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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金融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金融机构如何高效地利用其有限的经济资源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初，国外学者开始提倡影响力投资模式。他们逐渐摒弃了传统的追求短期高回报率的破坏型投资模式，提倡将资本投入能够创造可衡量的社会环境正效益和财务回报的项目。与此同时，江苏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创新探索“金融+党建”的普惠金融模式，该模式雏形与影响力投资十分相似，是农村商业银行推动金融普惠和自身转型的一种可能渠道。
关键词：影响力投资 普惠金融 金融+党建 农村商业银行
一、导论
问题的提出。过去十年，依托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不断的金融创新，金融中介机构在中国蓬勃发展，数量上成指数性的增长，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面对激烈的竞争，再加上体量上的劣势，农村商业银行的利益被蚕食，农商行内部的金融革新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在中国居民总体财富迅速增长的背景下，他们的金融服务需求和生活需求却没有同步地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得到高质量的金融、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服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现代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传统的农村商业银行寻求改革与创新的动机;另一方面，是普罗大众的消费需求，如何将两者对接，是解决问题的双赢方法。
随着中国第一批先富有起来的企业及商人对慈善领域的重视，“影响力投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是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仅处在起步阶段，并且影响力投资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国际上，一项投资能够满足以下三各条件即可称为影响力投资：一是投资项目能创造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可以更高效解决社会问题;二是该投资要有财务回报的收益;三是创造的价值需要能被衡量。
影响力投资可能成为农村商业银行摆脱困境的方法。然而作为中小型商业性机构，效益是农商行的生命线。对于农商行而言，一项具有可行性的投資要具备低成本和高创收的特点。因此，基层党组织成为农商行天然的投资载体，依托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农商行能在这项投资上节省人力物力。“金融+党建”这种新模式，能够使大众享受到金融普惠，这也成为农村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影响力投资综述
影响力投资诞生于对多元价值的探索。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在西方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直至21世纪，西方学者才开始深入地研究影响力投资。17世纪英格兰出现了“贵格会”（Quakers），该组织将商业化的投资决策与现实俗世的社会价值相联系，主张推行具有普世价值的商业活动。（安东尼·巴格-莱文、艾默生，2013），这是影响力投资理念的雏形。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正式提出“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提倡资本能够投入有正回报的公益项目，并在未来进一步得到公益项目所带来的回报。（安东尼·巴格-莱文）。2010年摩根大通（J.P.Morgan）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合作研究报告《影响力投资：全新的投资类别》中将“影响力投资”界定为一种全新的投资类别，并从内涵上将其与传统商业投资区别。学术界不断完善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从投资者行为逻辑来看，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or Network，GIIN）认为影响力投资是投资者以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为目标，并追求商业回报的投资。另有学者认为，该投资模式综合考虑了风险、回报与社会效应，并且能够吸引和发掘潜在的消费群体。（Amy et al，2012）从投资要素整合的角度，Jed Emerson（2000）认为，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倡导是各种价值成分之间的“联合”而非“互斥”，通常意味着资本、社会和商业可以创造出大于其总量的价值。尽管学术界对影响力投资做了不同的定义，但国外学者与投资者都看好影响力投资的前景。有数据显示，在所调查的125家投资机构中，2014年影响力投资的投资额比前两年增长了20%（J.P.Morgan&GIIN）。GIIN（2016）认为影响力投资总额会不断增长，所涉及的投资领域也会越来越多。影响力投资正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其积极影响。
（二）国内影响力投资综述
国内学者对影响力投资的研究集中于影响力投资的定义、对国外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经验总结、对我国发展影响力投资的建议。
