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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丁玲《在医院中》系争议之作。合观小说文本及丁玲事后的检讨草稿，丁玲试图以《在医院中》回应延安政治经济机制之下文学如何保证生产性的问题。这是革命内部的新启蒙，关涉文学、身份与政治，也关涉延安政治经济机制与启蒙之间的排异与消溶。丁玲在此展现了形式大于思想时的危机意识，也就文学如何表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做出了纠结的努力。文学生产性的可能，对于丁玲而言，或即在于其危机意识和纠结。
关键词文学生产性形式危机意识场面描写新启蒙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053-06
胡适《论短篇小说》谓：“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小说由此成为一种崇高的形式。梁启超以小说为群治之具的设想，固然是胡适的先鞭，但不过是功能和主题上的推陈出新，并未落脚到小说形式上。从短篇小说的写法入手，强调优秀之作应能代表个人、国家或社会，胡适从形式上厘定了小说的崇高。于是，举凡为人生、为自我之林林总总的文学目的论，都是为了文学本身。遵循这样的理念创作小说，使小说创作有了无可置疑的文学生产性。如何将个人、国家或社会凝固在具体的文本形态中，固然有无数种可能，而经作家之手凝固在文本形态中的“横截面”，也将随着不同的阅读，与个人、国家或社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关系。当然，所谓无数种，所谓各种各样，亦并非漫漶无边，往往都收缩在形式的规定性内部，有时强烈地呈现出形式大于政治的况味。进入延安解放区之后的丁玲，似乎更深刻地、并且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此等文学生产性之中，留下了充满文学、历史与政治意味的探索空间。
一
丁玲进入延安之后的生活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她主要不再是一个独对案头的孤独的现代写作者。但她并没有像在入党宣誓中说的那样，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具体的政治秩序中的螺丝钉，参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9页。而是允留着自己的习性。1938年，在写了一系列关于延安的印象式的文本之后，丁玲于文章集子《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语中感慨：“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写印象记和通信，所以不满意，也不急于要出版了。我又不肯动笔写小说的，我总嫌观察体验不深，所以出书的事就放下了。”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知识出版社，1946年，第87-88页。印象记和通信指集子中的《到前线去》《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彭德怀速写》《警卫团生活一斑》，小说指《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东村事件》；前者明显意味着延安军事、政治秩序对一个作家的要求，后者则带有作家自我的身份意识。丁玲不喜欢写印象记和通信，不肯写小说，嫌观察体验不深，不愿出书，都在表明她是一个自觉的现代小说作者，正在胡适等人奠定的轨道上，延续现代文学实践。毛泽东期待丁玲是“今日武将军”，但丁玲并未献出完整的自己，保留着“昨日文小姐”的本色。丁玲之未献出完整的自己，并不一定因为不心甘情愿，倒有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势有所不能，她被自己的习性约束，做出了无意识的选择。当小说《在医院中》受到批判、必须做检讨时，丁玲在检讨中的用语深刻地表明了习性如何以无意识的方式制约着一个作家。丁玲在检讨着“我”的同时，以“他们”标识要求她做检讨的人。这个“他们”在丁玲的意识中，固然指向和她有私人恩怨的康生、周扬等具体个人，但她也应当清楚，“他们”背后是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那么，用“他们”一词进行标识，就或多或少是自外于秩序。丁玲当然是不愿自外于秩序的，她甚至为了说明《在医院中》不无价值，提起了沈从文批评共产党员作家的话头：“外边有些作家如沈从文等常常讥笑共产党员的作家，无好作品，是靠党□不是靠作品来做作家的。”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代指丁玲手稿中分辨不清的字。“外边有些作家如沈从文”这样的说法表明丁玲视自己与延安为一体，但她在检讨中又念念不忘“小说技巧的成功”问题，则表明丁玲与沈从文分享着共同的小说理念。丁玲未必同意沈从文将党员和技巧、作品分离的方式，却不期然地强调自己“是有技巧的”，仿佛“有技巧”是一个高于延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标准。习性无意识地影响着她思考问题的路向，使她不自觉地处身于沈从文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境地中。检讨是清污除垢、治病救人的，有时难免有自污其身以便清污除垢的二律背反的行为。