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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追溯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母性谱系文学”的理论渊源。继而深入地挖掘了《喜福会》中华裔女性母性谱系的构建，从而为重扬女性主义大旗，给处于弱势的华裔女性寻找力量的源泉。
关键词：《喜福会》 华裔美国女性 母性谱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女人是传统宗教文化歧视的对象。基督教把女性定义为男人的附庸，她们是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在《圣经·创世纪》中，女性被列为万恶之首，因为是她们的始祖夏娃偷吃禁果才有了人类最初的堕落。亚里士多德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德的缺乏”；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对亚当说：“上帝是你的法则，而你是我的法则；”尼采说：“妇人应当服从……你到妇人那边去吗？别忘了你的鞭子。”
千百年来，女性受到了人类文明的无尽压迫，然而华裔美国女性所遭受到的歧视却远远超过其他女性族群，因为她们所受到的歧视不但来自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男性，同时还来自异域的性别世界：在家中，她们的地位是最为低下的；在家之外的异域世界，她们曾被美国男性视为性奴，被认为是白人男性堕落的根源。经过努力地抗争，尽管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华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针对华人女性的种族主义臆断以及模式化的形象却一直持续着。比如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华人女性要么是“蓄有鹰爪般指甲的坏女人”，要么就是在作品的结尾以她们的死作为白人男性欲望的终结。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女性主义者已不再简单地追求男女平等或关注男女两性内部各自拥有的差异，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女性内部的差异以及文化、历史的特殊性，把贫穷的劳动妇女、有色人种妇女、少数族裔妇女以及同性恋者的生活和问题逐渐上升为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她的数部小说中，她将“母与女”的主题反复着重的予以展现，成功地抓住了“母性谱系文学”特有的矛盾，从而使其小说成为美国华裔女性运动有力量的宣言。
一 母性谱系文学的理论渊源
追溯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特别注意到，在英国文学史上极为灿烂的伊丽莎白时代，不仅产生了莎士比亚等许多男性文学巨人，而且似乎所有其他男人都能写点歌剧或者十四行诗，惟独不见任何妇女写过只言片语。直到18世纪后期，伍尔夫说，英国法律及风俗习惯诸方面起了变化，大批中产阶级妇女有了点闲暇，受了些教育，才开始从事文学活动。
但是，在妇女的写作中，还是有数不尽的困难。根据伍尔夫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她们不可能像同时代的男作家那样，要么出身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要么跑遍过世界的每个角落，经历人生百态，教育与阅历的局限影响着她们的写作；其次，父权意识束缚了她们自由写作，父权意识对妇女的压抑，使她们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即认为妇女写作是不正常的，也不敢像男人那样暴露自己的深层心理。
令女性主义者们感到振奋的是，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从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还是拿起了笔，在自己的作品中详尽体现、描述了妇女的思想、希望和生活，她们的书写为挖掘女性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为建设女性的话语，为张扬女性的价值判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和文学的发展。
在这之后探索女性语言的女性主义者之中，无论是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露丝·伊瑞格瑞的“女人腔”，还是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都是建立在前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孩子对母亲的认同阶段之上，都是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父权制内部的颠覆力量。在向女性自我回归，向母亲回归这一点上，西苏与伊瑞格瑞的理论立场一致，她认为：“女性文本应该彰显女性写作同母亲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女性文本应该强调‘声音’，而非‘目光’，母亲的声音、她的乳房、奶水，永远环绕在她和她的读者周围。”由此我们看到女性写作的颠覆意义是：通过写作回到与母亲合二为一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就回到了未经父权制文化扭曲的原初的女性自我。
