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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在写“中国外交三部曲”。第一本书是2011年出版的《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这本书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创造性介入”（creative involvement），它强调现在的中国已经同过去很不一样了。讲座开始前，有同学问我：“您读大学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有什么不同？”我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现在扮演的是全球的角色。”我读大学的时候，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处在边缘化的位置，我们看很多大国是仰视的。现在的中国俨然是一个全球的要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代人以及未来的中国人应该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我们有全球的利益，也有更多全球的责任，并且根据全球高地上的中国位置来确定我们新一代的外交战略、外交理论。这是第一本书的基本理念。
第二本书今年夏天出版，叫《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在这一本书中我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本书中提出的思想：中国目前的全球角色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是局部的、片面的，或者说仅仅是在金融、贸易等层面。但是，看看全球高地上的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你会发现真正的全球角色、风范大国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安全大国、社会大国——这也是未来中国外交转型的方向。所以在第二本书中，我提到了我们的外交理论如何作出变化、调整，包括我们的教科书对过去的诸如不干涉原则、不结盟原则等如何进行丰富和发展。这些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它们所适应的是中国是弱者、反抗者时代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应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需求。并且我还强调我们要提供更多的外援、更好的公共产品，有更多全球的杠杆、平台和工具。
我现在正在写这一系列的第三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一个看法：中国外交在全球发挥作用应当有新的社会基础，应当有国内改革。我们注意到新一代领导人常常提出“中国改革升级版”，我想不仅要有国内的“升级版”，也要有中国外交的“升级版”。所以第三本书的主题是中国的“升级版”外交如何推进、转型。包括加大外交的社会参与，不仅限于国家、政府、领导人、外交官，而且还有基层、NGO、地方政府、民间企业；以及如何加大外交投入、改善中国外交的地位等等。
我的三本书的主题可以用以下几点想法来概括。
从“造反派”到建设者
——中国国际角色的三个阶段
中国的全球角色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这样的改变不只是中国人自身在经历，全世界都将受到冲击，整个世界会因此发生改观。
在毛泽东时期，也就是建国后的头三十年里，中国的国际角色更多地是一个斗士、“造反派”，与当时的国际体系格格不入，是对抗式的——这反映出了我们革命战争年代的遗产还在延续。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上处在不断斗争、推进世界革命、推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殖民主义的过程中。这有历史必然性——中国人在受了一百年的屈辱后，需要这种斗争和反抗才能够站立起来，才能把“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毛泽东用这样一种刚硬、不妥协的方式，让中华民族恢复了政治上的尊严。但是也有问题：在不断斗争与革命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份额不断下降。1840年以前，中国曾占世界产值的1/3，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只占不到2%。中国在世界上被认为是政治强硬，经济上无足轻重，与全球化、信息化不搭界的国家。
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发现这样的态势无法延续，取而代之的是要求生活的改善。于是乎邓小平时代应运而生。这是中国恢复活力的时代。邓小平上台以后，中国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国内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过去被禁止的事情，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利润、商品、市场、自留地开始出现。二是赴美访问。1979年中美建交实质上打开了中国和国际社会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新大门。从那以后，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正常化，因此招商引资、学生交流等活动变得正常了。但是，这一时期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有一个问题：这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但社会分化比较严重。世界多数国家认为中国只是经济上的巨人，而不是政治上、安全上的巨人。