但丁玲无论于私于公，其时都憎恶沈从文，且“外边有些作家如沈从文”的表述也是划清界限和阵营的；二者犹分享共同的小说理念，除了一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义外，实在证明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生产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内容，以一个作家自身无意识的方式制约着丁玲自我认知、检讨的深度和限度。当然，丁玲在检讨中是批判自己“只看见”小说技巧成功，是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固有的小说理念影响的。但当此之时，提起沈从文的讥笑，则意味着她并不完全否定“小说技巧”，而且试图从“小说技巧”方面做出自我肯定；而这种自我肯定，自然是对于《在医院中》被批判的拒绝，是对于文学生产性的回护。
2014年第6期
文学生产性如何可能？
真正有力量的回护来自《在医院中》这篇小说的完成和修改，由于未见初刊于《谷雨》杂志创刊号的《在医院中时》，本文无法讨论小说的修改。而非事后的检讨。不过，道理仍需从丁玲事后的检讨说起。她在检讨中表示，《在医院中》写到一半时，变成了一篇背离自己初衷的小说，她停下不写，她意识到陆萍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不理想，充满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但不知如何在写作的意义上让陆萍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无法结尾。此后半年，谷雨编辑索稿，丁玲才勉强写上了结尾。完稿之后，丁玲既感觉结束一件事的轻松，又负疚于草草完成了小说。⑧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既然清楚地意识到小说发展脱离了作者的控制，却难以割舍，并千方百计写上小说的结尾，这说明小说作为文学形式，表现出强大的意识形态性，不但能够独立运行，是自主自治的，而且能够牵制作者，迫使作者不顾一切地帮助完成运行过程，并使作者始终困惑于是不是改变了小说本身固有的运行轨迹。丁玲作为作者的主体意识与小说文本自主自治运行之间的隔阂，于丁玲的检讨中自然衍生出的是作者是不是过于同情小说主人公陆萍的问题，并进而于评论家和研究者的笔下衍生出五四传统与封建陋习、参见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97-207页。启蒙与革命、参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八章 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3-174页。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命运参见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第四章、第五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5-287页。等课题。丁玲试图在检讨中厘清小说发展脱离控制的原因，一开始只是怀疑自己因为把陆萍当作理想的主人公给了“太多的同情”，后来却专门写了“陆萍与我”有研究者谓此标题即透露了丁玲是多么喜爱陆萍的消息。参见吴福辉：《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一节，得出了“陆萍与我是分不开的。她是我的代言人，我以我的思想给她以生命”⑧的结论。在小说如果有错、错即在作者自身的简单逻辑下，丁玲陷入了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情境中，既表示对小说主人公的喜欢，又承担一切罪责，展现出对延安政治询唤的自觉服从和认同。仅就延安时期的丁玲而言，这样的判断未免言过其实。1980年代丁铃的表现似乎要更合适一些。虽然如此，她并非没有意识到在作者与小说文本之间有一层坚固的形式硬壳；而且，在别一历史语境下，她以“同情”为穿透形式硬壳的中介，甚或试图消融形式，占据文本的全部，同时绝不怀疑自己给了“太多的同情”。写作《在医院中》这篇小说时，丁玲写了一半就停下，意味着小说形式给了她极其不舒适的感受，迫使她意识到形式并不以作家的主体意识为转移，作家必须在认同形式自律的基础上给出“同情”。丁玲要拒绝形式的自律，“同情”转成反讽，反映在小说文本中，是郑鹏给病人做手术时的场面描写。在这一场面描写之前，小说叙述一直是以主人公陆萍的内视角来完成的，一个理想读者必然全盘接受陆萍给出的所有信息，但从场面描写开始，反讽的意味违背作者的意愿一点一点显现出来。那是一个主刀大夫郑鹏控制一切的医学场面，陆萍却从准备工作开始就越俎代庖，手术进行过程中更是试图掌控一切，却只能干着急，面临对自己而言失控的场面，她最后不但晕倒了，醒来躺在床上还埋怨他人不关心自己。很明显，在陆萍晕倒时，她的内视角已不足以完成小说文本呈现出来的客观叙述的面貌，丁玲却仍然驱动陆萍去传递所有信息，从而造成读者对陆萍的不信任，反讽性由此生发。在这一连丁玲自己都觉得笨拙的场面描写④⑤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之后，作者继续一小段内视角的叙述，转入陆萍与断脚军人的对话，彻底打破了小说文本以内视角进行叙述的统一视景，从而为小说结尾陆萍的转变打下了薄弱的形式基础。
二
