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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浙南先贤林竞的一些事迹材料，凡从苍南地方文献有关收藏，及学人前辈之撰述，称他是民国以来“谈西北问题第一人”，被誉为“西北拓荒者”。平阳苏步青教授很欣赏钦佩这位同乡，曾写诗称赞道：“筹边举世仰君游，匹马曾经地尽头。远志一身浑是胆，壮怀双鬓不知秋。重逢湖上河清日，新系镇南关下舟。倘许他年闲岁月，相从雁荡可消忧。”当今，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西部大开发已向纵深处迈进，林竞这个曾经被遗忘的名字，再次被人们提起，为人们所缅怀纪念，这正是时代的感召所致。
林竞生于1892年，卒于1962年，浙江苍南霞关（旧属平阳）人，名维瑞，字烈敷，毕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曾任川康边区中将级特派员，青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浙江省议会秘书长等职。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台湾，后深研佛学，成为台湾佛教界权威人士。其著作有《西北丛编》、《西北旅行记》、《中国必能复兴》等，涉及当时西北各地的诸多方面，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
近百年前，他说“大好河山，化为修罗之场，黎庶无辜，尽成刀俎之肉”，国家忧外患，积弱积贫。为此，他认为“具二百三十万余方英里，居全国七分之四之广土，五行百产之精英，为历史文化之起点、江河之所源、万山之所始”，是极具开发价值的。他在面见孙中山时，曾慷慨陈词道：“国人须认明，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1916年，他从日本（时称东洋）留学归来，即第一次考察西北，从北京出发，经河南、陕西、甘肃至新疆乌鲁木齐；1917年，从乌鲁木齐经天山南路至阿尔泰、西伯利亚回到北京。1918年～1919年，第二次考察西北，再次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内蒙、宁夏、甘肃到新疆乌鲁木齐，再经内蒙和外蒙（今蒙古国），回到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1925年，第三次考察西北，又一次从北京出发，再于1928年由青海至上海结束。这三次考察，前后历时共计6年。他以不凡的举措、超群的举动，把目光投向极为荒凉而艰苦的西北，抱着“为人类辟一新领域，为国人筹一新出路”的志向与信念，抒写了胸怀报国、关注民生的满腔豪情。当他第二次考察西北前，站在嘉峪关城墙下，目睹“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题诗，感慨万千，遂反其意写道：“出关岂真苦事哉？余何以一行再行而不厌耶？是在个人观念如何耳。余常谓，天下有奇苦者，必有奇乐。出关固多苦事，然亦多乐事。世人苟其安于常人生活也，则不出关，固无不可。否则，亦何妨骑骏马，过天山，度流沙，循葱岭之墟，溯罗布之源，睥睨欧亚，钩稽古今。”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胆识，不得不令人油然而生敬佩景仰之情。
历史的脚步是不可抵挡的，时针急速飞转到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前10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较大发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发展科技教育，培育和用好各类人才；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西部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
在跨度将近一个世纪的进程中，从一个始终谈论西部、关注西部的“先驱”林竞所行、所思、所作、所著里，我们看到时代巨变而带来的福祉。一个贫穷落后的西部即将换来崭新的面貌。西部以其独有的区位格局而生发出经济社会蓬勃的律动，这道新生的发展风景线即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
他的考察日记《西北丛编》，涉猎当时西北各地的居民村落、山川河流、土地人口、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自然植被、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民情风俗、农田水利、历史沿革、人口变迁、土特产品、名胜古迹、名人逸事、天灾人祸等。还详细记载了蒙、新、宁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对西北的商业、工业、矿业、农垦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均作了明确的记述，并根据海关的报告及调查所得，详细罗列输出的各种货物名称、数量及价值，甚而列出归绥的商店及机关一览表及市镇的店铺数、街面的宽度、居民穿戴等。现在，这部日记成了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民族风情、旅游开发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