由此看来，在很多女性书写的文本中，我们都能看到有意无意的母女关系的描写，这或许也是因为在任何女性身上，一般说来，总是会多多少少留存有自己母亲的影子。当代黑人女作家就倾向于将团体的存在与她们的母亲一代联系起来，这也就是对文学母亲谱系追溯有一种自觉的追求。黑人女作家通常利用而她们写作的另一个特点——“自传性写作”，通过对母亲谱系的追寻，将写作变成边缘妇女自我塑造、介入话语的一个利器。华裔女性写作存在着与黑人女性类似的问题，所以只有挖掘出被忽略的边缘妇女的文学文本，才能重新揭示出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二 《喜福会》中母性谱系的追寻
作为美国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继承了华裔美国女性通过追寻母性谱系构建华裔美国女性主体的传统，以外来族裔女性的视角，在两种文化观念的透视下，以母亲和女儿、中国和美国作为述说的方式，成功抓住了“母系谱系文学”特别具有的矛盾。在小说《喜福会》中，四对母女轮番出场，分别讲述自己在中国、美国的人生故事。
母亲们独自吞咽着自己的痛苦和失落，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对自己曾经经历的故事和苦痛只字不提，只是不断地鼓励女儿独立、自强，向美国主流社会靠拢；女儿不理解母亲的情感，一味的用自己美国式的方式抗拒着母亲，最后终于超越各种误会、隔膜，真正努力去了解了母亲的重要性。在母女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在作者塑造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谭恩美的这部作品与南鲍尔马格林（Nan Bauer Maglin）所归纳的“母性谱系文学”特点密切吻合：女儿认识到她的声音不仅仅是她自己的；超越各种原因引起的盲点和歪曲之见，真正努力去了解母亲的重要性；关于母亲力量的惊人与屈辱；叙述母性谱系的重要性，找到一种母与女得以回归和保留的仪式；还有，对与生俱来的母亲传承给女儿的沉默与痛苦的绝望和愤怒。的确，在小说文本中，这样的声音数不胜数。
比如吴安梅在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且外婆、舅妈对母亲深恶痛绝的情况之下，第一次见到母亲就几乎是凭直觉能了解到母亲的痛苦。“然而，眼前这个站在外婆床边的母亲，与我梦中的妈妈，却是这样的截然不同……为什么我濒于死亡时，她不来看我……我究竟是怎样逐渐爱上我母亲的？我想，是她让我发现了，那裹在一副皮囊下的真正的我自己。而直到好多年以后，当她回忆起过去的一切时，她还是‘十分困惑不解，当年，母亲在与我分隔开那么久以后，怎么会确信，我会跟着她走？’”
比如薇弗莱，母亲龚琳达传给她的也许不仅仅是相似的外貌，也许还有类似的痛苦和欢乐：当椅子边只有我女儿一人时，只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说：“脸颊是一样的”，“一张脸的长相，可揣摸出人的气质性格，还可以推测未来。”
再看吴精美，在母亲去世之后，她突然理解了多年都不曾理解的母亲的遗憾和隐痛：“我哭了，却一边呜咽一边笑。我已感受到母亲那深埋多年的遗憾和隐痛，我不明白她如何能将其默默背在心头却还要做出没事人的样子！”而在和妈妈的另外两个女儿见面时，她这样描写道：“我知道她不是我妈妈，但那脸庞，却是妈妈的……‘妈妈！妈妈！’我们低声呼唤着，似乎妈妈就在我们中间。”读到小说的最后，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安梅的母亲会给到死都不愿认她的外婆，割下手臂上的肉熬药，甚至会被这样的母女之情深深打动。一个女儿，就是这样地孝顺着她的母亲。这种孝，已深深刻在骨髓之中。能让你意识到“发肤受之父母”的全部含义……
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我们很容易发现小说中的女儿们确实具有一种从母亲那儿遗传来的、与生俱来的痛苦与绝望。在她们与母亲无数次的冲突和交流之下，还是能真正听到母亲的声音，真正了解到母亲的重要性，最后能超越各种原因引起的盲点和歪曲之见，找到一种母与女得以回归和保留的仪式。也就是说，通过这部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母女传承的血缘性和生物性的强调，以及通过各种理论的实践，我们会发现，在《喜福会》这部小说文本中母性谱系的建立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谭恩美其他作品——《灵感女孩》、《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中，作者也总是围绕着母亲的故事建构自己的文学想象，在“母系坐标”的参照之下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显然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紧密相连。成长在现代西方的华裔美国女作家，显然不可能独立于潮流之外，她们通过手中的笔，通过重扬女性主义大旗，给处于弱势的华裔女性不断寻找力量的源泉。
参考文献：
