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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8日凌晨，约30名疑似恐怖主义者的武装分子偷袭了中国水电15局位于马里莫普提大区杰內市附近的一座水坝建设工地，烧毁了两台起重机和部分车辆、机械设备和发电机，抢劫工地上员工一些私人财物后扬长而去。
这是中国企业、员工在非洲的又一次遇险，不幸中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事实上并非每一次遇险都如此走运，远的不说，即以马里而言，近年来中国同胞就曾几次喋血：2015年，马里首都巴马科市中心发生丽笙酒店人质案，恐怖分子的袭击导致22名各国公民死亡，7人受伤，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天想，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副总经理王选尚，中国铁建国际集团西非公司总经理常学辉等3名中国公民遇难;2016年5月31日，恐怖分子袭击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ma）驻马里中部加奥蓝盔兵营地，导致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中国维和士兵1人牺牲、4人受伤。
事实上马里是笔者曾生活、工作过一年多的国家，笔者曾在那里切实感受到“危险中也有安全”。
许多同行曾经在马里遭遇商业欺诈，也有些碰上放货和资金“笼不回”的风险，但这些风险笔者在当地经营时都未碰上过。笔者在巴马科经营纺织品，经营方式是“押货销售”，尽管市场时好时坏，但合作伙伴每周都会和我认真盘库、对账，每一笔钱、货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笔者当时是做“大批发”，批发的单位是“一个货柜（20尺集装箱）起”，对接的合作伙伴只有3个，都是当地比较大、比较著名的商人，而这些合作伙伴又分别找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二级下家”，用同样的“押货销售”方法经营，部分“二级下家”还有“三级下家”，如此复杂的销售网，笔者也并未碰上过货、款莫名其妙消失的风险。
当年的马里虽未像今天这样兵荒马乱，但治安问题、地区冲突问题、恐怖袭击问题……可谓一样不少，笔者在马里时曾毫不在意地做了一些被当地中国同行视为“大忌”的一些事，但并未遭遇他们所预言的风险（相反，有些好心提醒我“小心危险”的同胞反倒遭遇了一些不测）：笔者的经营“地盘”深入被中国同行视作“外国人经营禁区”的当地中央大市场核心区，租住在当地人社区——尼日尔河对岸的巴克吉克罗尼阿塞伊，而非中国企业习惯的“中国大院”（位于巴马科中国使馆附近）;和当地客户同吃同住;和合作伙伴去被视为高风险地区的莫普提（对，就是文章开头中国工地被袭击的莫普提，号称“马里鱼都”）和廷巴克图（曾一度被恐怖组织和分离运动盘踞的非洲历史文化名城）考察市场、参观游览。
2017年10月，索马里发生了大规模卡车爆炸事件，造成300多人死亡。一名遇难者的尸体被埋葬在首都摩加迪沙的梅迪纳医院墓地。
许多同胞在马里都遭遇“饮食风险”：赴当地人宴会后因为饮食不习惯而上吐下泻算是轻的，有些同胞还会因为“吃的不干不净”得大病，甚至鬧出人命。而笔者初到马里设点时因遭遇海关罢工，货物进不来、经费出现断档，长达三周时间一日三餐都是合作伙伴家里做好了送给我“白吃”，后来也曾经常和当地人（包括门市部的普通员工）同锅吃饭，却从未吃出什么风险来。
一位在当地做小五金生意的同胞曾羡慕我“有避险的法宝”，一时圈内传为美谈。
真有“避险法宝”么？也算有吧。
法宝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有些绝对的“安全禁区”是无论如何不要去触及的，比如在马里，中部和中北部一些地区，对当地人而言也风险十足，一些组织、部落有专门袭击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对于这样的地方就只能“绕着走”，即便遍地黄金也要忍住“贪念”，就算“风景那边独好”也要忍住不去。当然，诸如维和这样的“刚性使命”责无旁贷，但对于大多数经营企业、普通侨民和游客而言，趋利避害还是完全做得到的。
