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奇怪的现象：指导美的创造的美学，长期未能被创造者所充分把握。美的创造者——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懂得创造美的理论，无异是个“美盲”。而“美盲”的苦楚，不亚于“文盲”。
　　我就是“美盲”队伍中的一员。多年来我痛切感到，作为一个戏剧理论工作者，不懂得美学和戏剧美学，实际是个半吊子戏剧理论工作者。怎么办？等待美学家来扫盲，还是自家摘掉这顶“美盲”帽子？我决心“自力更生”，硬着头皮闯一闯戏剧美学这个笼罩着神瘴秘雾的宫殿。但许多外国古典美学著作，我看不懂，啃不动。从概念到概念的高度抽象化了的理论，弄得脑子里成了一盆浆糊。自我感觉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一九五七年起，我同戏曲老艺人有些接触，为出版他们的艺术经验著作做些编辑工作。我发现他们的艺术实践、艺术经验里有不少艺术辩证法。他们随便讲出的某些戏曲谚诀，实际是历代艺人智慧与劳动的结晶，那里边有闪光的美学。在工作与生活中，我把他们视为师友。我为他们整理剧本，写艺术经验，替他们写文章，也为他们编辑著作，或同他们合作写文章。例如收入本集中的《京剧的塑型美》《关羽戏和关羽的艺术形象》，就是由我执笔，同董维贤同志(他也是一位老艺人)一块请教李洪春等老先生才写出来的。总之，在各种合作中，虚心向他们请教，获益颇多。后来又读了点中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古典画论，认识到传统戏曲美学与古典画论，既同出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母胎，又在各自发展中互相吸收、溶合。这类学习给我以很大兴致。由于编辑工作的繁忙，我不可能也无力对戏曲美学进行有系统地学习，便采取零打碎敲的办法，对一些表演艺术家的戏剧观、艺术流派、艺术经验，对戏曲舞台艺术的时空观、审美特征、戏曲口诀，对某些剧目演出的审美价值、艺术特色、表演风格，作些粗浅的探索。这类文章，多被收入一九八○年出版的论文集《艺术，真善美的结晶》中。这次编选《戏剧舞台奥秘与自由》，也适当收入一些。当然，更多的是近三、四年写的文章。如《戏剧舞台奥秘与自由》一文，从比较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外话剧和戏曲艺术在戏剧观上的区别及其发展中的互相影响。对西方现代派戏剧也作了些浅显的分析。《戏剧，征服观众的艺术》《舞台生活幻觉及其它》《京剧的塑型美》《戏曲特技及其审美功能》等文章，大都是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审美特征与功能的角度，结合具体演出实例作些浅显的介绍。我认为，戏剧艺术是演员与观众之间进行艺术交流的产物。似可写成以下简单的公式：戏剧舞台艺术＝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或者是：戏剧＝人学十观众学。
　　研究悲剧与喜剧，这是戏剧美学范畴中的重要课题。中国古典悲剧、喜剧与欧洲自古希腊以来的悲剧、喜剧，既有共同的美学基石，又有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特征。去年《江苏戏剧》连载《编剧概论》，约我撰写《戏剧的体裁》一章，我欣然应下。目的是借此机会浏览一下论述中外有关悲、喜剧的文章，写些个人学习的心得。《悲剧论》《喜剧论》不过是泛泛而论的知识性文字。我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吸收了同类文章的某些观点才勉强写成的。
　　六二年春，我曾畅游桂林的山水和名胜古迹。我对自然美产生了兴趣。我把桂林山水、庐山、西湖名胜的自然美作了简单的比较，并且认为那些翠山丽水，名胜古迹，经过人们上百、上千年的各种艺术加工创造，包括庙宇亭阁的建筑美、绘画雕刻的造型美、真迹碑刻的书法美、传说故事中的人性美，已经逐渐变成了自然美、艺术美甚至包括精神美的溶合体。我把这些想法写在文章《桂林山水美》里。最近把它做了补充，改为《自然美、艺术美、道德美的溶合体——从桂林山水美说起》，收入集中，以便求教于读者。
　　我是个汉族人，但酷爱我国少数民族戏剧艺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戏剧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族古典戏曲同少数民族戏剧的艺术交流史中可以看出，先进的汉族戏剧文化曾经给予后者以深厚的影响，而后者对促进和形成中华民族戏剧文化，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遗憾的是，几百年以来很少有人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也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以致过去中外人士编撰的戏曲史，实际上几乎都是汉族戏曲史。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六十年代初，我有机会同它接触，便立即被它的艺术风貌迷住了。一种由衷热爱的感情，促使我注意它的发展与变化，并陆续写出较多的介绍文章。六三年我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戏剧》，虽然简陋得很，却是建国以来至今唯一的一本介绍它的小册子，旨在引起人们对它们的兴趣。出于同一目的，我在两本论文集中，都选收了一些有关文章。今后，我仍愿用较多的精力，从事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去年英国戏剧中心的负责人史密斯先生访华期间，渴望了解我国少数民族戏剧艺术。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它的、特别是藏剧的艺术特征、演出方式和发展概况。他兴奋地说，这是他在欧洲一直追求的理想演出形式，并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戏剧在建国后的发展经验，对世界范围内多民族国家保存和发展少数民族戏剧事业，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研究少数民族戏剧艺术，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戏剧科研领域，我盼望有更多的同志投入进来，以便迅速填补这个空白。