孙小乐、杨子冉（2013）是国内较早地给影响力投资下定义的学者，他们认为影响力投资是一种投资到公司、组织和基金，产生可衡量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和经济回报的一种投资方式。影响力投资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在于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陈璐（2014）将影响力投资描述为“义利并举的投资”，它旨在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并伴随一定财务回报。唐娟、程万鹏（2016）从影响力投资的运作机理与核心要素出发，认为该投资所追求的是不限于财务回报的“混合型价值”。
（三）普惠金融综述
普惠金融又称包容性金融，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致力于改变金融体系的金融排斥。星焱（2015）从普惠金融演化中的金融创新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阐述了我国目前普惠金融的效用与实现。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是显著的，Mandira & Jesim（2010）的研究发现，一国金融普惠程度越高，其宏观经济水平越高，宏观经济中的许多指标与普惠金融的发展都有着正向关系。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还能为社会其他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由于普惠金融可以提高资金运作的透明度，因此普惠金融有助于减少金融诈骗和洗钱（Louis & Nicola，2013）;对于金融机构，吴荣明（2019）从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发展途径，认为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大有可为。
我国也在加快发展普惠金融的脚步。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由此可见，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业发展的一大重点。 三、一个案例：淮海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党建”业务模式的思考
（一）淮海农村商业银行及“金融+党建”业务模式简述
江苏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是在原徐州市郊信用联社的基础上，由境内自然人、非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制银行业金融机构。淮海农商行在徐州有1家营业部、42家支行、39家分理处，2016、2017年度连续两次年荣登江苏金融机构品牌形象指数榜，2018年获评优质窗口服务奖、获评全国十佳普惠农商银行。作为扎根徐州本土的地方金融机构，淮海农商行以“创享客户信赖的精品惠民银行”为愿景，致力于发展普惠金融，进而推动徐州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下半年，为增强与社区群众的联系和切实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徐州淮海农商行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共建党员先锋服务站”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始在居民社区试行“金融+党建”模式。淮海农商行“金融+党建”的模式可总结为“1+1+N”模式，即各个社区依托一个“党员先锋服务站”和一个“银团网格化惠民小屋”，开展多方面的社区普惠金融项目。模式发展初期，淮海农商银行走进几百所社区进行了广泛宣传，寻找潜在可共建社区。社区党员数量、居民年龄层次、居民接纳程度、与附近淮海农商行支行的距离等皆纳入选择社区的考虑因素。
“1+1+N”组合中第一个“1”即各个社区建立的“党员先锋服务站”。淮海农商行率先选择金融服务不充分、矛盾相对突出的社区街道建设“党员先锋服务站”。党员先锋服务站遵循“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原则，依托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为居民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的服务。为此，淮海农商行选派支行行长挂职担任社区居委会编外副主任或副书记，选派年轻的优秀员工担任社区金融顾问，增强党员与社区群众的联系互动。党员先锋服务站是淮海农商银行与社区紧密联系的载体，它驻扎在社区之内，是社区居民们家门口的“银行”。居民可通过党员先锋服务站获得淮海农商银行最新的金融产品信息和其他金融相关服务。这一形式便捷了居民的生活，同时为银行的产品宣传拓宽了道路。党员先锋服務站扩大了淮海农商行的影响力，同时将潜在的消费客户凝聚在一起。
第二个“1”指的是银团合作的“网格化惠民小屋”。为了创新街道团工委组织架构，增添团支部组织活力，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应，徐州淮海农商行决定由共青团牵线搭桥，力争做到每个街道结对一个银行网点，与各街道签约设立“网格化惠民小屋”。合约有如下规定：第一，建立金融机构挂职团干部联系点制度，一对一选派金融团优秀青年干部挂职社区团支部书记兼小区网格员，建成一支由银行优秀青年员工组成的志愿服务队;第二，为街道和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及文体活动提供人力和财务上的支持及协助，从而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第三，依托“惠民小屋”，通过金融讲座等形式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财经资讯等知识宣传到辖区，构建新时代社区。
第三个“N”指的是开展社区多个普惠金融项目，推动金融普惠。淮海农商银行将所共建的社区分类，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年龄层次，提供差异化、针对化的民生金融产品与服务。首先，在老年人居多的社区中，淮海农商银行主动开展防诈骗金融讲座、防假币金融讲座等活动，提供便捷缴费、办卡服务及上门的专业化的理财服务，淮海农商银行还推出了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惠民存”。其次，在以年轻人为主的社区中，淮海农商银行推进“青年创业启动工程”、“青年创业成长工程”，举办青年创业金融政策宣讲会。除此以外，淮海农商行还为徐州市退役军人提供低息的“拥军贷”、为优秀党员提供低息的“党员先锋贷”、为贫困儿童推出“大白爱心储蓄罐”公益项目。同时，淮海农商行努力推进社区阳光信贷，配合党员先锋服务站建设，不断完善社区阳光信贷的流程和办法，推出便利实用的阳光信贷产品，实现阳光信贷对基层民众的全覆盖。
