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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对重铸民族精神的探索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鲁迅终其一生都把“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精神作为自己奋斗的事业，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自己“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精神的方法与措施，显示出一种可贵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关键词：鲁迅；民族精神；探索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的危难更是达到空前的境地。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挽救民族命运的良策，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始思考人的素质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当今各国的竞争，已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各国国民素质之间的竞争。“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从此，国民性改造思潮在中国蔚然兴起，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鲁迅深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思想的影响，并且他也清醒地看到了我们民族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精神状态方面存在的弱点，不惜“自己背着因袭的负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1］p130，加入到改造国民性的洪流中去。
一、初识国民性（1902—1909年）
鲁迅的青少年时期，先是抱着“实业救国”梦去南京学海军学开矿。梦想破灭后，他又怀揣科学救国的梦想到日本仙台去学医，但是，“幻灯片事件”又一次粉碎了他的梦想。“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p417从此，鲁迅走上了启蒙的道路。据许寿裳回忆，鲁迅从1902年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后，就跟他“常常谈到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8］P7［鲁迅把“立人”与改造国民性放在一起，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1907至1908年，鲁迅相继写了四篇文章：《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否定了“兴业振兵”和“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1］p46的传统思想，批判了军事救国、实业救国及科学救国等主张，敏锐地认识到，“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要发挥个性，尊重个性，就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p46。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他对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摩罗诗人给予热情的赞扬，热情呼唤在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具有理想人格的“精神界之战士”。
然而，在日本留学时期，由于他初识国民性，对中国国民性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也没有找到改造国民性的有效办法与途径，他的对于重铸民族精神的探索从总体上说是不成功的。他想和几个朋友创办一本《新生》杂志，因为种种原因而流产；他与兄弟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也因购买者寥寥而折本；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几篇文章，在当时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鲁迅“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1］p417。正在犹豫彷徨之际，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鲁迅离开了那个寂寞难耐的环境，回到国内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历史与现实之间（1909—1918年）
鲁迅回到国内后，先是在绍兴、杭州一带教书，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受蔡元培之邀请，到教育部任职，直到1926年。由于社会的黑暗，婚姻的不幸，“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1］p417-418鲁迅的麻醉法，就是抄古碑，读佛经，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但“他‘沉入国民中’，不纯然是消极行动，而是含有探明国民精神弱点的动机；他‘回到古代去’，也不是纯然是逃避现实，而是另有诊察长期封建社会痼疾的目的。”“他的这类寄托自己孤寂灵魂的活动，从积极方面说，是深化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精神的认识，为他日后拿起笔来对旧中国、旧礼教进行用力的批判做了思想上和学识上的准备。”［9］P81-82
鲁迅不但从历史中发现民族精神的优点与不足，他更善于从现实的所见所闻中深入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他热情地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他敢于在学校第一个剪去辫子，并领导“木瓜之役”取得胜利；他敢于不祭拜孔子，反对权威。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中国又回到老样子，他也对中国丧失了信心。他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3］P455面对黑暗的现实，鲁迅的心头就像压着一块巨石一般，但他在孤独苦闷中仍然进行着坚毅的探索。随着时光的消逝，鲁迅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感情的喷火口，他要呼号呐喊，去叫醒那些还在“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
三、呐喊与彷徨（1918—1927年）
五四运动前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黑暗依旧，传统意识中阻碍社会前进的落后因素仍存在于大部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鲁迅认识到改造国民性比推翻满清统治任务更艰巨。他曾说过“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6］P31。他虽然意识到“民族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1］p313，但为了反对封建思想文化和进行社会改革，又坚决主张“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2］P139，只有提高全体国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鲁迅把文艺作为“为人生”、改变国民精神的手段，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主要内容，以此来唤醒“熟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这一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既反映在他的犀利深刻的杂文中，也体现在他的精粹凝練的小说中。他希望青年与千百年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彻底决裂，“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皇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蹋倒它”［2］P45。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退潮，革命阵营也发生了分化，鲁迅奔走呐喊了数年，中国依然是“无声的中国”。“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6］P20这样的社会环境，他不免有些失望，甚至对自己的信仰也产生怀疑。而1925年参加女师大事件和其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促使他警醒，正是以像段祺瑞、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才造成了中国今天这样的局面。于是在1926、1927年间，鲁迅发表的杂文中多了进行政治批评的内容，他把国民性批判从下层民众更多地转移向上层统治阶级。他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6］P562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则是奴才主持家政，是不会有好样子的。于是，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他表现得欣喜若狂，因为他逐步相信“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鲁迅的思想开始日益接近和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观念。他在重铸民族精神的探索中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这是他不断超越时代、超越自我的原因所在。