《在医院中》由内而外的视角转换，表征着作者主体意识的强韧，即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小说叙述。这种主体意识建立在对陆萍内视角的欲拒还迎的艰难舍弃下，显示出丁玲自觉选择延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所代表的公意，放弃一己私意的知识者的道德感。有论者谓丁玲的这种意识更可能发生于1942年自我改造之后。参见吴舒洁：《知识分子与“大众化”革命（1937-1949）——以丁玲、赵树理的写作实践为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年博士论文，第76-82页。经过《在医院中》写作的艰难自觉，丁玲后来进入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自由写作。这中间自然还有延安政治的介入、作者的自我改造等，但《在医院中》的写作无论如何是作者丁玲自觉意识表现的最重要的一环。正如丁玲在检讨说的那样，她要写一个开刀的场面来克服自己不善于写场面的不足，而且要把这个开刀场面作为陆萍的危险关头来写，陆萍成长与否，在此一举。但遗憾的是，丁玲认为自己通过场面描写，只写出了陆萍的脆弱与危险，却没并没有写出她的成长。④在这种极具隐喻性的自叙中，丁玲表现出了重建自己写作性格的决心和信心。虽然《在医院中》的场面描写是失败的，透露出反讽，陆萍也仅止于表现出脆弱与危险，但作家此后的确走上了她的人生大道。当然，陆萍的脆弱与危险，其实源于作者先行设定陆萍为有小资情调的标准共产党员，⑤设定之时，作者并未认识到，标准共产党员与小资情调是不兼容的。于是，在一个胡适等人奠定的小说理念的影响下，又遵循着人物的内视角进行叙述，丁玲不得不在小说文本中更多地表现陆萍的脆弱与危险，甚至走到了反科学的极端。小说写陆萍和郑鹏一氧化碳中毒后的表现，陆萍中毒较重，躺在了地上，她后来抱怨很多人走过都没援助她，郑鹏中毒稍轻，到风天雪地里独坐了一个小时。查阅1930~1950年代的医学常识书，一氧化碳中毒的救助方法包括“救出中毒者后可将其衣服解开，头部垫高”，祝振刚：《普通救护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47页。“急使被害者脱离危险环境，抬于空气流通之处，解除衣着”。杭州医师药师公会编：《救护教程》，青白印刷公司，1934年，第32页。
对轻度中毒者应抬至空气流通的处所，最好是温暖的屋子，绝对不要把中毒者放在冷的地上，因为着了凉，很容易得肺炎。一氧化碳中毒以后，因为主持调节体温的神经中枢失调，氧化作用减少的缘故，体温降低，虽在轻症患者，也可能有寒冷的感觉。所以应给与热水袋，多盖毯子、被子，给热茶或酒喝，既可生热保暖，又有刺激作用。不过对神志不清的患者不要给与任何饮料，因为容易造成吸入性肺炎，应该将病人放平，头部稍低，把衣服的领子、扣子和腰带都解开，使呼吸舒畅。四肢用热手巾摩擦，可以帮助末梢血液流通。病人应绝对安静休息，活动加多容易使体内的氧消耗加多，更使营养不足的心脏负担加重，症状也要加重。傅正恺：《煤气中毒》，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5年，第14页。
在这些说法中，有一个共同点是解开患者的衣着，这在丁玲的小说中是完全没有描写到的。这一细节也许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傅正恺《煤气中毒》对轻度煤气中毒患者护理的描述，简直像是针对《在医院中》而写的。陆萍晕倒后被抬到门口，打开门缝透气，马上恢复意识，就往门外爬，想到黎涯那里去，结果症状加重。这种不顾自己已然中毒的行为，虽然是因为陆萍内意识里过于担心黎涯，但也有悖于她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的背景，显得过于激动，缺乏自我救护常识。更有意味的是主刀大夫郑鹏的行为，勉力完成手术后也已经轻度中毒，按常理他应当立即在通风的、能够保暖的地方休息，却跑到风天雪地里呆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吃了些热开水，也太超乎寻常，不把可能造成肺炎等并发症当回事了。这些地方都有点反科学。悖逆之处即在于此，《在医院中》通常被视为现代科学认识与封建陋习、缺乏教育、愚昧之间的矛盾，是一篇写有着科学者身份的陆萍以科学的眼光批判环境、进行启蒙的小说，结果却出现了近乎反科学的描写。而且，如果不细细推究小说关于陆萍等人中毒后的描写，读者也许就接受了陆萍对环境批判的合法性，未必能意识到描写的反科学性质。究其根本，即在于小说关于中毒的叙述仍然是以陆萍的内视角进行的，没有批判性的细读，就无法打破内视角造成的天然合法性。同样地，没有批判性的写作，也无法打破内视角造成的天然合法性。所幸，丁玲面对《在医院中》这篇小说，进行的恰好是批判性写作。因此，小说在场面描写之后出现反讽性的笔墨，丁玲事后的检讨也表明，作家其时感觉到小说叙述难以为继，陆萍的内视角必须被抛弃。但外视角一时难以进入小说叙述，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更难现身，小说于是出现了视角模糊的叙述：
郑鹏黎涯两人也奇怪为什么她一下就衰弱下去。他们常常来同她谈天，替她减少些烦闷，而谴责却更多了。甚至连指导员也相信了那些谣传而正式地责问她，为恋爱而妨害工作是不行的。
这样的谈话，虽使她感到惊讶与被侮辱，却又把她激怒起来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现在她似乎为另一种力支持着，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搜集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③丁玲：《在医院中》，《文艺阵地》1942年第7卷第1期。
