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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
[关键词]黄宗羲；柳馨远；《明夷待访录》；《磻溪随录》；三代之治；比较
从16世纪末开始，东北亚局势持续动荡，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日本发动对朝鲜的壬辰战争，改变了东北亚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明朝疲惫不堪，朝鲜积弱难返，日本亦受重创，而东北女真却逐渐崛起，先降服朝鲜，后取代明朝。这一系列变化对于秉承传统华夷观的儒家学者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他们的个人命运以及对现实的思考都与政局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黄宗羲无疑是凝聚这个时代诸多特征的代表人物。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师承刘宗周。其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结社为党，积极从事反阉宦斗争的时期；指为游侠，积极进行抗清武装斗争的时期；厕身儒林，辛勤从事著述的时期。”其父黄尊素因弹劾魏忠贤遇害，黄宗羲遂投入反阉党斗争。北京陷落后，他先后加入南明弘光政权和鲁王政权，其问为逃避清廷缉捕曾被迫流亡。待永历政权灭亡、郑成功东渡台湾后，深感复明无望的黄宗羲回归故里，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他倡导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学风，认为“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明夷待访录》就是他强调儒学是经世之学的代表作。该书因批判君主专制，提出限权论、法制论而让清末民初的民主启蒙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人推崇备至。随着学界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的深入，认为《明夷待访录》提出的“民主”依然属于中国传统“民本”范畴的学者逐渐增多。学者赵轶峰指出：“《明夷待访录》政治社会诉求之基本指向为开明帝制农商社会。此种社会理想，有明代社会实际为事实基础，有儒家为主之传统政治哲学为渊源，非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之直接建议，乃17世纪中国社会进化与文明嬗变一种可能性之思想表现。”黄宗羲本人强调的“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也表明了其“西学中源”的本质。基于这种性质，与其将《明夷待访录》和存在本质差别的西方启蒙思想进行对比，不如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内寻求相似作品进行比较，更能体现明清更替之际儒家思想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朝鲜朝，与黄宗羲同时期的柳馨远就提出了一整套足以彻底改变朝鲜朝社会的思想。
柳馨远（1622-1673），字德夫，号磻溪，生长于士大夫家庭，学于舅父李元镇，推崇栗谷李珥。其少年时期适逢两次胡乱，国家千疮百孔，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层俯首臣清，声称“北伐”和“尊明大义”，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出于对上层的失望，柳馨远虽应试得中进士头衔，但并未步入仕途，而是隐居罗安北道的扶安县愚磴洞，“杜门静坐，专精力学”，从事学术研究和社会改革活动。他博览群书，哲学、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军事、农学、医学、数学、语言等多有涉猎，主要著作有《理气总论》、《论学》、《正音指南》、《经说问答》、《物理》、《磻溪随录》等，现仅存《磻溪随录》二十六卷。柳馨远反对“空理空谈”，主张学问必须有益于人民的日常生活，《磻溪随录》即是他从实学立场出发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该书“规模广大，条例缜密，可谓扩前贤之未发”，柳馨远也因此被誉为朝鲜实学派的开创者，星湖李溪称“国初以来，论经世之才，皆以先生称首”。只不过柳馨远很少追究实学的内在含义和现实意义，更重视在改革中推行具体的实学论。
