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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西南地区地连西北,东接中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康乾时期,这一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交织,叛服无常,成了清朝内陆国防的隐忧。但由于国内政局未稳、边疆亦复多事,使得清前期西南施政决策经历了由康熙时期的“绥抚”之策,到雍乾时期大力推行政治军事改革的调整过程。这一决策调整最终为西南边防的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关键词】西南地区;漠西蒙古;驱准保藏;土司制度
【作者】马国君,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陕西,670072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47-009
The Consonance of Long-term Stratagem and Short-term Stratagem
——A Viewpoint on an Adjustment of Ruling Policy to Southwest of China
before and after “Expelling Zhun and Guarding Tibet” in Qing Dynasty
Ma Guojun
Abstract:The Southwest China connects with Northwest and Central Plains, its strategic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eriod of Kangxi and Qianlong, the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of the region were intertwined. They sometimes rebelled, and sometimes were tamed. They became the hidden worries of national defense in Qing Dynast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instability of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border events happening frequently, the policy to the Southwest was adjusted in early Qing dynasty, from the policy of pacification in Kangxi period to the policy of carrying ou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forms vigorously in Yongzheng and Qianglong periods. The adjustment established a substantial strategic foundation for the frontier stability of Southwest region and for the complete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
Key words:Southwest region; Mongolia of west desert; Expelling Zhun and guarding Tibet; Tusi system
西南地区战略地位十分特殊,这一地区,北越秦岭,可以直取甘陕;中出长江,可以直通中原腹地;东南有滇黔驿路总干线,可以直出湖广。就战略地位而言,堪称拱卫中原之屏障所在。从元朝起,就引起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明末清初,这一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交织,外有漠西蒙古和硕特部盘踞川滇边境,内有土司、苗患。清朝建国伊始,鉴于中原局势未定,边疆亦复多事,对于那些归诚交印之土司,“化外生界”沿袭了“羁縻”之策,冀以稳定西南边疆。随着“三藩”叛乱的平定,台湾回归,原先与清廷结盟的西北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军事势力逐渐转变成为威胁清朝西部内陆边防的劲敌。为了解除西北边防的隐患,清廷除了积极正面进攻外,还加强了松潘至青海一线的防御,却忽视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战略冒险。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从新疆南部的和田出发,然后翻越荒芜人烟的昆仑山山脉,经后藏阿里,再趁机南下控制拉萨地方政府,伺机与川滇边境土司联盟,从而形成了准噶尔蒙古随时可能挺进川、滇、青的战略形势。再加上西南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一旦有警,局势岌岌可危,这一形势的转变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厉行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改革。改革调整成功后,不仅解除了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各地方势力的军事威胁,而且还收到了强化朝廷在西南边疆统治的实效。为了揭示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治理西南政策调整的历程,本文从清前期西南局势及清廷对策;准噶尔蒙古入藏及影响;“驱准保藏”战后的西南决策调整等入手,拟对清前期西南边政的决策调整做一深入探讨。
一、清前期西南局势及清廷决策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西南地区战略地位特殊,自元代始,一直为中央朝廷所重视。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统治者就注意到可利用其区位优势夹击南宋,最后攻取中原,完成统一大业的军事构想。[1]元朝灭亡后,西南还滞留有大批蒙古军,明朝在这一地区密集屯军,以资防范。[2]而至清朝初年,西南地区的蒙古军仍以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和复杂的政治背景,对清廷边防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当时局势为外有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军事势力盘踞川滇边境,内有土司叛乱、“生界苗患”的迭起,一旦有警,便群情涌动,局势岌岌可危。为便于下文分析,这里仅就当时西南各地方势力的基本情况略加说明。
明朝建立后,蒙古势力退居北方,为了恢复祖先的霸业,蒙古各部豪强与明朝政权从北部到西部,乃至在西南边境线上多次发生拉锯战。明朝仅仅是沿长城而守,对青康地区残存蒙古势力只能被动设防,听其游弋而已。[3]明朝中后期,国内政局动荡不定、边疆军事冲突随之升级,漠西蒙古和硕特部乘机强化在青藏地区的统治。17世纪上半期,该部首领固始汗在西藏格鲁派请求保护的前提下,[4]首先出兵击败了青海却图汗,取得了对青海的控制权,然后兵锋直指西藏,打败了康藏北部的白利土司,废除了噶玛巴地方政权。康熙初年,确立了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统治。[5]和硕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势力控制西藏后,继续以西藏为基地,向南、向东用兵,这一军事行动对清初的川、滇边防构成了严重威胁。
史料记载,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蒙古干都台吉遣人至北胜州”。六月,“蒙古兵据丽江、中甸地”。九月,“蒙古移兵夺地,离丽江、北胜不远。另自中甸出丽江,或由北宁走北胜,逼我门户。”[6]同年,蒙古和硕特部武力进入迪庆,以达赖名义选派格鲁派喇嘛进驻中甸,将中甸、德钦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7]
