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木村伊兵卫为团长、共12人组成的日本摄影家代表团应邀访华，北井一夫便是其中一位。两周时间里，他们访问了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把那个特殊时期中国百姓的生活拍成了照片。
　　北井说道：“在到访的中国所有地方中，我最喜欢的是北京。作为一个如此巨大国家的首都，北京却出人意料地寂静，街上的人都具有绅士风度。团里的其他人喜欢上海的居多，但我却喜欢北京。北京与我想象的中国完全吻合。当然，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理解，那寂静是‘文革’造成的。”
　　北井镜头里的中国，题材比较日常化，人物表情多是自然流露。日本摄影界都说北井一夫有一双初恋的眼睛，初恋永远是我们内心最美丽，也是最忧伤的风景，初恋之眼所拍下的所有事物，都带着一种如同故乡般晶莹的微光。他依旧以初恋的眼睛看着北京西单的胡同、双桥田边的女子、深圳孤独的国界。他镜头的定格，总是缓慢而绵长。
　　当然，无论他有意或无意，从作品中能明显感到某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或许可以说，只有当摄影者有意识地把域外风景作为“异文化”对象，并发自内心地向它致敬时，其镜头才可能呈现文化本身的姿态。他以温暖的景深和诗意的曝光为我们截图的瞬间，不仅是艺术，而且是见证。
　　我的胸口，因此而滚烫
　　1973年1月，我尊敬的木村伊兵卫老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问我4月要不要与他一起到中国做一趟摄影之旅。当我向双亲提起此事时，双亲立刻说道：“你在中国出生，你和中国间有着缘分，请一定要借此机会去中国一趟。”我童年的故事，就是日本殖民地主义的过去，我的父亲，被日本政府召到鞍山铁工厂工作，而我生为人的初始，就是发生在1944年中国鞍山市，那是日本战败的8个月前。当时的鞍山，有着日本仅次于九州八幡制铁厂的第二大制铁厂，所以每天都遭空袭，听说我就是在飞弹的爆破声中出生的。战败后一年的1946年夏天，我们全家乘坐沒有顶的货物列车，颠簸三天三夜，然后被拘留在收容所里，一个月后，我们被送上由葫芦岛出发的货船，送往九州佐世保港，在经历几乎丧命的旅程后，最终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我的母亲最终提起这段苦难，说是她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的经历。即使到了现在，我仿佛依旧听到母亲讲述这段逃难故事的声音，我倒背如流，因为我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冬天的鞍山，万物都沉寂于冰雪之下，当冰雪终于溶解的初春到来时，鞍山却转眼变成黄沙飞扬、黄土遍野的荒野。对母亲而言，鞍山没能带给她任何美好回忆，不过一次机会她到北京旅行，却对北京产生好感。母亲经常提起她对北京的回忆：有着稳重温厚的文人气息，处处可见街道旁葱绿的树木、四合院、胡同，走着走着，那沉静的感觉宛如梦境。所以当获得邀约，我脑中立刻想到的是，我要亲眼看看母亲口中的那个北京，有着四合院、胡同的北京。北京，她竟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首都，她是如此安静，如此如梦境般，令人无法想象。我看到的北京与母亲回忆中的北京一模一样。我的胸口，因而滚烫了起来。北京是如此典雅，但身为一个侵略者的儿子，我的心情复杂，我无法平静下来。——北井一夫
　　一百卷胶卷，纪实中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正值经济的高度增长期，摄影流行“都市论”，几乎所有摄影家都把镜头对准了新宿、涩谷一带繁荣的街区和摩天大楼。北井一夫却离开东京，反而以拍摄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凋敝的乡村而著称。不成想，如此讨厌都会的摄影家到了中国，竟深深地为北京所吸引。这个以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错综复杂的胡同和路旁古老的街树为符号的城市，令人感到敦厚踏实。用北井母亲的话说，人走在街上，“就跟走在梦里似的”。
　　木村伊兵卫曾如此形容他：“摄影就是用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二百五十分之一秒，将人们无法用肉眼看到的瞬间定格，所以大部分摄影家像是猎人，四处追捕，而北井一夫则静静站在那里，拍摄再日常不过的场景。但我们仔细品尝就能够体会，其实，永恒的就是日常。”
　　来到中国，他大概拍摄了100卷的胶卷，北井一夫曾说：“我觉得纪实摄影的根本是要把事实不经人工雕琢地拍出来，而中国行，我直觉到我拍出了超越过去我所拍过所有摄影的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