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理想是“和”为贵的，文化核心是大“中”至正，其审美方式是仰“观”俯察，最终达到一种审美主体构成的“知足常乐”，而篆刻艺术的整体布局就正是一个融合以上思想的最精炼的视觉物化形态。印章，以文字为主要表现手段，自古以来就可按照用途划分为“实用印章”和“艺术印章”。而这两者，无论单字、两字、多字乃至百字，都是一个整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章法的结构编排是篆刻的万法之源，印章布局要经由多次安排推敲、一审再视，才能看出其谋篇布局。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正是篆刻艺术谋篇布局的一个动静、纵横、轻重、展束和盼顾的对比协调问题。
　　事实上，初学篆刻者，往往必须掌握与理解一种横平竖直、方圆互补、左右对称的结字技巧。这种技巧力求将每一个字安排妥帖、布白匀称，排列规范入印。是从单纯走向自然，从质朴转化为华赡，从旷达显示出劲健的基础。因此，印文分朱布白之间，强调内容与形式和谐表现，既要发挥每个字的内涵特色，又要协调整个印面的布局安排，是一种相互独立“自治”，局部又相互制约统一的“联邦”式整体。
　　篆刻艺术为了强调这种动静顾盼对比，避免填鸭式的呆板空间，就要变化，即“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以此搅起方寸布局的随字、随势、随兴、随形的参差撅挺、气串意新。而所刻内容结字之间粗细、正斜、长短、波折、挫顿等的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则使原有动静笔画得以适当的夸张和变化，使印面空间冲破平淡和板滞。
　　让我们举例说明，传世最著名的战国古玺“日庚都萃车马”（图1）即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典型。此玺钮部中空，可安装木柄，为战国时期燕国官方烙马的铁质专用章（烙马印），十九世纪末出土于河北易县。其形制较大，边长7厘米左右，印面六字，两行朱文排列，为战国玺印中最大者。出土后被古文字学家王懿荣用600两白银购得，可惜于20世纪初被日本人藤井善助购去，现藏于日本京都有邻馆。
　　“日庚都”为战国时燕国地名，“萃车”是指副车，全文翻译过来就是指所烙之马为日庚都官署副车所用的马。该印印面六字布局高浑典博，沉稳而不失峭拔， 挪让而不失潇洒。体势疏密呼应，超诣纯熟，艺术审美价值极高，常为后世篆刻追随者所临摹借鉴。
　　此印文紧靠分布在四周，中间呈空虚状，相互揖让，巧妙布白。最大限度地达到中空的状态。这种“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布局方式犹如高山丛林，环抱一泓清泉碧池，给人感觉古雅凝重，富有诗情画意。
　　传统印章的章法布局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标准或模式，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继的篆刻者们，特别是明清以降，当篆刻成为文人案头玩物之后，这种超越历史的时空的视觉物化艺术形式，更绽放出一种现实的生命力。虽然印章的形式和材质在演进和转型。但借印抒情，张扬活力，打造趣味的审美风尚 并没有变。
　　近代以来，齐白石以诗、书、画、印“四绝”闻名，其印章呈现为多字白文，大刀阔斧的单刀刻法主要得益于《天发神谶碑》的影响，纵横平直，不加修饰的印风高立现代印坛。笔墨当随时代”，其“人长寿”、“湖南长沙湘潭人也”、“大匠之门”、“悔乌堂”、“三百石印富翁”等印集中反映出了他的时代心声。其印面铁笔线条排列满目纵横、波澜起伏，长竖、长横韧劲支撑印面，自然节律天成，空间块面分割的耐人寻味，常有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在险绝、矛盾与冲突之中，复归平整，必欲仔细品鉴而后快。他曾有诗云：“做摹蚀削可愁人，与世相违我辈能。快剑斩蛇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他没有把自己的审美定在一尊，拘于一律，把握时代之脉，重视艺术多元化吸收和借鉴。他以其自身的创作体验去介入时代审美氛围，转化意识、传统取经、大胆探索。
　　再例如下面这一枚齐白石1935年作“黄庭坚词句四面印”，此印印文乃黄山谷画堂春词（一说为秦少姑作），四个印面如同大型抒情乐曲的四个乐章一样，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东风”一印以舒张的字法为主，冲刀直走，线质刚柔相济，威猛恣肆中不乏温婉的情致。“雨余”一印则奇正相生，益为奔放，留红大胆自然，“雨”字独到的字法使画意盎然。“杏花”、“画屏”两印均有十七字之多，鼓刀耘石，如同书写于纸面一样，意到之处，刀亦随之，用刀轻重和石面自然崩裂形成的块面变化富有生动的节奏感，莫可端倪，让人领略到星列河汉的妙趣。此整体方圆、离合、疏密、虚实、阴阳等形体美感有机整合在在一起，于舒朗处见飘逸，密集处致幽邃，面积比例富有节奏，笔画轻重粗细变化多姿，以“断”言说“续”，以“分”强调“合”，以“动”寓言“静”的处理手法，形成了气脉贯注的动态性张力，主次有别，主辅安闲相依，显示出高古轩昂而又值得品鉴的无穷魅力，赋予印面以极高的品位，使观者视觉上为之一亮。而这种笔意疏密参差变化生动，穿插自然而恣肆纵横，也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艺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