（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
“党建+金融”模式已为淮海农商行带来了初步的经济效益。从2017年6月份开始试行模式，截止2017年年末，银行各项存款余额208.53亿元，比年初增加38.68亿元;各项贷款144.6亿元，个人贷款41.88亿元，比年初增加8.86亿元;小微贷款73.14亿元，较年初增加4.16亿元;手机银行客户端新增9.3万户，电子银行渠道交易笔数累计1292万余笔，离柜率达到82.5%，较年初上升8.36个百分点。“金融+党建”模式中多维的普惠金融项目正在为淮海农商行实现创收，并且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与竞争力。
除了经济效益外，社会效益也逐渐在该模式试行后体现。一方面，“金融+党建”模式是基于党建引领方针，同时积极落实国家层面有关推进普惠金融的政策。“党员先锋服务站”和“网格化惠民小屋”促进当地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推动力，并同时增强了银行、社区党员与群众的互动。两者将党建工作落到实处，既锻炼了党员队伍的业务能力和素质，也提升了党在金融服务中的美好形象和人们群众对普惠金融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普惠金融项目给不同项目参与者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使参与者在自身生产生活中给当地经济带来正回报。以淮海农商行普惠金融项目中的“绿色光伏贷款”为例，由党组织牵线，并成功经过了淮海农商行的贷款审核，徐州当地的光伏企业得到了农商行便捷的贷款，积极发展绿色光伏产业，为保障徐州地区能源供应、保护徐州市生态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理论推导
淮海农商行采取“金融+党建”的模式，由党建牵线，依托两类下属机构，逐步推动徐州当地的金融普惠，在为当地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商业性的创收收益，并且扩大了党和银行自身的影响力，将党建工作落到实处。这种模式可以视为影响力投资模型。该模式中，淮海农商行为投资者，它在“党建+金融”的投资模式中并不仅仅追求短时期内的巨大利润，而是在注重地区影响力和商誉的前提下，谋求长期的投资回报率和稳定的商业合作;社区是主要的被投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投资对象是区域性的泛化概念，而非传统金融中的特定对象（如大客户），这是普惠金融的体现。然而由于各个社区、街道的差异化，使得银行投资和提供的普惠金融项目需要具有地区的特殊性，如何及时了解各社区街道的消费需求并解决这一问题，联结基层党组织便是问题的答案;基层党组织是该影响力投资的催化剂，由于其天然具有的政治资源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功能，基层党组织能够获得各社区街道的消费需求信息，再由其牵线搭桥，“金融+党建”的影响力投资能够顺利进行。 下文从资源整合视角和长期信任机制形成视角，来具体阐释“金融+党建”影响力投资的实现。
在“金融+党建”模式中，一方面，基层党建代表政治资源。政党天生具有政治资源整合的功能，政治资源的整合在执政党的功能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关系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银行代表经济资源，它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调节经济资源在各个领域的分配，以期望高回报率。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是信用社，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它同时具备获取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职能。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往往是矛盾的，然而在“金融+党建”影响力投资模式中，追求经济效益与追求社会效益相互促进：第一，党组织作为一种政治资源，目标是创造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在金融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金融企业同时也会加强自身党建的建设，即追求经济效益一定程度上成为加强自身党建的内生动力;第二，金融企业的经济资源将党建工作落到实处，实实在在地让当地居民受益，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即该模式中，金融企业在政党实践执政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反過来也会促使将其政治资源主动地与经济资源整合。在两种资源进行不同层次的相互配置、激活和融合后，能够满足影响力投资的三个层次的定义：第一，投资项目能创造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可以更高效解决社会问题。“金融+党建”创造了高社会环境价值，两种资源的融合能够高效解决很多问题，如防止金融诈骗、假币等;第二，该投资要有财务回报的收益;第三，是创造的价值需要能被衡量，第二点和第三点均能够通过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和盈利水平体现证实。