[1]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章晓宇，女，1978—，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湖南女子大学。
关键词：《喜福会》 华裔美国女性 母性谱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女人是传统宗教文化歧视的对象。基督教把女性定义为男人的附庸，她们是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在《圣经·创世纪》中，女性被列为万恶之首，因为是她们的始祖夏娃偷吃禁果才有了人类最初的堕落。亚里士多德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德的缺乏”；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对亚当说：“上帝是你的法则，而你是我的法则；”尼采说：“妇人应当服从……你到妇人那边去吗？别忘了你的鞭子。”
千百年来，女性受到了人类文明的无尽压迫，然而华裔美国女性所遭受到的歧视却远远超过其他女性族群，因为她们所受到的歧视不但来自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男性，同时还来自异域的性别世界：在家中，她们的地位是最为低下的；在家之外的异域世界，她们曾被美国男性视为性奴，被认为是白人男性堕落的根源。经过努力地抗争，尽管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华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针对华人女性的种族主义臆断以及模式化的形象却一直持续着。比如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华人女性要么是“蓄有鹰爪般指甲的坏女人”，要么就是在作品的结尾以她们的死作为白人男性欲望的终结。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女性主义者已不再简单地追求男女平等或关注男女两性内部各自拥有的差异，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女性内部的差异以及文化、历史的特殊性，把贫穷的劳动妇女、有色人种妇女、少数族裔妇女以及同性恋者的生活和问题逐渐上升为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她的数部小说中，她将“母与女”的主题反复着重的予以展现，成功地抓住了“母性谱系文学”特有的矛盾，从而使其小说成为美国华裔女性运动有力量的宣言。
一 母性谱系文学的理论渊源
追溯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特别注意到，在英国文学史上极为灿烂的伊丽莎白时代，不仅产生了莎士比亚等许多男性文学巨人，而且似乎所有其他男人都能写点歌剧或者十四行诗，惟独不见任何妇女写过只言片语。直到18世纪后期，伍尔夫说，英国法律及风俗习惯诸方面起了变化，大批中产阶级妇女有了点闲暇，受了些教育，才开始从事文学活动。
但是，在妇女的写作中，还是有数不尽的困难。根据伍尔夫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她们不可能像同时代的男作家那样，要么出身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要么跑遍过世界的每个角落，经历人生百态，教育与阅历的局限影响着她们的写作；其次，父权意识束缚了她们自由写作，父权意识对妇女的压抑，使她们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即认为妇女写作是不正常的，也不敢像男人那样暴露自己的深层心理。
令女性主义者们感到振奋的是，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从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还是拿起了笔，在自己的作品中详尽体现、描述了妇女的思想、希望和生活，她们的书写为挖掘女性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为建设女性的话语，为张扬女性的价值判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和文学的发展。
在这之后探索女性语言的女性主义者之中，无论是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露丝·伊瑞格瑞的“女人腔”，还是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都是建立在前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孩子对母亲的认同阶段之上，都是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父权制内部的颠覆力量。在向女性自我回归，向母亲回归这一点上，西苏与伊瑞格瑞的理论立场一致，她认为：“女性文本应该彰显女性写作同母亲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女性文本应该强调‘声音’，而非‘目光’，母亲的声音、她的乳房、奶水，永远环绕在她和她的读者周围。”由此我们看到女性写作的颠覆意义是：通过写作回到与母亲合二为一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就回到了未经父权制文化扭曲的原初的女性自我。
