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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信诉实情，惹下塌天祸
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的青年，任湖北省应城县（现为市）共青团县委书记。开始时我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也干了一些蠢事和笨事，但自从解开了“卫星之迷”，弄清楚放的高产卫星完全是弄虚作假后，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58年秋末冬初，我们所在点的粮食征购任务仍然未完成，群众已无口粮，生活十分困难，我就到红旗公社的西十、范河两个管理区调查。这两个点的情况完全同我们的点上一样，那时我年纪轻，思想单纯，没有顾虑，认为农村的实际情况应该向县委反映，于是，我急匆匆地给县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1958年大跃进粮食增了产，但是，没有估产增产的那么多，放的卫星没有那么大，更没有翻几番。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购了过头粮，不仅购走了余粮，还把农民的口粮、种籽、饲料粮、水利粮全部购走，还欠国家任务一大截。现在有的地方群众已没有粮食吃，可是，县、社还在紧急催任务，如果不刹车，就会饿死人的。没有种籽，明年农民不能搞生产，农民不种田干什么呢？不能去打狗卖，更不能游手好闲。现在不但不能催粮食征购任务，还要逐队把粮食核实，把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农民。”
县委收到我的信以后，立即把我找回县，参加县委扩大会议。我一进入会议室，县委一书记就劈头盖脑地问我：“陈世高，你讲今年粮食生产增产了没有？今年是大跃进？还是小跃进？还是没有跃进？”
他要我来回答，一下子把我搞懵了。我心中明白是那封信闯的祸，就回答说：“我们点上增产百分之十几。”他说：“今年粮食增产翻了几番，你们点上只增产百分之十几，甚×！”这是他骂人的口头禅。
不久，在整粮风和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被当成重点右倾人物的典型来整，在县直机关科局长和红旗公社的干部会议上进行批斗，大鸣大放大字报，说我支持文峰大队偷着抗旱，指使一些大队和小队不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诋毁大跃进的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等等。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二、“文斗击精神，武斗触皮肉”
有位县委领导逼着我问，你犯的是什么错误？要赶快讲出来。我甚感委屈，气冲冲地说，我没犯错误，要说犯错误，犯了个屁错误。
他们要我写检讨，我感到没有什么检讨的，就在寝室里看书。县委组织部说我态度顽固，抗拒检讨，不承认错误，在寝室里看小说，反映给县委，经过周密策划，又在县直机关和红旗公社大会上批斗我。
批斗会上，我仍然坚持写给县委的信是实事，他们说：“你与彭德怀不仅在思想上共鸣，而且在组织上有联系，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信，你给县委写信，你是应城的彭德怀，你们上下呼应。”
他们反复打我的态度，但是，我一直未检讨，他们在县和公社的会议上，“文斗击精神，武斗触皮肉”，把会场上的电灯关掉，对我拳打脚踢，两次打得我不能动弹。我扶着墙回到自已的宿舍，两天没有吃饭。妻子听说我被打，第三天的深夜偷偷地到我的宿舍去看我。她一见我就哭了，立即煮了稀饭给我吃。
组织上要我的妻子站稳立场，与我划清界限，可是，我那老实巴交的妻子总是站不稳立场，一直没有和我划清界限，虽然不敢公开往来，但是，总在暗地里偷偷地关心照顾我。她也因此受到株连，被免去职务，下放到松林岗万头猪场喂猪。
从1958年11月，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后来又叫我到西十岭开荒，再转到短港水库工地、长堰堤、草庙、周扬等地劳动改造。天气渐冷，妻子怕我挨冷，又托人带来衣服。
三、妻子送来10斤救命糠
在大办水利时，我转到短港水库工地劳动。大灾荒之年，大办水利，全县开工余郑河、短港两座中型水库和十几座小型水库，要求群众大干。