在小说开头以清明、理性、热情的姿态现身的陆萍，此时变得像是攻击风车的堂吉诃德，充满非理性的、甚至阴暗的疯狂。个中反讽意味已然相当明显。而且，“她要控告他们”也是一个自毁主体性的意识和行为，初出场的陆萍能从自我出发，形成一切意识和判断，现在却求“告”于更上一层的存在，有意无意地让渡出了自主权，成为一个被动的存在。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陆萍此时主体意识的破碎和脆弱，无脚军人对她进行的革命启蒙才能非常有效，从而有内心自觉重回理性和秩序的可能。这就是小说最后叙事者说陆萍“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最后重回抗大学习。③而郑鹏黎涯感到奇怪，其实表征的是作者丁玲对于陆萍内视角的不信任，作者此时也奇怪理想的陆萍怎么会变得疯狂，于是不得不挣扎着跳出陆萍的内视角，将陆萍疯狂化，并接引一个无脚的军人，重建小说文本内部的理性因素，平衡小说技巧带来的缺陷。没有理由认为丁玲是不懂一氧化碳中毒的护理常识的，也没有理由认为丁玲有意要将陆萍染上疯狂的色彩，如同鲁迅笔下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形象一样，但一种具体的形式生产出了所有这一切文本的裂隙、疯狂的症候、反讽的意味，是一个作家使尽浑身解数都找补不来的。除非将形式解体，甚至舍弃形式。因此，在检讨中，丁玲只好承认自己内心的灰色造成小说环境描写的灰色，他人的好意回护无补于事，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此后，她也真正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写作。
当然，认定丁玲通过写作《在医院中》成长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是相当危险的。也许应该将《在医院中》仅仅视为丁玲的一副笔墨而已，另一副是从《水》开端的笔墨，不能说写完《在医院中》之后丁玲才完成了自我的心理成长，就可以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了。在写完《田家冲》之后写《水》时，类似的因果关系如果说存在的话，就已经存在了，丁玲已经完成自我成长。也即，1930年代丁玲已经实现转变，进入延安之后，只是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描写。这两副笔墨有不同的方向，《在医院中》更关心的是知识分子问题或启蒙问题，它还表现出一种反思的性质。如果讨论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茅盾女儿沈霞的延安日记，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怎样参加政治学习、自觉进行自我改造并认同延安的鲜活过程。但因为沈霞过早去世，这一过程似乎并未完成。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大象出版社，2009年。这是一个可以和《在医院中》进行对读的文本。就叙事的角度而言，丁玲更多的是认同陆萍。整个小说的氛围，那种孤独感，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距离，那种拒斥感，是很明显的。即使在听了那个断了腿的老兵的谈话之后，陆萍内心也并没有发生真正的震动，她去抗大学习的转变，很难说是一种投入到大他者怀抱中去，获得温暖的转变。而且，去抗大学习，其实是陆萍最初的愿望，并非来到延安之后的最后的愿望。当医生才是延安希望她做的事情。希望她做的她没有做到，最后她回归到她本来想做的，去抗大学习去了。因此，整个小说更侧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得到成长、冒险失败的情况下，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小说结尾说需要经历痛苦和挫折，但结果会怎样，并没有给出答案。在这副笔墨里，丁玲就没法解决问题，那些问题就是一个病灶性的存在。
但很奇怪的是，比较《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把贞贞去延安学习叙述为一种救赎和解脱，那就意味着，在丁玲看来，延安的文化确实是更高明的，是能够提供救赎感的大他者。这便意味着，丁玲对于陆萍有本能的亲近感，但她同时又觉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延安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是更加高明的，才会把贞贞的救赎设置为去延安学习。因此，丁玲虽然没有通过《在医院中》完成心灵的成长或自我解毒，但其他的文本，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表明她在进行解毒，或者有解毒的愿望。
三
如果说丁玲在预先设定中并未意识到标准共产党员与小资情调之间的格格不入，那么，通过《在医院中》的写作，她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种格格不入，而且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毛泽东在“讲话”中以政治的方式提出来的问题。因此，当《在医院中》受到政治批判时，乃是一种革命内部如何对革命者进行启蒙的分歧，是如何教育教育者的分歧。丁玲在检讨中强调自己不愿外人误解延安、贬低延安，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张闻天当年不让丁玲把检讨草稿公之于众，参见王增如、李向东：《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都有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家丑不可外扬之意。当然，1949年以后的“大毒草”议另当别论，涉及的情、理、事更为复杂。当丁玲写作《在医院中》时，整个延安上下其实都在寻找共产党员的中国标准。即使是延安整风以后，对于怎样才算是标准共产党员，恐怕仍然是不太“标准”的。如，杰克