四、走进新天地（1927—1936年）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开始了他们共同的战斗生活。上海十年间，鲁迅仍然广泛、深入地研究国民性。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更以一种昂扬的精神投入到改造国民性的战斗中去。除了进行一般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更多地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把匕首与投枪指向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当时有人感叹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不知团结，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沙”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小民像“沙”是统治者“治”成功的。在《爬和撞》中，他揭露了中国官场的丑恶：“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到，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4］P261而中国的统治阶级也最虚伪，善于狡辩，鲁迅嘲笑他们说：“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军官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上了这样的淳风。”［4］P205这些残暴行为与鲁迅的“立人”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在后期，由于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去看问题，因此，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分析也更深入、全面了。在《习惯与改革》一文中，他这样说：“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3］P224魯迅教给我们鉴别国民性优劣的方法：“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5］P138他在《马上支日记》里谈到三本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日本人安岗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英国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美国传教士威廉士的《中国》。对这几本书，鲁迅都认真研究过，他认为有些论点“阅之令人失笑”，然而也有一些意见，确实击中要害，看了“不免汗流浃背”［7］P246，特别是斯密斯的书，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1936年10月5日，离他逝世只有半个月，鲁迅还语重心长地奉劝中国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尝，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怎样的是中国人。”［5］P626鲁迅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改造国民性”，重铸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的研究与探索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他的挚友许寿裳先生称他为“针砭民族性的国手”。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林志浩.《鲁迅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关键词：鲁迅；民族精神；探索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的危难更是达到空前的境地。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挽救民族命运的良策，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始思考人的素质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当今各国的竞争，已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各国国民素质之间的竞争。“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从此，国民性改造思潮在中国蔚然兴起，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鲁迅深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思想的影响，并且他也清醒地看到了我们民族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精神状态方面存在的弱点，不惜“自己背着因袭的负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1］p130，加入到改造国民性的洪流中去。
一、初识国民性（1902—1909年）
鲁迅的青少年时期，先是抱着“实业救国”梦去南京学海军学开矿。梦想破灭后，他又怀揣科学救国的梦想到日本仙台去学医，但是，“幻灯片事件”又一次粉碎了他的梦想。“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p417从此，鲁迅走上了启蒙的道路。据许寿裳回忆，鲁迅从1902年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后，就跟他“常常谈到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8］P7［鲁迅把“立人”与改造国民性放在一起，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1907至1908年，鲁迅相继写了四篇文章：《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否定了“兴业振兵”和“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1］p46的传统思想，批判了军事救国、实业救国及科学救国等主张，敏锐地认识到，“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要发挥个性，尊重个性，就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p46。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他对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摩罗诗人给予热情的赞扬，热情呼唤在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具有理想人格的“精神界之战士”。
然而，在日本留学时期，由于他初识国民性，对中国国民性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也没有找到改造国民性的有效办法与途径，他的对于重铸民族精神的探索从总体上说是不成功的。他想和几个朋友创办一本《新生》杂志，因为种种原因而流产；他与兄弟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也因购买者寥寥而折本；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几篇文章，在当时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鲁迅“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1］p417。正在犹豫彷徨之际，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鲁迅离开了那个寂寞难耐的环境，回到国内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历史与现实之间（1909—1918年）