《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阐述的改革理念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但是将两书进行对比研究尚不多见。黄宗羲与柳馨远都经历了女真崛起后的战争涂炭，目睹了社会危机造成的民生凋敝，接受的均是传统儒家教育，亦是实学的早期倡导者，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影响下，他们提出的改革理念可被视为当时儒家思想领域中的两套社会改革方案。有鉴于此，《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是有一定可比性的，当然这种可比较性并不是指具体的改革措施，而是指宏观的改革倾向。
兴起于明中叶的儒学新思潮因明清易代的发生、发展直至鼎盛阶段，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通过对传统儒学的理性反思和深刻批判，从中汲取有益成分，应用于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形成了实学思潮，构建起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体系。朝鲜朝则先后经历了“壬辰倭乱”、“丙丁虏乱”，战乱引发的社会危机也造成了思想界的变动，韩国哲学史上称之为朝鲜朝后期儒学，其特征之一即是实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到17世纪前期，朝鲜朝儒学所形成的新思潮具有自由性、科学性和现实性三个特点，这恰恰与顾炎武等人的“贵创”、“博证”和“致用”思想相符合。简而言之，明末清初中国和朝鲜朝普遍存在的空疏学风、清谈误国的社会背景造就了以弘扬儒家经世传统为宗旨、以强调道德实践为指导的实学思想的兴盛。受此影响，黄宗羲和柳馨远的改革思想中都充分表现出“复古变革”和“经世致用”的倾向。
二人皆向往“三代之世”，倡导以古制来解决现实问题。《明夷待访录》开篇即提出“三代之盛犹未绝望”，进而将三代前后作对比，从兴天下人之利及除天下人之害的政治理念出发，对恢复宰相制度、学校功能、朝廷取士、田制、兵制、财计、胥吏、阉宦、建都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磻溪随录》阐述的措施皆“三代治平之规”，作者以“三代之制”为基准，对田制、学校、选士、任官、禄制、兵制、赋税、工商、漕运、水利、奴隶、养老、郡县等提出较为详细的改革措施。对于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制度，二人均希望恢复井田之法。黄宗羲认为，“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复井田者亦不外于是矣”，“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为难行”。柳馨远认为，“唐世均田之制亦近古意，丽祖用之以致富强”，但是“唐及高丽之制，以人为本，计丁给田，故有人与田相为多寡之弊。此虽似相近，而实与古法不相合”。他根据朝鲜朝的实际情况，主张以灵活方式复行井田，“地形不必宽而制无不可，公田不必置而可为什一，采地不必设而各有其养，合于自然之理，易于今日之行”，这样“虽不画为井形，而井田之实俱在其中”。 二人的改革都鲜明地透露出朴素的民本思想。黄宗羲的“民本”主要是期盼君主能秉承以人民幸福为念的道德情怀，赋予知识分子更多参政权，进而由知识分子来监督朝政，政清令明，使政府机构能更好地运行并以此保障人民福祉；当然他也从土地、赋税、兵役等方面提出了减轻百姓负担的要求。柳馨远的“民本”更多地是从解决百姓具体的民生问题出发，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改革皆以普通民众考虑为先，同时还倡导对人的尊重，主张人无贵贱、庶孽无差，打破等级门第壁垒，赋予奴婢阶层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平等。明朝灭亡、朝鲜朝降清的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失败，因此二人对兵制改革倾注了较大热情。明朝与朝鲜朝的兵制本身存有较大差异，可比性不大，但二人的兵制改革首先都强调恰当的兵民比例。黄宗羲认为获取兵源时应“取之于口”，资养士兵则“取之于户”，他的设想为“五十口而出一人，则其役不为重；一十户而养一人，则其费不为难；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余万，亦不为少矣”。柳馨远设定的兵民比例为“四顷出一人”，即四名男丁中出一人服兵役，三人供养，“四顷夫内一人为主，则三人为保夫。保夫每一人岁出米十二斗或布二匹以助之”。