依托基层党组织，能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整合效用最大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资源能够为银行提供需求讯息和潜在的消费者，银行只需在此基础上进行审核、决策。借助于基层党组织在各个街道社区的办事处，银行方便进行信息的宣传。多数情况下，金融机构的传统宣传方式会被群众或多或少地疑虑为金融诈骗，而银行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宣传，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群众的疑虑，建立起互信机制。社区党建有机构、机制、场所和服务对象，社区内的民众和中小企业对社区街道办事机构非常信任，这一信任是建立在党组织的基础上。而商业银行到社区为居民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缺失的恰恰是社区民众和中小企业对商业银行的信任和了解。商业银行到社区推销金融产品提供相应金融服务难免陷入“保险推销式”的尴尬和窘境，即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双方缺乏信任机制，造成金融供给与需求脱节。而社区党建则提供了信任机制，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局面。由此，银行得以开展普惠金融项目和一些公益活动，例如反假币知识宣传、防金融诈骗等公益讲座、赞助社区开展志愿医诊等。银行通过付出低成本取得了居民和中小企业的信任，社区通过与银行合作开展普惠金融项目促进了社区发展。
五、对策建议
（一）银行角度
1.创新业务模式。当前淮海农商行的业务集中于特色的存款产品，这类存款产品，大多数被老年人所接受。为了进一步扩大顾客群体，银行应该积极进行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将目光在一定程度上转向青年人，发展一些与青年人需求相适应的存贷款类产品或投资理财类产品。因为银行收益与顾客群体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所以这种扩大顾客群体的做法，可以提高银行收益。
2.加强宣传力度。淮海农商行可通过报纸、网络等其他形式进行宣传，进一步扩大自身在居民中的认识度，一方面，已有社区居民会对进一步提高对淮海农商行的信任度;另一个方面，其他社区居民会了解到淮海农商行，进而有助于银行业务的展开与拓展，提高业务办理数量。
3.适当增加人员配置。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社区认为淮海农商行派到党员先锋站的员工数量较少。因而，银行可以在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条件下，适当对自身人配置数量进行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党员数量，有助于银行在社区的党建工作完成水平加强。
（二）社区角度
1.积极开展民生服务类活动。社区开展有益于居民生活的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加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与团结力;另一方面，有助于从中发挥银行党员在其中的领导作用，提高党员在居民生活的参与度。社区可以选择开展民生月谈、党员会议等关心居民生活类活动。这类活动的开展发挥了社区的社会效益，这种效益有助于社区在居民中的信任度提高，并进而由社区带动了银行在居民中的信任度。
2.配合银行宣传工作。社区组织是银行与社区居民联系的桥梁，只有社区组织相信银行，居民才会在一定程度相信银行的工作。社区组织可通过与银行合作，宣传金融知识，举办反假币等活动，来提高居民自身金融知识水平，增强居民对银行的认识。社区一方面，可以通过与银行增加联系，更全面了解银行金融产品，为银行进行适当宣传;另一方面，社区可以借助银行这一平台在社区内开展反假币等宣传金融知识的活动。社区组织与银行相互之间的配合是一种资源整合的方式，利用社区对居民的熟悉度与银行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度，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知识水平与银行的收益水平，将资源整合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三）政府角度
1.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国家的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利用法律的力量促进党建引领金融模式的发展，有助于其他银行加入到该模式中来，进一步提高民生金融的发展水平。政府可以通过建立银行党建工作方面的制度，提高银行自身对党建活动的认识;通过建立银行与社区间合作方面的制度来规范二者之间的关系，促进银行与社区的共同发展;通过建立对银行派出党员进行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来加强党员的责任意识，有效进行党建工作、开展党建活动。
2.提供稳定资金保障。党建引领金融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前期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因为银行需要在社区举办一定活动来提高居民对银行的信任度，，这是需要一定成本的。所以，政府可以对银行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助，有助于银行在社区中活动开展的有效性与完善性。
3.立足长期社会效益。政府不能着眼短期利益，而应该注重长期目标，党建引领金融模式因其需要在社区居民中取得一定的信任，所以不会立即见效。所以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部门保持耐心，放眼未来，而不是关注当前收益。
参考文献：
[1]GIIN，2017 Annual Impact Investor Survey，2018.
[2]J.P Morgan，Impact Investment：an emerging asset cla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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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iggemann，G. ，& Bragger，S.，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 （SRI）：Introducing impact investing，Zurich：UBS，2011.
[5]（美）安东尼·巴格莱文，杰得·艾默生著，罗清亮等译.《社会影响力投资——创造不同，转变我们的赚钱思维》，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版.