我和民工一样，早上5点上工地，一直干到晚上8点到10点收工，一天干10多个小时。劳动强度这样大，可是每人每天只能吃10两米（16两制的秤），喝三餐像米汤一样的稀饭，无菜无油无荤腥，
重体力劳动消耗的热能多，群众的体质迅速下降，农民为了生存，饥不择食，粗糠、细糠、树皮、草根，什么都吃，工地上的牛也被偷杀了，连牛皮也吃了。
不几天群众患起了浮肿病、干瘦病，后来走也走不动了，工地上轰轰烈烈的场面变得冷冷清清。接着大雪纷飞，气温骤然下降，饥民们雪上加霜，饥寒交迫，全县开工的所有工程被迫全部下马，成为半拉子工程。
我同所有的民工一样，患上浮肿病和干瘦病，在工地上不但不能劳动，躺在草棚子的地铺上，连行动也不能够。妻子听人说我在工地上很快就会饿死，极为难过，托人在县粮食加工厂开后门，买了10斤细糠，夜间在猪场食堂炒熟。她自已不能亲自来，又托友人带到工地，交到我的手里。
我接到这10斤糠，真正是如获至宝，感到自已的生存有了希望。我把这细糠每餐往稀饭中洒上两把，吃了几天，我的身体就开始有了转机，后来，天天吃，身体也一天好似一天，糠吃完了，我也能够行动了。就是这10斤糠，救了我的命。
在我苦难的岁月里，在我身处逆境的时候，妻子是我的精神支柱和避风港，是我的保护神。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记忆犹新，特别是她送给我10斤救命的糠，我一直未敢忘怀。
四、好汉吃了眼前亏，想想还是不后悔
1960年夏天的一天，县委书记找我谈话，要给我安排工作，我说：“县委认定我犯了那么多错误，给了我那么严重的处分，不弄清楚我的问题，不给我重新下结论，我是不工作的。”
1961年4月底，县委为我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工作。
群众从我被批斗起，直到给我平反，一直都说：“他是青年团的，粮食生产征购不关他的事，翻船不会淹死拉纤的，他自告奋勇给县委写信，是伸出脑袋接石头，自找错误犯，惹了一场祸，吃了几年的大苦头。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就吃了眼前亏，真是划不着。”
我则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吃了很大的苦头，但对我一生影响却很深远，意义十分重大。■
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的青年，任湖北省应城县（现为市）共青团县委书记。开始时我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也干了一些蠢事和笨事，但自从解开了“卫星之迷”，弄清楚放的高产卫星完全是弄虚作假后，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58年秋末冬初，我们所在点的粮食征购任务仍然未完成，群众已无口粮，生活十分困难，我就到红旗公社的西十、范河两个管理区调查。这两个点的情况完全同我们的点上一样，那时我年纪轻，思想单纯，没有顾虑，认为农村的实际情况应该向县委反映，于是，我急匆匆地给县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1958年大跃进粮食增了产，但是，没有估产增产的那么多，放的卫星没有那么大，更没有翻几番。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购了过头粮，不仅购走了余粮，还把农民的口粮、种籽、饲料粮、水利粮全部购走，还欠国家任务一大截。现在有的地方群众已没有粮食吃，可是，县、社还在紧急催任务，如果不刹车，就会饿死人的。没有种籽，明年农民不能搞生产，农民不种田干什么呢？不能去打狗卖，更不能游手好闲。现在不但不能催粮食征购任务，还要逐队把粮食核实，把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农民。”
县委收到我的信以后，立即把我找回县，参加县委扩大会议。我一进入会议室，县委一书记就劈头盖脑地问我：“陈世高，你讲今年粮食生产增产了没有？今年是大跃进？还是小跃进？还是没有跃进？”
他要我来回答，一下子把我搞懵了。我心中明白是那封信闯的祸，就回答说：“我们点上增产百分之十几。”他说：“今年粮食增产翻了几番，你们点上只增产百分之十几，甚×！”这是他骂人的口头禅。