法宝二：“不拿自己当外人”。
住在马里巴马科的外国人特别喜欢去所谓“外国人专门场合”，认为这样的场合特别安全，但其实并非如此，近几年巴马科遭袭的目标，如前面提到的丽笙酒店、巴马科游艇俱乐部、市郊的涉外夜总会等，都是注明的涉外、甚至“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合，而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个人或为财、或为名，偏偏专门袭击这样的“外宾扎堆场合”。一位曾和笔者做过“邻居”的法国工程师也说，即便没有恐怖袭击或恶性犯罪，“专门涉外场合”也并不那么安全，他的同事、朋友有的在这些场合被偷了钱物，有的遭遇“仙人跳”人财两空。
笔者在巴马科敢于深入中央大市场核心区，两大奥秘，一是“与人同利”，当地许多大小商人、伙计直接或间接靠我的货赚钱，二是“本地化”，穿当地民族服装，说当地语言（笔者精通当地通行的法语，且努力学了一些当地的“民族语言”班巴拉语），和当地人一样遵循诸如“斋月白天不饮食”等习惯，当地人并没有觉得我是个“异类”，他们觉得我很“安全”，我的安全也就相应获得保障。
法宝三：知彼知己，熟悉伙伴和邻居。
笔者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是笔者在多哥、贝宁等地经营时就结识，并经过多次合作后相互信任、了解的，不论工作关系和私交都相当可靠，彼此也知根知底，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在当地出现“工潮烧货”、许多外国商店、仓库被洗劫焚烧的情况下，把货物藏到合作伙伴的仓库里“打埋伏”，也能在办公费用一时周转不开时放心大胆地让对方一手包办租房、租车甚至一日三餐，对方也并不担心我这个“外人”骗吃骗喝。由于熟悉对方的情况，某些通常意义下的冒险行为对我而言如履平地，如莫普提即便当时也是治安形势复杂的地方，但合作伙伴是莫普提第一大家族，有他亲自作陪，有风险自然也就变成了没风险。
埃塞俄比亚地区的每周市场。
说“尽量讲究”，是指不论在家开伙还是在外吃饭，都要尽量注意饮食卫生，当地食品安全问题严重，许多食物原料、加工环境有问题，气候又比较炎热，如果不注意就容易“中招”。
说“该不讲究时不讲究”，则指倘需要在当地居住、生活较长时间，就要努力让肠胃适应当地的饮食环境，不能太“自珍自贵”，否则肠胃“水土不服”，过于娇嫩，反倒容易“中招”，“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固然不符合卫生安全常识，但“过分讲究”有时也是自讨苦吃，笔者在巴马科时，一个经营茶叶的同胞，公司里有个吃东西特别挑剔、讲究的女助手，因为动辄把“卫生”二字挂在嘴边，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被起了个“卫生球”的昵称，结果越讲究越麻烦，她在巴马科工作半年不到，就因为饮食问题送了两趟中国医疗隊。
其实笔者在马里的这套“安全法宝”，是更早年份里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工地上工作、生活时切身经验的总结。
笔者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时，当地正遭受恐怖组织“伊斯兰救世阵线”的肆虐，首都阿尔及尔四周要道都停着装甲车，市郊笔者所在单位经营的两个工地都有武装宪兵24小时全天候保护。笔者在某公司指挥部工作，指挥部所在的阿尔及尔市郊小镇希拉丹，夜里有时候能听见不知哪里传来的枪声，两个工地中的一个曾被恐怖武装夜袭（工地内一直不肯搬迁的钉子户一家因有人是警察，几乎被恐怖分子杀绝），笔者一行在驱车赶赴那个工地途中也差点“中招”（恐怖分子冒充警察在公路上设卡截车，笔者车后紧随的一辆中巴上当，结果车上乘客和司乘人员除一人外全部遇害，笔者幸免于难）;即便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在当地的同胞也感受到一些不安全、不友好，如有孩子会追着中国人大骂“阿里巴巴”（窃贼，一些当地人反感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最初笔者也担心这，担心那，裹足不前，但很快就发现，正如一位“前辈”所言，“担心也没用，要学会‘找到安全’”——戒备森严的工地不照样被夜袭了么？