[6]唐娟，程万鹏，刘晓明.《影响力投资及其对我国政府投资的借鉴意义》.载《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7]郑琦.《资源整合：构建金融党建内生动力的有效视角》.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二期总第196期.
[8]王海峰.《资源整合：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的实践基础》.载《兰州学刊》，2010，7：17—22+40.
[9]星焱.《普惠金融的效用与实现：综述及启示》.载《环球金融》，2015.11，P24—36.
[10]陶士贵，胡静怡，陶茜子.《“金融+党建”普惠金融新模式：徐州淮海农商行的探索》.载《江苏银行业》2018年第6期.
[11]康书生，康宁.发展民生金融问题探索.[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34（3）：45-47.
[12]胡海峰，赵亚明.我国民生金融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教学与研究. 2013（7）：19-25.
[13]胡海峰，赵亚明.关于发展民生金融的思考——基于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双重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3（1）：64-68.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关键词：影响力投资 普惠金融 金融+党建 农村商业银行
一、导论
问题的提出。过去十年，依托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不断的金融创新，金融中介机构在中国蓬勃发展，数量上成指数性的增长，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面对激烈的竞争，再加上体量上的劣势，农村商业银行的利益被蚕食，农商行内部的金融革新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在中国居民总体财富迅速增长的背景下，他们的金融服务需求和生活需求却没有同步地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得到高质量的金融、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服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现代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传统的农村商业银行寻求改革与创新的动机;另一方面，是普罗大众的消费需求，如何将两者对接，是解决问题的双赢方法。
随着中国第一批先富有起来的企业及商人对慈善领域的重视，“影响力投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是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仅处在起步阶段，并且影响力投资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国际上，一项投资能够满足以下三各条件即可称为影响力投资：一是投资项目能创造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可以更高效解决社会问题;二是该投资要有财务回报的收益;三是创造的价值需要能被衡量。
影响力投资可能成为农村商业银行摆脱困境的方法。然而作为中小型商业性机构，效益是农商行的生命线。对于农商行而言，一项具有可行性的投資要具备低成本和高创收的特点。因此，基层党组织成为农商行天然的投资载体，依托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农商行能在这项投资上节省人力物力。“金融+党建”这种新模式，能够使大众享受到金融普惠，这也成为农村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影响力投资综述
影响力投资诞生于对多元价值的探索。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在西方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直至21世纪，西方学者才开始深入地研究影响力投资。17世纪英格兰出现了“贵格会”（Quakers），该组织将商业化的投资决策与现实俗世的社会价值相联系，主张推行具有普世价值的商业活动。（安东尼·巴格-莱文、艾默生，2013），这是影响力投资理念的雏形。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正式提出“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提倡资本能够投入有正回报的公益项目，并在未来进一步得到公益项目所带来的回报。（安东尼·巴格-莱文）。2010年摩根大通（J.P.Morgan）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合作研究报告《影响力投资：全新的投资类别》中将“影响力投资”界定为一种全新的投资类别，并从内涵上将其与传统商业投资区别。学术界不断完善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从投资者行为逻辑来看，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or Network，GIIN）认为影响力投资是投资者以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为目标，并追求商业回报的投资。另有学者认为，该投资模式综合考虑了风险、回报与社会效应，并且能够吸引和发掘潜在的消费群体。（Amy et al，2012）从投资要素整合的角度，Jed Emerson（2000）认为，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倡导是各种价值成分之间的“联合”而非“互斥”，通常意味着资本、社会和商业可以创造出大于其总量的价值。尽管学术界对影响力投资做了不同的定义，但国外学者与投资者都看好影响力投资的前景。有数据显示，在所调查的125家投资机构中，2014年影响力投资的投资额比前两年增长了20%（J.P.Morgan&GIIN）。GIIN（2016）认为影响力投资总额会不断增长，所涉及的投资领域也会越来越多。影响力投资正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其积极影响。