康熙八年(1669年),达赖喇嘛于中甸“自立营官,征其籽粒,以皮革等物资青海。”[8]文中所提的青海实指和硕特部蒙古势力。据此可知,和硕特蒙古不仅控制了青海、康藏,进而还控制了云南的西北部,成了能够直接与清廷对垒的强大军事势力。紧接着丽江土知府木懿“受蒙古伪封”[9],倒向了和硕特蒙古势力,因此清廷在云南的北部防线被和硕特蒙古彻底突破。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公开反清前夕,为了保证云南的北部安全,确保自己反清后有一个稳固的大本营,在与和硕特蒙古达成默契的前提下,诱使清朝割让金沙江南边的大片疆土,以换取和硕特蒙古对其反清的支持。《滇系》对这次土地割让有如下提示,称吴三桂恐蒙古为害云南,“以塔城为界”,“将金沙江以内喇普等处地方割送蒙番。”[10]清廷此次上当受骗,直接导致金沙江天险全线丧失。和硕特蒙古与清廷的战略格局为之一变。但清廷苦于吴三桂叛乱告急,无法分身应急和硕特蒙古的紧逼。于是翌年(1673年)十二月,蒙古洪台吉亲自抵达巴塘、理塘,独自清查户口、征收赋税。中甸土目丹松父子“向心西藏”,赴理塘拜见洪台吉,呈报中甸户籍及额赋等。[11]自此和硕特蒙古基本控制了金沙江两岸险阻,获得了可以直接策反川、滇土司的战略优势,为清廷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应对和硕特蒙古的挑战制造了重重困难。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当清廷与吴三桂叛军交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和硕特蒙古乘机扩张势力,令“达赖巴图尔多尔济由西藏到青海,统率蒙古诸部,屯兵于松潘至甘州一带。”以传教为名,在“青海、西藏至阿坝、甘孜等地”,广建寺庙。[12]胁迫民众归顺和硕特蒙古统辖。清廷迫于战事的紧迫,无暇西顾,只能姑息容忍,听之任之。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趁机委任营官直接接管昌都、理塘到巴塘一带的百姓和寺庙,[13]有力地支持了和硕特部的势力扩张。甚至在清军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执掌藏区行政实权的第巴•桑结嘉措仍不罢手,进而委派营官进驻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杀害明正土司(辖地为今四川甘孜东部),强占其地。自此,清廷的入藏咽喉,原有的西南边防要塞全部易手。吴三桂叛乱虽平,但和硕特部对清廷西部边防的威胁反而升级。
随着和硕特蒙古对川、滇边藏区的军事占领,彻底改变了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西南边防成了清廷的“软肋”。首先,和硕特蒙古在控制川滇边藏区后,对这一地区确立了实质性的统治,行政军事机构次第建立,原先臣属于清廷的各部先后被和硕特委派的营官(即第巴)接管,以至于从今巴塘、理塘及中甸一线,清廷的原有统治彻底崩溃。为了强化对这一地区非藏区居民的统治,在营官之下,和硕特部又委任了各地的藏族头人对百姓实施代理统辖;在中甸一带则委任“神瓮”,“德本”等大小土官,利用格鲁派的影响,对当地的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彝族等居民强化其统治。[14]
其次,和硕特蒙古还凭借武力征服,陆续蚕食了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以及四川打箭炉(即今四川康定)以西直到滇西北等广大地区,其势力已经将青海、西藏、川西连成一体。清廷原有的整个西南边防彻底崩溃,和硕特蒙古无论是东出和南下都可以直接袭击清廷的腹心地带。
吴三桂叛乱之前,清廷的西南边防决策要点在于以笼络“羁縻”等手段争取西南各土司归顺清廷,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拒打箭炉,南恃金沙江天险为守,力图将和硕特势力与摇摆不定的西南各土司强行隔离开来。然而吴三桂叛乱爆发后,打箭炉和金沙江的控制权相继落入了和硕特蒙古的手中,这些摇摆不定的土司随之变成了和硕特蒙古可以任意策反的对象。这些叛服无常的土司,立即成了清廷西南边防的心腹大患。如“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司,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朝廷“莫能控制”,一旦被和硕特蒙古策反,清廷的西南边防势必一溃千里。澜沧一带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又远通国外”[15],一旦倒向了漠西蒙古,蔓延之势将难以遏制。更危急的是清廷策应的西南边防后勤补给线与穿越贵州的驿路主干线相连,而驿路主干线的两侧“生界”众多,地跨几省,不仅行政官员不能涉足其地,就是周边土司也难以涉足其间。比如以贵州古州为中心的苗疆“生界”,“广袤二三千里”,“不隶版图,不奉约束”,清朝“官民自黔之黔、之粤、皆迂道远行,不能取直道由苗地过。”[16]只要滇川各土司动摇,“生界”苗民必然从中渔利,整个西南边防势必全线告急。再如云南鲁魁山一带接壤哀牢,联络千里,形势十分险要,朝廷难以控制,也会成为西南用兵的牵制势力。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一些封疆大吏一针见血地警示:相沿以夷治夷,遂以盗治盗,若不痛下决心,铲除根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非治标而不治本。”[17]
对西南各土司必须治本,而不能满足于治标,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早已心知肚明。但因形势所迫,却不得不隐而不发。吴三桂反迹未暴露之前,和硕特势力乘清廷与吴三桂相互暗算的时机,一心经营西藏,扩大其势力。清廷为了稳住吴三桂,对摇摆不定的土司也不得不有所姑息。清廷认为抚蛮夷之法,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担心“若一旦改土归流,恐别生事端”[18]。 以至于当年主张“改土归流”的大员,接二连三地被贬官发配黑龙江。如在康熙时期的云贵总督蔡毓荣、贵州巡抚卫暨齐,因主张实施“改土归流”,最终被贬官流放。这些大臣的主张完全正确,错就错在没有把握好提出谏言的时机。而吴三桂叛乱后,形势急转直下,和硕特势力在藏区已经站稳了脚跟,并趁吴三桂与清廷决战之机,早已突破了清廷苦心经营的西南防线,滇川两省的土司与和硕特势力暗中勾结,西南边防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由于和硕特重兵聚集于南线,清廷如果过早地对这些摇摆不定的土司下手,就必然打草惊蛇。清廷为此不得不一忍再忍,转而向北线聚集重兵,摆出佯攻准噶尔蒙古的架势,以便将和硕特势力尽可能吸引到北部。这一战略措施虽说在西南战场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和硕特的重兵开始向北聚集,而始料未及之处在于随着和硕特蒙古在藏区控制势力的削弱,恰好给准噶尔蒙古偷袭西藏创造了可乘之机。随着准噶尔部偷袭拉萨的成功,“驱准保藏”之战变得势在必行。而准噶尔蒙古与和硕特蒙古二部军事势力在康、滇地区的弱化,却为清廷对付摇摆不定的西南土司下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二、准噶尔蒙古入藏及其影响
清朝建国伊始,为巩固统治,防止地方势力割据,清统治者谨慎地对待居住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不主张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改革。这一决策使清王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稳住了西南边疆的局势。
康熙中期后,西藏上层贵族与和硕特势力因争夺政治权力而矛盾不断。1682年,五世达赖病死,帮助他处理政务的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假借五世达赖的号令实施统治。一方面制定噶厦条例,提高藏王权力;一方面积极与准噶尔部联系,冀以借准噶尔蒙古力量驱逐和硕特势力出藏,双方矛盾不断激化。[19]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乘西藏内乱之际,派部将策凌敦多布率兵6000余人,从新疆和田出发,然后翻越荒芜人烟的昆仑山山脉,抵达西藏那曲。在格鲁派上层集团的策应下,取得了对西藏的控制权,实现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对西藏的有效统治。准噶尔蒙古占据西藏后,暗通密信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兵锋直指川滇边境。[20]《岳襄勤公行略》载,“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里塘喇嘛达哇蓝占巴等犯顺。”[21]《清史稿》载,“贼(准噶尔)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于是巴塘、察木多(今昌都)、乍丫(今察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形势急转之下,准噶尔部蒙古势力取代了和硕特蒙古在巴塘、理塘、中甸一线的地位,对摇摆不定的西南土司形成了胁迫策反的有利形势。
最值得一提的是,准噶尔蒙古与分布在从青海到四川、云南和西藏接境的和硕特蒙古同属于厄鲁特蒙古(即漠西蒙古)之分支,虽有矛盾,但为同宗,又有婚姻之好。[22]若准噶尔蒙古占领西藏,掌控黄教势力,再结好和硕特蒙古,将会改变清朝在西北、西南内陆的国防形势。这不仅不利于清朝对西南藏区的施政,而且还会导致元灭南宋绕道西南的旧伎重演。康熙帝说,西藏屏蔽青海、川、滇,如为准噶尔侵占,清朝“将边无宁日。”[23]这段话充分表明了当时形势的危急。