从2008年以来，中国正在进入新的三十年，近五年则是一个入口、起点。这三十年里，中国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变化，中国从这一时期开始不知不觉地从地区性的角色变成全球性的角色。一些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如举办奥运会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起飞的标志。这一时期，中国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新兴大国中的领头羊。我们的军费变成了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且我预期在未来我们与美国的差距会缩小，领先于其他国家的优势会加大。此外，中国还成为了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二氧化碳排放全球最大。我们的海外利益在不断拓展，留学生群体全球最大、中国游客成为全球第一大海外消费群体，每年向全球市场输出最多的劳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表明中国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角色、要在世界发挥更大的影响。习、李是我国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第一代最高领导，在他们身上有着比较少的历史包袱和更多的全球抱负。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从一个不满者、对抗者发展成为一个建设者、一个越来越希望带动世界前行的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人口占了世界的1/5，这意味着世界的历史进程会因为中国的角色变化而发生重大转变。
风光在险峰，高处不胜寒
中国从一个地区性的角色站到了全球高地上，听上去很美，看上去很了不起，但是同时是出现很多新的烦恼与困难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恰似一个登山的巨人，爬得越高，看得越远，风景越美；同时，爬得越高，压力越大，朋友越少，温度越低——高处不胜寒。这是两面效应：一方面这是好处，是机遇，是美景，另一方面这也是压力，是困难，是成长的烦恼，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我们来看积极的一面。这一时期，将是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多建设性影响的时代。我们可以有越来越大的国家利益在海外实现，居民的收入中会有更多的份额来自海外，来自于深海、极地、外空等新高地。可以说，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是中国从世界上获得的最大好处，中国是世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世界，去观光、游学、到海外去赚钱。 今天，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的留学生占全球1/7，海外工人数量全球最大。这里有一些数据可以与大家分享：改革开放开始时，我国产值占全球的2%，现在占14%，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现在联合国数据上报的180多个国家中，我们是其中2/3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是世界贸易的动力源；我们现在占到全球30%、金砖国家50%的外汇储备，是改造世界金融体系的主要动力；我们还是联合国三大捐助者之一；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费每年都在增加，现在已经达到5%。更多数字我不再一一列举，这些数字共同证明中国为全球脱贫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拉动国际贸易和金融改革事业、积极引导地区改革。可以说，周边国家因为中国的兴衰而兴衰，中国的成长是新世纪亚洲成长的最大亮点，也是全世界从发展角度讲最让人自豪的历史一页。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越是成为全球性大国，越是会见到许多在区域层面见不到的困难，越是会感受到在低地无法想象的压力。在新时期，我们的领导人、外交、决策部门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中更多地考虑了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好处，往往忽视了身为大国的困难与压力。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每年出国人次从过去不到一万人到现在近一个亿，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长，这给我们的领事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官们忙得焦头烂额，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会常常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抱怨。最近我在做一项比较研究，我发现在世界上所有大国中，中国外交官所占人口的相对比例是最少的，我们现在是6000多名外交官。美国只有3亿人口，其外交官人数是1.5万；英法只有5000多万人口，其外交官人数分别是1.4万和1.3万；诸如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其外交官占人口的比例也远远高出中国，外交经费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也远远大于中国。小马拉大车，有限的资源面对不断膨胀的群体的需求——这是我国外交当前特别头疼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目前在海洋上遇到的各种主权纠纷越来越多，目前我们同东海、南海、黄海三个方向多个国家存在着主权纠纷。同学们翻看中国外交史可以发现，毛泽东时候我们处理的是同陆地上14个邻国的关系，海洋上平安无事，没占据我们外交工作的优先位置。今天，陆地上的纠纷基本谈妥，除了与印度的争议还未完全解决，但双方已达成一个默契：不要因为两国的边界纠纷影响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危机可控。随着科技进步，各国争相向高边疆进发，再加上上世纪《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在全世界范围掀起的“蓝色圈地运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涉海、临海、有海洋要求，海洋纠纷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处在优先位置的难题。这是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再有，在以前我国曾是能源储量大国，今天我国是全球第一的能源消费大国，因此我们要确保能源运输线的安全，不受海盗威胁、恐怖袭击、政治动荡的冲击。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当今世界对外能源依赖度最高的国家，如何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对于能源的需求，是人类史上、经济史上从未面临的，是教科书从未讲过的，是老一辈领导人从未处理过的，也是新一代决策者不得不去面对的。