（二）国内影响力投资综述
国内学者对影响力投资的研究集中于影响力投资的定义、对国外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经验总结、对我国发展影响力投资的建议。
孙小乐、杨子冉（2013）是国内较早地给影响力投资下定义的学者，他们认为影响力投资是一种投资到公司、组织和基金，产生可衡量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和经济回报的一种投资方式。影响力投资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在于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陈璐（2014）将影响力投资描述为“义利并举的投资”，它旨在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并伴随一定财务回报。唐娟、程万鹏（2016）从影响力投资的运作机理与核心要素出发，认为该投资所追求的是不限于财务回报的“混合型价值”。
（三）普惠金融综述
普惠金融又称包容性金融，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致力于改变金融体系的金融排斥。星焱（2015）从普惠金融演化中的金融创新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阐述了我国目前普惠金融的效用与实现。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是显著的，Mandira & Jesim（2010）的研究发现，一国金融普惠程度越高，其宏观经济水平越高，宏观经济中的许多指标与普惠金融的发展都有着正向关系。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还能为社会其他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由于普惠金融可以提高资金运作的透明度，因此普惠金融有助于减少金融诈骗和洗钱（Louis & Nicola，2013）;对于金融机构，吴荣明（2019）从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发展途径，认为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大有可为。
我国也在加快发展普惠金融的脚步。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由此可见，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业发展的一大重点。 三、一个案例：淮海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党建”业务模式的思考
（一）淮海农村商业银行及“金融+党建”业务模式简述
江苏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是在原徐州市郊信用联社的基础上，由境内自然人、非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制银行业金融机构。淮海农商行在徐州有1家营业部、42家支行、39家分理处，2016、2017年度连续两次年荣登江苏金融机构品牌形象指数榜，2018年获评优质窗口服务奖、获评全国十佳普惠农商银行。作为扎根徐州本土的地方金融机构，淮海农商行以“创享客户信赖的精品惠民银行”为愿景，致力于发展普惠金融，进而推动徐州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下半年，为增强与社区群众的联系和切实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徐州淮海农商行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共建党员先锋服务站”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始在居民社区试行“金融+党建”模式。淮海农商行“金融+党建”的模式可总结为“1+1+N”模式，即各个社区依托一个“党员先锋服务站”和一个“银团网格化惠民小屋”，开展多方面的社区普惠金融项目。模式发展初期，淮海农商银行走进几百所社区进行了广泛宣传，寻找潜在可共建社区。社区党员数量、居民年龄层次、居民接纳程度、与附近淮海农商行支行的距离等皆纳入选择社区的考虑因素。
“1+1+N”组合中第一个“1”即各个社区建立的“党员先锋服务站”。淮海农商行率先选择金融服务不充分、矛盾相对突出的社区街道建设“党员先锋服务站”。党员先锋服务站遵循“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原则，依托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为居民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的服务。为此，淮海农商行选派支行行长挂职担任社区居委会编外副主任或副书记，选派年轻的优秀员工担任社区金融顾问，增强党员与社区群众的联系互动。党员先锋服务站是淮海农商银行与社区紧密联系的载体，它驻扎在社区之内，是社区居民们家门口的“银行”。居民可通过党员先锋服务站获得淮海农商银行最新的金融产品信息和其他金融相关服务。这一形式便捷了居民的生活，同时为银行的产品宣传拓宽了道路。党员先锋服務站扩大了淮海农商行的影响力，同时将潜在的消费客户凝聚在一起。
第二个“1”指的是银团合作的“网格化惠民小屋”。为了创新街道团工委组织架构，增添团支部组织活力，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应，徐州淮海农商行决定由共青团牵线搭桥，力争做到每个街道结对一个银行网点，与各街道签约设立“网格化惠民小屋”。合约有如下规定：第一，建立金融机构挂职团干部联系点制度，一对一选派金融团优秀青年干部挂职社区团支部书记兼小区网格员，建成一支由银行优秀青年员工组成的志愿服务队;第二，为街道和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及文体活动提供人力和财务上的支持及协助，从而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第三，依托“惠民小屋”，通过金融讲座等形式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财经资讯等知识宣传到辖区，构建新时代社区。
