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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美国作家亨利·米勒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和探索。他苦苦地呼唤心灵的回归，充分展示了对人性本真的渴望。通过再现真实的自我，米勒救助了自己的灵魂，也为已陷精神荒原的现代人带来了心灵上的慰藉和鼓舞，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
关键词：亨利·米勒寻找自我灵魂自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米勒是当代美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用清醒的、冷静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毫不留情地揭露现代大都市生活的腐朽堕落，并通过暴露自己的过失、描写自己的不幸和迷惘来控诉社会对人的精神腐蚀，批判文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在亲身经历了难以摆脱的噩梦之后，米勒沉痛地反思自己灵魂遭扭曲、心灵受践踏的过程，最终认定只有通过自救才能重新找回自我、恢复人性的本真。亨利·米勒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人性的复苏、心灵的回归、灵魂的自救。
一人性的复苏
亨利·米勒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方资本主义步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关键阶段。20世纪初，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经济实力都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物质生产极大丰富。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必然造成社会产品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现象。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随之变化，从而动摇了上层建筑，体现在人自身上，就是人的主观意识、宗教观念、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人们对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破碎了，人们甚至开始怀疑“全能的上帝”，当时社会经历着一场有史以来精神危机的空前浩劫。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过多失望的时代。这种社会现状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一种怀疑、苦闷、彷徨的基调，主要体现在“迷惘的一代”的作品中。“‘迷惘的一代’作家大多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人，受帝国主义战争宣传的欺骗，他们曾怀有抱负和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但战争中的残杀、恐怖和由此带来的种种苦难，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肌体，也破碎了他们的心灵，冷却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于是，用近乎麻木的语气来描述战争的毫无意义，表现年轻一代被扭曲的精神状态和痛楚心境，便成了这一类年轻作家的创作主题。”米勒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他与同期旅欧的美国作家一起面对西方精神世界的荒原并试图寻找出路，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导致了人性的异化、自我的丧失。米勒于是尽情地放纵自己，主要表现为对性生活毫无节制、无所顾忌、随随便便。人的放荡不羁往往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内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人性观加以解释。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中，弗洛伊德提出：体现本能冲动的“本我”是无意识的，其中包括食欲、性欲等基本需要；“自我”是理性的代表；“超我”则深受父母权威和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从人格“本我”层次中的快乐原则出发行事，“本我”和“自我”之间的控制区失调就会导致其非理性的行为，从而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如本能欲望）两个方面同处于一个对立统一体中，而理性是主导的方面，失去了理性，那么人就会成为纯动物性的人，而人的非理性因素便会成为兽类的兽性。动物性即以本能欲望来作为支配力量而没有理性，人类社会中的人应该既有本能欲望又有理性。在动物与人的理性之间存在着意志、情感、心态等过渡地带，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米勒的“卑鄙”、“下流”、“无耻”，是他在西方文明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摧残、扭曲而不得不做出的强烈反应。“一个人如果老是回避自己的这一部分自我，或那一部分自我，尤其对自己那部分丑陋的自我老是躲躲闪闪，讳莫如深，那么他最终将变得十分虚伪，他真正的自我也将开始异化。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不但不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反而会扭曲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的表里差异越来越大。”对于米勒小说中出格的性描写，人们不应简而化之地认为“低级”、“庸俗”或“色情”，而应当看作是作者寻找自我、回归自然、重建自我的一种努力。实际上，性爱是米勒对抗无孔不入的癌一般扩散的西方腐朽文明的绝无仅有的方式。另外，也应该看到米勒这种自我否定的正面意义。人们往往不自觉地掩盖自己心灵深处阴暗的、不光彩的一面，而米勒则恰恰相反，他不仅勇于解剖自己、勇于正视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部分，甚至放大自己的“瑕疵”，向读者充分展示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挖掘潜藏的“毒瘤”。米勒这种自剖的勇气是常人难以想象，更是难以做到的，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因而也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二心灵的回归