鉴于此,康熙帝从整个国防的角度告谕封疆大臣,认为“自西宁至四川、云南,内外吐蕃杂处,西藏之人皆系土番,伊等俱是同一类;倘藏地被策凌敦多布占据,则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边疆土番岂能保全?”同时还说,“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蕃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难以应援,亦且不能取藏。”[24]“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之边举安”[25]。“倘达赖为策妄阿拉布坦迎去,则西藏、蒙古皆向策妄阿拉布坦”[26]。从这一认识基本点出发,康熙帝力排众议,坚持擒贼擒王的战略构想,两次派军“入藏驱准”。经过艰苦的努力,加上准噶尔蒙古在西藏立足未稳,因而不得不退出西藏,但残存势力仍然游弋在青藏高原东沿,随时可以与和硕特蒙古声息相通,对清朝西部边防构成威胁之势。
雍正初年,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为了恢复在西藏及康区的统治,趁清廷帝位交替,抚远大将军胤繠回京奔丧之机,“于(雍正)元年夏,诱诸部与盟”[27],并“阴结策妄阿拉布坦”[28],多次遣间谍潜入川、滇边区,进行蛊惑活动。[29]结果造成中甸葛丹松赞林喇嘛等“与苦苦脑儿(即青海和硕特蒙古)遥通声息”,合谋叛清。致使和硕特蒙古东山再起,除了直接控制的甘陕两省的西北部以外,从甘、凉、庄浪起,中经西宁、河州,进而抵达四川之松潘、打箭炉(今康定)、巴塘、理塘,最后抵达云南之中甸等处,数千里边防彻底囊括无遗。清廷“驱准保藏”之战后在藏区获得的成功,彻底被和硕特蒙古的卷土重来所抵消,留居拉萨的军民与中央的关系被叛军势力割断,拉萨成了孤岛。自此,和硕特蒙古发展成了更具威胁性的军事集团。
面对和硕特蒙古的重新崛起,雍正皇帝不得不提前决战,委任年羹尧总理西北全部军务,经历一番苦战才彻底打败了罗卜藏丹津势力,迫使罗卜藏丹津出逃,归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从而为清廷赢得了彻底调整西南边防的可贵时间。于是康熙皇帝早年已预作安排的调整行政区划、强化驿路交通、完善西藏施政体制、“改土归流”等一系列西南边防决策正式拉开了序幕。
三、“驱准保藏”战后的西南决策调整
“驱准保藏”战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准噶尔蒙古仅是暂时退出了藏区,但对康区乃至川滇毗连地带的各族居民仍然有很大的感召力,而和硕特蒙古虽蒙受了重大的打击,但其残余势力仍然继续控制着青海和甘川一带,在当地的各族居民中,仍然“只知有蒙古,而不知有(清朝)营伍官员”[30]。一旦“和准”二部东山再起,清朝的西南内陆边防将不堪设想。可虑之一:若漠西蒙古“和准”二部重归于好,左右了噶厦地方政权,仿效忽必烈大帝,长驱直入,或者东出,就会对清廷形成弧形包围之势,西南边疆将永无宁日。可虑之二:若漠西蒙古“和准”二部窃据西藏,进而强化对整个西部地区的统治,那么中国国内必然会形成东西两强分庭抗礼之势,国家统一将无从谈起。可虑之三:若漠西蒙古“和准”二部一旦与西南各地方势力结成联盟,不断策反西南诸土司反清,那么清廷的西部边防就会处于被动,整个大西南也可能失手。清廷为了应对以上潜在危机,稳定西南边防,避免多线被动作战的困境,康雍乾三帝不得不对西南边政改弦更张,变“绥抚”求稳之策为主动出击的政治军事大调整,以便抢先控制对西南边防的主动权。
(一)调整行政区划
西南地区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当地各势力为了争夺地盘,相互竞争,如无外部强大军事势力插足其间,这些地方势力不管内部如何混战,都不足以威胁到清廷的西南安危。但在漠西蒙古“和准”二部盘踞西南期间,朝廷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改革就很难起到重大作用,凭借“绥抚”之策稳定社会成了别无选择的边政决策的主线。“驱准保藏”战后,形势为之一变,随着漠西蒙古这一强大军事势力的暂时退却,清廷赢得了难得机遇,可以直接出手对这一地区实施分而治之。一则免除日后“和准”二部蒙古构成威胁的隐患;另一方面,将一直被动设防的南部边防改造成可以相机北进,夹击漠西蒙古“和准”二部的前哨阵地,进而还可以从容着手调整藏区的政权结构,强化朝廷对藏区的直接统治。其中大规模调整青、藏、川、康、滇、黔的各省疆界就是服务于这一决策的具体行动。
康区“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凡三千余里,南与云南之维西、中甸二厅接壤,北逾俄洛已达野番与甘肃接界,亦四千里。”[31]元朝时,置朵甘斯、鱼通各部以统之。明朝相沿未改。清初时为和硕特蒙古所控制。[32]从疆界看,康区与西藏唇齿相依,西藏为川、滇之屏蔽,康区为川、滇之咽喉,川、滇、藏本为一体。“驱准保藏”战后,清廷立即着手调整疆界,勘定西藏与川、青、滇等地地界,明晰权限,使之各有所管,并相互制衡,以达最终不为蒙古统领之目的。清廷下令将巴塘、里塘置于四川总督统治之下,设土司以治之。将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划归云南管辖,[33]则始有藏、滇、川之分界。1724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朝制定了《青海善后章程十三条》,规定青海模仿漠南蒙古,实行盟旗制度。青海藏区、康区收归清朝直接管辖,从而明确了西藏地方所达辖区范围,结束了康区居民“惟知蒙古,而不知有(清朝)营伍官员”的局面。
与此同时,清廷又将原属于四川省的辖地——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司领地划拨给云南,[34]疏清了四川与云南的疆界,分化了彝族地方军事势力结盟对抗朝廷的隐患。并辟黔东南“生界”,置“新疆六厅”,划清贵州与湖南、广西之疆界。通过明晰行政辖境疆界,解除了西南地方军事势力联合反叛的隐忧,达到了对西南各民族地区分而治之的施政目标。
(二)强化驿路交通
交通是稳定西南边防的纽带,没有健全的驿路交通,西南边防就不可能构成反击漠西蒙古“和准”二部的前沿阵地。然而由于清朝前期环境错综复杂,对西南边防不得不采取守势。强化驿路交通,耗费巨资,不仅必要性不大,而且容易引起“和准”二部的警觉,甚至会酿成“和准”二部围绕藏区统治权之争被搁置,二者联合对抗清廷的祸患。“驱准保藏”之战成功后,西南地区的外部环境为之一变,借助这一难得的机会,强化西南驿路交通自然成了当务之急。
在藏区,为了防范漠西蒙古再次窜入西藏,清朝在拉萨驻守了一支3000人的军队。为了维持这3000人的军队给养,就不得不在巴塘、里塘、昌都等地留军驻守,借以巩固驿路。就实质而言,原先的驿路建设均服务于朝廷在藏区的行政权力。同时又在西藏通往准噶尔的各要道设立“卡伦”(流动兵站,以加强监控),每年夏季组织藏军巡逻防范,侦察敌情。连接拉萨及各“卡伦”的通道,乃是后藏阿里地区新建驿路的雏形。《清实录》卷二八六记载,“土伯特(即藏区)之众即如我兵,纵策妄阿拉布坦前来,伊等劳苦之兵,我则安逸之兵,即可剿灭。”然而要实现这一军事目标,后勤保障任务将额外艰巨。除了地理环境不利外,冬季的冰雪,驿路的漫长都会使清廷付出巨大的代价。对此清廷别无选择,因而不惜代价巩固和正式新建了入藏的三条驿道,即青海入藏道、川西入藏道和云南入藏道。
青海入藏道是一条起于西宁,中经今天的玉树藏族自治州、那曲进入西藏的驿道。这一道路在康熙朝“驱准保藏”中发挥了策应作用,乾隆中期击败漠西蒙古后,朝廷进而健全了这一驿路的建设。
川西入藏道为进藏正驿,“驱准保藏”战期间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驱准保藏”战后,朝廷立即全力以赴强化了这一驿路的建设和管理。该驿路从成都出发,经理塘、巴塘,穿越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最后进入拉萨。据记载此驿道共设置33站。[35]乾隆十一年(1746年),为保证西藏与中央之间文报传送的畅通,从打箭炉(今康定)至拉萨沿途,在已有塘汛的基础上增兵1000名,负责传送文报,保护台站,还修筑了营房、塘房。并在驿道的紧要之处,设置了粮台、台站,储备各种军需物质,以便应对突发事件。该驿道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健全。
云南入藏道是从昆明出发,经大理进入丽江、迪庆,最后进入拉萨的通道。明代时已初具雏形,但未正式设置驿站。[36]康熙初年,云南中甸诸处入藏要隘,“(因)远在金沙江外”,清廷并未遣兵驻守,“从前鹤庆、丽江虽设总兵官一员,令其兼辖中甸,但无专汛官兵。”[37]“驱准保藏”之战时,这条道路多次发挥重要作用,清廷通过此条道路,派兵入藏,有力地配合了对拉萨的正面进军。战后,清廷抓住了难得的机遇,将这一通道正式修筑为驿路,沿途置驿站17处,其后又陆续“添设二十一站”[38],每站置马6匹。这条驿路正式成为应援藏区的辅助通道,并成功支持了日后清廷对漠西蒙古的反击。
除了入藏通道外,清廷还健全和强化了川、滇、黔三省驿道,以便应对未来的局势巨变。清廷还为了配合在川滇黔实施的“改土归流”,强化了滇黔入湖广道、滇黔入川道的畅达,加强了云、贵与西北陕、甘以及新疆的联系。[39]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连为一体,突破了清初在西北和西南不能相互应援的局面。这样不但有效地遏止了漠西蒙古再次南窜为乱的可能,而且也加强了清朝对西南各地方势力的监督,使西南边防得以转化为反击漠西蒙古的南线前沿阵地。
(三)保护达赖,完善西藏的施政制度
