要任用大臣，大臣如果不像周公旦那么忠诚，管夷吾那么公正，可能弄机败官；周公、管仲这种至公至忠之人难觅，但为人忠诚，品行可治理好一州，智能可以履行一职，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你何必就委计这么一两个人呢？他希望，第一不要光依靠刘放、孙资，要广泛任用各种各样的大臣；第二不要让我朝有这些小官吏专权，矛头直指中书。
　　可见，刘放、孙资的处境其实很危险，皇帝在，他们的权力在；皇帝不在，他们就有生命危险。
　　制度反思
　　魏明帝死的时候，36岁。魏明帝从226年到239年，在位13年，但是他没有儿子，也没立太子。明帝病危，刘放、孙资感觉到了危险，大臣们看到了权力重组的机会。蒋济都跟皇帝说得这么明白了，你这个秘书班子能没有危机吗？
　　魏明帝跟叔父燕王曹宇的关系不错，于是，任命他为大将军。
　　我们知道，大将军从西汉以来就是内朝的领袖，外面是丞相，内是大将军。夏侯献，也是曹家的人，任领军将军。还有曹爽，曹爽是曹真的儿子；还有曹肇，曹休的儿子；曹真、曹休，都是曹操那时候的大将。他们这几个人共同辅政。
　　夏侯献、曹肇好像是有点不稳重。有一次，他们看见一只鸡飞到树上去了，就指桑骂槐地说，看你在树上还能呆几天！鸡就是在地下跑嘛，怎么就飞到树上去了？他们的意思是说，你刘放、孙资看着还能风光几天，待皇帝没了，就得看我们的了。
　　刘、孙二人听了这些背后议论，感到危机了。他们怕如果这些人出来辅政，自己就完了。所以他们要趁曹叡病重，促使他换掉原先拟定的辅政大臣，不要用这些人辅政。夏侯献、曹肇就算辅政了，也未必行。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是粗疏之人。事儿还没办，就把话说出来了。在政治权力斗争当中，你还没出手，就先把想搞掉对方的这个意图暴露出来了，你说，对方还能不先下手吗？你不是在提醒对方先下手吗？史载燕王曹宇性恭良俭让，陈诚固辞，不想做第一辅政，他觉得自己能力不行。刘放、孙资乘机推荐曹爽。当时正好曹爽在旁边。
　　皇帝问，曹爽你行吗？曹爽吓得流汗不敢说话。刘放踩着他的脚，轻声提醒他回答：“臣以死奉社稷。”从这个临场表现看，这个曹爽就不怎么样。于是，刘放和孙资说，可以让能干的司马懿和曹爽一起辅政。
　　《资治通鉴》没有明说，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司马懿一定是做了刘放、孙资的工作了。我们知道，司马懿是老臣，在曹操时期就有他，然后历经曹丕时期、曹叡时期，是三朝元老；刘放、孙资也是三朝元老。因此，刘放、孙资把曹爽再加上司马懿推出来，不光是要排挤掉那些对他们不利的人，而且是司马懿做的长期谋划。 　　魏明帝于是采纳了二人之言，欲用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过了一会，明帝又改变主意了，他说，让曹爽、司马懿辅政的命令停下，不要下发，似乎对这个决定不放心；刘放、孙资又进去说服曹叡，皇帝就又依从了他们。刘放说，光口头说不行，你得写个手诏。皇帝说，我没有办法写字。刘放就爬到床上去，抓着曹叡的手，写了诏书，签上字，然后走出御所，大声说，有诏请燕王曹宇等回家去，不要留在宫中了。曹宇等人就都流着泪，悻悻然出去了。我们看得出来，托孤大事，刘放、孙资在从中弄权。
　　大事定了，詔令即送去司马懿处。司马懿平定辽东之后，燕王曹宇向皇帝提议，让司马懿直接到长安去，去西边对付蜀汉的姜维，不必回京；现在的诏书却说，你赶紧到洛阳来，到朝廷来，皇帝说，我屏息待卿至啊，来了以后就直接进宫见驾，无须通报。看来皇帝真的不行了。
　　司马懿看到前后诏书变化如此之大，就知道京城有事。他快马加鞭赶到京城时，已经是239年的正月了。入见，皇帝拉着他的手说，我把后事交给你，请你和曹爽辅佐少子，我是忍着不死等你来呀，现在你来了，我再没有遗憾了。然后，皇帝指着八岁的齐王曹芳说，就这个孩子，你看清楚了，你别看错了啊。皇帝还让司马懿把曹芳抱起来，这孩子抱着司马懿的脖子。当下，皇帝即立齐王为皇太子。
　　曹魏政权，从曹丕到曹叡，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没有什么有力的巩固政权的措施，依赖两个秘书治国。秘书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为了一己之私，等于是胁迫皇帝，改变了托孤大臣的人选。
　　晋朝有史家评论说，听父老辈说，魏明帝这个人，立发垂地，有点口吃，平常不怎么说话。他对大臣很优容，有度量，即使犯颜极谏，也能够容忍。但是“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道德风范上，不足以垂范后昆；在制度建设上，没有巩固基础，所以使得“大权偏据，社稷无卫”，大权旁落，江山不保。
　　本来是为了防范大臣专权，才用秘书掌权。没有想到，秘书治国，在一个小圈子里理政，自然会人亡政息。司马懿高平陵之变能够得手，不仅仅是因为司马懿这个人奸诈阴险，还因为曹丕和曹叡没在国家制度上做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选择。他们片面接受了东汉末年的教训，以致“大权偏据，社稷无卫”。当然，重要的还有，第三位皇帝曹芳年纪太小，又没有经国之才，否则，在高平陵之变的时候，年届十八，如果是英雄的帝王，已经是显山露水了。汉武帝16岁继位，北魏的那几个开国皇帝，像拓跋珪、拓跋焘，都是十六七岁继位的。所以在集权时代，领导人个人的才能智慧，在国家的安全与治理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