还有，外国对中国有很多新批评，包括许多我们看上去很荒谬的、不理解的观点，比如中国造成的环境威胁、生态威胁、失业威胁等，称中国为“裹足巨人”。我们过去曾说：“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但是今天我们会困惑：为什么很多国家对中国反目、批评？我们怎样去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更加和谐的而不是互相猜忌的关系呢？这当然也是我们新时期中国决策层面对的重大考验。外部普遍觉得中国领导人强硬了，国内却认为领导人太软弱；外部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分富有，但国人认为中国很贫困——蛋糕分得很不均匀，受益人不多。这样的反差对我们的决策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对内如何让公众理解，对外如何消除对中国的恐惧？
如何打造升级版的中国外交？
我要说的另一个重点是如何打造升级版的中国外交，这是需要我们下一代中国人去理解和思考的。简单来说，是当我们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变成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如何让我们外交的手段、杠杆、视野和我们在全球高地上的角色相适应。在过去，我们常常有“搭便车”的情况，在国际事务上可以不拿方案、不投入，可以让别人帮助我们，现在则不可能了。因此，我认为打造升级版中国外交与打造升级版中国政治、中国经济是同步的。中国过去几年的发展更多的是数量上的扩张、粗放式的成长，而不是质量上的，因此未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反腐败、加快科技升级、加快节能减排是国内的需求。
在外交方面如何推进呢？在我看来，大致有四个方向：第一是我们要研究如何向“高边疆”进发，如深海、极地、外空。我国现在对北极的研究经费在不断增加，我们的领导纷纷出访挪威、冰岛、芬兰等北极圈附近的国家，这些行动在我看来是为下一代中国人在北极新高地发挥作用打前站。在外空方面，神州系列搭载杨利伟、刘洋等人飞翔外空，也是在打造我国的航天军。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谁能控制高边疆，谁就能控制宇宙。”在这些方面对于科技的要求很高，并且即使是后起的新兴大国，只要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就有可能弯道超车。在未来，我们的外交会在高边疆方面有更多的机构设置。
第二是我们要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外交战略支点，这要求在理论学说上做出一些变化。以往我们的外交理论强调“不干涉、不介入、不当头、不称霸、不结盟”，随着我国实力不断增强，我们需要凭借智慧和想象力“创造性介入”。我国现在已经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了战略对话、战略伙伴关系，这与以往的贸易关系是不同的，它着眼于大局，有特殊的支点和投入，根据其重要性设置专项。这一切对我们战略的思维、思考的广度、介入的深度、所使用的工具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第三是我国要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让世界的和平发展因为中国人的介入而有了更好的保障。比如我国投资8亿人民币在埃塞俄比亚首都建设了非盟总部大厦，并且派专门的技术队伍负责日常维护工作。所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开会就在那里，他们头脑在那里运转、协议在那里签署，整个非洲大陆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最后，为了做好在国际事务中的“创造性介入”，打铁先要自身硬，我们自身的外交体制需要变革，外交投入需要增加。在国家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我们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社会的积极性、中国青年的想象力、中国公民的创造性与活力。
我今天的报告讲了很简单的事情：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向全球高地迈进，新一代中国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两面效应，这是一个全球的风景，也是一个全球的难题。在新时期，我们需要探索“创造性介入”的方式。
责任编辑：张蕾磊
第二本书今年夏天出版，叫《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在这一本书中我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本书中提出的思想：中国目前的全球角色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是局部的、片面的，或者说仅仅是在金融、贸易等层面。但是，看看全球高地上的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你会发现真正的全球角色、风范大国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安全大国、社会大国——这也是未来中国外交转型的方向。所以在第二本书中，我提到了我们的外交理论如何作出变化、调整，包括我们的教科书对过去的诸如不干涉原则、不结盟原则等如何进行丰富和发展。这些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它们所适应的是中国是弱者、反抗者时代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应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需求。并且我还强调我们要提供更多的外援、更好的公共产品，有更多全球的杠杆、平台和工具。
我现在正在写这一系列的第三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一个看法：中国外交在全球发挥作用应当有新的社会基础，应当有国内改革。我们注意到新一代领导人常常提出“中国改革升级版”，我想不仅要有国内的“升级版”，也要有中国外交的“升级版”。所以第三本书的主题是中国的“升级版”外交如何推进、转型。包括加大外交的社会参与，不仅限于国家、政府、领导人、外交官，而且还有基层、NGO、地方政府、民间企业；以及如何加大外交投入、改善中国外交的地位等等。
我的三本书的主题可以用以下几点想法来概括。
从“造反派”到建设者
——中国国际角色的三个阶段
中国的全球角色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这样的改变不只是中国人自身在经历，全世界都将受到冲击，整个世界会因此发生改观。
在毛泽东时期，也就是建国后的头三十年里，中国的国际角色更多地是一个斗士、“造反派”，与当时的国际体系格格不入，是对抗式的——这反映出了我们革命战争年代的遗产还在延续。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上处在不断斗争、推进世界革命、推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殖民主义的过程中。这有历史必然性——中国人在受了一百年的屈辱后，需要这种斗争和反抗才能够站立起来，才能把“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毛泽东用这样一种刚硬、不妥协的方式，让中华民族恢复了政治上的尊严。但是也有问题：在不断斗争与革命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份额不断下降。1840年以前，中国曾占世界产值的1/3，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只占不到2%。中国在世界上被认为是政治强硬，经济上无足轻重，与全球化、信息化不搭界的国家。
