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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好像都喜欢评判某种事情或某个人的行为：“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比如，当某个人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大人在打一个小孩子时，除非他是一个道德上的白痴，他的第一感觉肯定是“这是不对的”。个别道德感强的人甚至会认为，“一个大人绝对不可以暴力虐待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
“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这样的语句，常常表示一个道德判断。比如，不管暴力虐待一个小孩子多么有利于社会，这样做都是在道德上不能允许的，因为，即使这个小孩子有错，也只能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暴力虐待在道德上是应该排除的。
显而易见，当我们遇到那些可以让我们作出道德判断的事情或行为而说它是对或错时，通常是这样做的，我们认同于一种道德原则，然后，当我们看到有某种事情或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下符合或违反这种道德原则的时候，便说它是对的或错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认同“人不可以忘恩负义”，当一个人的行为在我们看来属于忘恩负义时，我们便在道德上唾弃他或谴责他。
既然“对”、“错”的道德标准是独立于事情或行为，并用来判断、规范事情或行为的，我们自然不会认为，当一个人在相同的情境下做了某件事情时，他是对的，而另一个人在相同的情境下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是错的；或者，当一个人在某个情境中应该做某件事情时，另一个人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境中却不应该这样做。相反，我们认为，类似于“人不可以忘恩负义”这样的道德原则是如此的不可违反，以致任何人在相同的情境下都应该这样做。同样，“人不可以见死不救”的道德力量，对于我们内心的召唤是如此强大，以致任何一个人，在他有能力的前提下，看到任何一个人落水都应施以援手。见死不救是应该承受道德谴责的，有时候甚至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道德判断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普遍施用于所有处于相同或类似情境的事情或行为。同时，道德标准或道德原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哪一个人主观上的产物，也不是哪一个社会，哪一种文化刻意这样认为或特有的。一种“你应该这样做”或“你不应该这样做”的“道德命令”是普遍有效的，不因你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而有所改变。
但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麻烦。有人或许会反驳我们：既然你认为道德原则是普遍的客观的，道德原则独立于特定的文化或社会传统，为什么有的社会（比如伊斯兰教国家）认为用石头打死通奸的妇女不仅在道德上没有错，反而是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有的社会（比如西方国家、中国）却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不可以容忍的，这是犯罪行为？如果认为道德原则是普遍的，那又如何解释在文化的差异下，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道德原则？而如果道德原则是客观的，又有什么理由证明一种道德原则就是对的，而另一种就是错的呢？
类似这种反驳所观察到的现象，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学》中曾讲了一个故事：古波斯国曾有一个国王叫大流士，他很喜欢到处旅行。在旅行中，他看到各地人们的传统、习惯、文化等都不一样，非常好奇。比如，他惊奇地发现，卡拉蒂安人（印第安的一个部落）习惯吃他们死去的父亲的遗体，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希腊人认为对死者进行火葬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某一天，他叫了一些宫廷里面的希腊人，问他们是否会吃他们父亲的遗体。希腊人非常震惊，连说这种事情他们无论如何都干不出来。然后，大流士再把一些卡拉蒂安人叫进来，问如果叫他们火化自己父亲的遗体，他们会怎样。卡拉蒂安人也大惊失色，说这种事情太可怕了，以后最好不要提起。
看起来，卡拉蒂安人和希腊人的道德原则相差如此之大，以致在一方看来很正常的东西，在另一方看来非常可恶。多少年来，社会科学家们一再提醒人们，每个社会的文化、道德规范都不一样，所以，似乎是不存在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的。于是，有的人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由于每个社会、每种文化存在着差异，人们有不同的道德观点和道德原则，因此道德是相对的。不存在一个普遍而客观的道德标准，相反，是你有你的道德标准，而我有我的道德标准，我们谁也不能说，你就是对的而我就是错的。
这种观点在这方面肯定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是危险的，如果没有一个普遍而客观的道德标准，我们如何谴责一个人伤害他人？这样，我们恐怕也不能说，法西斯德国屠杀犹太人、日寇的南京大屠杀是错的了，因为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是最野蛮的兽行，但在他们看来却没什么不对。
更重要的是，这种认为道德具有相对性的观点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希腊人认为吃父亲的遗体不可思议，而卡拉蒂安人认为火化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他们无疑是相同的，即都要对死者表示尊重。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共有“尊重死者”这个道德原则的，只是表示這种尊重的方式不一样。他们之间并非道德标准的不同，而是用以表示这种道德判断的方式不同。就像“同意”，中国人是用点头，但阿尔巴尼亚、印度等国家却用摇头表示。