他所考察的地区，尽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与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紧紧牵连在一起，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日记中，有关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的人口、教育、风俗、宗教、部落情况，均有详细记载。如记载甘肃民族教育：“回教徒占（甘肃）全省人口十之三，而学生人数仅占全数四十分之一。其中在中等学校者，不过四人而已。甘省有识之士，均知奉回教者读书太难，为甘省目前最大之问题。”他肯定和赞许回族的勤劳、维族良好的卫生习惯、蒙古族淳厚的民风。对于清末甘肃回民的反清斗争，他严厉驳斥了混同为所谓“汉、回宗教之争”和“汉、回种族之争”等错误观点。他一针见血指出：甘肃回民的反清斗争“颇有政治革命的意义”，清末的回、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是“由于满清政府政治手段之恶辣”的结果。“此后应绝对本民共存共荣之旨，施无偏无私之政，以达化除畛域之境。”这些关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成果及其见解，具有深远的政治战略意义和现实维稳意义。
在此，我们攫掠几个片断，以了解其考察的惊险艰难一幕，以感受其独具的人格魅力、独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考察的环境十分恶劣，当时察哈尔一带鼠疫流行，尸横遍地。凉城县（今属内蒙）毫起村人死了大部分，一家旅店全家尽染疫，仅剩老店主一人。旅客入门即死，抬尸、埋尸者，甚至盗入者亦死。他于大疫之后投宿该旅社，虽心有余悸，但置生死不顾，北行考察矢志不渝，锐不可挡，淡定从容，尽现其人格魅力，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在宁夏时看到：“见各处穷民之多，与税局相辉映。噫！甘省自同治乱后，数十年元气犹未恢复。历年当局，既不能培养生息，又复变本加厉，人民安得不穷？不然，宁夏天府地，何得有此现象耶？”这里，流露出他对国计民生的极为关注，及其对时弊的痛斥。他在兰州时看到：“午后过城隍庙，见庙内陈列顽石数块，色斑斓而质刚坚如玉，询系取诸黄河底者。”“旋邀王君同至督园游览，先至许厅长际唐家少坐。见壁间木橱中庋黄河石甚多，形状各别，颜色不一，颇堪尝玩。余二年前过兰州，是时学政各界，盛行玩石之风，僚属常有以数十金购拳石一枚，献媚上司者。以致黄河沿岸，日有许多穷人，翻沙倒石，从事搜寻，冀得一妙品，博得善价，以改善自己之生活，亦可笑已。”黄河奇石成为下属献媚上司的物品，使穷人为发财而“翻沙倒石，从事搜寻”，我们知道，把玩、收藏黄河奇石，是现今人们的雅兴，但与今相比那时的人们更过而无不及，流露出他对贪污腐败的鞭策，及其对世风日下的担忧。 西北考察之后，他写出了三部长篇考察报告：《查勘绥甘新路线意见书》、《西北国道路线计划书》、《调查包头附近水陆交通情形意见书》。他曾向北洋政府力陈开发西北和实施这些项目的重大意义。但由于时局动荡，政府无力顾及，大部被搁置。但他的报告详尽地记载着当时西北地区的水陆交通情况，保存有大量西北地区，尤其是蒙古草地直达新疆地区及黄河的水运线路的交通史料。
他在《西北丛编》里，从北京西行到新疆的这一线文字记载，配予所绘制的考察路线图、像片，都是亲自实地探索考察所得，这在“五四”前后，其影响之广作用之大相较于其他材料是难以替代的。
我们注意到，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便有关于西域的正式记载，西域的主体部分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辖范围。西域这一片维语中国西部的广袤地区，自然环境多样，地理位置独特。几千年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人们，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先行者一起开拓经营，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在此交会，多种民族在此聚居，多样文化在此融合。但在14世纪至16世界，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世界格局的改变、海运的畅通，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片曾是东西交通枢纽、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会之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并沉寂了几个世纪。自17世纪起，世界列强不断向东方扩张殖民地，西域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紧跟着便迎来了中亚地理考察热与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不同国度不同学科的探险考察者怀拽梦想，纷至沓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到了一个高潮。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的觉醒使一批抱着固边强国愿望的有识之士也形成了一股西行考察的热潮。他们以全新的视角和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观察与探索着西部（包括新疆），让世界熟悉了西部。
至20世纪末，中国有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经济建设战略重点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被提出，而中国学术界在西域历史文化、敦煌吐鲁番学与丝绸之路研究等有关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总结过去100多年国内外学者对西域的探险考察历史，让人们真实、准确、全面深刻地认识西域、进一步了解西部，并为今后的考察与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些专家学者的共识。鉴于此，那些考察著述，不仅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也呈现了雄奇壮阔的西域风光、神秘诱人的古代遗址、多姿多彩的西域风情、惊险曲折的探险经历，更是难得一觅的文献资源，而林竞的考察著述无疑是留给后人及其西部开发建设的无价之宝。