关键词文学生产性形式危机意识场面描写新启蒙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053-06
胡适《论短篇小说》谓：“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小说由此成为一种崇高的形式。梁启超以小说为群治之具的设想，固然是胡适的先鞭，但不过是功能和主题上的推陈出新，并未落脚到小说形式上。从短篇小说的写法入手，强调优秀之作应能代表个人、国家或社会，胡适从形式上厘定了小说的崇高。于是，举凡为人生、为自我之林林总总的文学目的论，都是为了文学本身。遵循这样的理念创作小说，使小说创作有了无可置疑的文学生产性。如何将个人、国家或社会凝固在具体的文本形态中，固然有无数种可能，而经作家之手凝固在文本形态中的“横截面”，也将随着不同的阅读，与个人、国家或社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关系。当然，所谓无数种，所谓各种各样，亦并非漫漶无边，往往都收缩在形式的规定性内部，有时强烈地呈现出形式大于政治的况味。进入延安解放区之后的丁玲，似乎更深刻地、并且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此等文学生产性之中，留下了充满文学、历史与政治意味的探索空间。
一
丁玲进入延安之后的生活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她主要不再是一个独对案头的孤独的现代写作者。但她并没有像在入党宣誓中说的那样，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具体的政治秩序中的螺丝钉，参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9页。而是允留着自己的习性。1938年，在写了一系列关于延安的印象式的文本之后，丁玲于文章集子《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语中感慨：“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写印象记和通信，所以不满意，也不急于要出版了。我又不肯动笔写小说的，我总嫌观察体验不深，所以出书的事就放下了。”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知识出版社，1946年，第87-88页。印象记和通信指集子中的《到前线去》《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彭德怀速写》《警卫团生活一斑》，小说指《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东村事件》；前者明显意味着延安军事、政治秩序对一个作家的要求，后者则带有作家自我的身份意识。丁玲不喜欢写印象记和通信，不肯写小说，嫌观察体验不深，不愿出书，都在表明她是一个自觉的现代小说作者，正在胡适等人奠定的轨道上，延续现代文学实践。毛泽东期待丁玲是“今日武将军”，但丁玲并未献出完整的自己，保留着“昨日文小姐”的本色。丁玲之未献出完整的自己，并不一定因为不心甘情愿，倒有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势有所不能，她被自己的习性约束，做出了无意识的选择。当小说《在医院中》受到批判、必须做检讨时，丁玲在检讨中的用语深刻地表明了习性如何以无意识的方式制约着一个作家。丁玲在检讨着“我”的同时，以“他们”标识要求她做检讨的人。这个“他们”在丁玲的意识中，固然指向和她有私人恩怨的康生、周扬等具体个人，但她也应当清楚，“他们”背后是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那么，用“他们”一词进行标识，就或多或少是自外于秩序。丁玲当然是不愿自外于秩序的，她甚至为了说明《在医院中》不无价值，提起了沈从文批评共产党员作家的话头：“外边有些作家如沈从文等常常讥笑共产党员的作家，无好作品，是靠党□不是靠作品来做作家的。”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代指丁玲手稿中分辨不清的字。“外边有些作家如沈从文”这样的说法表明丁玲视自己与延安为一体，但她在检讨中又念念不忘“小说技巧的成功”问题，则表明丁玲与沈从文分享着共同的小说理念。丁玲未必同意沈从文将党员和技巧、作品分离的方式，却不期然地强调自己“是有技巧的”，仿佛“有技巧”是一个高于延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标准。习性无意识地影响着她思考问题的路向，使她不自觉地处身于沈从文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境地中。检讨是清污除垢、治病救人的，有时难免有自污其身以便清污除垢的二律背反的行为。但丁玲无论于私于公，其时都憎恶沈从文，且“外边有些作家如沈从文”的表述也是划清界限和阵营的；二者犹分享共同的小说理念，除了一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义外，实在证明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生产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内容，以一个作家自身无意识的方式制约着丁玲自我认知、检讨的深度和限度。当然，丁玲在检讨中是批判自己“只看见”小说技巧成功，是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固有的小说理念影响的。但当此之时，提起沈从文的讥笑，则意味着她并不完全否定“小说技巧”，而且试图从“小说技巧”方面做出自我肯定；而这种自我肯定，自然是对于《在医院中》被批判的拒绝，是对于文学生产性的回护。