道德原则是一种“绝对命令”。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是没有含糊的。但是，如何去做应该做的，以及如何不去做应该不去做的，却不一样。这就要求人们一方面要多理解和宽容对方，另一方面也要坚持道德原则。编辑/姚晟
“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这样的语句，常常表示一个道德判断。比如，不管暴力虐待一个小孩子多么有利于社会，这样做都是在道德上不能允许的，因为，即使这个小孩子有错，也只能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暴力虐待在道德上是应该排除的。
显而易见，当我们遇到那些可以让我们作出道德判断的事情或行为而说它是对或错时，通常是这样做的，我们认同于一种道德原则，然后，当我们看到有某种事情或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下符合或违反这种道德原则的时候，便说它是对的或错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认同“人不可以忘恩负义”，当一个人的行为在我们看来属于忘恩负义时，我们便在道德上唾弃他或谴责他。
既然“对”、“错”的道德标准是独立于事情或行为，并用来判断、规范事情或行为的，我们自然不会认为，当一个人在相同的情境下做了某件事情时，他是对的，而另一个人在相同的情境下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是错的；或者，当一个人在某个情境中应该做某件事情时，另一个人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境中却不应该这样做。相反，我们认为，类似于“人不可以忘恩负义”这样的道德原则是如此的不可违反，以致任何人在相同的情境下都应该这样做。同样，“人不可以见死不救”的道德力量，对于我们内心的召唤是如此强大，以致任何一个人，在他有能力的前提下，看到任何一个人落水都应施以援手。见死不救是应该承受道德谴责的，有时候甚至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道德判断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普遍施用于所有处于相同或类似情境的事情或行为。同时，道德标准或道德原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哪一个人主观上的产物，也不是哪一个社会，哪一种文化刻意这样认为或特有的。一种“你应该这样做”或“你不应该这样做”的“道德命令”是普遍有效的，不因你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而有所改变。
但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麻烦。有人或许会反驳我们：既然你认为道德原则是普遍的客观的，道德原则独立于特定的文化或社会传统，为什么有的社会（比如伊斯兰教国家）认为用石头打死通奸的妇女不仅在道德上没有错，反而是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有的社会（比如西方国家、中国）却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不可以容忍的，这是犯罪行为？如果认为道德原则是普遍的，那又如何解释在文化的差异下，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道德原则？而如果道德原则是客观的，又有什么理由证明一种道德原则就是对的，而另一种就是错的呢？
类似这种反驳所观察到的现象，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学》中曾讲了一个故事：古波斯国曾有一个国王叫大流士，他很喜欢到处旅行。在旅行中，他看到各地人们的传统、习惯、文化等都不一样，非常好奇。比如，他惊奇地发现，卡拉蒂安人（印第安的一个部落）习惯吃他们死去的父亲的遗体，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希腊人认为对死者进行火葬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某一天，他叫了一些宫廷里面的希腊人，问他们是否会吃他们父亲的遗体。希腊人非常震惊，连说这种事情他们无论如何都干不出来。然后，大流士再把一些卡拉蒂安人叫进来，问如果叫他们火化自己父亲的遗体，他们会怎样。卡拉蒂安人也大惊失色，说这种事情太可怕了，以后最好不要提起。
看起来，卡拉蒂安人和希腊人的道德原则相差如此之大，以致在一方看来很正常的东西，在另一方看来非常可恶。多少年来，社会科学家们一再提醒人们，每个社会的文化、道德规范都不一样，所以，似乎是不存在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的。于是，有的人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由于每个社会、每种文化存在着差异，人们有不同的道德观点和道德原则，因此道德是相对的。不存在一个普遍而客观的道德标准，相反，是你有你的道德标准，而我有我的道德标准，我们谁也不能说，你就是对的而我就是错的。
这种观点在这方面肯定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是危险的，如果没有一个普遍而客观的道德标准，我们如何谴责一个人伤害他人？这样，我们恐怕也不能说，法西斯德国屠杀犹太人、日寇的南京大屠杀是错的了，因为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是最野蛮的兽行，但在他们看来却没什么不对。
更重要的是，这种认为道德具有相对性的观点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希腊人认为吃父亲的遗体不可思议，而卡拉蒂安人认为火化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他们无疑是相同的，即都要对死者表示尊重。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共有“尊重死者”这个道德原则的，只是表示這种尊重的方式不一样。他们之间并非道德标准的不同，而是用以表示这种道德判断的方式不同。就像“同意”，中国人是用点头，但阿尔巴尼亚、印度等国家却用摇头表示。
道德原则是一种“绝对命令”。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是没有含糊的。但是，如何去做应该做的，以及如何不去做应该不去做的，却不一样。这就要求人们一方面要多理解和宽容对方，另一方面也要坚持道德原则。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