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眼中的中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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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保敦子是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家庭教育、少数民族和女性社会學的研究。近日,新保教授在北师大授课讲学,本刊记者借此机会,围绕中日基础教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采访了新保教授,以期获得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中日教育比较。
  中国教师:20世纪80年代初,您来中国留学。此后的30多年间,您经常来中国交流访问。可以说,您见证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变化。在您眼中,中国的基础教育都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新保敦子:我是1981年来北师大留学的。那时候,中国教育给我的感受是比较重视高等教育,在基础教育方面则比较重视重点学校。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高级知识分子十分缺乏,所以培养人才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因为我的研究题目是“老解放区的教育和民国时期的农村建设”,所以1981—1983年,我去了延安的农村地区作调研。那时候农村地区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我和当时教育工会的方敏先生(陶行知的学生)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但你们也应该重视基础教育。
  1986年,中国颁布实施了《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实施以后,中国日益重视基础教育,大力普及基础教育。从1986年到现在的30年间,中国的义务教育发展速度极快。不久前我去河北青龙县访问,虽然访问的是农村学校,但是每间教室都有电子黑板,日本也达不到这个水平。20世纪90年代,我走访过宁夏西海固地区,那时候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还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当地的回族女童,入学率很低。现在,不仅学校的硬件设备好,而且入学率提高了,辍学率也越来越低,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接近100%,变化还是很大的。
  这次去青龙,发现中国在小学也进行英语教育。我问学生“What’s your name?”,学生都可以回答,这点令我非常吃惊,因为日本的英语教育是很差的。日本以前是从初中一年级才开始学习英语,现在为了迎接东京奥运会,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习,但是因为我们的小学是全科教师,由全科教师教英语,所以学习效果不太好。纵观中国这35年基础教育的发展,硬件条件发生了改变,教育内容也发生了改变,学生们学到了更多东西,变化实在是巨大。
  中国教师:看来您对中国的农村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当前的中国农村教育给您什么样的印象?
  新保敦子:第一,我感觉农村和城市的教师在待遇方面有很大的差别。这次去青龙,我们访问了一个教学点。这个教学点有五位教师,其中有三位年轻女教师共同住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环境不太好。在日本,教师是教育类公务员,收入处于社会中上水平,福利也比较好。比如,女教师的产假加上育儿假是三年,如果期间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假期就可以延长至五年,而且保留公职,假期结束以后可以回去做原来的工作。但是在中国,教师不是公务员,而且农村地区教师的条件待遇会更差一点。这一点应该有所改变。
  第二,农村地区的学生越来越少。从1994年开始,我一直参与宋庆龄基金会在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流动扶贫项目。当时宁夏农村地区小学比较少,许多学生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比较远。在宋庆龄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在宁夏农村地区盖了不少小学,方便学生上学。这次去青龙,我发现无论是教学点里,还是学校里,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合并学校的情况非常普遍。我知道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空心化”的情况,在日本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是父亲一个人出去打工,母亲和孩子留在家里。在日本,学校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是地区的中心,合并学校会遭到许多人反对。
  第三个较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农村开展了青春期教育。前段时间,我跟随北师大的青春期教育课题组前往河北青龙县,为当地的教师进行青春期教育培训,深有感触。农村地区的性侵害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对农村学生来说,进行青春期教育是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的。培训过后,我们走访了两所学校,观摩了教师的青春期教育示范课。一所学校是城里的农民工子女初中学校,那里的学生对青春期教育的接受程度很高,上课效果很好,因为有的学生听说过相关的话题,有的则是亲身经历过。另一所学校是小学,教师就告诉学生男生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女生的身体是什么样的,青春期会发生什么变化等。授课教师之前都接受过培训,课讲得很好,风趣幽默,学生们学到了不少知识。我觉得这种课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我也觉得中国的教师非常努力,非常热爱学习,不断学习新事物,不断地锻炼自己,很值得钦佩。
  相比之下,日本在青春期教育方面还是非常保守的。有些人士认为进行青春期教育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学校不进行青春期教育,父母也不敢教,导致家庭教育中也不做青春期教育。而许多青少年又对“性”非常感兴趣,结果就是他们从网络、影视作品等其他渠道获得了相关知识,很可能会走偏道路。对于日本教育界来说,青春期教育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非常难做的一部分。
  中国教师:这30多年来,中国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我们很想知道日本的教育改革是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的。
  新保敦子:日本一直在进行各种教育改革,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社区教育改革。以前的社区教育发展很好,力量也比较大。例如,A家有小孩,B家的大人常常跟A家的孩子交流,当A家的孩子做了不好的事时,B家的大人可以教育他,邻里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社区的环境也比较好。但是现在,父母的发言权越来越大,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怪兽家长”,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力量越来越弱。如今日本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以学校为中心组织社区教育。我们的社区规模比较小,例如一个中学区人口在两万左右。建设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就意味着学校就是社区的中心,通过学校组织改善整个社区的教育,继而改变整个社会教育。
  中国教师:日本社区教育的力量为什么会变弱?
  新保敦子:社区教育力量变弱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比较大的原因是公民馆功能的弱化。以前,日本有许多公民馆,比如一个中学区一定要有一个公民馆,公民馆里有一位“社会教育主事”,相当于中国的社会工作师,他会组织许多社区教育方面的活动。但是现在日本的许多市进行了合并,社会教育司的人员减少,社会教育主事也没有了,所以社区教育这方面的发展就不那么顺畅,出现了不少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变化极大,社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不似以前那么密切。现在家庭私人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家庭成员只对家庭内部的事情感兴趣,对社区活动不感兴趣。所以社区教育的力量也越来越弱。
  中国教师:在您的观察中,中日两国在基础教育方面,是共性多一些,还是差异性多一些?
  新保敦子:我觉得有差异的地方比较多。第一,在小学教育阶段,日本的教师是全科教师,一位教师教所有科目,语文、数学、社会、理科等,他们在上师范大学的时候就是学习全科教学。中国目前还是分科目分教师教学。
  第二,日本的教育比较重视全面发展,所以学校里虽然也有许多应试教育,但是也有许多体育、技能、环境保护等教育活动,比如成绩不好但是体育很好的学生也会受到尊重。而中国则比较重视知识方面的教育。
  第三,日本的基础教育比较重视平等主义,而中国比较重视好学生。上课时,中国教师提问的都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但是日本的教师比较重视中等的学生。有一次,我访问中国的一所小学,看到他们展示出来的学生美术作品都是比较好的作品。而日本的小学展览美术作品时,会展览所有学生的作品,画得好的、画得不太好的通通张贴出来。这应该也是两国教育的差别。
  另外,日本学校的教师十分重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访问日本的一所小学,中方校长问日方校长,“你们最重视的是什么?”中方校长以为答案应该是学业成绩,但是日方校长的回答是“学生跟学生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现在许多母亲溺爱自己的孩子,导致孩子很自私。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密切,交流也不多,导致学生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比如,校园暴力、校园欺凌现象比较多;成绩好的学生在校园里容易受到排挤,导致许多学生在学校故意做出不学习的样子,跟其他孩子交流的时候说昨晚上看电视啊、玩啊,但实际上是在家里学习的。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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