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发现这样的态势无法延续，取而代之的是要求生活的改善。于是乎邓小平时代应运而生。这是中国恢复活力的时代。邓小平上台以后，中国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国内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过去被禁止的事情，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利润、商品、市场、自留地开始出现。二是赴美访问。1979年中美建交实质上打开了中国和国际社会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新大门。从那以后，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正常化，因此招商引资、学生交流等活动变得正常了。但是，这一时期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有一个问题：这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但社会分化比较严重。世界多数国家认为中国只是经济上的巨人，而不是政治上、安全上的巨人。
从2008年以来，中国正在进入新的三十年，近五年则是一个入口、起点。这三十年里，中国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变化，中国从这一时期开始不知不觉地从地区性的角色变成全球性的角色。一些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如举办奥运会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起飞的标志。这一时期，中国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新兴大国中的领头羊。我们的军费变成了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且我预期在未来我们与美国的差距会缩小，领先于其他国家的优势会加大。此外，中国还成为了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二氧化碳排放全球最大。我们的海外利益在不断拓展，留学生群体全球最大、中国游客成为全球第一大海外消费群体，每年向全球市场输出最多的劳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表明中国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角色、要在世界发挥更大的影响。习、李是我国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第一代最高领导，在他们身上有着比较少的历史包袱和更多的全球抱负。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从一个不满者、对抗者发展成为一个建设者、一个越来越希望带动世界前行的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人口占了世界的1/5，这意味着世界的历史进程会因为中国的角色变化而发生重大转变。
风光在险峰，高处不胜寒
中国从一个地区性的角色站到了全球高地上，听上去很美，看上去很了不起，但是同时是出现很多新的烦恼与困难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恰似一个登山的巨人，爬得越高，看得越远，风景越美；同时，爬得越高，压力越大，朋友越少，温度越低——高处不胜寒。这是两面效应：一方面这是好处，是机遇，是美景，另一方面这也是压力，是困难，是成长的烦恼，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我们来看积极的一面。这一时期，将是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多建设性影响的时代。我们可以有越来越大的国家利益在海外实现，居民的收入中会有更多的份额来自海外，来自于深海、极地、外空等新高地。可以说，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是中国从世界上获得的最大好处，中国是世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世界，去观光、游学、到海外去赚钱。 今天，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的留学生占全球1/7，海外工人数量全球最大。这里有一些数据可以与大家分享：改革开放开始时，我国产值占全球的2%，现在占14%，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现在联合国数据上报的180多个国家中，我们是其中2/3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是世界贸易的动力源；我们现在占到全球30%、金砖国家50%的外汇储备，是改造世界金融体系的主要动力；我们还是联合国三大捐助者之一；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费每年都在增加，现在已经达到5%。更多数字我不再一一列举，这些数字共同证明中国为全球脱贫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拉动国际贸易和金融改革事业、积极引导地区改革。可以说，周边国家因为中国的兴衰而兴衰，中国的成长是新世纪亚洲成长的最大亮点，也是全世界从发展角度讲最让人自豪的历史一页。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越是成为全球性大国，越是会见到许多在区域层面见不到的困难，越是会感受到在低地无法想象的压力。在新时期，我们的领导人、外交、决策部门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中更多地考虑了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好处，往往忽视了身为大国的困难与压力。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每年出国人次从过去不到一万人到现在近一个亿，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长，这给我们的领事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官们忙得焦头烂额，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会常常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抱怨。