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士兵服役期间专心训练，提升战斗力，同时不给百姓造成沉重压力，这依然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二人对发展社会经济的态度更多地体现了实学的时代性。黄宗羲生活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对发展工商业意义有切身体会，提出了著名的“工商皆本”，“工固圣王之所欲，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柳馨远称“工商之不可元，与士农无异”，并从税收、关隘等方面都做出了有利于商品流通、工商业发展的规定。为了减轻社会负担，增加劳动人口，他们都倾向于取缔僧尼巫觋。黄宗羲建议“投巫驱佛”，“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柳馨远主张“禁僧尼”，“凡僧徒不得受田”，僧尼皆令还俗，“不还俗者征赎布十匹”，“凡有公家大小役，役以僧徒”，“凡寺刹钟鼓，皆属公”，“自今以后，令民不得出家为僧。凡为僧者，没为奴；与子为僧徒弟者，与者受者，俱杖八十，边远充军”。
综上所述，黄宗羲和柳馨远以自身所处现实为基础，对理想中的“三代政治”做出了重构性解释。对于田制改革，方式不同，但都以恢复井田之制为目标，可谓殊途同归；对于民生保障，措施有别，但都以改善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为出发点，体现了民本初衷；对于“四民”中“工”、“商”的重视则充分显示出他们作为实学先行者的本色。
黄宗羲与柳馨远毕竟处于风俗世情不同的两个国家，历史积弊形成的社会问题亦不相同，加上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现实感悟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还是存在较大差别。
黄宗羲遭受的是亡国之痛，并且一直积极为恢复朱明政权奔走，期望与失望交织的过程使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他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君主专制、宦官专权，“宰相既罢，天子更无兴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君王掌握了一切权力，所用之臣“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之后权力逐渐落入宫奴之手，造成宦官擅权，导致国政混乱不堪。为此，黄宗羲呼吁限君权，他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列出《原君》、《原臣》、《原法》，旨在恢复先王之法，以限制君权并建立良性机制的政府，这正是《明夷待访录》超越同时代改革作品之处。而柳馨远终身未涉足官场，针对君主、官僚机构的改革并无多少突破。对于国王，除了希望纳谏之外，还对其花费做出限制，“以古者国君十卿禄之制，准定其数”；对于官僚体系，也仅限于削减冗官，未触及当时的党争问题。柳馨远并非没有看到朝鲜朝统治阶层的种种问题，但认为引发国家全面失衡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的盛行，因此他以田制改革为变革基础，希望将土地收回国有并重新分配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进而摆脱当前境况，即“经界一正而万事毕”，“若不正田制，则民产终不可恒，赋役终不可均，户口终不可明，军伍终不可整，词识终不可业，刑法终不可省，贿赂终不可遇，风俗终不可厚”。“公田一行，百度举矣，贫富自定，户口自明，军伍自整，唯如此而后，教化可行，礼乐可兴。不然，大本已紊，无复可言。”在《磻溪随录》中，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阐述田制改革，其中近半文字又为回溯历史流脉，柳馨远重视引述历史先例，论证改革依据，力求使每条措施皆有理有据，因此《磻溪随录》贵在改革内容之详实与具体。
黄宗羲和柳馨远都十分重视学校职能，将其视为政府良好运行的基本保障，但是他们在对学校职能深层次定位上存有差距。黄宗羲认为学校应由传统的养士扩充成具备司教、养士、议政三大功能的机构，主张以学领政，寓政于教，把太学祭酒的地位提升至与宰相平行相等，“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这与他的政改思想是一致的，即赋予知识分子更多的参政权。柳馨远强调的依然是学校教育职能，改革突出的是儒学教育的普及面，表现在完善各级教育机构，增加平民入学机会等方面，主张京都设太学、道监置营学、州县置邑学，各阶层子弟皆许入学，尤其批判了朝鲜朝森严的等级制度，认为“乡党学校，乃序长幼敦风化之所，尤不可以门阀为序也”。黄宗羲和柳馨远均直陈科举之害，但理想中的人才选拔制度却截然不同。黄宗羲建议“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柳馨远则主张废科举，行“贡举”，“博采乡党公共之论，善恶之实，明举而会众礼兴，保任而征于久远”。