第三个“N”指的是开展社区多个普惠金融项目，推动金融普惠。淮海农商银行将所共建的社区分类，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年龄层次，提供差异化、针对化的民生金融产品与服务。首先，在老年人居多的社区中，淮海农商银行主动开展防诈骗金融讲座、防假币金融讲座等活动，提供便捷缴费、办卡服务及上门的专业化的理财服务，淮海农商银行还推出了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惠民存”。其次，在以年轻人为主的社区中，淮海农商银行推进“青年创业启动工程”、“青年创业成长工程”，举办青年创业金融政策宣讲会。除此以外，淮海农商行还为徐州市退役军人提供低息的“拥军贷”、为优秀党员提供低息的“党员先锋贷”、为贫困儿童推出“大白爱心储蓄罐”公益项目。同时，淮海农商行努力推进社区阳光信贷，配合党员先锋服务站建设，不断完善社区阳光信贷的流程和办法，推出便利实用的阳光信贷产品，实现阳光信贷对基层民众的全覆盖。
（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
“党建+金融”模式已为淮海农商行带来了初步的经济效益。从2017年6月份开始试行模式，截止2017年年末，银行各项存款余额208.53亿元，比年初增加38.68亿元;各项贷款144.6亿元，个人贷款41.88亿元，比年初增加8.86亿元;小微贷款73.14亿元，较年初增加4.16亿元;手机银行客户端新增9.3万户，电子银行渠道交易笔数累计1292万余笔，离柜率达到82.5%，较年初上升8.36个百分点。“金融+党建”模式中多维的普惠金融项目正在为淮海农商行实现创收，并且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与竞争力。
除了经济效益外，社会效益也逐渐在该模式试行后体现。一方面，“金融+党建”模式是基于党建引领方针，同时积极落实国家层面有关推进普惠金融的政策。“党员先锋服务站”和“网格化惠民小屋”促进当地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推动力，并同时增强了银行、社区党员与群众的互动。两者将党建工作落到实处，既锻炼了党员队伍的业务能力和素质，也提升了党在金融服务中的美好形象和人们群众对普惠金融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普惠金融项目给不同项目参与者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使参与者在自身生产生活中给当地经济带来正回报。以淮海农商行普惠金融项目中的“绿色光伏贷款”为例，由党组织牵线，并成功经过了淮海农商行的贷款审核，徐州当地的光伏企业得到了农商行便捷的贷款，积极发展绿色光伏产业，为保障徐州地区能源供应、保护徐州市生态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理论推导
淮海农商行采取“金融+党建”的模式，由党建牵线，依托两类下属机构，逐步推动徐州当地的金融普惠，在为当地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商业性的创收收益，并且扩大了党和银行自身的影响力，将党建工作落到实处。这种模式可以视为影响力投资模型。该模式中，淮海农商行为投资者，它在“党建+金融”的投资模式中并不仅仅追求短时期内的巨大利润，而是在注重地区影响力和商誉的前提下，谋求长期的投资回报率和稳定的商业合作;社区是主要的被投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投资对象是区域性的泛化概念，而非传统金融中的特定对象（如大客户），这是普惠金融的体现。然而由于各个社区、街道的差异化，使得银行投资和提供的普惠金融项目需要具有地区的特殊性，如何及时了解各社区街道的消费需求并解决这一问题，联结基层党组织便是问题的答案;基层党组织是该影响力投资的催化剂，由于其天然具有的政治资源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功能，基层党组织能够获得各社区街道的消费需求信息，再由其牵线搭桥，“金融+党建”的影响力投资能够顺利进行。 下文从资源整合视角和长期信任机制形成视角，来具体阐释“金融+党建”影响力投资的实现。
在“金融+党建”模式中，一方面，基层党建代表政治资源。政党天生具有政治资源整合的功能，政治资源的整合在执政党的功能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关系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银行代表经济资源，它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调节经济资源在各个领域的分配，以期望高回报率。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是信用社，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它同时具备获取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职能。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往往是矛盾的，然而在“金融+党建”影响力投资模式中，追求经济效益与追求社会效益相互促进：第一，党组织作为一种政治资源，目标是创造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在金融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金融企业同时也会加强自身党建的建设，即追求经济效益一定程度上成为加强自身党建的内生动力;第二，金融企业的经济资源将党建工作落到实处，实实在在地让当地居民受益，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即该模式中，金融企业在政党实践执政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反過来也会促使将其政治资源主动地与经济资源整合。在两种资源进行不同层次的相互配置、激活和融合后，能够满足影响力投资的三个层次的定义：第一，投资项目能创造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可以更高效解决社会问题。“金融+党建”创造了高社会环境价值，两种资源的融合能够高效解决很多问题，如防止金融诈骗、假币等;第二，该投资要有财务回报的收益;第三，是创造的价值需要能被衡量，第二点和第三点均能够通过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和盈利水平体现证实。