长期以来,蒙古族和藏族居民等众多少数民族虔诚崇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我国西部的众多民族中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因此,达赖和班禅成了有实力的蒙古王公力争控制,甚至用武力胁迫的对象。“驱准保藏”之战的导火线正是发端于准噶尔蒙古入藏,冀以操控藏传佛教领袖这一目的。在“驱准保藏”之战过程中,康雍乾三帝都意识到了直接扶持达赖的重要性。乾隆帝对此有如下明确的表示:“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即达赖喇嘛和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40]意大利学者伯戴克也曾说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准噶尔成功地把达赖喇嘛拉到他们一边,那么居于战略地位的,为中国防守西部边境提供相当大一部分军队的蒙古王公的忠诚就会受到影响。”[41]为了杜绝漠西蒙古“和准”二部实际控制达赖,以便号令蒙古各部,在“驱准保藏”战争期间,康熙帝采取了果断的对策,派军队将六世达赖从青海塔尔寺护送到拉萨。黄教领袖第一次获得朝廷的关怀,同时打击了蒙古各部窥伺藏区事务的野心。
雍正元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时,为了防止准噶尔蒙古南窜入藏,挟持达赖,雍正帝将七世达赖由拉萨移到内地理塘驻锡惠宁寺。《清实录》载,“从前令达赖喇嘛移驻泰宁,原因彼时藏中有阿尔布巴等事,恐准噶尔逆贼乘间来犯,是以令其移至近边地方,以便照看。”雍正帝还说“今贝勒颇罗鼐,实新效力,将唐古特、厄鲁特之兵,操练精熟,各处紧要隘口,俱已严固防守,藏中晏然无事,班禅额尔德尼年迈有疾,应令达赖喇嘛回藏”等语。[42]
为了使战后动荡的藏区社会得以恢复,同时也为了强化对藏区的管理,清廷利用清军护送达赖入藏之际,罢废了藏王,政权交由达赖管理,并为此设置了噶伦制,先后任命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以及颇罗鼐等五名噶伦代理达赖执掌西藏地方政权,把“和准”二部蒙古各台吉排除在西藏统治圈之外。这标志着和硕特蒙古及准噶尔蒙古左右藏区政局时代的结束。但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并未稳定,各“噶伦间相互倾轧,达赖喇嘛年幼,班禅已入暮年,准噶尔尚未服从清朝圣谕,还在威胁西藏,藏民从畏惧中未得解脱”,各噶伦成员“阿尔布巴及公隆布鼐、台札尔鼐等,忌贝子康济鼐,欲投准噶尔”[43],藏区的安定岌岌可危。
1727年,在噶厦的内讧中,康济鼐被杀,清军被迫再次入藏,并乘势正式设置了驻藏大臣衙门。以“颇罗鼐为贝子,总前、后藏事,移达赖喇嘛于理塘,以避准噶尔。而留僧格、马腊等分驻其地”为驻藏大臣,“又诏颁唐古特律例”[44]。自此以后,清朝定职、定员、定时向西藏派遣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就成了治理藏区的稳定制度,以此监督西藏地方政府,解除了西藏地方势力勾结漠西蒙古各部左右藏区事务的威胁,进而巩固了朝廷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和影响,这一制度直到清末一直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四)改土归流
滇、川、黔、康、藏等地,民族众多,各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一旦有警,西南局势则岌岌可危。《庭闻录》记载,滇西北地区“我兵既少,万难捍御。若待蒙番压境,方议发兵,相去一千四五百里,安能救危疆于一旦乎?万一事出意外,敌人阑入边境,不惟省城动摇,全滇土司未免各怀幸乱之心,一旦变从中起,内外受敌,(则)兼办殊难。”[45]这一分析切中了西南政局的要害,清朝西南边防的要害并不在于土司众多,而在于要防范和杜绝外来武装势力潜入西南策反各土司,直接威胁到清廷统治区的腹心地带。因而稳住土司还不足以解除边患危机,关键是要将土司置于直接掌控之下,同时还必须强化在西南地区的军事势力。《清朝柔远记》又说:“四川打箭炉西三百余里为里塘,又西数百里为巴塘,皆通西藏、西宁、云南孔道,各有土司,旧属前藏。时策零据藏,番囚多为所诱”,里塘“酋目达哇等语不逊”[46]。又如“驱准保藏”战争期间,“云南丽江土知府木兴于巴塘所属之喇皮等处,节次遣人吓令归滇,以致番人恐惧,见在四川续运之米粮,雇募人夫,不敢前进。八月二十日木兴带领蛮兵前至喇皮,因番目巴桑,以归四川为词,即被杀死。又示威番蛮,勒令归己,以致番蛮欲图报复,各思构兵,巴塘之运遂阻”[47]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着清王朝在西南的统治。鄂尔泰在《奏改土归流疏》中云:“若不及时清理,约定规程,即使拿几土官,杀几苗首,恐终难宁帖”,认为“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欲改土归流,非用大兵不可”[48]。这些均反映了清前期封疆大吏对西南诸类不稳定因素的忧虑。
雍正初年,云贵总督高其倬为了滇西北防务,对丽江木氏率先进行“改土归流”。并在怒江屯田驻军,以资防守。[49]但西南藏区地处偏远,欲保该处之稳定,必须疏通内地通往西南的各条通道,以相互声援。鉴于此。雍正帝密告云贵总督高其倬,“汝欲亲往贵州相度机宜”,“若至贵州不防多待数月,通盘筹算,斟酌详审,而后定议,假如事在必行,仍需商计万全,徐徐图之。”并说“军事贵密,须出其不意,尤宜知己知彼,谋定机先,一切预备,万千临期神速行之,则一鼓而功成也!”[50]
但要实施“改土归流”,却不能激怒漠西蒙古“和准”二部,以免“和准”二部抓住口实乘机潜入西南,策反西南各土司。因而朝廷必须选择一个最佳时机,以便展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而“驱准保藏”之战恰好为清廷创造了这一良机,因而雍正帝在击败青海罗卜藏丹津后,密告四川总督岳钟琪说:改土归流,“朕原有此意,(卿)可就近与鄂尔泰商酌此一大事,因策妄之局未定,陕省料理之事正烦,所以迟迟未谕。今卿(即岳钟琪)既请往,想陕省可以暂离也,想策妄即使反目亦需来往。”接着又反复告诫岳钟琪,“乌蒙之举,(卿)可与鄂尔泰筹划亲令,必卿二人合意,方可举行,事不可轻举。此事密之又密,方有济也。”[51]
以上所言,均反映了雍正帝对“改土归流”一事的周密策划,同时也揭示了实施“改土归流”,关键是要等待最佳时机,而罗卜藏丹津败逃后,时机已经成熟。因此,雍正帝乘漠西蒙古“和准”二部暂时无力进攻清军之时,迅速在东川、乌蒙、镇雄、黔东南苗疆“生界”等地推行了“改土归流”。将整个西南政局较为全面地纳入了朝廷直辖之下,从而为完善驿路交通,强化西南驻军,建构反击漠西蒙古的战略基地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也杜绝了漠西蒙古“和准”二部流窜西南策反土司的隐患。
随着反击漠西蒙古战线向西向北推进,乾隆帝时期,朝廷又在四川的大小金川展开了“改土归流”,从而使西南、西藏、西北等广大地区联为一体,改变了清前期一旦在西北、西南开战,两线不能相互应援的局面。此南线决策之推行,最终为清军在北线取得对准噶尔蒙古的绝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与探讨
中国的大西南地理结构多样并存,生态背景呈现为斑驳陆离的马塞克结构,民族文化多元并存,以至于各民族孕育出来的地方势力,大多具有微型化的特征。这些地方势力之间的内部争斗和联盟,不足以形成威胁西南边防安危的军事势力,历朝统治者对此都有一定的理解,清朝前期的几代君王,更有精深的认识。真正能够对西南边防构成威胁的军事势力,不会出现在西南地区之内,而必然来自于其外。清代初年,这样的武装集团就包括漠西蒙古的“和准”二部,要确保西南边防安全就必须盯准“和准”二部的动向。清朝初年,由于政局未稳,边境也复多事,为形势所迫,顺治、康熙两帝明知“和准”二部迟早必然为乱。但为了稳定政局,对这两大势力不得不忍之又忍。与此同时,清廷也腾不出手来强化对西南的统治,深恐西南不稳,会遭致“和准”二部的进犯,这正是清初对西南地区实施“绥抚”求稳之策的缜密考虑,而将军事用兵的主攻方向选择在北方。一方面将“和准”二部的军事势力向北引,间接取得了确保西南安危的作用;另一方面分化和瓦解“和准”二部,达到实现削弱二部军事势力的效果。有幸的是在康熙末年对准噶尔用兵的同时,“和准”二部发生内乱,准噶尔部乘机偷袭拉萨,削弱了和硕特部在藏区的势力。为了加强朝廷在藏区的统治,“驱准保藏”之战自此打响。获胜后,对于清朝的整个西部边防格局而言,出现了难得的转机。就在准噶尔部暂时无力南下东进之机,雍正皇帝果断出击,击败了漠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从而赢得了在西南地区实施大规模边防调整的绝好机遇。通过这一系列调整后,西南边防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变,从被动设防转化为可以开展进攻的前沿阵地,从而为清朝南北两路夹击漠西蒙古,最终剿灭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清廷对西南藏区、康区和青海的统治也得到了全面的加强。纵观这一段西南边政决策的调整,不难发现这正好是远谋与近虑高效兼容的成功典范,通过这一决策调整,不仅可以透视清前期西南边防决策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出在处理具体政务时的缜密性,这正是今天最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历史经验。(本文得到恩师杨庭硕先生的亲切指导,特以此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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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丽红〕