二人都重视发展工商业，但某些改革理念却是相反的，例如用银之制。黄宗羲反对用银，主张废银而用钱，“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除田土赋粟帛外，凡盐酒征榷，一切从钱为税”。为解决“谷帛钱缗不便行远”的麻烦，他主张发行钞币，但必须严格控制数量，“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他建议“五年为界，敛旧钞而焚之。官民使用，在关即以之抵商税，在场即以之易盐引”。朝鲜朝国内一直以实物交易为主，虽有东国通宝，但制作粗陋，并不通行，柳馨远希望参照明朝之法“行钱币”，并制定了详细的推行铜钱诸项措施。他虽未专门介绍用银之法，但所设定的“物货准式”中首先强调“以钱二百文准银一两，一定不易，而余皆随其时贵贱”的标准，并将日常流通之白布、米皆按银折算，据此可以肯定柳馨远不反对用银。 总之，《明夷待访录》、《磻溪随录》是针对两个不同国家社会弊病提出的改革方案，其存在的诸多方面的差异也是客观国情之使然与必然，在此不一一列举。
在《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形成过程中，黄宗羲和柳馨远没有过接触，两书当时也没有传人对方国家。《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左右，据悉最早是在乾隆年间，由郑性建立的二老阁刻印行世的。该书何时传入朝鲜尚不清楚，至少在近代以前朝鲜文献关于黄宗羲的记述中均没有提及。《磻溪随录》成书时问不详，完稿之后即“藏于山林岩穴黯漠之中”，因此二人无从借鉴对方学说。那么，他们几乎同时产生的以恢复“三代之制”为目标的改革理念只能是源于儒学“存亡继绝”、“救世补弊”的内在特质以及实学思潮的现实影响。
杜维明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颇为中肯：“儒家‘存亡继绝’的观念，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确是塑造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它强烈地要求延续，要求继承，这种意愿可能是出自一种生物的原初感受，即对人之所自来含着无限的向往和关切。”儒学这种特质发挥作用是不分国别的，只在于受儒学影响之深浅。朝鲜朝建国初期在完善民族国家时就力求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本的国家秩序，正如美国学者狄百瑞所说：“朝鲜人采纳新儒学作为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彻底采纳朱熹所提出的种种社会体制和社会实践时那种严肃认真、全心全意的态度——那远远超出了中国人自己所曾做过的任何事。”“新儒学终究是作为一种新的教规而出现的，而朝鲜人对它的反应则带着宗教皈依的许多表现。”虽然朝鲜学者在接受儒学经典及价值时，经历过调整、重构的过程，以适应本国特有的风土文化与思想，对某些观念的理解也与中国学者不同，但是儒学内在的“存亡继绝”特质被保留下来，成为朝鲜儒者的责任感和价值观。黄宗羲和柳馨远将这种责任感和价值观融合了新时代的经世致用思想，用求实的态度来观察政治和社会问题，最终形成了以实学来救亡图存的理念，创作出了诸如《明夷待访录》、《磴溪随录》这些有价值的著作。
两套改革方案实施的现实困境显而易见。《明夷待访录》成书之际即被称为“奇书”，仅仅对君权限制一项即超出了皇帝的接受范围，使得该书流传范围十分有限。《磻溪随录》成书百年后才被朝鲜朝学者发掘出来，被视为“我东方所未有之书”，并得到了朝鲜朝英祖（1724～1776年在位）的赞赏，“上征其稿览之，大加嘉赏，命锓梓广布”，意欲发起改革。但书中触及权贵利益的土地、俸禄、奴婢等措施未及实施便遭遇重重阻碍，朝廷上下“视不便者尤多”，“或谓其所著述，大而无当，迂而不切，是不过为无用之书也。或谓治国之道，当论大体，何必屑屑于琐细节目之间”，最终，这些改革措施丝毫没有被采纳。作者也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所以黄宗羲标以“待访”，柳馨远期望“有志者，诚思以验”。虽然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但这些改革思想的形成却表明儒学乃是明清更替之际东亚儒家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共同选择，而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救世情怀影响下的批判精神，对于当今的儒学研究仍是具有恒久价值的主题。