“找到安全”的第一个要诀，就是想方设法增大安全系数。
夜袭事件发生后，我们先后拜会了业主单位（阿尔及利亚住房部）和工地所在两个省的政府、治安机构，说服他们加强了几处目标的安保，自那之后至工程结束，再未发生过遇袭的意外。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一位当地长者的指点下，拜访了几位在工地附近有影响的社区领袖、家族长老，让他们了解“这些住房工程落成后，你们社区是最大受益者”，此后当地人和我们的关系大为改善，安全系数也自然提高。
第二个要诀，是“取得好感”。
因为语言相通，且了解当地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较多，笔者当时自告奋勇，和另一位同事及两位本地司机担负了“社区公关”的使命，几乎每晚都会刻意去驻地附近的小咖啡馆坐一坐。咖啡馆是当地人（主要是当地男性）社交的枢纽，也是各种社区信息的集散地，在那“混个脸熟”能事半功倍地赢得社区好感。笔者在小咖啡馆和老板、伙计、当地人谈足球、谈诗歌，谈正在拔地而起的住房工程，也谈一些中国的风俗习惯、个人及家庭趣事，一来二去，一些已经买了“楼花”的当地人甚至会定期“猫”在咖啡馆等你“爆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更多同事加入了“泡咖啡馆”行列，其中一位同事曾不小心把手机、钱包落在咖啡馆，也被好心人送了回来。
正是在“泡咖啡馆”过程中，笔者获得了“咖友”一个“金点子”：在斋月期间帮忙整修驻地门前一条坑坑洼洼、积水泥污遍地的土路。我们是做工程的，劳力、工具现成，补路所需的土石只需用工地“下脚料”就可满足，开斋节前夕我们动员了二十几名民工，翻译、工程师和司机们也挥锹上阵，干得热火朝天。一位此前一直对我们不太友好，经常“嘀咕”的对门邻居冷眼旁观半小时后拿着自家工具加入了劳动行列，后来更让弟弟招呼更多人参加，“补路”次日，社区长老亲自登门致谢，后来我们周围不但没“熊孩子”偷喊“阿里巴巴”，外来孩子喊，社区大人还会立即大声喝止。
第三个要诀，是“用好当地人”。
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危中有安”，需要特别感谢为我们服务的4位当地司机。
这4位司机各有特色：老司机纳西姆年纪最大（当时已30多，有两个孩子），曾经是职业赛车手，出生在欧洲，思想十分世俗，头脑灵活且工作能力强，我们戏称“半个中国人”，擅长和商家、合作伙伴打交道;他亲弟弟“麻木”英俊聪明，讨人欢喜，虽然生活世俗化却也善获“老派人”的欢心，社区长老对他青眼有加，他办事有时毛糙，曾惹过几次小祸，但“恐怖分子拦路检查”事件中，也正是他发现有异，当机立断地一脚油门，让我们死里逃生;和“麻木”是中学同学的“祖海”是指挥部驻地所在社区土生土长的孩子，为人坦率健谈，喜欢交朋友，我们和他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也通过他和社区拉近距离;最后一位“巴拉”看上去比较木讷，也是四人中最虔诚的一位，一些高风险但非去不可的场合只有他开车才最可靠，因为他懂得那些“保命的切口”。
如今网络上、媒体上充斥着诸如“非洲比较安全的国家”、“非洲比较安全的城市”，甚至“非洲比较安全的社区”等文章、说法。但实际上这些说法似是而非。
非洲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发展结构不平衡和社会生态复杂，有许多需要特别注意的“微操”，对某人、某公司安全，对另一些人、另一些公司则危机四伏。
比如贝宁在西非是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市场相对规范，社会对外国人（包括中国人）较为友善，且和周边加纳、尼日利亚等相比，是容易“讲道理”的地方，但远的不说，仅仅进入21世纪的这十几年来，当地商会就掀起了针对中国供应商的至少三次“大行动”，以纺织业为例，在这三次“大行动”中，中国公司先后丧失了零售权、单包批发权和5包以下批发权，而当地海关的清关价格也在这种市场波动中坐起“过山车”，最高清关价竟是最低清关价的300%。