【关键词】西南地区;漠西蒙古;驱准保藏;土司制度
【作者】马国君,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陕西,670072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47-009
The Consonance of Long-term Stratagem and Short-term Stratagem
——A Viewpoint on an Adjustment of Ruling Policy to Southwest of China
before and after “Expelling Zhun and Guarding Tibet” in Qing Dynasty
Ma Guojun
Abstract:The Southwest China connects with Northwest and Central Plains, its strategic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eriod of Kangxi and Qianlong, the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of the region were intertwined. They sometimes rebelled, and sometimes were tamed. They became the hidden worries of national defense in Qing Dynast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instability of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border events happening frequently, the policy to the Southwest was adjusted in early Qing dynasty, from the policy of pacification in Kangxi period to the policy of carrying ou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forms vigorously in Yongzheng and Qianglong periods. The adjustment established a substantial strategic foundation for the frontier stability of Southwest region and for the complete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
Key words:Southwest region; Mongolia of west desert; Expelling Zhun and guarding Tibet; Tusi system
西南地区战略地位十分特殊,这一地区,北越秦岭,可以直取甘陕;中出长江,可以直通中原腹地;东南有滇黔驿路总干线,可以直出湖广。就战略地位而言,堪称拱卫中原之屏障所在。从元朝起,就引起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明末清初,这一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交织,外有漠西蒙古和硕特部盘踞川滇边境,内有土司、苗患。清朝建国伊始,鉴于中原局势未定,边疆亦复多事,对于那些归诚交印之土司,“化外生界”沿袭了“羁縻”之策,冀以稳定西南边疆。随着“三藩”叛乱的平定,台湾回归,原先与清廷结盟的西北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军事势力逐渐转变成为威胁清朝西部内陆边防的劲敌。为了解除西北边防的隐患,清廷除了积极正面进攻外,还加强了松潘至青海一线的防御,却忽视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战略冒险。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从新疆南部的和田出发,然后翻越荒芜人烟的昆仑山山脉,经后藏阿里,再趁机南下控制拉萨地方政府,伺机与川滇边境土司联盟,从而形成了准噶尔蒙古随时可能挺进川、滇、青的战略形势。再加上西南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一旦有警,局势岌岌可危,这一形势的转变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厉行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改革。改革调整成功后,不仅解除了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各地方势力的军事威胁,而且还收到了强化朝廷在西南边疆统治的实效。为了揭示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治理西南政策调整的历程,本文从清前期西南局势及清廷对策;准噶尔蒙古入藏及影响;“驱准保藏”战后的西南决策调整等入手,拟对清前期西南边政的决策调整做一深入探讨。
一、清前期西南局势及清廷决策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西南地区战略地位特殊,自元代始,一直为中央朝廷所重视。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统治者就注意到可利用其区位优势夹击南宋,最后攻取中原,完成统一大业的军事构想。[1]元朝灭亡后,西南还滞留有大批蒙古军,明朝在这一地区密集屯军,以资防范。[2]而至清朝初年,西南地区的蒙古军仍以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和复杂的政治背景,对清廷边防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当时局势为外有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军事势力盘踞川滇边境,内有土司叛乱、“生界苗患”的迭起,一旦有警,便群情涌动,局势岌岌可危。为便于下文分析,这里仅就当时西南各地方势力的基本情况略加说明。
明朝建立后,蒙古势力退居北方,为了恢复祖先的霸业,蒙古各部豪强与明朝政权从北部到西部,乃至在西南边境线上多次发生拉锯战。明朝仅仅是沿长城而守,对青康地区残存蒙古势力只能被动设防,听其游弋而已。[3]明朝中后期,国内政局动荡不定、边疆军事冲突随之升级,漠西蒙古和硕特部乘机强化在青藏地区的统治。17世纪上半期,该部首领固始汗在西藏格鲁派请求保护的前提下,[4]首先出兵击败了青海却图汗,取得了对青海的控制权,然后兵锋直指西藏,打败了康藏北部的白利土司,废除了噶玛巴地方政权。康熙初年,确立了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统治。[5]和硕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势力控制西藏后,继续以西藏为基地,向南、向东用兵,这一军事行动对清初的川、滇边防构成了严重威胁。
史料记载,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蒙古干都台吉遣人至北胜州”。六月,“蒙古兵据丽江、中甸地”。九月,“蒙古移兵夺地,离丽江、北胜不远。另自中甸出丽江,或由北宁走北胜,逼我门户。”[6]同年,蒙古和硕特部武力进入迪庆,以达赖名义选派格鲁派喇嘛进驻中甸,将中甸、德钦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7]
康熙八年(1669年),达赖喇嘛于中甸“自立营官,征其籽粒,以皮革等物资青海。”[8]文中所提的青海实指和硕特部蒙古势力。据此可知,和硕特蒙古不仅控制了青海、康藏,进而还控制了云南的西北部,成了能够直接与清廷对垒的强大军事势力。紧接着丽江土知府木懿“受蒙古伪封”[9],倒向了和硕特蒙古势力,因此清廷在云南的北部防线被和硕特蒙古彻底突破。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公开反清前夕,为了保证云南的北部安全,确保自己反清后有一个稳固的大本营,在与和硕特蒙古达成默契的前提下,诱使清朝割让金沙江南边的大片疆土,以换取和硕特蒙古对其反清的支持。《滇系》对这次土地割让有如下提示,称吴三桂恐蒙古为害云南,“以塔城为界”,“将金沙江以内喇普等处地方割送蒙番。”[10]清廷此次上当受骗,直接导致金沙江天险全线丧失。和硕特蒙古与清廷的战略格局为之一变。但清廷苦于吴三桂叛乱告急,无法分身应急和硕特蒙古的紧逼。于是翌年(1673年)十二月,蒙古洪台吉亲自抵达巴塘、理塘,独自清查户口、征收赋税。中甸土目丹松父子“向心西藏”,赴理塘拜见洪台吉,呈报中甸户籍及额赋等。[11]自此和硕特蒙古基本控制了金沙江两岸险阻,获得了可以直接策反川、滇土司的战略优势,为清廷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应对和硕特蒙古的挑战制造了重重困难。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当清廷与吴三桂叛军交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和硕特蒙古乘机扩张势力,令“达赖巴图尔多尔济由西藏到青海,统率蒙古诸部,屯兵于松潘至甘州一带。”以传教为名,在“青海、西藏至阿坝、甘孜等地”,广建寺庙。[12]胁迫民众归顺和硕特蒙古统辖。清廷迫于战事的紧迫,无暇西顾,只能姑息容忍,听之任之。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趁机委任营官直接接管昌都、理塘到巴塘一带的百姓和寺庙,[13]有力地支持了和硕特部的势力扩张。甚至在清军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执掌藏区行政实权的第巴•桑结嘉措仍不罢手,进而委派营官进驻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杀害明正土司(辖地为今四川甘孜东部),强占其地。自此,清廷的入藏咽喉,原有的西南边防要塞全部易手。吴三桂叛乱虽平,但和硕特部对清廷西部边防的威胁反而升级。