[关键词]黄宗羲；柳馨远；《明夷待访录》；《磻溪随录》；三代之治；比较
从16世纪末开始，东北亚局势持续动荡，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日本发动对朝鲜的壬辰战争，改变了东北亚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明朝疲惫不堪，朝鲜积弱难返，日本亦受重创，而东北女真却逐渐崛起，先降服朝鲜，后取代明朝。这一系列变化对于秉承传统华夷观的儒家学者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他们的个人命运以及对现实的思考都与政局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黄宗羲无疑是凝聚这个时代诸多特征的代表人物。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师承刘宗周。其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结社为党，积极从事反阉宦斗争的时期；指为游侠，积极进行抗清武装斗争的时期；厕身儒林，辛勤从事著述的时期。”其父黄尊素因弹劾魏忠贤遇害，黄宗羲遂投入反阉党斗争。北京陷落后，他先后加入南明弘光政权和鲁王政权，其问为逃避清廷缉捕曾被迫流亡。待永历政权灭亡、郑成功东渡台湾后，深感复明无望的黄宗羲回归故里，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他倡导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学风，认为“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明夷待访录》就是他强调儒学是经世之学的代表作。该书因批判君主专制，提出限权论、法制论而让清末民初的民主启蒙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人推崇备至。随着学界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的深入，认为《明夷待访录》提出的“民主”依然属于中国传统“民本”范畴的学者逐渐增多。学者赵轶峰指出：“《明夷待访录》政治社会诉求之基本指向为开明帝制农商社会。此种社会理想，有明代社会实际为事实基础，有儒家为主之传统政治哲学为渊源，非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之直接建议，乃17世纪中国社会进化与文明嬗变一种可能性之思想表现。”黄宗羲本人强调的“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也表明了其“西学中源”的本质。基于这种性质，与其将《明夷待访录》和存在本质差别的西方启蒙思想进行对比，不如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内寻求相似作品进行比较，更能体现明清更替之际儒家思想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朝鲜朝，与黄宗羲同时期的柳馨远就提出了一整套足以彻底改变朝鲜朝社会的思想。
柳馨远（1622-1673），字德夫，号磻溪，生长于士大夫家庭，学于舅父李元镇，推崇栗谷李珥。其少年时期适逢两次胡乱，国家千疮百孔，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层俯首臣清，声称“北伐”和“尊明大义”，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出于对上层的失望，柳馨远虽应试得中进士头衔，但并未步入仕途，而是隐居罗安北道的扶安县愚磴洞，“杜门静坐，专精力学”，从事学术研究和社会改革活动。他博览群书，哲学、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军事、农学、医学、数学、语言等多有涉猎，主要著作有《理气总论》、《论学》、《正音指南》、《经说问答》、《物理》、《磻溪随录》等，现仅存《磻溪随录》二十六卷。柳馨远反对“空理空谈”，主张学问必须有益于人民的日常生活，《磻溪随录》即是他从实学立场出发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该书“规模广大，条例缜密，可谓扩前贤之未发”，柳馨远也因此被誉为朝鲜实学派的开创者，星湖李溪称“国初以来，论经世之才，皆以先生称首”。只不过柳馨远很少追究实学的内在含义和现实意义，更重视在改革中推行具体的实学论。