依托基层党组织，能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整合效用最大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资源能够为银行提供需求讯息和潜在的消费者，银行只需在此基础上进行审核、决策。借助于基层党组织在各个街道社区的办事处，银行方便进行信息的宣传。多数情况下，金融机构的传统宣传方式会被群众或多或少地疑虑为金融诈骗，而银行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宣传，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群众的疑虑，建立起互信机制。社区党建有机构、机制、场所和服务对象，社区内的民众和中小企业对社区街道办事机构非常信任，这一信任是建立在党组织的基础上。而商业银行到社区为居民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缺失的恰恰是社区民众和中小企业对商业银行的信任和了解。商业银行到社区推销金融产品提供相应金融服务难免陷入“保险推销式”的尴尬和窘境，即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双方缺乏信任机制，造成金融供给与需求脱节。而社区党建则提供了信任机制，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局面。由此，银行得以开展普惠金融项目和一些公益活动，例如反假币知识宣传、防金融诈骗等公益讲座、赞助社区开展志愿医诊等。银行通过付出低成本取得了居民和中小企业的信任，社区通过与银行合作开展普惠金融项目促进了社区发展。
五、对策建议
（一）银行角度
1.创新业务模式。当前淮海农商行的业务集中于特色的存款产品，这类存款产品，大多数被老年人所接受。为了进一步扩大顾客群体，银行应该积极进行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将目光在一定程度上转向青年人，发展一些与青年人需求相适应的存贷款类产品或投资理财类产品。因为银行收益与顾客群体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所以这种扩大顾客群体的做法，可以提高银行收益。
2.加强宣传力度。淮海农商行可通过报纸、网络等其他形式进行宣传，进一步扩大自身在居民中的认识度，一方面，已有社区居民会对进一步提高对淮海农商行的信任度;另一个方面，其他社区居民会了解到淮海农商行，进而有助于银行业务的展开与拓展，提高业务办理数量。
3.适当增加人员配置。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社区认为淮海农商行派到党员先锋站的员工数量较少。因而，银行可以在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条件下，适当对自身人配置数量进行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党员数量，有助于银行在社区的党建工作完成水平加强。
（二）社区角度
1.积极开展民生服务类活动。社区开展有益于居民生活的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加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与团结力;另一方面，有助于从中发挥银行党员在其中的领导作用，提高党员在居民生活的参与度。社区可以选择开展民生月谈、党员会议等关心居民生活类活动。这类活动的开展发挥了社区的社会效益，这种效益有助于社区在居民中的信任度提高，并进而由社区带动了银行在居民中的信任度。
2.配合银行宣传工作。社区组织是银行与社区居民联系的桥梁，只有社区组织相信银行，居民才会在一定程度相信银行的工作。社区组织可通过与银行合作，宣传金融知识，举办反假币等活动，来提高居民自身金融知识水平，增强居民对银行的认识。社区一方面，可以通过与银行增加联系，更全面了解银行金融产品，为银行进行适当宣传;另一方面，社区可以借助银行这一平台在社区内开展反假币等宣传金融知识的活动。社区组织与银行相互之间的配合是一种资源整合的方式，利用社区对居民的熟悉度与银行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度，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知识水平与银行的收益水平，将资源整合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三）政府角度
1.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国家的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利用法律的力量促进党建引领金融模式的发展，有助于其他银行加入到该模式中来，进一步提高民生金融的发展水平。政府可以通过建立银行党建工作方面的制度，提高银行自身对党建活动的认识;通过建立银行与社区间合作方面的制度来规范二者之间的关系，促进银行与社区的共同发展;通过建立对银行派出党员进行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来加强党员的责任意识，有效进行党建工作、开展党建活动。
2.提供稳定资金保障。党建引领金融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前期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因为银行需要在社区举办一定活动来提高居民对银行的信任度，，这是需要一定成本的。所以，政府可以对银行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助，有助于银行在社区中活动开展的有效性与完善性。
3.立足长期社会效益。政府不能着眼短期利益，而应该注重长期目标，党建引领金融模式因其需要在社区居民中取得一定的信任，所以不会立即见效。所以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部门保持耐心，放眼未来，而不是关注当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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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