随着和硕特蒙古对川、滇边藏区的军事占领,彻底改变了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西南边防成了清廷的“软肋”。首先,和硕特蒙古在控制川滇边藏区后,对这一地区确立了实质性的统治,行政军事机构次第建立,原先臣属于清廷的各部先后被和硕特委派的营官(即第巴)接管,以至于从今巴塘、理塘及中甸一线,清廷的原有统治彻底崩溃。为了强化对这一地区非藏区居民的统治,在营官之下,和硕特部又委任了各地的藏族头人对百姓实施代理统辖;在中甸一带则委任“神瓮”,“德本”等大小土官,利用格鲁派的影响,对当地的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彝族等居民强化其统治。[14]
其次,和硕特蒙古还凭借武力征服,陆续蚕食了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以及四川打箭炉(即今四川康定)以西直到滇西北等广大地区,其势力已经将青海、西藏、川西连成一体。清廷原有的整个西南边防彻底崩溃,和硕特蒙古无论是东出和南下都可以直接袭击清廷的腹心地带。
吴三桂叛乱之前,清廷的西南边防决策要点在于以笼络“羁縻”等手段争取西南各土司归顺清廷,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拒打箭炉,南恃金沙江天险为守,力图将和硕特势力与摇摆不定的西南各土司强行隔离开来。然而吴三桂叛乱爆发后,打箭炉和金沙江的控制权相继落入了和硕特蒙古的手中,这些摇摆不定的土司随之变成了和硕特蒙古可以任意策反的对象。这些叛服无常的土司,立即成了清廷西南边防的心腹大患。如“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司,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朝廷“莫能控制”,一旦被和硕特蒙古策反,清廷的西南边防势必一溃千里。澜沧一带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又远通国外”[15],一旦倒向了漠西蒙古,蔓延之势将难以遏制。更危急的是清廷策应的西南边防后勤补给线与穿越贵州的驿路主干线相连,而驿路主干线的两侧“生界”众多,地跨几省,不仅行政官员不能涉足其地,就是周边土司也难以涉足其间。比如以贵州古州为中心的苗疆“生界”,“广袤二三千里”,“不隶版图,不奉约束”,清朝“官民自黔之黔、之粤、皆迂道远行,不能取直道由苗地过。”[16]只要滇川各土司动摇,“生界”苗民必然从中渔利,整个西南边防势必全线告急。再如云南鲁魁山一带接壤哀牢,联络千里,形势十分险要,朝廷难以控制,也会成为西南用兵的牵制势力。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一些封疆大吏一针见血地警示:相沿以夷治夷,遂以盗治盗,若不痛下决心,铲除根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非治标而不治本。”[17]
对西南各土司必须治本,而不能满足于治标,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早已心知肚明。但因形势所迫,却不得不隐而不发。吴三桂反迹未暴露之前,和硕特势力乘清廷与吴三桂相互暗算的时机,一心经营西藏,扩大其势力。清廷为了稳住吴三桂,对摇摆不定的土司也不得不有所姑息。清廷认为抚蛮夷之法,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担心“若一旦改土归流,恐别生事端”[18]。 以至于当年主张“改土归流”的大员,接二连三地被贬官发配黑龙江。如在康熙时期的云贵总督蔡毓荣、贵州巡抚卫暨齐,因主张实施“改土归流”,最终被贬官流放。这些大臣的主张完全正确,错就错在没有把握好提出谏言的时机。而吴三桂叛乱后,形势急转直下,和硕特势力在藏区已经站稳了脚跟,并趁吴三桂与清廷决战之机,早已突破了清廷苦心经营的西南防线,滇川两省的土司与和硕特势力暗中勾结,西南边防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由于和硕特重兵聚集于南线,清廷如果过早地对这些摇摆不定的土司下手,就必然打草惊蛇。清廷为此不得不一忍再忍,转而向北线聚集重兵,摆出佯攻准噶尔蒙古的架势,以便将和硕特势力尽可能吸引到北部。这一战略措施虽说在西南战场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和硕特的重兵开始向北聚集,而始料未及之处在于随着和硕特蒙古在藏区控制势力的削弱,恰好给准噶尔蒙古偷袭西藏创造了可乘之机。随着准噶尔部偷袭拉萨的成功,“驱准保藏”之战变得势在必行。而准噶尔蒙古与和硕特蒙古二部军事势力在康、滇地区的弱化,却为清廷对付摇摆不定的西南土司下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二、准噶尔蒙古入藏及其影响
清朝建国伊始,为巩固统治,防止地方势力割据,清统治者谨慎地对待居住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不主张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改革。这一决策使清王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稳住了西南边疆的局势。
康熙中期后,西藏上层贵族与和硕特势力因争夺政治权力而矛盾不断。1682年,五世达赖病死,帮助他处理政务的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假借五世达赖的号令实施统治。一方面制定噶厦条例,提高藏王权力;一方面积极与准噶尔部联系,冀以借准噶尔蒙古力量驱逐和硕特势力出藏,双方矛盾不断激化。[19]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乘西藏内乱之际,派部将策凌敦多布率兵6000余人,从新疆和田出发,然后翻越荒芜人烟的昆仑山山脉,抵达西藏那曲。在格鲁派上层集团的策应下,取得了对西藏的控制权,实现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对西藏的有效统治。准噶尔蒙古占据西藏后,暗通密信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兵锋直指川滇边境。[20]《岳襄勤公行略》载,“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里塘喇嘛达哇蓝占巴等犯顺。”[21]《清史稿》载,“贼(准噶尔)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于是巴塘、察木多(今昌都)、乍丫(今察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形势急转之下,准噶尔部蒙古势力取代了和硕特蒙古在巴塘、理塘、中甸一线的地位,对摇摆不定的西南土司形成了胁迫策反的有利形势。
最值得一提的是,准噶尔蒙古与分布在从青海到四川、云南和西藏接境的和硕特蒙古同属于厄鲁特蒙古(即漠西蒙古)之分支,虽有矛盾,但为同宗,又有婚姻之好。[22]若准噶尔蒙古占领西藏,掌控黄教势力,再结好和硕特蒙古,将会改变清朝在西北、西南内陆的国防形势。这不仅不利于清朝对西南藏区的施政,而且还会导致元灭南宋绕道西南的旧伎重演。康熙帝说,西藏屏蔽青海、川、滇,如为准噶尔侵占,清朝“将边无宁日。”[23]这段话充分表明了当时形势的危急。
鉴于此,康熙帝从整个国防的角度告谕封疆大臣,认为“自西宁至四川、云南,内外吐蕃杂处,西藏之人皆系土番,伊等俱是同一类;倘藏地被策凌敦多布占据,则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边疆土番岂能保全?”同时还说,“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蕃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难以应援,亦且不能取藏。”[24]“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之边举安”[25]。“倘达赖为策妄阿拉布坦迎去,则西藏、蒙古皆向策妄阿拉布坦”[26]。从这一认识基本点出发,康熙帝力排众议,坚持擒贼擒王的战略构想,两次派军“入藏驱准”。经过艰苦的努力,加上准噶尔蒙古在西藏立足未稳,因而不得不退出西藏,但残存势力仍然游弋在青藏高原东沿,随时可以与和硕特蒙古声息相通,对清朝西部边防构成威胁之势。