《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阐述的改革理念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但是将两书进行对比研究尚不多见。黄宗羲与柳馨远都经历了女真崛起后的战争涂炭，目睹了社会危机造成的民生凋敝，接受的均是传统儒家教育，亦是实学的早期倡导者，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影响下，他们提出的改革理念可被视为当时儒家思想领域中的两套社会改革方案。有鉴于此，《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是有一定可比性的，当然这种可比较性并不是指具体的改革措施，而是指宏观的改革倾向。
兴起于明中叶的儒学新思潮因明清易代的发生、发展直至鼎盛阶段，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通过对传统儒学的理性反思和深刻批判，从中汲取有益成分，应用于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形成了实学思潮，构建起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体系。朝鲜朝则先后经历了“壬辰倭乱”、“丙丁虏乱”，战乱引发的社会危机也造成了思想界的变动，韩国哲学史上称之为朝鲜朝后期儒学，其特征之一即是实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到17世纪前期，朝鲜朝儒学所形成的新思潮具有自由性、科学性和现实性三个特点，这恰恰与顾炎武等人的“贵创”、“博证”和“致用”思想相符合。简而言之，明末清初中国和朝鲜朝普遍存在的空疏学风、清谈误国的社会背景造就了以弘扬儒家经世传统为宗旨、以强调道德实践为指导的实学思想的兴盛。受此影响，黄宗羲和柳馨远的改革思想中都充分表现出“复古变革”和“经世致用”的倾向。
二人皆向往“三代之世”，倡导以古制来解决现实问题。《明夷待访录》开篇即提出“三代之盛犹未绝望”，进而将三代前后作对比，从兴天下人之利及除天下人之害的政治理念出发，对恢复宰相制度、学校功能、朝廷取士、田制、兵制、财计、胥吏、阉宦、建都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磻溪随录》阐述的措施皆“三代治平之规”，作者以“三代之制”为基准，对田制、学校、选士、任官、禄制、兵制、赋税、工商、漕运、水利、奴隶、养老、郡县等提出较为详细的改革措施。对于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制度，二人均希望恢复井田之法。黄宗羲认为，“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复井田者亦不外于是矣”，“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为难行”。柳馨远认为，“唐世均田之制亦近古意，丽祖用之以致富强”，但是“唐及高丽之制，以人为本，计丁给田，故有人与田相为多寡之弊。此虽似相近，而实与古法不相合”。他根据朝鲜朝的实际情况，主张以灵活方式复行井田，“地形不必宽而制无不可，公田不必置而可为什一，采地不必设而各有其养，合于自然之理，易于今日之行”，这样“虽不画为井形，而井田之实俱在其中”。 二人的改革都鲜明地透露出朴素的民本思想。黄宗羲的“民本”主要是期盼君主能秉承以人民幸福为念的道德情怀，赋予知识分子更多参政权，进而由知识分子来监督朝政，政清令明，使政府机构能更好地运行并以此保障人民福祉；当然他也从土地、赋税、兵役等方面提出了减轻百姓负担的要求。柳馨远的“民本”更多地是从解决百姓具体的民生问题出发，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改革皆以普通民众考虑为先，同时还倡导对人的尊重，主张人无贵贱、庶孽无差，打破等级门第壁垒，赋予奴婢阶层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平等。明朝灭亡、朝鲜朝降清的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失败，因此二人对兵制改革倾注了较大热情。明朝与朝鲜朝的兵制本身存有较大差异，可比性不大，但二人的兵制改革首先都强调恰当的兵民比例。黄宗羲认为获取兵源时应“取之于口”，资养士兵则“取之于户”，他的设想为“五十口而出一人，则其役不为重；一十户而养一人，则其费不为难；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余万，亦不为少矣”。柳馨远设定的兵民比例为“四顷出一人”，即四名男丁中出一人服兵役，三人供养，“四顷夫内一人为主，则三人为保夫。保夫每一人岁出米十二斗或布二匹以助之”。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士兵服役期间专心训练，提升战斗力，同时不给百姓造成沉重压力，这依然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二人对发展社会经济的态度更多地体现了实学的时代性。