米勒在繁华喧嚣、腐化堕落的大都市里感到压抑、苦闷。在这精神的荒原里，他感到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感到心灵没有依托，与人的本真越来越远，离生活的本真越来越远，所以他努力寻找精神的家园，强烈渴望心灵的回归。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在《马上沉思录》中谈到：
“一个人退回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回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那么，不断地使自己做这种隐退吧，更新你自己吧，让你的原则简单而又基本，这样你一旦要诉诸他们，他们就足以完全的净化心灵，使你排除所有的不满而重返家园。”
从心理定势出发，人在困境中总会自觉地寻找出路，这也是人类求生的一种本能。
米勒在精神的荒原中感受到痛苦、孤独和压抑，这促使他去找寻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家园。经友人介绍，1944年，他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瑟尔定居。这里的一切尚未受到人类文明的践踏和破坏，真可谓民风超凡脱俗，景色怡人悦目。他把这里视为自己苦苦寻觅多年后才找到的精神家园，视为心灵的归宿。可以说，大瑟尔质朴的宁静唤醒了米勒对生活的热爱。他由衷地感叹道：
“生活在这里，你不必非得在早晨喝咖啡的时候读日报或听收音机里传出的最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不可……你不必在拥挤不堪的、臭气熏天的地铁里急冲冲地去上班，你不必整天守着电话机，你不会碰上纠察线，不会遇到警察向惊慌失措的民众投掷催泪弹，你不必非得给孩子买电视机不可。这里免去了那么多被美国其他地方视为‘正常’的烦恼，生活仍照样进行。”
大瑟尔的自然风光及安逸的生活使米勒感受到了回归自然的喜悦，淳朴的民俗民风使米勒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大瑟尔，吉恩·沃顿善良睿智、慷慨大度，沃克·温斯洛急人所难，在米勒生活陷入困境时挺身相助，还有其他许多淳朴、热情的大瑟尔人在这个远离文明的世外桃源相互扶持、相互关爱，尽情演绎着人世间最为美好的真情。这与大都市人性异化，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的病态、冷漠的人际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使米勒重新找到了迷失的自我并享受着人性复归的快慰，这一切又激发了米勒对写作事业的执着追求。于是，他又开始一个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在这个宁静的家园里，他写出了《大瑟尔》、“殉色三部曲”（《性爱之旅》、《情欲之网》和《春梦之结》）等一系列传世佳作。这些作品勘称表现他精神世界的散文诗，它们散发出一种能量，使人惊醒、觉醒，而不再昏睡、麻木。正如米勒的知音阿那依斯·宁所言：
“他的书予以我们的正是血和肉，犹如清风吹倒了枯树，他的书触到了这些树根，以后继续向下拉，去挖掘地下的道道清泉。”
也许，在米勒看来，这正是回归之路的开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观认为：人性是自然性、社会性及精神性的集合体。只有当一个人在不断地朝向精神世界发展、提升时，他才有可能更像一个人，才有可能在自主活动中更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精神的富有永远超越于物质的富有，精神的快乐与幸福永远高于物质上的快乐与幸福。对米勒而言，能够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并从中享受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这才是人类生活的美好境界。
三灵魂的自救
人依附于社会，是整个社会的一员。要实现灵魂的自救，就必须进行个体忏悔，众多个体忏悔是实现社会忏悔的必要前提，只有社会忏悔，才能实现众多灵魂的救赎，最终达到社会的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忏悔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忏悔意识，忏悔意识的形成和忏悔行为的实现不仅仅需要睿智，更需要勇气和自信。
米勒曾自称尝试了几次都没有读完卢梭的《忏悔录》，但是他自己却写了更加深刻、更为全面、更大规模的“忏悔录”。他的忏悔意识和忏悔行为是常人难以想象，更是难以做到的。在剖析自己的灵魂时，他曾说过：
“我的书就是我所是的那个人，我所是的那个困惑的人，那个随随便便的人，那个无所顾忌的人，那个精力充沛，污秽下流，爱吵爱闹，细心体贴，一丝不苟，说谎骗人，诚实得可怕的人。”
在他的人性中，处处体现着善与恶的对抗、爱与恨的交替、希望与绝望的转换，处处体现着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辩证关系。肯定和否定是事物内部两个不同的方面，处于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中。当肯定的方面处于优势时，事物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和自身的存在，一旦否定的方面取得了支配地位，也就达到了对事物自身的否定。肯定与否定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肯定中包含否定，在一定意义上说，肯定也就是否定；否定中也包含肯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否定也就是肯定。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肯定和纯粹的否定，因此，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统一的。在米勒复杂的人性中，也体现了这种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的统一，正如米勒所讲，“人是一种天使般的也是恶魔般的生物，……是一种幸福的结合。”
