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彩月和她的情人》举行首映式，我会这样说：“七十一岁辞世的母亲。五岁成了孤儿，在外漂泊三十六年，四十一岁，领着我，回到朝思暮想的大理故乡。我希望自己的文字，也能像母亲一样，属于故乡，属于大理……”
　　一
　　洱海边有很多大青树。有的树根全部裸露在岩壁上，虬蟠在石缝间，将生命的坚韧交给巨石。同时，面海，临水，与海风海浪同歌，与海中蓝天同梦，又让海将生命的瑰丽交给自己。于是，立岩，依山，在人们头顶，撑起一片又一片枝繁叶茂、终年不凋、浓绿生辉的天宇。《彩月和她的情人》的拍摄现场，那天就在洱海边的大青树下。接受大理电视台实地采访，我说：“电影《彩月和她的情人》，是依据我的几篇小说，主要是中篇小说《奇婚记》改编的。《奇婚记》是两位乡下人的故事，无非想写出生活给人的真心，和像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的心灵……”
　　母亲成孤儿离开故乡之后，十六年女仆，九年颠沛流离，三十岁开始四十一年的孀居生涯。母亲常说，人间苦戏，哪一本哪一出，都有她！苦难使母亲终身文盲。也是苦难，总给她信念，使她像宗教徒一样心灵虔诚。自幼小，一有机会。母亲就点化我：“人在做，天在看。”“抬头三尺有神明，你不见他他见你。”要我在人看不见晓不得的地方，要懂得守住心灵。开始写作，母亲便进入作品，或是母亲，或是母亲的影子，或是像母亲一样虔诚的心灵。
　　二
　　1992年6月8日夜晚，大理市下关文化馆会议室，安徽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方义华，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导演李保，我们三人会商《奇婚记》的改编。方义华还是名噪一时的《月亮湾的笑声》的编剧。云南厂把这样一个人物从安徽搬来，证明下了大决心，《奇婚记》搬上银幕只是早晚的事。我们相谈甚欢，笑说《奇婚记》，名字老得掉牙，来点新的，《彩月和她的情人》。三个人一直聊到十一点过才分手。
　　那晚是农历五月初八。上弦新月已经沉落，留一天繁星和一路蟋蟀轻唱，伴我回乡村的家。我要告诉母亲，白族作家写白族的小说，拍成讲白族故事的电影，还是第一次。回到乡院，母亲的窗帘仍然透着亮光。重病已久的母亲还在深夜守我。站去窗前叫“妈妈”，母亲在里面抖索着声音答应。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失去了进屋直面母亲，说出那句没有经过任何确认好像是自己杜撰的大话的勇气。在窗外嗫嗫嚅嚅。只说时候不早，妈妈安睡。
　　第二天，五月初九，又是深夜。我和妻子将近十一点，还守在儿子的学校门口，等班主任一道去他驻校的宿舍找他谈话。那一夜，风大，奇冷，一片漆黑，身子有点瑟瑟作抖。进到院子，母亲和小女儿都已熟睡。母亲的鼾声格外亲切和温暖。真想回到儿时，像凑去母亲膝前听故事一样，给她讲讲小说变电影的事。人房已近午夜两点，心事重重，对妻子说，影片首映，我一定找辆手推车推母亲去看电影，就像这些日子妻子借手推车推着母亲四处治病一样。
　　一年半前，春节刚过，正月初五清晨，母亲照常早起做餐。正在忙着，猝然倒下，倒在柴烟弥漫、火舌一伸一闪的灶门口，人事不省。是脑溢血！从此母亲半身不遂。而母亲，又一直不肯相信自己就这样病残下去。入厕解系衣裤有时不能自理便垂泪不止。要妻子背去开会又因起行坐立艰难就在会场哭了起来。手中水杯掉碎地上硬要自己清理打扫。天井里拄杖挪步只要不会跌倒就不要人搀扶。旱烟比纸烟难以点燃，也是到了再也无法点燃旱烟才同意更换。母亲苦难无尽的人生中，第一次心的折磨超过身的负累。请母亲参加首映，没有欣慰，只莫名难受。
　　第二天，五月初十，公历1992年6月10日，下午四点。为了下关文化馆冒着风险全额贷款兴办的“娱乐城”能够达到预期收人，我和全馆职工在会议室正与昆明承包商唇枪舌剑讨价还价，一位村里乡亲紧紧张张闯了进来，慌慌走近我，冲我低语。刚过去的三点左右，在物资仓库干男人装卸重活尚未午饭的妻子，回家用餐不见椅子上的母亲，呼叫也无应声，预感不对惶惶急找，才发现母亲，栽倒在卧室床前，一个人，孤孤单单，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身边一直无人就像没有儿女就像没有养育了我。我不晓得，我当时是怎样才忍住了痛哭和悲号。忍住了没有狠揍自己……