黄宗羲生活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对发展工商业意义有切身体会，提出了著名的“工商皆本”，“工固圣王之所欲，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柳馨远称“工商之不可元，与士农无异”，并从税收、关隘等方面都做出了有利于商品流通、工商业发展的规定。为了减轻社会负担，增加劳动人口，他们都倾向于取缔僧尼巫觋。黄宗羲建议“投巫驱佛”，“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柳馨远主张“禁僧尼”，“凡僧徒不得受田”，僧尼皆令还俗，“不还俗者征赎布十匹”，“凡有公家大小役，役以僧徒”，“凡寺刹钟鼓，皆属公”，“自今以后，令民不得出家为僧。凡为僧者，没为奴；与子为僧徒弟者，与者受者，俱杖八十，边远充军”。
综上所述，黄宗羲和柳馨远以自身所处现实为基础，对理想中的“三代政治”做出了重构性解释。对于田制改革，方式不同，但都以恢复井田之制为目标，可谓殊途同归；对于民生保障，措施有别，但都以改善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为出发点，体现了民本初衷；对于“四民”中“工”、“商”的重视则充分显示出他们作为实学先行者的本色。
黄宗羲与柳馨远毕竟处于风俗世情不同的两个国家，历史积弊形成的社会问题亦不相同，加上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现实感悟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还是存在较大差别。
黄宗羲遭受的是亡国之痛，并且一直积极为恢复朱明政权奔走，期望与失望交织的过程使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他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君主专制、宦官专权，“宰相既罢，天子更无兴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君王掌握了一切权力，所用之臣“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之后权力逐渐落入宫奴之手，造成宦官擅权，导致国政混乱不堪。为此，黄宗羲呼吁限君权，他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列出《原君》、《原臣》、《原法》，旨在恢复先王之法，以限制君权并建立良性机制的政府，这正是《明夷待访录》超越同时代改革作品之处。而柳馨远终身未涉足官场，针对君主、官僚机构的改革并无多少突破。对于国王，除了希望纳谏之外，还对其花费做出限制，“以古者国君十卿禄之制，准定其数”；对于官僚体系，也仅限于削减冗官，未触及当时的党争问题。柳馨远并非没有看到朝鲜朝统治阶层的种种问题，但认为引发国家全面失衡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的盛行，因此他以田制改革为变革基础，希望将土地收回国有并重新分配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进而摆脱当前境况，即“经界一正而万事毕”，“若不正田制，则民产终不可恒，赋役终不可均，户口终不可明，军伍终不可整，词识终不可业，刑法终不可省，贿赂终不可遇，风俗终不可厚”。“公田一行，百度举矣，贫富自定，户口自明，军伍自整，唯如此而后，教化可行，礼乐可兴。不然，大本已紊，无复可言。”在《磻溪随录》中，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阐述田制改革，其中近半文字又为回溯历史流脉，柳馨远重视引述历史先例，论证改革依据，力求使每条措施皆有理有据，因此《磻溪随录》贵在改革内容之详实与具体。
黄宗羲和柳馨远都十分重视学校职能，将其视为政府良好运行的基本保障，但是他们在对学校职能深层次定位上存有差距。黄宗羲认为学校应由传统的养士扩充成具备司教、养士、议政三大功能的机构，主张以学领政，寓政于教，把太学祭酒的地位提升至与宰相平行相等，“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这与他的政改思想是一致的，即赋予知识分子更多的参政权。柳馨远强调的依然是学校教育职能，改革突出的是儒学教育的普及面，表现在完善各级教育机构，增加平民入学机会等方面，主张京都设太学、道监置营学、州县置邑学，各阶层子弟皆许入学，尤其批判了朝鲜朝森严的等级制度，认为“乡党学校，乃序长幼敦风化之所，尤不可以门阀为序也”。黄宗羲和柳馨远均直陈科举之害，但理想中的人才选拔制度却截然不同。黄宗羲建议“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柳馨远则主张废科举，行“贡举”，“博采乡党公共之论，善恶之实，明举而会众礼兴，保任而征于久远”。