行文至此，还有一记：林竞出生地为今苍南县霞关松柏林，此地是一个民风纯朴的古村落。林氏始迁祖林能朝，清雍正乙卯年（1735）为避战乱，从福建省福清县光贤里仙岭地迁入。至林竞一辈，已是第八世。其故居位于该村落西面，有国民党元老林森题赠长匾“长林胄远”，黑底金字，苍劲有力，令人发缅怀之幽情。
林竞生于1892年，卒于1962年，浙江苍南霞关（旧属平阳）人，名维瑞，字烈敷，毕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曾任川康边区中将级特派员，青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浙江省议会秘书长等职。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台湾，后深研佛学，成为台湾佛教界权威人士。其著作有《西北丛编》、《西北旅行记》、《中国必能复兴》等，涉及当时西北各地的诸多方面，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
近百年前，他说“大好河山，化为修罗之场，黎庶无辜，尽成刀俎之肉”，国家忧外患，积弱积贫。为此，他认为“具二百三十万余方英里，居全国七分之四之广土，五行百产之精英，为历史文化之起点、江河之所源、万山之所始”，是极具开发价值的。他在面见孙中山时，曾慷慨陈词道：“国人须认明，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1916年，他从日本（时称东洋）留学归来，即第一次考察西北，从北京出发，经河南、陕西、甘肃至新疆乌鲁木齐；1917年，从乌鲁木齐经天山南路至阿尔泰、西伯利亚回到北京。1918年～1919年，第二次考察西北，再次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内蒙、宁夏、甘肃到新疆乌鲁木齐，再经内蒙和外蒙（今蒙古国），回到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1925年，第三次考察西北，又一次从北京出发，再于1928年由青海至上海结束。这三次考察，前后历时共计6年。他以不凡的举措、超群的举动，把目光投向极为荒凉而艰苦的西北，抱着“为人类辟一新领域，为国人筹一新出路”的志向与信念，抒写了胸怀报国、关注民生的满腔豪情。当他第二次考察西北前，站在嘉峪关城墙下，目睹“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题诗，感慨万千，遂反其意写道：“出关岂真苦事哉？余何以一行再行而不厌耶？是在个人观念如何耳。余常谓，天下有奇苦者，必有奇乐。出关固多苦事，然亦多乐事。世人苟其安于常人生活也，则不出关，固无不可。否则，亦何妨骑骏马，过天山，度流沙，循葱岭之墟，溯罗布之源，睥睨欧亚，钩稽古今。”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胆识，不得不令人油然而生敬佩景仰之情。
历史的脚步是不可抵挡的，时针急速飞转到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前10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较大发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发展科技教育，培育和用好各类人才；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西部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
在跨度将近一个世纪的进程中，从一个始终谈论西部、关注西部的“先驱”林竞所行、所思、所作、所著里，我们看到时代巨变而带来的福祉。一个贫穷落后的西部即将换来崭新的面貌。西部以其独有的区位格局而生发出经济社会蓬勃的律动，这道新生的发展风景线即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
他的考察日记《西北丛编》，涉猎当时西北各地的居民村落、山川河流、土地人口、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自然植被、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民情风俗、农田水利、历史沿革、人口变迁、土特产品、名胜古迹、名人逸事、天灾人祸等。还详细记载了蒙、新、宁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对西北的商业、工业、矿业、农垦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均作了明确的记述，并根据海关的报告及调查所得，详细罗列输出的各种货物名称、数量及价值，甚而列出归绥的商店及机关一览表及市镇的店铺数、街面的宽度、居民穿戴等。现在，这部日记成了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民族风情、旅游开发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
他所考察的地区，尽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与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紧紧牵连在一起，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日记中，有关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的人口、教育、风俗、宗教、部落情况，均有详细记载。如记载甘肃民族教育：“回教徒占（甘肃）全省人口十之三，而学生人数仅占全数四十分之一。其中在中等学校者，不过四人而已。甘省有识之士，均知奉回教者读书太难，为甘省目前最大之问题。”他肯定和赞许回族的勤劳、维族良好的卫生习惯、蒙古族淳厚的民风。对于清末甘肃回民的反清斗争，他严厉驳斥了混同为所谓“汉、回宗教之争”和“汉、回种族之争”等错误观点。他一针见血指出：甘肃回民的反清斗争“颇有政治革命的意义”，清末的回、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是“由于满清政府政治手段之恶辣”的结果。“此后应绝对本民共存共荣之旨，施无偏无私之政，以达化除畛域之境。”这些关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成果及其见解，具有深远的政治战略意义和现实维稳意义。