米勒所历经的灵魂自救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观的内涵，即人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由此可见，米勒的人性不是一条由此达彼的直线，而是一条由形而下和形而上交织、螺旋式上升的曲线，即从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的奇特的统一升华到超越自我的境界。人性的可变特征使其自身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人性的塑造依赖于人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处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个人对社会文化的理解、选择和接受，人性就得到了不同的塑造，表现出不同的人性品质。米勒怀着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寻和对人类命运的大关爱，把哲学思想融入情感记忆之中，在解剖自己灵魂的过程中获得升华。米勒通过写作纪录自己真实的生活，通过自我剖析实现灵魂自救，并以此警示那些挣扎在精神荒原中心灵干涸的人，给他们以精神的鼓舞和激励，唤醒他们的忏悔意识，以此实现各自灵魂的自救，最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救赎。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忏悔录。而他的忏悔是基于爱，不是全然为了爱自己，更多的是爱他人，爱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正如米勒所讲：
“我们生活在一个艺术和精神的东西最终到来的时代，然而，真理仍然主张通过奉献来取得另一种胜利。所谓胜利，我指的是克服困难而不是面对困难的能力。只要你为生活服务，你就能取得支持。这是一条在生活道路的每个转折点上向人们展示的真理。”
米勒在大彻大悟中，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解读米勒灵魂自救的心路历程，不难发现那种“于绝望之中发现希望，并沉入悲观而激扬的乐观，赋予无意义以意义，进而体现了社会人对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生存和理想人性的无尽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李尚信：《欧美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胡铁生：《论德莱塞小说的悲剧性——透视美国政治制度下的人际关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 亨利·米勒，孙萍译：《大瑟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亨利·米勒，杨恒达、职茉莉译：《南回归线》，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5]胡铁生：《人的本质与其所处的社会——欧·亨利与莫泊桑的两篇小说对比评析》，《学术交流》，2004年总第119期。
作者简介：李梓铭，女，1978—，吉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汉翻译对比，工作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亨利·米勒寻找自我灵魂自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米勒是当代美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用清醒的、冷静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毫不留情地揭露现代大都市生活的腐朽堕落，并通过暴露自己的过失、描写自己的不幸和迷惘来控诉社会对人的精神腐蚀，批判文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在亲身经历了难以摆脱的噩梦之后，米勒沉痛地反思自己灵魂遭扭曲、心灵受践踏的过程，最终认定只有通过自救才能重新找回自我、恢复人性的本真。亨利·米勒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人性的复苏、心灵的回归、灵魂的自救。
一人性的复苏
亨利·米勒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方资本主义步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关键阶段。20世纪初，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经济实力都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物质生产极大丰富。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必然造成社会产品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现象。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随之变化，从而动摇了上层建筑，体现在人自身上，就是人的主观意识、宗教观念、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人们对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破碎了，人们甚至开始怀疑“全能的上帝”，当时社会经历着一场有史以来精神危机的空前浩劫。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过多失望的时代。这种社会现状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一种怀疑、苦闷、彷徨的基调，主要体现在“迷惘的一代”的作品中。“‘迷惘的一代’作家大多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人，受帝国主义战争宣传的欺骗，他们曾怀有抱负和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但战争中的残杀、恐怖和由此带来的种种苦难，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肌体，也破碎了他们的心灵，冷却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于是，用近乎麻木的语气来描述战争的毫无意义，表现年轻一代被扭曲的精神状态和痛楚心境，便成了这一类年轻作家的创作主题。”