　　对于民族戏曲艺术，我常思考一个问题：京剧、昆曲、粤剧、越剧艺术使外国观众为之倾倒，赞赏不绝。梅兰芳被誉为“美的创造者”，出国艺术团被誉为东方古典艺术的“安琪儿”。但在国内，戏曲的观众，特别是京、昆等古老剧种的观众却日渐减少，致使许多人产生了危机感。我在《戏曲，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中提到，一方面是最美的艺术，一方面是广大青年不愿也不会欣赏这最美的艺术，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因此，当前戏曲艺术的革新，如何吸引广大青年观众，这对戏曲本身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而妨碍艺术革新的有很多因素，目前则主要是保守的和“自由化”的倾向。即越老越吃香，越旧越来钱。一切“向钱看”，拚命演出未经整理或整理得不好的老戏，结果毁了艺术，毁了演员。另一方面有些老观众(包括某些顾曲家)也保守得出奇。戏曲艺术的长期熏陶，使他们长出令人羡慕不已的欣赏戏曲美的耳朵。但长期滞留的欣赏习惯，审美趣味也会使耳朵长出茧儿，并生发出一种保守的惰性，排斥新的东西，以致听到唱腔稍有变革便惊呼“走样了”“没味了”，这无形中给导演、演员带来很大的舆论压力。古人云：“变则新，不变则腐”，是为至理名言。美是无止境的，人创造美的能力是无限的。戏曲艺术只能跟着时代前进，勇敢地迎接姊妹艺术的挑战，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人性、阶级性与文艺创作》一文，是我在去年五月北京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发言的基础上写就的。人性这个敏感的问题，过去被弄得相当混乱，不少人因它而吃了苦头，如今却成了最时髦的课题。我赞成弄清不同阶级的人性、人性论以及共同人性问题，但不赞成把阶级性、阶级论打入“另册”。现在，国内阶级虽然消失，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搏斗着。忽视这个严峻的现实，在创作中单纯追求抽象的共同人性，怕是要碰壁的。
　　《十七年话剧创作中的“左”倾顽症》写成于八一年六月，这是我对建国十七年话剧创作反面经验的简单回顾与探索。我确信十七年话剧创作的主流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成绩是不能抹煞的，如果不是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思想干扰，本来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文章发表前，关心我的朋友一方面同意我的基本论点，一方面又劝我不要发表，还提醒我注意过去颇为流行的一句话：“反右保险，反‘左’危险”。是的，反右易出“左”，反“左”易出右，弄不好就会惹出麻烦的。幸而，文章在《戏剧论丛》发表后，得到一些同志的肯定与鼓励。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鞭策。当然，我知道，写这类概括性、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对我来说是相当吃力，不易写得全面、准确的。
　　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正确地开展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必须“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办事”。我个人的学习体会是，这种科学性和全面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只要牢记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以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讲真话，讲心里话，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或解决什么问题，并且如报告中指出的，“防止在注意一种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倾向”，这样，在研究工作中就会避免“左”右摇摆，乱翻烧饼的。用报告的精神加以对照，我痛感自己就曾犯过类似的错误。在六○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写的一些所谓“批判”文章里，就缺乏实事求是精神，说过假话、过头话、违心的话，举起“左”的棍子乱挥，伤害了一些同志。二十年过去了，如今每忆及此，都深感羞愧。
　　记得一位权威有句警语：“真话未必都是真理，但真理一定都是真话。”我把它视为座右铭。当然，如果对党的路线缺乏了解，对政策体会不深，说真话有时也会犯错误。不过，在学风上总比说假话而又巧妙地不犯错误为好。错误也可以使人变得聪明一些；治学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平坦的。我愿终生追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于一九八三年初春
　　
　　(《戏剧舞台奥秘与自由》将由戏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