这是中国企业、员工在非洲的又一次遇险，不幸中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事实上并非每一次遇险都如此走运，远的不说，即以马里而言，近年来中国同胞就曾几次喋血：2015年，马里首都巴马科市中心发生丽笙酒店人质案，恐怖分子的袭击导致22名各国公民死亡，7人受伤，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天想，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副总经理王选尚，中国铁建国际集团西非公司总经理常学辉等3名中国公民遇难;2016年5月31日，恐怖分子袭击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ma）驻马里中部加奥蓝盔兵营地，导致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中国维和士兵1人牺牲、4人受伤。
我在马里很安全
事实上马里是笔者曾生活、工作过一年多的国家，笔者曾在那里切实感受到“危险中也有安全”。
许多同行曾经在马里遭遇商业欺诈，也有些碰上放货和资金“笼不回”的风险，但这些风险笔者在当地经营时都未碰上过。笔者在巴马科经营纺织品，经营方式是“押货销售”，尽管市场时好时坏，但合作伙伴每周都会和我认真盘库、对账，每一笔钱、货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笔者当时是做“大批发”，批发的单位是“一个货柜（20尺集装箱）起”，对接的合作伙伴只有3个，都是当地比较大、比较著名的商人，而这些合作伙伴又分别找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二级下家”，用同样的“押货销售”方法经营，部分“二级下家”还有“三级下家”，如此复杂的销售网，笔者也并未碰上过货、款莫名其妙消失的风险。
当年的马里虽未像今天这样兵荒马乱，但治安问题、地区冲突问题、恐怖袭击问题……可谓一样不少，笔者在马里时曾毫不在意地做了一些被当地中国同行视为“大忌”的一些事，但并未遭遇他们所预言的风险（相反，有些好心提醒我“小心危险”的同胞反倒遭遇了一些不测）：笔者的经营“地盘”深入被中国同行视作“外国人经营禁区”的当地中央大市场核心区，租住在当地人社区——尼日尔河对岸的巴克吉克罗尼阿塞伊，而非中国企业习惯的“中国大院”（位于巴马科中国使馆附近）;和当地客户同吃同住;和合作伙伴去被视为高风险地区的莫普提（对，就是文章开头中国工地被袭击的莫普提，号称“马里鱼都”）和廷巴克图（曾一度被恐怖组织和分离运动盘踞的非洲历史文化名城）考察市场、参观游览。
许多同胞在马里都遭遇“饮食风险”：赴当地人宴会后因为饮食不习惯而上吐下泻算是轻的，有些同胞还会因为“吃的不干不净”得大病，甚至鬧出人命。而笔者初到马里设点时因遭遇海关罢工，货物进不来、经费出现断档，长达三周时间一日三餐都是合作伙伴家里做好了送给我“白吃”，后来也曾经常和当地人（包括门市部的普通员工）同锅吃饭，却从未吃出什么风险来。
一位在当地做小五金生意的同胞曾羡慕我“有避险的法宝”，一时圈内传为美谈。
真有“避险法宝”么？也算有吧。
法宝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有些绝对的“安全禁区”是无论如何不要去触及的，比如在马里，中部和中北部一些地区，对当地人而言也风险十足，一些组织、部落有专门袭击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对于这样的地方就只能“绕着走”，即便遍地黄金也要忍住“贪念”，就算“风景那边独好”也要忍住不去。当然，诸如维和这样的“刚性使命”责无旁贷，但对于大多数经营企业、普通侨民和游客而言，趋利避害还是完全做得到的。
法宝二：“不拿自己当外人”。