二人都重视发展工商业，但某些改革理念却是相反的，例如用银之制。黄宗羲反对用银，主张废银而用钱，“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除田土赋粟帛外，凡盐酒征榷，一切从钱为税”。为解决“谷帛钱缗不便行远”的麻烦，他主张发行钞币，但必须严格控制数量，“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他建议“五年为界，敛旧钞而焚之。官民使用，在关即以之抵商税，在场即以之易盐引”。朝鲜朝国内一直以实物交易为主，虽有东国通宝，但制作粗陋，并不通行，柳馨远希望参照明朝之法“行钱币”，并制定了详细的推行铜钱诸项措施。他虽未专门介绍用银之法，但所设定的“物货准式”中首先强调“以钱二百文准银一两，一定不易，而余皆随其时贵贱”的标准，并将日常流通之白布、米皆按银折算，据此可以肯定柳馨远不反对用银。 总之，《明夷待访录》、《磻溪随录》是针对两个不同国家社会弊病提出的改革方案，其存在的诸多方面的差异也是客观国情之使然与必然，在此不一一列举。
在《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形成过程中，黄宗羲和柳馨远没有过接触，两书当时也没有传人对方国家。《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左右，据悉最早是在乾隆年间，由郑性建立的二老阁刻印行世的。该书何时传入朝鲜尚不清楚，至少在近代以前朝鲜文献关于黄宗羲的记述中均没有提及。《磻溪随录》成书时问不详，完稿之后即“藏于山林岩穴黯漠之中”，因此二人无从借鉴对方学说。那么，他们几乎同时产生的以恢复“三代之制”为目标的改革理念只能是源于儒学“存亡继绝”、“救世补弊”的内在特质以及实学思潮的现实影响。
杜维明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颇为中肯：“儒家‘存亡继绝’的观念，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确是塑造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它强烈地要求延续，要求继承，这种意愿可能是出自一种生物的原初感受，即对人之所自来含着无限的向往和关切。”儒学这种特质发挥作用是不分国别的，只在于受儒学影响之深浅。朝鲜朝建国初期在完善民族国家时就力求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本的国家秩序，正如美国学者狄百瑞所说：“朝鲜人采纳新儒学作为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彻底采纳朱熹所提出的种种社会体制和社会实践时那种严肃认真、全心全意的态度——那远远超出了中国人自己所曾做过的任何事。”“新儒学终究是作为一种新的教规而出现的，而朝鲜人对它的反应则带着宗教皈依的许多表现。”虽然朝鲜学者在接受儒学经典及价值时，经历过调整、重构的过程，以适应本国特有的风土文化与思想，对某些观念的理解也与中国学者不同，但是儒学内在的“存亡继绝”特质被保留下来，成为朝鲜儒者的责任感和价值观。黄宗羲和柳馨远将这种责任感和价值观融合了新时代的经世致用思想，用求实的态度来观察政治和社会问题，最终形成了以实学来救亡图存的理念，创作出了诸如《明夷待访录》、《磴溪随录》这些有价值的著作。
两套改革方案实施的现实困境显而易见。《明夷待访录》成书之际即被称为“奇书”，仅仅对君权限制一项即超出了皇帝的接受范围，使得该书流传范围十分有限。《磻溪随录》成书百年后才被朝鲜朝学者发掘出来，被视为“我东方所未有之书”，并得到了朝鲜朝英祖（1724～1776年在位）的赞赏，“上征其稿览之，大加嘉赏，命锓梓广布”，意欲发起改革。但书中触及权贵利益的土地、俸禄、奴婢等措施未及实施便遭遇重重阻碍，朝廷上下“视不便者尤多”，“或谓其所著述，大而无当，迂而不切，是不过为无用之书也。或谓治国之道，当论大体，何必屑屑于琐细节目之间”，最终，这些改革措施丝毫没有被采纳。作者也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所以黄宗羲标以“待访”，柳馨远期望“有志者，诚思以验”。虽然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但这些改革思想的形成却表明儒学乃是明清更替之际东亚儒家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共同选择，而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救世情怀影响下的批判精神，对于当今的儒学研究仍是具有恒久价值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