2014年第6期
文学生产性如何可能？
真正有力量的回护来自《在医院中》这篇小说的完成和修改，由于未见初刊于《谷雨》杂志创刊号的《在医院中时》，本文无法讨论小说的修改。而非事后的检讨。不过，道理仍需从丁玲事后的检讨说起。她在检讨中表示，《在医院中》写到一半时，变成了一篇背离自己初衷的小说，她停下不写，她意识到陆萍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不理想，充满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但不知如何在写作的意义上让陆萍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无法结尾。此后半年，谷雨编辑索稿，丁玲才勉强写上了结尾。完稿之后，丁玲既感觉结束一件事的轻松，又负疚于草草完成了小说。⑧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既然清楚地意识到小说发展脱离了作者的控制，却难以割舍，并千方百计写上小说的结尾，这说明小说作为文学形式，表现出强大的意识形态性，不但能够独立运行，是自主自治的，而且能够牵制作者，迫使作者不顾一切地帮助完成运行过程，并使作者始终困惑于是不是改变了小说本身固有的运行轨迹。丁玲作为作者的主体意识与小说文本自主自治运行之间的隔阂，于丁玲的检讨中自然衍生出的是作者是不是过于同情小说主人公陆萍的问题，并进而于评论家和研究者的笔下衍生出五四传统与封建陋习、参见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97-207页。启蒙与革命、参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八章 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3-174页。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命运参见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第四章、第五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5-287页。等课题。丁玲试图在检讨中厘清小说发展脱离控制的原因，一开始只是怀疑自己因为把陆萍当作理想的主人公给了“太多的同情”，后来却专门写了“陆萍与我”有研究者谓此标题即透露了丁玲是多么喜爱陆萍的消息。参见吴福辉：《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一节，得出了“陆萍与我是分不开的。她是我的代言人，我以我的思想给她以生命”⑧的结论。在小说如果有错、错即在作者自身的简单逻辑下，丁玲陷入了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情境中，既表示对小说主人公的喜欢，又承担一切罪责，展现出对延安政治询唤的自觉服从和认同。仅就延安时期的丁玲而言，这样的判断未免言过其实。1980年代丁铃的表现似乎要更合适一些。虽然如此，她并非没有意识到在作者与小说文本之间有一层坚固的形式硬壳；而且，在别一历史语境下，她以“同情”为穿透形式硬壳的中介，甚或试图消融形式，占据文本的全部，同时绝不怀疑自己给了“太多的同情”。写作《在医院中》这篇小说时，丁玲写了一半就停下，意味着小说形式给了她极其不舒适的感受，迫使她意识到形式并不以作家的主体意识为转移，作家必须在认同形式自律的基础上给出“同情”。丁玲要拒绝形式的自律，“同情”转成反讽，反映在小说文本中，是郑鹏给病人做手术时的场面描写。在这一场面描写之前，小说叙述一直是以主人公陆萍的内视角来完成的，一个理想读者必然全盘接受陆萍给出的所有信息，但从场面描写开始，反讽的意味违背作者的意愿一点一点显现出来。那是一个主刀大夫郑鹏控制一切的医学场面，陆萍却从准备工作开始就越俎代庖，手术进行过程中更是试图掌控一切，却只能干着急，面临对自己而言失控的场面，她最后不但晕倒了，醒来躺在床上还埋怨他人不关心自己。很明显，在陆萍晕倒时，她的内视角已不足以完成小说文本呈现出来的客观叙述的面貌，丁玲却仍然驱动陆萍去传递所有信息，从而造成读者对陆萍的不信任，反讽性由此生发。在这一连丁玲自己都觉得笨拙的场面描写④⑤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之后，作者继续一小段内视角的叙述，转入陆萍与断脚军人的对话，彻底打破了小说文本以内视角进行叙述的统一视景，从而为小说结尾陆萍的转变打下了薄弱的形式基础。
二