米勒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他与同期旅欧的美国作家一起面对西方精神世界的荒原并试图寻找出路，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导致了人性的异化、自我的丧失。米勒于是尽情地放纵自己，主要表现为对性生活毫无节制、无所顾忌、随随便便。人的放荡不羁往往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内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人性观加以解释。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中，弗洛伊德提出：体现本能冲动的“本我”是无意识的，其中包括食欲、性欲等基本需要；“自我”是理性的代表；“超我”则深受父母权威和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从人格“本我”层次中的快乐原则出发行事，“本我”和“自我”之间的控制区失调就会导致其非理性的行为，从而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如本能欲望）两个方面同处于一个对立统一体中，而理性是主导的方面，失去了理性，那么人就会成为纯动物性的人，而人的非理性因素便会成为兽类的兽性。动物性即以本能欲望来作为支配力量而没有理性，人类社会中的人应该既有本能欲望又有理性。在动物与人的理性之间存在着意志、情感、心态等过渡地带，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米勒的“卑鄙”、“下流”、“无耻”，是他在西方文明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摧残、扭曲而不得不做出的强烈反应。“一个人如果老是回避自己的这一部分自我，或那一部分自我，尤其对自己那部分丑陋的自我老是躲躲闪闪，讳莫如深，那么他最终将变得十分虚伪，他真正的自我也将开始异化。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不但不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反而会扭曲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的表里差异越来越大。”对于米勒小说中出格的性描写，人们不应简而化之地认为“低级”、“庸俗”或“色情”，而应当看作是作者寻找自我、回归自然、重建自我的一种努力。实际上，性爱是米勒对抗无孔不入的癌一般扩散的西方腐朽文明的绝无仅有的方式。另外，也应该看到米勒这种自我否定的正面意义。人们往往不自觉地掩盖自己心灵深处阴暗的、不光彩的一面，而米勒则恰恰相反，他不仅勇于解剖自己、勇于正视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部分，甚至放大自己的“瑕疵”，向读者充分展示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挖掘潜藏的“毒瘤”。米勒这种自剖的勇气是常人难以想象，更是难以做到的，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因而也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二心灵的回归
米勒在繁华喧嚣、腐化堕落的大都市里感到压抑、苦闷。在这精神的荒原里，他感到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感到心灵没有依托，与人的本真越来越远，离生活的本真越来越远，所以他努力寻找精神的家园，强烈渴望心灵的回归。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在《马上沉思录》中谈到：
“一个人退回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回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那么，不断地使自己做这种隐退吧，更新你自己吧，让你的原则简单而又基本，这样你一旦要诉诸他们，他们就足以完全的净化心灵，使你排除所有的不满而重返家园。”
从心理定势出发，人在困境中总会自觉地寻找出路，这也是人类求生的一种本能。
米勒在精神的荒原中感受到痛苦、孤独和压抑，这促使他去找寻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家园。经友人介绍，1944年，他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瑟尔定居。这里的一切尚未受到人类文明的践踏和破坏，真可谓民风超凡脱俗，景色怡人悦目。他把这里视为自己苦苦寻觅多年后才找到的精神家园，视为心灵的归宿。可以说，大瑟尔质朴的宁静唤醒了米勒对生活的热爱。他由衷地感叹道：
“生活在这里，你不必非得在早晨喝咖啡的时候读日报或听收音机里传出的最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不可……你不必在拥挤不堪的、臭气熏天的地铁里急冲冲地去上班，你不必整天守着电话机，你不会碰上纠察线，不会遇到警察向惊慌失措的民众投掷催泪弹，你不必非得给孩子买电视机不可。这里免去了那么多被美国其他地方视为‘正常’的烦恼，生活仍照样进行。”
大瑟尔的自然风光及安逸的生活使米勒感受到了回归自然的喜悦，淳朴的民俗民风使米勒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大瑟尔，吉恩·沃顿善良睿智、慷慨大度，沃克·温斯洛急人所难，在米勒生活陷入困境时挺身相助，还有其他许多淳朴、热情的大瑟尔人在这个远离文明的世外桃源相互扶持、相互关爱，尽情演绎着人世间最为美好的真情。这与大都市人性异化，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的病态、冷漠的人际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使米勒重新找到了迷失的自我并享受着人性复归的快慰，这一切又激发了米勒对写作事业的执着追求。于是，他又开始一个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在这个宁静的家园里，他写出了《大瑟尔》、“殉色三部曲”（《性爱之旅》、《情欲之网》和《春梦之结》）等一系列传世佳作。这些作品勘称表现他精神世界的散文诗，它们散发出一种能量，使人惊醒、觉醒，而不再昏睡、麻木。正如米勒的知音阿那依斯·宁所言：