最近我在做一项比较研究，我发现在世界上所有大国中，中国外交官所占人口的相对比例是最少的，我们现在是6000多名外交官。美国只有3亿人口，其外交官人数是1.5万；英法只有5000多万人口，其外交官人数分别是1.4万和1.3万；诸如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其外交官占人口的比例也远远高出中国，外交经费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也远远大于中国。小马拉大车，有限的资源面对不断膨胀的群体的需求——这是我国外交当前特别头疼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目前在海洋上遇到的各种主权纠纷越来越多，目前我们同东海、南海、黄海三个方向多个国家存在着主权纠纷。同学们翻看中国外交史可以发现，毛泽东时候我们处理的是同陆地上14个邻国的关系，海洋上平安无事，没占据我们外交工作的优先位置。今天，陆地上的纠纷基本谈妥，除了与印度的争议还未完全解决，但双方已达成一个默契：不要因为两国的边界纠纷影响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危机可控。随着科技进步，各国争相向高边疆进发，再加上上世纪《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在全世界范围掀起的“蓝色圈地运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涉海、临海、有海洋要求，海洋纠纷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处在优先位置的难题。这是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再有，在以前我国曾是能源储量大国，今天我国是全球第一的能源消费大国，因此我们要确保能源运输线的安全，不受海盗威胁、恐怖袭击、政治动荡的冲击。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当今世界对外能源依赖度最高的国家，如何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对于能源的需求，是人类史上、经济史上从未面临的，是教科书从未讲过的，是老一辈领导人从未处理过的，也是新一代决策者不得不去面对的。
还有，外国对中国有很多新批评，包括许多我们看上去很荒谬的、不理解的观点，比如中国造成的环境威胁、生态威胁、失业威胁等，称中国为“裹足巨人”。我们过去曾说：“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但是今天我们会困惑：为什么很多国家对中国反目、批评？我们怎样去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更加和谐的而不是互相猜忌的关系呢？这当然也是我们新时期中国决策层面对的重大考验。外部普遍觉得中国领导人强硬了，国内却认为领导人太软弱；外部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分富有，但国人认为中国很贫困——蛋糕分得很不均匀，受益人不多。这样的反差对我们的决策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对内如何让公众理解，对外如何消除对中国的恐惧？
如何打造升级版的中国外交？
我要说的另一个重点是如何打造升级版的中国外交，这是需要我们下一代中国人去理解和思考的。简单来说，是当我们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变成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如何让我们外交的手段、杠杆、视野和我们在全球高地上的角色相适应。在过去，我们常常有“搭便车”的情况，在国际事务上可以不拿方案、不投入，可以让别人帮助我们，现在则不可能了。因此，我认为打造升级版中国外交与打造升级版中国政治、中国经济是同步的。中国过去几年的发展更多的是数量上的扩张、粗放式的成长，而不是质量上的，因此未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反腐败、加快科技升级、加快节能减排是国内的需求。
在外交方面如何推进呢？在我看来，大致有四个方向：第一是我们要研究如何向“高边疆”进发，如深海、极地、外空。我国现在对北极的研究经费在不断增加，我们的领导纷纷出访挪威、冰岛、芬兰等北极圈附近的国家，这些行动在我看来是为下一代中国人在北极新高地发挥作用打前站。在外空方面，神州系列搭载杨利伟、刘洋等人飞翔外空，也是在打造我国的航天军。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谁能控制高边疆，谁就能控制宇宙。”在这些方面对于科技的要求很高，并且即使是后起的新兴大国，只要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就有可能弯道超车。在未来，我们的外交会在高边疆方面有更多的机构设置。
第二是我们要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外交战略支点，这要求在理论学说上做出一些变化。以往我们的外交理论强调“不干涉、不介入、不当头、不称霸、不结盟”，随着我国实力不断增强，我们需要凭借智慧和想象力“创造性介入”。我国现在已经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了战略对话、战略伙伴关系，这与以往的贸易关系是不同的，它着眼于大局，有特殊的支点和投入，根据其重要性设置专项。这一切对我们战略的思维、思考的广度、介入的深度、所使用的工具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第三是我国要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让世界的和平发展因为中国人的介入而有了更好的保障。比如我国投资8亿人民币在埃塞俄比亚首都建设了非盟总部大厦，并且派专门的技术队伍负责日常维护工作。所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开会就在那里，他们头脑在那里运转、协议在那里签署，整个非洲大陆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最后，为了做好在国际事务中的“创造性介入”，打铁先要自身硬，我们自身的外交体制需要变革，外交投入需要增加。在国家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我们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社会的积极性、中国青年的想象力、中国公民的创造性与活力。
我今天的报告讲了很简单的事情：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向全球高地迈进，新一代中国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两面效应，这是一个全球的风景，也是一个全球的难题。在新时期，我们需要探索“创造性介入”的方式。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