雍正初年,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为了恢复在西藏及康区的统治,趁清廷帝位交替,抚远大将军胤繠回京奔丧之机,“于(雍正)元年夏,诱诸部与盟”[27],并“阴结策妄阿拉布坦”[28],多次遣间谍潜入川、滇边区,进行蛊惑活动。[29]结果造成中甸葛丹松赞林喇嘛等“与苦苦脑儿(即青海和硕特蒙古)遥通声息”,合谋叛清。致使和硕特蒙古东山再起,除了直接控制的甘陕两省的西北部以外,从甘、凉、庄浪起,中经西宁、河州,进而抵达四川之松潘、打箭炉(今康定)、巴塘、理塘,最后抵达云南之中甸等处,数千里边防彻底囊括无遗。清廷“驱准保藏”之战后在藏区获得的成功,彻底被和硕特蒙古的卷土重来所抵消,留居拉萨的军民与中央的关系被叛军势力割断,拉萨成了孤岛。自此,和硕特蒙古发展成了更具威胁性的军事集团。
面对和硕特蒙古的重新崛起,雍正皇帝不得不提前决战,委任年羹尧总理西北全部军务,经历一番苦战才彻底打败了罗卜藏丹津势力,迫使罗卜藏丹津出逃,归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从而为清廷赢得了彻底调整西南边防的可贵时间。于是康熙皇帝早年已预作安排的调整行政区划、强化驿路交通、完善西藏施政体制、“改土归流”等一系列西南边防决策正式拉开了序幕。
三、“驱准保藏”战后的西南决策调整
“驱准保藏”战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准噶尔蒙古仅是暂时退出了藏区,但对康区乃至川滇毗连地带的各族居民仍然有很大的感召力,而和硕特蒙古虽蒙受了重大的打击,但其残余势力仍然继续控制着青海和甘川一带,在当地的各族居民中,仍然“只知有蒙古,而不知有(清朝)营伍官员”[30]。一旦“和准”二部东山再起,清朝的西南内陆边防将不堪设想。可虑之一:若漠西蒙古“和准”二部重归于好,左右了噶厦地方政权,仿效忽必烈大帝,长驱直入,或者东出,就会对清廷形成弧形包围之势,西南边疆将永无宁日。可虑之二:若漠西蒙古“和准”二部窃据西藏,进而强化对整个西部地区的统治,那么中国国内必然会形成东西两强分庭抗礼之势,国家统一将无从谈起。可虑之三:若漠西蒙古“和准”二部一旦与西南各地方势力结成联盟,不断策反西南诸土司反清,那么清廷的西部边防就会处于被动,整个大西南也可能失手。清廷为了应对以上潜在危机,稳定西南边防,避免多线被动作战的困境,康雍乾三帝不得不对西南边政改弦更张,变“绥抚”求稳之策为主动出击的政治军事大调整,以便抢先控制对西南边防的主动权。
(一)调整行政区划
西南地区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当地各势力为了争夺地盘,相互竞争,如无外部强大军事势力插足其间,这些地方势力不管内部如何混战,都不足以威胁到清廷的西南安危。但在漠西蒙古“和准”二部盘踞西南期间,朝廷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改革就很难起到重大作用,凭借“绥抚”之策稳定社会成了别无选择的边政决策的主线。“驱准保藏”战后,形势为之一变,随着漠西蒙古这一强大军事势力的暂时退却,清廷赢得了难得机遇,可以直接出手对这一地区实施分而治之。一则免除日后“和准”二部蒙古构成威胁的隐患;另一方面,将一直被动设防的南部边防改造成可以相机北进,夹击漠西蒙古“和准”二部的前哨阵地,进而还可以从容着手调整藏区的政权结构,强化朝廷对藏区的直接统治。其中大规模调整青、藏、川、康、滇、黔的各省疆界就是服务于这一决策的具体行动。
康区“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凡三千余里,南与云南之维西、中甸二厅接壤,北逾俄洛已达野番与甘肃接界,亦四千里。”[31]元朝时,置朵甘斯、鱼通各部以统之。明朝相沿未改。清初时为和硕特蒙古所控制。[32]从疆界看,康区与西藏唇齿相依,西藏为川、滇之屏蔽,康区为川、滇之咽喉,川、滇、藏本为一体。“驱准保藏”战后,清廷立即着手调整疆界,勘定西藏与川、青、滇等地地界,明晰权限,使之各有所管,并相互制衡,以达最终不为蒙古统领之目的。清廷下令将巴塘、里塘置于四川总督统治之下,设土司以治之。将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划归云南管辖,[33]则始有藏、滇、川之分界。1724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朝制定了《青海善后章程十三条》,规定青海模仿漠南蒙古,实行盟旗制度。青海藏区、康区收归清朝直接管辖,从而明确了西藏地方所达辖区范围,结束了康区居民“惟知蒙古,而不知有(清朝)营伍官员”的局面。
与此同时,清廷又将原属于四川省的辖地——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司领地划拨给云南,[34]疏清了四川与云南的疆界,分化了彝族地方军事势力结盟对抗朝廷的隐患。并辟黔东南“生界”,置“新疆六厅”,划清贵州与湖南、广西之疆界。通过明晰行政辖境疆界,解除了西南地方军事势力联合反叛的隐忧,达到了对西南各民族地区分而治之的施政目标。
(二)强化驿路交通
交通是稳定西南边防的纽带,没有健全的驿路交通,西南边防就不可能构成反击漠西蒙古“和准”二部的前沿阵地。然而由于清朝前期环境错综复杂,对西南边防不得不采取守势。强化驿路交通,耗费巨资,不仅必要性不大,而且容易引起“和准”二部的警觉,甚至会酿成“和准”二部围绕藏区统治权之争被搁置,二者联合对抗清廷的祸患。“驱准保藏”之战成功后,西南地区的外部环境为之一变,借助这一难得的机会,强化西南驿路交通自然成了当务之急。
在藏区,为了防范漠西蒙古再次窜入西藏,清朝在拉萨驻守了一支3000人的军队。为了维持这3000人的军队给养,就不得不在巴塘、里塘、昌都等地留军驻守,借以巩固驿路。就实质而言,原先的驿路建设均服务于朝廷在藏区的行政权力。同时又在西藏通往准噶尔的各要道设立“卡伦”(流动兵站,以加强监控),每年夏季组织藏军巡逻防范,侦察敌情。连接拉萨及各“卡伦”的通道,乃是后藏阿里地区新建驿路的雏形。《清实录》卷二八六记载,“土伯特(即藏区)之众即如我兵,纵策妄阿拉布坦前来,伊等劳苦之兵,我则安逸之兵,即可剿灭。”然而要实现这一军事目标,后勤保障任务将额外艰巨。除了地理环境不利外,冬季的冰雪,驿路的漫长都会使清廷付出巨大的代价。对此清廷别无选择,因而不惜代价巩固和正式新建了入藏的三条驿道,即青海入藏道、川西入藏道和云南入藏道。
青海入藏道是一条起于西宁,中经今天的玉树藏族自治州、那曲进入西藏的驿道。这一道路在康熙朝“驱准保藏”中发挥了策应作用,乾隆中期击败漠西蒙古后,朝廷进而健全了这一驿路的建设。
川西入藏道为进藏正驿,“驱准保藏”战期间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驱准保藏”战后,朝廷立即全力以赴强化了这一驿路的建设和管理。该驿路从成都出发,经理塘、巴塘,穿越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最后进入拉萨。据记载此驿道共设置33站。[35]乾隆十一年(1746年),为保证西藏与中央之间文报传送的畅通,从打箭炉(今康定)至拉萨沿途,在已有塘汛的基础上增兵1000名,负责传送文报,保护台站,还修筑了营房、塘房。并在驿道的紧要之处,设置了粮台、台站,储备各种军需物质,以便应对突发事件。该驿道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健全。
云南入藏道是从昆明出发,经大理进入丽江、迪庆,最后进入拉萨的通道。明代时已初具雏形,但未正式设置驿站。[36]康熙初年,云南中甸诸处入藏要隘,“(因)远在金沙江外”,清廷并未遣兵驻守,“从前鹤庆、丽江虽设总兵官一员,令其兼辖中甸,但无专汛官兵。”[37]“驱准保藏”之战时,这条道路多次发挥重要作用,清廷通过此条道路,派兵入藏,有力地配合了对拉萨的正面进军。战后,清廷抓住了难得的机遇,将这一通道正式修筑为驿路,沿途置驿站17处,其后又陆续“添设二十一站”[38],每站置马6匹。这条驿路正式成为应援藏区的辅助通道,并成功支持了日后清廷对漠西蒙古的反击。
除了入藏通道外,清廷还健全和强化了川、滇、黔三省驿道,以便应对未来的局势巨变。清廷还为了配合在川滇黔实施的“改土归流”,强化了滇黔入湖广道、滇黔入川道的畅达,加强了云、贵与西北陕、甘以及新疆的联系。[39]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连为一体,突破了清初在西北和西南不能相互应援的局面。这样不但有效地遏止了漠西蒙古再次南窜为乱的可能,而且也加强了清朝对西南各地方势力的监督,使西南边防得以转化为反击漠西蒙古的南线前沿阵地。
(三)保护达赖,完善西藏的施政制度
长期以来,蒙古族和藏族居民等众多少数民族虔诚崇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我国西部的众多民族中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因此,达赖和班禅成了有实力的蒙古王公力争控制,甚至用武力胁迫的对象。“驱准保藏”之战的导火线正是发端于准噶尔蒙古入藏,冀以操控藏传佛教领袖这一目的。在“驱准保藏”之战过程中,康雍乾三帝都意识到了直接扶持达赖的重要性。乾隆帝对此有如下明确的表示:“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即达赖喇嘛和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40]意大利学者伯戴克也曾说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准噶尔成功地把达赖喇嘛拉到他们一边,那么居于战略地位的,为中国防守西部边境提供相当大一部分军队的蒙古王公的忠诚就会受到影响。”[41]为了杜绝漠西蒙古“和准”二部实际控制达赖,以便号令蒙古各部,在“驱准保藏”战争期间,康熙帝采取了果断的对策,派军队将六世达赖从青海塔尔寺护送到拉萨。黄教领袖第一次获得朝廷的关怀,同时打击了蒙古各部窥伺藏区事务的野心。