不久，在整粮风和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被当成重点右倾人物的典型来整，在县直机关科局长和红旗公社的干部会议上进行批斗，大鸣大放大字报，说我支持文峰大队偷着抗旱，指使一些大队和小队不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诋毁大跃进的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等等。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二、“文斗击精神，武斗触皮肉”
有位县委领导逼着我问，你犯的是什么错误？要赶快讲出来。我甚感委屈，气冲冲地说，我没犯错误，要说犯错误，犯了个屁错误。
他们要我写检讨，我感到没有什么检讨的，就在寝室里看书。县委组织部说我态度顽固，抗拒检讨，不承认错误，在寝室里看小说，反映给县委，经过周密策划，又在县直机关和红旗公社大会上批斗我。
批斗会上，我仍然坚持写给县委的信是实事，他们说：“你与彭德怀不仅在思想上共鸣，而且在组织上有联系，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信，你给县委写信，你是应城的彭德怀，你们上下呼应。”
他们反复打我的态度，但是，我一直未检讨，他们在县和公社的会议上，“文斗击精神，武斗触皮肉”，把会场上的电灯关掉，对我拳打脚踢，两次打得我不能动弹。我扶着墙回到自已的宿舍，两天没有吃饭。妻子听说我被打，第三天的深夜偷偷地到我的宿舍去看我。她一见我就哭了，立即煮了稀饭给我吃。
组织上要我的妻子站稳立场，与我划清界限，可是，我那老实巴交的妻子总是站不稳立场，一直没有和我划清界限，虽然不敢公开往来，但是，总在暗地里偷偷地关心照顾我。她也因此受到株连，被免去职务，下放到松林岗万头猪场喂猪。
从1958年11月，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后来又叫我到西十岭开荒，再转到短港水库工地、长堰堤、草庙、周扬等地劳动改造。天气渐冷，妻子怕我挨冷，又托人带来衣服。
三、妻子送来10斤救命糠
在大办水利时，我转到短港水库工地劳动。大灾荒之年，大办水利，全县开工余郑河、短港两座中型水库和十几座小型水库，要求群众大干。
我和民工一样，早上5点上工地，一直干到晚上8点到10点收工，一天干10多个小时。劳动强度这样大，可是每人每天只能吃10两米（16两制的秤），喝三餐像米汤一样的稀饭，无菜无油无荤腥，
重体力劳动消耗的热能多，群众的体质迅速下降，农民为了生存，饥不择食，粗糠、细糠、树皮、草根，什么都吃，工地上的牛也被偷杀了，连牛皮也吃了。
不几天群众患起了浮肿病、干瘦病，后来走也走不动了，工地上轰轰烈烈的场面变得冷冷清清。接着大雪纷飞，气温骤然下降，饥民们雪上加霜，饥寒交迫，全县开工的所有工程被迫全部下马，成为半拉子工程。
我同所有的民工一样，患上浮肿病和干瘦病，在工地上不但不能劳动，躺在草棚子的地铺上，连行动也不能够。妻子听人说我在工地上很快就会饿死，极为难过，托人在县粮食加工厂开后门，买了10斤细糠，夜间在猪场食堂炒熟。她自已不能亲自来，又托友人带到工地，交到我的手里。
我接到这10斤糠，真正是如获至宝，感到自已的生存有了希望。我把这细糠每餐往稀饭中洒上两把，吃了几天，我的身体就开始有了转机，后来，天天吃，身体也一天好似一天，糠吃完了，我也能够行动了。就是这10斤糠，救了我的命。
在我苦难的岁月里，在我身处逆境的时候，妻子是我的精神支柱和避风港，是我的保护神。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记忆犹新，特别是她送给我10斤救命的糠，我一直未敢忘怀。
四、好汉吃了眼前亏，想想还是不后悔
1960年夏天的一天，县委书记找我谈话，要给我安排工作，我说：“县委认定我犯了那么多错误，给了我那么严重的处分，不弄清楚我的问题，不给我重新下结论，我是不工作的。”
1961年4月底，县委为我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工作。
群众从我被批斗起，直到给我平反，一直都说：“他是青年团的，粮食生产征购不关他的事，翻船不会淹死拉纤的，他自告奋勇给县委写信，是伸出脑袋接石头，自找错误犯，惹了一场祸，吃了几年的大苦头。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就吃了眼前亏，真是划不着。”
我则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吃了很大的苦头，但对我一生影响却很深远，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