　　三
　　8个多月之后。1993年2月25日下午，专来文化馆找我的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耿巍一行五人，面带喜色告诉我，《彩月和她的情人》已经办完手续，3月1日即可全国上映。现在带来片子举行首映式答谢大理。他们已经去了州委宣传部，定在28日夜晚，在州人大礼堂放两个专场。“你是原著，又是大理人，既客又主，要来哦！”几个人，都笑着，都握手。
　　2月27日深夜，已经睡了一阵。突然，就像有人推搡我似的猛醒过来。《彩月和她的情人》明天就要首映，我曾经打算用手推车推了母亲去看电影。可是现在，天下所有观众席都永远不会有我的母亲坐在那儿了。拍电影的事到最后也没能说给母亲。母亲到离世也不知道有《彩月和她的情人》这部电影。我这一生最可能让母亲开心的事都没有让母亲知道而且再也不可能告诉母亲了。所有无法弥补的对母亲的亏欠，大小巨细对不起母亲的事，都成痛感和罪感在心头交错。母亲离世当天就难以忍受的伤悲和对自己的痛恨，囤积得已像库水满到坝沿。电影来家门口首映就像拉开了闸门。悲怆，凄迷，哀伤，悔恨，愧疚，无奈，非得一下子狂泄猛卷不可。先嘤嘤啜泣，继呜呜痛哭，最后悲声大恸。躺在一旁同我一道醒来的妻子，怕惊醒儿子和小女儿影响明天上学忙悄声劝阻。哭声憋得抽抽噎噎更是悲凉。妻子伸过手来抚我面颊，一掌泪水。
　　2月28日夜晚，《彩月和她的情人》首映，我终于没有去。除了痛彻肺腑的悲伤，还担心遭遇并非鲜见的电影的失败场面：观众不断离席，响起比喝倒彩更尖利的嘘声，银幕上哭成泪人而场子里却在笑，银幕上笑成一片观众却面色严峻。书籍堆在墙角，蒙满灰尘，作者读者互不相见，没有什么。有自己署名的影片在放映现场在千百观众面前遭遇失败，完全是众目睽睽的尴尬和狼狈。即便没人相识或相识而未相遇，尴尬和狼狈也难以从心头逃走。我的小说《奇婚记》，远远没有《五朵金花》囊括苍山洱海的奇美，更欠缺表现和表达的奇思和奇招。因《五朵金花》而让中国和世界倾倒的我的民族，能够满意么？不会让她蒙羞么？听小说要拍电影，我就一直忐忑，始终怀疑自己，早就失去自信。电影厂多次催本子，便一千五百元廉价出售了改编权。
　　四
　　首映第二天，1993年3月1日，整天在三塔开会，拟定三月街民族节大理市的艺术表演方案。我一贯恶劣的脾气又恶劣起来，不仅与领导争吵，还争吵着离开会场。可是今天，3月2日，早晨六点三十分，又分秒不差，按照会议所定，与三位同事坐班车赶赴昆明，请艺术高手对方案指点和擘划。客车摇摇晃晃，颠颠簸簸，各路心事，连连涌来。
　　再过19天，就3月21日，每个季度的21号，都是银行规定的还贷日。这次可以累计还到20万元。“娱乐城”的40万贷款就只剩下一半，利息也就从每天96元降到48元，化险为夷有了可能。而儿子学校门口的风寒之夜，似乎迟未转暖，还得操心犯愁。初春夜里回拢庭院，要记住拉开电灯，看看两只不禁春寒的小狗是否挤睡窝里，两只初来乍到的小燕子是否回了家。想到母亲，春秋冬夏，庭院之中，晚上临睡，总唧一柞长的旱烟锅，一处站站，四下望望，开始睡前三台事：查每个角落，防人藏匿在家；查大门小门侧门后门，是否上杠上闩上锁；查炉灶余火，续用封严，不用则灭尽。多次上前想当帮手，母亲总托辞不肯，非一个人不慌不忙地慢慢做。渐渐明白，五岁失去家，大半生流离失所，直到桑榆之年才在故乡有了自家院落的母亲，这样每做一次，都是对故乡和家的一次沉醉一次亲呢一次抚摸。母亲去世后。我常在夜里将庭院挨墙的缅桂花树看成母亲。花朵是母亲说的话，花香是听见了母亲在说什么，墙上晃动不息的树影是母亲奔波一生的步子……
　　3月1日，《彩月和她的情人》開始全国公映。无论影片成功与否，或取得多大成功，我都不会有任何改变，都会一如既往，尊重和热爱母亲讲究心灵的人生，尊重和热爱白族调子唱的，母亲经常说的，“像树叶子多得数不清，像树叶子一落下就找不见”的，所有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日子。母亲名“水兰”。她的三个姐姐，名“水香”“水流”“水花”，都是大理坝子白族农家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女孩名字。当年阿公阿婆为她们取名的初衷和今天我对她们的感知，竟然都与“水”相连：结水为伴，傍水而居，在水一方——像洱海大青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