在此，我们攫掠几个片断，以了解其考察的惊险艰难一幕，以感受其独具的人格魅力、独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考察的环境十分恶劣，当时察哈尔一带鼠疫流行，尸横遍地。凉城县（今属内蒙）毫起村人死了大部分，一家旅店全家尽染疫，仅剩老店主一人。旅客入门即死，抬尸、埋尸者，甚至盗入者亦死。他于大疫之后投宿该旅社，虽心有余悸，但置生死不顾，北行考察矢志不渝，锐不可挡，淡定从容，尽现其人格魅力，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在宁夏时看到：“见各处穷民之多，与税局相辉映。噫！甘省自同治乱后，数十年元气犹未恢复。历年当局，既不能培养生息，又复变本加厉，人民安得不穷？不然，宁夏天府地，何得有此现象耶？”这里，流露出他对国计民生的极为关注，及其对时弊的痛斥。他在兰州时看到：“午后过城隍庙，见庙内陈列顽石数块，色斑斓而质刚坚如玉，询系取诸黄河底者。”“旋邀王君同至督园游览，先至许厅长际唐家少坐。见壁间木橱中庋黄河石甚多，形状各别，颜色不一，颇堪尝玩。余二年前过兰州，是时学政各界，盛行玩石之风，僚属常有以数十金购拳石一枚，献媚上司者。以致黄河沿岸，日有许多穷人，翻沙倒石，从事搜寻，冀得一妙品，博得善价，以改善自己之生活，亦可笑已。”黄河奇石成为下属献媚上司的物品，使穷人为发财而“翻沙倒石，从事搜寻”，我们知道，把玩、收藏黄河奇石，是现今人们的雅兴，但与今相比那时的人们更过而无不及，流露出他对贪污腐败的鞭策，及其对世风日下的担忧。 西北考察之后，他写出了三部长篇考察报告：《查勘绥甘新路线意见书》、《西北国道路线计划书》、《调查包头附近水陆交通情形意见书》。他曾向北洋政府力陈开发西北和实施这些项目的重大意义。但由于时局动荡，政府无力顾及，大部被搁置。但他的报告详尽地记载着当时西北地区的水陆交通情况，保存有大量西北地区，尤其是蒙古草地直达新疆地区及黄河的水运线路的交通史料。
他在《西北丛编》里，从北京西行到新疆的这一线文字记载，配予所绘制的考察路线图、像片，都是亲自实地探索考察所得，这在“五四”前后，其影响之广作用之大相较于其他材料是难以替代的。
我们注意到，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便有关于西域的正式记载，西域的主体部分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辖范围。西域这一片维语中国西部的广袤地区，自然环境多样，地理位置独特。几千年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人们，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先行者一起开拓经营，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在此交会，多种民族在此聚居，多样文化在此融合。但在14世纪至16世界，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世界格局的改变、海运的畅通，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片曾是东西交通枢纽、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会之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并沉寂了几个世纪。自17世纪起，世界列强不断向东方扩张殖民地，西域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紧跟着便迎来了中亚地理考察热与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不同国度不同学科的探险考察者怀拽梦想，纷至沓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到了一个高潮。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的觉醒使一批抱着固边强国愿望的有识之士也形成了一股西行考察的热潮。他们以全新的视角和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观察与探索着西部（包括新疆），让世界熟悉了西部。
至20世纪末，中国有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经济建设战略重点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被提出，而中国学术界在西域历史文化、敦煌吐鲁番学与丝绸之路研究等有关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总结过去100多年国内外学者对西域的探险考察历史，让人们真实、准确、全面深刻地认识西域、进一步了解西部，并为今后的考察与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些专家学者的共识。鉴于此，那些考察著述，不仅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也呈现了雄奇壮阔的西域风光、神秘诱人的古代遗址、多姿多彩的西域风情、惊险曲折的探险经历，更是难得一觅的文献资源，而林竞的考察著述无疑是留给后人及其西部开发建设的无价之宝。
行文至此，还有一记：林竞出生地为今苍南县霞关松柏林，此地是一个民风纯朴的古村落。林氏始迁祖林能朝，清雍正乙卯年（1735）为避战乱，从福建省福清县光贤里仙岭地迁入。至林竞一辈，已是第八世。其故居位于该村落西面，有国民党元老林森题赠长匾“长林胄远”，黑底金字，苍劲有力，令人发缅怀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