雍正元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时,为了防止准噶尔蒙古南窜入藏,挟持达赖,雍正帝将七世达赖由拉萨移到内地理塘驻锡惠宁寺。《清实录》载,“从前令达赖喇嘛移驻泰宁,原因彼时藏中有阿尔布巴等事,恐准噶尔逆贼乘间来犯,是以令其移至近边地方,以便照看。”雍正帝还说“今贝勒颇罗鼐,实新效力,将唐古特、厄鲁特之兵,操练精熟,各处紧要隘口,俱已严固防守,藏中晏然无事,班禅额尔德尼年迈有疾,应令达赖喇嘛回藏”等语。[42]
为了使战后动荡的藏区社会得以恢复,同时也为了强化对藏区的管理,清廷利用清军护送达赖入藏之际,罢废了藏王,政权交由达赖管理,并为此设置了噶伦制,先后任命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以及颇罗鼐等五名噶伦代理达赖执掌西藏地方政权,把“和准”二部蒙古各台吉排除在西藏统治圈之外。这标志着和硕特蒙古及准噶尔蒙古左右藏区政局时代的结束。但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并未稳定,各“噶伦间相互倾轧,达赖喇嘛年幼,班禅已入暮年,准噶尔尚未服从清朝圣谕,还在威胁西藏,藏民从畏惧中未得解脱”,各噶伦成员“阿尔布巴及公隆布鼐、台札尔鼐等,忌贝子康济鼐,欲投准噶尔”[43],藏区的安定岌岌可危。
1727年,在噶厦的内讧中,康济鼐被杀,清军被迫再次入藏,并乘势正式设置了驻藏大臣衙门。以“颇罗鼐为贝子,总前、后藏事,移达赖喇嘛于理塘,以避准噶尔。而留僧格、马腊等分驻其地”为驻藏大臣,“又诏颁唐古特律例”[44]。自此以后,清朝定职、定员、定时向西藏派遣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就成了治理藏区的稳定制度,以此监督西藏地方政府,解除了西藏地方势力勾结漠西蒙古各部左右藏区事务的威胁,进而巩固了朝廷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和影响,这一制度直到清末一直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四)改土归流
滇、川、黔、康、藏等地,民族众多,各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一旦有警,西南局势则岌岌可危。《庭闻录》记载,滇西北地区“我兵既少,万难捍御。若待蒙番压境,方议发兵,相去一千四五百里,安能救危疆于一旦乎?万一事出意外,敌人阑入边境,不惟省城动摇,全滇土司未免各怀幸乱之心,一旦变从中起,内外受敌,(则)兼办殊难。”[45]这一分析切中了西南政局的要害,清朝西南边防的要害并不在于土司众多,而在于要防范和杜绝外来武装势力潜入西南策反各土司,直接威胁到清廷统治区的腹心地带。因而稳住土司还不足以解除边患危机,关键是要将土司置于直接掌控之下,同时还必须强化在西南地区的军事势力。《清朝柔远记》又说:“四川打箭炉西三百余里为里塘,又西数百里为巴塘,皆通西藏、西宁、云南孔道,各有土司,旧属前藏。时策零据藏,番囚多为所诱”,里塘“酋目达哇等语不逊”[46]。又如“驱准保藏”战争期间,“云南丽江土知府木兴于巴塘所属之喇皮等处,节次遣人吓令归滇,以致番人恐惧,见在四川续运之米粮,雇募人夫,不敢前进。八月二十日木兴带领蛮兵前至喇皮,因番目巴桑,以归四川为词,即被杀死。又示威番蛮,勒令归己,以致番蛮欲图报复,各思构兵,巴塘之运遂阻”[47]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着清王朝在西南的统治。鄂尔泰在《奏改土归流疏》中云:“若不及时清理,约定规程,即使拿几土官,杀几苗首,恐终难宁帖”,认为“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欲改土归流,非用大兵不可”[48]。这些均反映了清前期封疆大吏对西南诸类不稳定因素的忧虑。
雍正初年,云贵总督高其倬为了滇西北防务,对丽江木氏率先进行“改土归流”。并在怒江屯田驻军,以资防守。[49]但西南藏区地处偏远,欲保该处之稳定,必须疏通内地通往西南的各条通道,以相互声援。鉴于此。雍正帝密告云贵总督高其倬,“汝欲亲往贵州相度机宜”,“若至贵州不防多待数月,通盘筹算,斟酌详审,而后定议,假如事在必行,仍需商计万全,徐徐图之。”并说“军事贵密,须出其不意,尤宜知己知彼,谋定机先,一切预备,万千临期神速行之,则一鼓而功成也!”[50]
但要实施“改土归流”,却不能激怒漠西蒙古“和准”二部,以免“和准”二部抓住口实乘机潜入西南,策反西南各土司。因而朝廷必须选择一个最佳时机,以便展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而“驱准保藏”之战恰好为清廷创造了这一良机,因而雍正帝在击败青海罗卜藏丹津后,密告四川总督岳钟琪说:改土归流,“朕原有此意,(卿)可就近与鄂尔泰商酌此一大事,因策妄之局未定,陕省料理之事正烦,所以迟迟未谕。今卿(即岳钟琪)既请往,想陕省可以暂离也,想策妄即使反目亦需来往。”接着又反复告诫岳钟琪,“乌蒙之举,(卿)可与鄂尔泰筹划亲令,必卿二人合意,方可举行,事不可轻举。此事密之又密,方有济也。”[51]
以上所言,均反映了雍正帝对“改土归流”一事的周密策划,同时也揭示了实施“改土归流”,关键是要等待最佳时机,而罗卜藏丹津败逃后,时机已经成熟。因此,雍正帝乘漠西蒙古“和准”二部暂时无力进攻清军之时,迅速在东川、乌蒙、镇雄、黔东南苗疆“生界”等地推行了“改土归流”。将整个西南政局较为全面地纳入了朝廷直辖之下,从而为完善驿路交通,强化西南驻军,建构反击漠西蒙古的战略基地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也杜绝了漠西蒙古“和准”二部流窜西南策反土司的隐患。
随着反击漠西蒙古战线向西向北推进,乾隆帝时期,朝廷又在四川的大小金川展开了“改土归流”,从而使西南、西藏、西北等广大地区联为一体,改变了清前期一旦在西北、西南开战,两线不能相互应援的局面。此南线决策之推行,最终为清军在北线取得对准噶尔蒙古的绝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与探讨
中国的大西南地理结构多样并存,生态背景呈现为斑驳陆离的马塞克结构,民族文化多元并存,以至于各民族孕育出来的地方势力,大多具有微型化的特征。这些地方势力之间的内部争斗和联盟,不足以形成威胁西南边防安危的军事势力,历朝统治者对此都有一定的理解,清朝前期的几代君王,更有精深的认识。真正能够对西南边防构成威胁的军事势力,不会出现在西南地区之内,而必然来自于其外。清代初年,这样的武装集团就包括漠西蒙古的“和准”二部,要确保西南边防安全就必须盯准“和准”二部的动向。清朝初年,由于政局未稳,边境也复多事,为形势所迫,顺治、康熙两帝明知“和准”二部迟早必然为乱。但为了稳定政局,对这两大势力不得不忍之又忍。与此同时,清廷也腾不出手来强化对西南的统治,深恐西南不稳,会遭致“和准”二部的进犯,这正是清初对西南地区实施“绥抚”求稳之策的缜密考虑,而将军事用兵的主攻方向选择在北方。一方面将“和准”二部的军事势力向北引,间接取得了确保西南安危的作用;另一方面分化和瓦解“和准”二部,达到实现削弱二部军事势力的效果。有幸的是在康熙末年对准噶尔用兵的同时,“和准”二部发生内乱,准噶尔部乘机偷袭拉萨,削弱了和硕特部在藏区的势力。为了加强朝廷在藏区的统治,“驱准保藏”之战自此打响。获胜后,对于清朝的整个西部边防格局而言,出现了难得的转机。就在准噶尔部暂时无力南下东进之机,雍正皇帝果断出击,击败了漠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从而赢得了在西南地区实施大规模边防调整的绝好机遇。通过这一系列调整后,西南边防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变,从被动设防转化为可以开展进攻的前沿阵地,从而为清朝南北两路夹击漠西蒙古,最终剿灭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清廷对西南藏区、康区和青海的统治也得到了全面的加强。纵观这一段西南边政决策的调整,不难发现这正好是远谋与近虑高效兼容的成功典范,通过这一决策调整,不仅可以透视清前期西南边防决策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出在处理具体政务时的缜密性,这正是今天最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历史经验。(本文得到恩师杨庭硕先生的亲切指导,特以此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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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朱批谕旨•高其倬奏折[Z]. 第十四函第二册. 贵州省图书馆藏本. 54.
[51] 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Z].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71～72.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