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传播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传播学可以说与所有的学科都有交叉。传播学界一直有一个焦虑：被传播学界公认为经典的众多著作里，许多重要的作者都不是来自新闻传播学学科，而来自于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其他学科，所以传播学界一直有一种学科自主性的焦虑，有没有可能圈定范围、插上旗子，然后说：传播学是我们的，别人拿不走？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焦虑过去没有解决，未来也不可能解决。因为传播作为社会存在的体现，事实上已经与所有的学科，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息息相通、息息相关，无法割裂。但是，这并不是说传播作为学科不应该存在。
　　从今天学科命名的角度来说，新闻与传播是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级学科的。而作为学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其实都很年轻。一个经典说法是：新闻是社会的守望者，而社会往往被比喻为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前途莫测、风险变幻，需要新闻记者和新闻业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为之瞭望和守护。因为17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动和印刷业的商业化发展，新闻纸作为当时的“新媒体”成为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开始兴起。之后，人类的历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变与撕裂，瞭望与守望的理想体现了世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时代里，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命运把控的期许与愿望，这就是新闻学的意义。而传播学作为学科的兴起则是20世纪以后的故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热战”以及之后的“冷战”世界格局的背景密不可分。传播学进入中国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的产物。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互联网已经覆盖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所有未知的地方都已经被21世纪的信息之光所照亮，無处躲藏。在又一轮“新媒体”开始撼动世界的时代，新闻与传播及其作为学科的存在的意义究竟何在？
　　戈公振先生曾经于1925年在大夏大学讲授新闻学，而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传承的正是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道统。我愿意再次引用戈公振先生的这段话：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见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
　　这里所说的“报纸”在今天完全可以用“传播”来代替。虽然过去的“新媒体”已经推陈出新，但是戈先生所讲的“交通”的道理却一以贯之。今天的传播依然是社会的血脉运行，它有大动脉，也有静脉、毛细血管，互相沟通支持，成为社会存在的源泉和动力。而无论是动脉、静脉，还是毛细血管，只要有堵塞，整个社会的机体就会产生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是什么？如果说新闻是社会的守望者，那么传播就是打通思想观念之血脉的社会工程师。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传播比成各种各样交叉的路口和连接。路口的车辆与行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对于传播学院的师生来讲，我们关心的是什么？那就是公路的拓展与承受、通行的顺畅与效能、规则的制定与遵守，车辆和人群是否都能各行其道？孩子、老人、盲人和残疾人能否安全通过，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鸟儿是否飞过、羊群能否穿行……因此，如果一定要给传播学学科划定一个范围，那它应该是所有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作为各自独立的学科，当它们开始介入社会肌体、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当它们与社会有机体相遇的地方，就是传播学领域开始的地方。
　　传播学栖居在人文、社会、自然各学科与社会有机体的交汇处，构成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传播学界有教育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数据传播、国际传播的命名。传播学不存在自己的主体，而恰恰是以社会整体的方式关照和勾连了所有的学科。犹如向日葵一样，它的花盘的壮硕与否，取决于花瓣汲取的阳光雨露是否充沛，而它回馈社会的方式，是依靠“幸福之花”的开花结果。这也正是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独特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播也是大学与社会的切面与交汇处。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一句话：“采着花瓣时，得不到花的美丽。”每一片单独的花瓣，再美丽也都构不成生命的有机体。只有它们作为整体存在，生根开花结果，才能生生不息，报效土地和社会。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道”既可以理解为道统，也可以理解为道路。而传播正是沟通之道、交通之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传播的公平、公正和公共性的追求，是传播造福人类、造福世界、造福国家、造福社会的关键，这既是传播的意义，也是传播的未来，更是大众传播教育的使命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