《在医院中》由内而外的视角转换，表征着作者主体意识的强韧，即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小说叙述。这种主体意识建立在对陆萍内视角的欲拒还迎的艰难舍弃下，显示出丁玲自觉选择延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所代表的公意，放弃一己私意的知识者的道德感。有论者谓丁玲的这种意识更可能发生于1942年自我改造之后。参见吴舒洁：《知识分子与“大众化”革命（1937-1949）——以丁玲、赵树理的写作实践为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年博士论文，第76-82页。经过《在医院中》写作的艰难自觉，丁玲后来进入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自由写作。这中间自然还有延安政治的介入、作者的自我改造等，但《在医院中》的写作无论如何是作者丁玲自觉意识表现的最重要的一环。正如丁玲在检讨说的那样，她要写一个开刀的场面来克服自己不善于写场面的不足，而且要把这个开刀场面作为陆萍的危险关头来写，陆萍成长与否，在此一举。但遗憾的是，丁玲认为自己通过场面描写，只写出了陆萍的脆弱与危险，却没并没有写出她的成长。④在这种极具隐喻性的自叙中，丁玲表现出了重建自己写作性格的决心和信心。虽然《在医院中》的场面描写是失败的，透露出反讽，陆萍也仅止于表现出脆弱与危险，但作家此后的确走上了她的人生大道。当然，陆萍的脆弱与危险，其实源于作者先行设定陆萍为有小资情调的标准共产党员，⑤设定之时，作者并未认识到，标准共产党员与小资情调是不兼容的。于是，在一个胡适等人奠定的小说理念的影响下，又遵循着人物的内视角进行叙述，丁玲不得不在小说文本中更多地表现陆萍的脆弱与危险，甚至走到了反科学的极端。小说写陆萍和郑鹏一氧化碳中毒后的表现，陆萍中毒较重，躺在了地上，她后来抱怨很多人走过都没援助她，郑鹏中毒稍轻，到风天雪地里独坐了一个小时。查阅1930~1950年代的医学常识书，一氧化碳中毒的救助方法包括“救出中毒者后可将其衣服解开，头部垫高”，祝振刚：《普通救护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47页。“急使被害者脱离危险环境，抬于空气流通之处，解除衣着”。杭州医师药师公会编：《救护教程》，青白印刷公司，1934年，第32页。
对轻度中毒者应抬至空气流通的处所，最好是温暖的屋子，绝对不要把中毒者放在冷的地上，因为着了凉，很容易得肺炎。一氧化碳中毒以后，因为主持调节体温的神经中枢失调，氧化作用减少的缘故，体温降低，虽在轻症患者，也可能有寒冷的感觉。所以应给与热水袋，多盖毯子、被子，给热茶或酒喝，既可生热保暖，又有刺激作用。不过对神志不清的患者不要给与任何饮料，因为容易造成吸入性肺炎，应该将病人放平，头部稍低，把衣服的领子、扣子和腰带都解开，使呼吸舒畅。四肢用热手巾摩擦，可以帮助末梢血液流通。病人应绝对安静休息，活动加多容易使体内的氧消耗加多，更使营养不足的心脏负担加重，症状也要加重。傅正恺：《煤气中毒》，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5年，第14页。
在这些说法中，有一个共同点是解开患者的衣着，这在丁玲的小说中是完全没有描写到的。这一细节也许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傅正恺《煤气中毒》对轻度煤气中毒患者护理的描述，简直像是针对《在医院中》而写的。陆萍晕倒后被抬到门口，打开门缝透气，马上恢复意识，就往门外爬，想到黎涯那里去，结果症状加重。这种不顾自己已然中毒的行为，虽然是因为陆萍内意识里过于担心黎涯，但也有悖于她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的背景，显得过于激动，缺乏自我救护常识。更有意味的是主刀大夫郑鹏的行为，勉力完成手术后也已经轻度中毒，按常理他应当立即在通风的、能够保暖的地方休息，却跑到风天雪地里呆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吃了些热开水，也太超乎寻常，不把可能造成肺炎等并发症当回事了。这些地方都有点反科学。悖逆之处即在于此，《在医院中》通常被视为现代科学认识与封建陋习、缺乏教育、愚昧之间的矛盾，是一篇写有着科学者身份的陆萍以科学的眼光批判环境、进行启蒙的小说，结果却出现了近乎反科学的描写。而且，如果不细细推究小说关于陆萍等人中毒后的描写，读者也许就接受了陆萍对环境批判的合法性，未必能意识到描写的反科学性质。究其根本，即在于小说关于中毒的叙述仍然是以陆萍的内视角进行的，没有批判性的细读，就无法打破内视角造成的天然合法性。同样地，没有批判性的写作，也无法打破内视角造成的天然合法性。所幸，丁玲面对《在医院中》这篇小说，进行的恰好是批判性写作。因此，小说在场面描写之后出现反讽性的笔墨，丁玲事后的检讨也表明，作家其时感觉到小说叙述难以为继，陆萍的内视角必须被抛弃。但外视角一时难以进入小说叙述，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更难现身，小说于是出现了视角模糊的叙述：
郑鹏黎涯两人也奇怪为什么她一下就衰弱下去。他们常常来同她谈天，替她减少些烦闷，而谴责却更多了。甚至连指导员也相信了那些谣传而正式地责问她，为恋爱而妨害工作是不行的。
这样的谈话，虽使她感到惊讶与被侮辱，却又把她激怒起来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现在她似乎为另一种力支持着，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搜集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③丁玲：《在医院中》，《文艺阵地》1942年第7卷第1期。