住在马里巴马科的外国人特别喜欢去所谓“外国人专门场合”，认为这样的场合特别安全，但其实并非如此，近几年巴马科遭袭的目标，如前面提到的丽笙酒店、巴马科游艇俱乐部、市郊的涉外夜总会等，都是注明的涉外、甚至“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合，而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个人或为财、或为名，偏偏专门袭击这样的“外宾扎堆场合”。一位曾和笔者做过“邻居”的法国工程师也说，即便没有恐怖袭击或恶性犯罪，“专门涉外场合”也并不那么安全，他的同事、朋友有的在这些场合被偷了钱物，有的遭遇“仙人跳”人财两空。
笔者在巴马科敢于深入中央大市场核心区，两大奥秘，一是“与人同利”，当地许多大小商人、伙计直接或间接靠我的货赚钱，二是“本地化”，穿当地民族服装，说当地语言（笔者精通当地通行的法语，且努力学了一些当地的“民族语言”班巴拉语），和当地人一样遵循诸如“斋月白天不饮食”等习惯，当地人并没有觉得我是个“异类”，他们觉得我很“安全”，我的安全也就相应获得保障。
法宝三：知彼知己，熟悉伙伴和邻居。
笔者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是笔者在多哥、贝宁等地经营时就结识，并经过多次合作后相互信任、了解的，不论工作关系和私交都相当可靠，彼此也知根知底，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在当地出现“工潮烧货”、许多外国商店、仓库被洗劫焚烧的情况下，把货物藏到合作伙伴的仓库里“打埋伏”，也能在办公费用一时周转不开时放心大胆地让对方一手包办租房、租车甚至一日三餐，对方也并不担心我这个“外人”骗吃骗喝。由于熟悉对方的情况，某些通常意义下的冒险行为对我而言如履平地，如莫普提即便当时也是治安形势复杂的地方，但合作伙伴是莫普提第一大家族，有他亲自作陪，有风险自然也就变成了没风险。
说“尽量讲究”，是指不论在家开伙还是在外吃饭，都要尽量注意饮食卫生，当地食品安全问题严重，许多食物原料、加工环境有问题，气候又比较炎热，如果不注意就容易“中招”。
说“该不讲究时不讲究”，则指倘需要在当地居住、生活较长时间，就要努力让肠胃适应当地的饮食环境，不能太“自珍自贵”，否则肠胃“水土不服”，过于娇嫩，反倒容易“中招”，“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固然不符合卫生安全常识，但“过分讲究”有时也是自讨苦吃，笔者在巴马科时，一个经营茶叶的同胞，公司里有个吃东西特别挑剔、讲究的女助手，因为动辄把“卫生”二字挂在嘴边，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被起了个“卫生球”的昵称，结果越讲究越麻烦，她在巴马科工作半年不到，就因为饮食问题送了两趟中国医疗隊。
阿尔及利亚取真经
其实笔者在马里的这套“安全法宝”，是更早年份里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工地上工作、生活时切身经验的总结。
笔者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时，当地正遭受恐怖组织“伊斯兰救世阵线”的肆虐，首都阿尔及尔四周要道都停着装甲车，市郊笔者所在单位经营的两个工地都有武装宪兵24小时全天候保护。笔者在某公司指挥部工作，指挥部所在的阿尔及尔市郊小镇希拉丹，夜里有时候能听见不知哪里传来的枪声，两个工地中的一个曾被恐怖武装夜袭（工地内一直不肯搬迁的钉子户一家因有人是警察，几乎被恐怖分子杀绝），笔者一行在驱车赶赴那个工地途中也差点“中招”（恐怖分子冒充警察在公路上设卡截车，笔者车后紧随的一辆中巴上当，结果车上乘客和司乘人员除一人外全部遇害，笔者幸免于难）;即便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在当地的同胞也感受到一些不安全、不友好，如有孩子会追着中国人大骂“阿里巴巴”（窃贼，一些当地人反感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最初笔者也担心这，担心那，裹足不前，但很快就发现，正如一位“前辈”所言，“担心也没用，要学会‘找到安全’”——戒备森严的工地不照样被夜袭了么？