由此看来，在很多女性书写的文本中，我们都能看到有意无意的母女关系的描写，这或许也是因为在任何女性身上，一般说来，总是会多多少少留存有自己母亲的影子。当代黑人女作家就倾向于将团体的存在与她们的母亲一代联系起来，这也就是对文学母亲谱系追溯有一种自觉的追求。黑人女作家通常利用而她们写作的另一个特点——“自传性写作”，通过对母亲谱系的追寻，将写作变成边缘妇女自我塑造、介入话语的一个利器。华裔女性写作存在着与黑人女性类似的问题，所以只有挖掘出被忽略的边缘妇女的文学文本，才能重新揭示出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二 《喜福会》中母性谱系的追寻
作为美国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继承了华裔美国女性通过追寻母性谱系构建华裔美国女性主体的传统，以外来族裔女性的视角，在两种文化观念的透视下，以母亲和女儿、中国和美国作为述说的方式，成功抓住了“母系谱系文学”特别具有的矛盾。在小说《喜福会》中，四对母女轮番出场，分别讲述自己在中国、美国的人生故事。
母亲们独自吞咽着自己的痛苦和失落，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对自己曾经经历的故事和苦痛只字不提，只是不断地鼓励女儿独立、自强，向美国主流社会靠拢；女儿不理解母亲的情感，一味的用自己美国式的方式抗拒着母亲，最后终于超越各种误会、隔膜，真正努力去了解了母亲的重要性。在母女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在作者塑造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谭恩美的这部作品与南鲍尔马格林（Nan Bauer Maglin）所归纳的“母性谱系文学”特点密切吻合：女儿认识到她的声音不仅仅是她自己的；超越各种原因引起的盲点和歪曲之见，真正努力去了解母亲的重要性；关于母亲力量的惊人与屈辱；叙述母性谱系的重要性，找到一种母与女得以回归和保留的仪式；还有，对与生俱来的母亲传承给女儿的沉默与痛苦的绝望和愤怒。的确，在小说文本中，这样的声音数不胜数。
比如吴安梅在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且外婆、舅妈对母亲深恶痛绝的情况之下，第一次见到母亲就几乎是凭直觉能了解到母亲的痛苦。“然而，眼前这个站在外婆床边的母亲，与我梦中的妈妈，却是这样的截然不同……为什么我濒于死亡时，她不来看我……我究竟是怎样逐渐爱上我母亲的？我想，是她让我发现了，那裹在一副皮囊下的真正的我自己。而直到好多年以后，当她回忆起过去的一切时，她还是‘十分困惑不解，当年，母亲在与我分隔开那么久以后，怎么会确信，我会跟着她走？’”
比如薇弗莱，母亲龚琳达传给她的也许不仅仅是相似的外貌，也许还有类似的痛苦和欢乐：当椅子边只有我女儿一人时，只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说：“脸颊是一样的”，“一张脸的长相，可揣摸出人的气质性格，还可以推测未来。”
再看吴精美，在母亲去世之后，她突然理解了多年都不曾理解的母亲的遗憾和隐痛：“我哭了，却一边呜咽一边笑。我已感受到母亲那深埋多年的遗憾和隐痛，我不明白她如何能将其默默背在心头却还要做出没事人的样子！”而在和妈妈的另外两个女儿见面时，她这样描写道：“我知道她不是我妈妈，但那脸庞，却是妈妈的……‘妈妈！妈妈！’我们低声呼唤着，似乎妈妈就在我们中间。”读到小说的最后，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安梅的母亲会给到死都不愿认她的外婆，割下手臂上的肉熬药，甚至会被这样的母女之情深深打动。一个女儿，就是这样地孝顺着她的母亲。这种孝，已深深刻在骨髓之中。能让你意识到“发肤受之父母”的全部含义……
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我们很容易发现小说中的女儿们确实具有一种从母亲那儿遗传来的、与生俱来的痛苦与绝望。在她们与母亲无数次的冲突和交流之下，还是能真正听到母亲的声音，真正了解到母亲的重要性，最后能超越各种原因引起的盲点和歪曲之见，找到一种母与女得以回归和保留的仪式。也就是说，通过这部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母女传承的血缘性和生物性的强调，以及通过各种理论的实践，我们会发现，在《喜福会》这部小说文本中母性谱系的建立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谭恩美其他作品——《灵感女孩》、《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中，作者也总是围绕着母亲的故事建构自己的文学想象，在“母系坐标”的参照之下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显然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紧密相连。成长在现代西方的华裔美国女作家，显然不可能独立于潮流之外，她们通过手中的笔，通过重扬女性主义大旗，给处于弱势的华裔女性不断寻找力量的源泉。
参考文献：
[1]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章晓宇，女，1978—，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湖南女子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