鲁迅回到国内后，先是在绍兴、杭州一带教书，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受蔡元培之邀请，到教育部任职，直到1926年。由于社会的黑暗，婚姻的不幸，“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1］p417-418鲁迅的麻醉法，就是抄古碑，读佛经，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但“他‘沉入国民中’，不纯然是消极行动，而是含有探明国民精神弱点的动机；他‘回到古代去’，也不是纯然是逃避现实，而是另有诊察长期封建社会痼疾的目的。”“他的这类寄托自己孤寂灵魂的活动，从积极方面说，是深化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精神的认识，为他日后拿起笔来对旧中国、旧礼教进行用力的批判做了思想上和学识上的准备。”［9］P81-82
鲁迅不但从历史中发现民族精神的优点与不足，他更善于从现实的所见所闻中深入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他热情地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他敢于在学校第一个剪去辫子，并领导“木瓜之役”取得胜利；他敢于不祭拜孔子，反对权威。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中国又回到老样子，他也对中国丧失了信心。他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3］P455面对黑暗的现实，鲁迅的心头就像压着一块巨石一般，但他在孤独苦闷中仍然进行着坚毅的探索。随着时光的消逝，鲁迅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感情的喷火口，他要呼号呐喊，去叫醒那些还在“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
三、呐喊与彷徨（1918—1927年）
五四运动前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黑暗依旧，传统意识中阻碍社会前进的落后因素仍存在于大部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鲁迅认识到改造国民性比推翻满清统治任务更艰巨。他曾说过“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6］P31。他虽然意识到“民族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1］p313，但为了反对封建思想文化和进行社会改革，又坚决主张“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2］P139，只有提高全体国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鲁迅把文艺作为“为人生”、改变国民精神的手段，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主要内容，以此来唤醒“熟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这一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既反映在他的犀利深刻的杂文中，也体现在他的精粹凝練的小说中。他希望青年与千百年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彻底决裂，“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皇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蹋倒它”［2］P45。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退潮，革命阵营也发生了分化，鲁迅奔走呐喊了数年，中国依然是“无声的中国”。“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6］P20这样的社会环境，他不免有些失望，甚至对自己的信仰也产生怀疑。而1925年参加女师大事件和其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促使他警醒，正是以像段祺瑞、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才造成了中国今天这样的局面。于是在1926、1927年间，鲁迅发表的杂文中多了进行政治批评的内容，他把国民性批判从下层民众更多地转移向上层统治阶级。他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6］P562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则是奴才主持家政，是不会有好样子的。于是，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他表现得欣喜若狂，因为他逐步相信“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鲁迅的思想开始日益接近和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观念。他在重铸民族精神的探索中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这是他不断超越时代、超越自我的原因所在。
四、走进新天地（1927—1936年）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开始了他们共同的战斗生活。上海十年间，鲁迅仍然广泛、深入地研究国民性。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更以一种昂扬的精神投入到改造国民性的战斗中去。除了进行一般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更多地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把匕首与投枪指向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当时有人感叹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不知团结，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沙”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小民像“沙”是统治者“治”成功的。在《爬和撞》中，他揭露了中国官场的丑恶：“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到，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4］P261而中国的统治阶级也最虚伪，善于狡辩，鲁迅嘲笑他们说：“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军官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上了这样的淳风。”［4］P205这些残暴行为与鲁迅的“立人”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在后期，由于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去看问题，因此，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分析也更深入、全面了。在《习惯与改革》一文中，他这样说：“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3］P224魯迅教给我们鉴别国民性优劣的方法：“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5］P138他在《马上支日记》里谈到三本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日本人安岗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英国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美国传教士威廉士的《中国》。对这几本书，鲁迅都认真研究过，他认为有些论点“阅之令人失笑”，然而也有一些意见，确实击中要害，看了“不免汗流浃背”［7］P246，特别是斯密斯的书，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1936年10月5日，离他逝世只有半个月，鲁迅还语重心长地奉劝中国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尝，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怎样的是中国人。”［5］P626鲁迅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改造国民性”，重铸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的研究与探索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他的挚友许寿裳先生称他为“针砭民族性的国手”。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林志浩.《鲁迅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