“找到安全”的第一个要诀，就是想方设法增大安全系数。
夜袭事件发生后，我们先后拜会了业主单位（阿尔及利亚住房部）和工地所在两个省的政府、治安机构，说服他们加强了几处目标的安保，自那之后至工程结束，再未发生过遇袭的意外。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一位当地长者的指点下，拜访了几位在工地附近有影响的社区领袖、家族长老，让他们了解“这些住房工程落成后，你们社区是最大受益者”，此后当地人和我们的关系大为改善，安全系数也自然提高。
第二个要诀，是“取得好感”。
因为语言相通，且了解当地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较多，笔者当时自告奋勇，和另一位同事及两位本地司机担负了“社区公关”的使命，几乎每晚都会刻意去驻地附近的小咖啡馆坐一坐。咖啡馆是当地人（主要是当地男性）社交的枢纽，也是各种社区信息的集散地，在那“混个脸熟”能事半功倍地赢得社区好感。笔者在小咖啡馆和老板、伙计、当地人谈足球、谈诗歌，谈正在拔地而起的住房工程，也谈一些中国的风俗习惯、个人及家庭趣事，一来二去，一些已经买了“楼花”的当地人甚至会定期“猫”在咖啡馆等你“爆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更多同事加入了“泡咖啡馆”行列，其中一位同事曾不小心把手机、钱包落在咖啡馆，也被好心人送了回来。
正是在“泡咖啡馆”过程中，笔者获得了“咖友”一个“金点子”：在斋月期间帮忙整修驻地门前一条坑坑洼洼、积水泥污遍地的土路。我们是做工程的，劳力、工具现成，补路所需的土石只需用工地“下脚料”就可满足，开斋节前夕我们动员了二十几名民工，翻译、工程师和司机们也挥锹上阵，干得热火朝天。一位此前一直对我们不太友好，经常“嘀咕”的对门邻居冷眼旁观半小时后拿着自家工具加入了劳动行列，后来更让弟弟招呼更多人参加，“补路”次日，社区长老亲自登门致谢，后来我们周围不但没“熊孩子”偷喊“阿里巴巴”，外来孩子喊，社区大人还会立即大声喝止。
第三个要诀，是“用好当地人”。
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危中有安”，需要特别感谢为我们服务的4位当地司机。
这4位司机各有特色：老司机纳西姆年纪最大（当时已30多，有两个孩子），曾经是职业赛车手，出生在欧洲，思想十分世俗，头脑灵活且工作能力强，我们戏称“半个中国人”，擅长和商家、合作伙伴打交道;他亲弟弟“麻木”英俊聪明，讨人欢喜，虽然生活世俗化却也善获“老派人”的欢心，社区长老对他青眼有加，他办事有时毛糙，曾惹过几次小祸，但“恐怖分子拦路检查”事件中，也正是他发现有异，当机立断地一脚油门，让我们死里逃生;和“麻木”是中学同学的“祖海”是指挥部驻地所在社区土生土长的孩子，为人坦率健谈，喜欢交朋友，我们和他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也通过他和社区拉近距离;最后一位“巴拉”看上去比较木讷，也是四人中最虔诚的一位，一些高风险但非去不可的场合只有他开车才最可靠，因为他懂得那些“保命的切口”。
绝对和相对安全
如今网络上、媒体上充斥着诸如“非洲比较安全的国家”、“非洲比较安全的城市”，甚至“非洲比较安全的社区”等文章、说法。但实际上这些说法似是而非。
非洲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发展结构不平衡和社会生态复杂，有许多需要特别注意的“微操”，对某人、某公司安全，对另一些人、另一些公司则危机四伏。
比如贝宁在西非是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市场相对规范，社会对外国人（包括中国人）较为友善，且和周边加纳、尼日利亚等相比，是容易“讲道理”的地方，但远的不说，仅仅进入21世纪的这十几年来，当地商会就掀起了针对中国供应商的至少三次“大行动”，以纺织业为例，在这三次“大行动”中，中国公司先后丧失了零售权、单包批发权和5包以下批发权，而当地海关的清关价格也在这种市场波动中坐起“过山车”，最高清关价竟是最低清关价的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