“他的书予以我们的正是血和肉，犹如清风吹倒了枯树，他的书触到了这些树根，以后继续向下拉，去挖掘地下的道道清泉。”
也许，在米勒看来，这正是回归之路的开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观认为：人性是自然性、社会性及精神性的集合体。只有当一个人在不断地朝向精神世界发展、提升时，他才有可能更像一个人，才有可能在自主活动中更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精神的富有永远超越于物质的富有，精神的快乐与幸福永远高于物质上的快乐与幸福。对米勒而言，能够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并从中享受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这才是人类生活的美好境界。
三灵魂的自救
人依附于社会，是整个社会的一员。要实现灵魂的自救，就必须进行个体忏悔，众多个体忏悔是实现社会忏悔的必要前提，只有社会忏悔，才能实现众多灵魂的救赎，最终达到社会的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忏悔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忏悔意识，忏悔意识的形成和忏悔行为的实现不仅仅需要睿智，更需要勇气和自信。
米勒曾自称尝试了几次都没有读完卢梭的《忏悔录》，但是他自己却写了更加深刻、更为全面、更大规模的“忏悔录”。他的忏悔意识和忏悔行为是常人难以想象，更是难以做到的。在剖析自己的灵魂时，他曾说过：
“我的书就是我所是的那个人，我所是的那个困惑的人，那个随随便便的人，那个无所顾忌的人，那个精力充沛，污秽下流，爱吵爱闹，细心体贴，一丝不苟，说谎骗人，诚实得可怕的人。”
在他的人性中，处处体现着善与恶的对抗、爱与恨的交替、希望与绝望的转换，处处体现着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辩证关系。肯定和否定是事物内部两个不同的方面，处于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中。当肯定的方面处于优势时，事物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和自身的存在，一旦否定的方面取得了支配地位，也就达到了对事物自身的否定。肯定与否定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肯定中包含否定，在一定意义上说，肯定也就是否定；否定中也包含肯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否定也就是肯定。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肯定和纯粹的否定，因此，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统一的。在米勒复杂的人性中，也体现了这种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的统一，正如米勒所讲，“人是一种天使般的也是恶魔般的生物，……是一种幸福的结合。”
米勒所历经的灵魂自救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观的内涵，即人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由此可见，米勒的人性不是一条由此达彼的直线，而是一条由形而下和形而上交织、螺旋式上升的曲线，即从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的奇特的统一升华到超越自我的境界。人性的可变特征使其自身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人性的塑造依赖于人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处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个人对社会文化的理解、选择和接受，人性就得到了不同的塑造，表现出不同的人性品质。米勒怀着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寻和对人类命运的大关爱，把哲学思想融入情感记忆之中，在解剖自己灵魂的过程中获得升华。米勒通过写作纪录自己真实的生活，通过自我剖析实现灵魂自救，并以此警示那些挣扎在精神荒原中心灵干涸的人，给他们以精神的鼓舞和激励，唤醒他们的忏悔意识，以此实现各自灵魂的自救，最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救赎。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忏悔录。而他的忏悔是基于爱，不是全然为了爱自己，更多的是爱他人，爱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正如米勒所讲：
“我们生活在一个艺术和精神的东西最终到来的时代，然而，真理仍然主张通过奉献来取得另一种胜利。所谓胜利，我指的是克服困难而不是面对困难的能力。只要你为生活服务，你就能取得支持。这是一条在生活道路的每个转折点上向人们展示的真理。”
米勒在大彻大悟中，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解读米勒灵魂自救的心路历程，不难发现那种“于绝望之中发现希望，并沉入悲观而激扬的乐观，赋予无意义以意义，进而体现了社会人对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生存和理想人性的无尽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李尚信：《欧美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胡铁生：《论德莱塞小说的悲剧性——透视美国政治制度下的人际关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 亨利·米勒，孙萍译：《大瑟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亨利·米勒，杨恒达、职茉莉译：《南回归线》，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5]胡铁生：《人的本质与其所处的社会——欧·亨利与莫泊桑的两篇小说对比评析》，《学术交流》，2004年总第119期。
作者简介：李梓铭，女，1978—，吉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汉翻译对比，工作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