在小说开头以清明、理性、热情的姿态现身的陆萍，此时变得像是攻击风车的堂吉诃德，充满非理性的、甚至阴暗的疯狂。个中反讽意味已然相当明显。而且，“她要控告他们”也是一个自毁主体性的意识和行为，初出场的陆萍能从自我出发，形成一切意识和判断，现在却求“告”于更上一层的存在，有意无意地让渡出了自主权，成为一个被动的存在。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陆萍此时主体意识的破碎和脆弱，无脚军人对她进行的革命启蒙才能非常有效，从而有内心自觉重回理性和秩序的可能。这就是小说最后叙事者说陆萍“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最后重回抗大学习。③而郑鹏黎涯感到奇怪，其实表征的是作者丁玲对于陆萍内视角的不信任，作者此时也奇怪理想的陆萍怎么会变得疯狂，于是不得不挣扎着跳出陆萍的内视角，将陆萍疯狂化，并接引一个无脚的军人，重建小说文本内部的理性因素，平衡小说技巧带来的缺陷。没有理由认为丁玲是不懂一氧化碳中毒的护理常识的，也没有理由认为丁玲有意要将陆萍染上疯狂的色彩，如同鲁迅笔下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形象一样，但一种具体的形式生产出了所有这一切文本的裂隙、疯狂的症候、反讽的意味，是一个作家使尽浑身解数都找补不来的。除非将形式解体，甚至舍弃形式。因此，在检讨中，丁玲只好承认自己内心的灰色造成小说环境描写的灰色，他人的好意回护无补于事，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此后，她也真正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写作。
当然，认定丁玲通过写作《在医院中》成长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是相当危险的。也许应该将《在医院中》仅仅视为丁玲的一副笔墨而已，另一副是从《水》开端的笔墨，不能说写完《在医院中》之后丁玲才完成了自我的心理成长，就可以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了。在写完《田家冲》之后写《水》时，类似的因果关系如果说存在的话，就已经存在了，丁玲已经完成自我成长。也即，1930年代丁玲已经实现转变，进入延安之后，只是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描写。这两副笔墨有不同的方向，《在医院中》更关心的是知识分子问题或启蒙问题，它还表现出一种反思的性质。如果讨论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茅盾女儿沈霞的延安日记，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怎样参加政治学习、自觉进行自我改造并认同延安的鲜活过程。但因为沈霞过早去世，这一过程似乎并未完成。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大象出版社，2009年。这是一个可以和《在医院中》进行对读的文本。就叙事的角度而言，丁玲更多的是认同陆萍。整个小说的氛围，那种孤独感，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距离，那种拒斥感，是很明显的。即使在听了那个断了腿的老兵的谈话之后，陆萍内心也并没有发生真正的震动，她去抗大学习的转变，很难说是一种投入到大他者怀抱中去，获得温暖的转变。而且，去抗大学习，其实是陆萍最初的愿望，并非来到延安之后的最后的愿望。当医生才是延安希望她做的事情。希望她做的她没有做到，最后她回归到她本来想做的，去抗大学习去了。因此，整个小说更侧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得到成长、冒险失败的情况下，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小说结尾说需要经历痛苦和挫折，但结果会怎样，并没有给出答案。在这副笔墨里，丁玲就没法解决问题，那些问题就是一个病灶性的存在。
但很奇怪的是，比较《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把贞贞去延安学习叙述为一种救赎和解脱，那就意味着，在丁玲看来，延安的文化确实是更高明的，是能够提供救赎感的大他者。这便意味着，丁玲对于陆萍有本能的亲近感，但她同时又觉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延安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是更加高明的，才会把贞贞的救赎设置为去延安学习。因此，丁玲虽然没有通过《在医院中》完成心灵的成长或自我解毒，但其他的文本，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表明她在进行解毒，或者有解毒的愿望。
三
如果说丁玲在预先设定中并未意识到标准共产党员与小资情调之间的格格不入，那么，通过《在医院中》的写作，她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种格格不入，而且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毛泽东在“讲话”中以政治的方式提出来的问题。因此，当《在医院中》受到政治批判时，乃是一种革命内部如何对革命者进行启蒙的分歧，是如何教育教育者的分歧。丁玲在检讨中强调自己不愿外人误解延安、贬低延安，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张闻天当年不让丁玲把检讨草稿公之于众，参见王增如、李向东：《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都有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家丑不可外扬之意。当然，1949年以后的“大毒草”议另当别论，涉及的情、理、事更为复杂。当丁玲写作《在医院中》时，整个延安上下其实都在寻找共产党员的中国标准。即使是延安整风以后，对于怎样才算是标准共产党员，恐怕仍然是不太“标准”的。如，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