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小说《封锁》是张爱玲悲剧艺术的体现。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女作家，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调讲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刻画了一段段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情感故事。
关键词：爱情小说；悲剧艺术
爱情，自古以来，都是文学作品所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它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高尚，不仅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痴男怨女，更留下了“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的传世诗篇。然而，在《封锁》中，张爱玲却消解了以往罩在“爱情”这一文学母题之上的光环，呈现给我们一段滑稽、庸俗的爱情故事。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女作家，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调讲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刻画了一段段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情感故事。
一、《封锁》中的爱情悲剧
《封锁》的年代背景是一九四三年八月，描述的是旧上海的某一天，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所上演出人情世态。
《封锁》的取景锁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和空间点，即在上海某一次封锁时期，一辆很长很长，像水里钻出来的曲蟮的电车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突然摩擦出微妙而奇怪的情感过程。这个过程随着封锁开始而开始，随着封锁结束而结束。“就似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片段，无疑电车上这段时间显得很短很渺小，甚至微不足道和不大真实，还带着荒唐的味道。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一幕确确实实发生了，而且那么真实，就好似发生在眼前。整个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表面看来都显得漫不经心、简简单单。
张爱玲的小说好并不是好在故事，而是好在对人物心灵的体察深度上，好在那种一眼凿破生活的所有神圣和悲剧，然后在里面继续荒凉的生存着，探讨各种样式的生活的可能性。就像美国作家欧茨说的：由于大数人的外部自我都是以伪装形式出现的，因此，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自我则潜藏在人的灵魂之中。在《封锁》里，张爱玲集中进行了细腻的刻画，表现宗桢和翠远这段封锁期间的暧昧，这个小说几乎是无情节的，几个照片式的速写，但却是充满了各种无奈和伤感。
在这样的状态下，男人们、女人们都开始抱怨起来----吕宗桢，他小心翼翼使那油汪汪的纸口袋与他的西装裤子维持二寸远的距离。他太太兀自絮叨道：“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张爱玲接着以叙述者透视吕宗桢，他抱怨媳妇小气，有失自己身份，连吃包子都得换个地方，对于那个追他女儿的小青年又得摆出一幅资产阶级面孔。通过它那谨小慎微的神态把上海小市民的琐屑柔弱传达的惟妙惟肖。男人这样，女人也是这样，通过对吴翠远的心理剖析，我们看到了上海小女人们那种既安分忍耐又充满烦躁抱怨的心理，她这样写道：“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
张爱玲用很巧妙的方法对两个人的爱情摩擦进行很小巧很精致化的描写。比如，吕宗桢对于翠远，开始觉得是不言苟笑的那种，然后又觉得这女人太白而且没款式，他是抱着防备他表侄的目的不得已同翠远说话，然后一聊这女的是读书的，感觉比较有品位，这时就已经起了调戏的念头。再后来想起自己的媳妇，不禁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而此时他有感觉这个女的非常了解他，找到一个知音般的感觉，在对视的时候他就感觉他爱上她了。然后张爱玲这么写：“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
对于翠远来说，她首先对这个男的是有敌意的，她感觉他好像是抱有什么目的过来的，随之宗桢开始同她搭讪，她的敌意就变成了一种老道的交际手段，文章这么写道：“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以为他是个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对于翠远来说，她是既希望有人同她搭讪，而对于这种人她又拒绝搭讪，因为她在心里她其实是很鄙视宗桢这种搭讪方式的，但是又觉得很有趣。当宗桢谈到他媳妇多么不好时，翠远一下子找到了作为高层次的女人的优越感，她嘴上是安慰，心里已经乐开花了，文章这么写道：“翠远不禁微笑道：‘你仿佛非常看重那一纸文凭！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翠远愉快的同宗桢聊着，但是又下意识的在防备着什么：“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到这个时候，俩人彼此都有好感了，宗桢开始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他应该负责，“我打算重新结婚。”然而他又说了句很矛盾的话：“我根本不该起这种念头……我年纪也太大了。我已经三十五了。”然后他就开始给自己找台阶下，“宗桢道：‘你不是自由的。即使你答应了，你的家里人也不会答应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一下子勾起了翠远的心病，所以到后面她就不搭理他了。这个时候俩人就开始面对同一个难题的压力：生活。宗桢又没钱还有儿女的拖累，翠远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喜欢爱情却又是飘渺的，不相信它，也不免对生活失去希望。但是翠远很享受宗桢这个萍水过客带给她的精神欢愉，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所以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对于宗桢来说，他也是沉浸在这种柏拉图之恋中，他有去触摸这个恋爱的冲动，可是又怕负责任，对于这个感情他又想抓住些什么，就拼命问她要电话号码以试图留存回忆，尽管他可能知道以后再也不会相见。他是一边调戏着翠远，一边又让自己远远的，他明明知道这只不顾是个梦，也不让翠远给他帶来麻烦。结尾，翠远是悔恨交织，她感觉恋爱是讨人嫌的，它刚刚勾起了你的兴趣就随风而逝了。对宗桢来说，生活还得继续，“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这个思想等同于回忆，其实也就是一种暧昧。所以“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在涉及宗桢和翠远的爱情时，张爱玲更多地运用全知和人物视角。在进行对话和内心活动的描述时，这使得人物间的错位成为可能。具体地分析这些错位，是很有趣的。 宗桢迫于培芝而向翠远发出调情的信息，但对于发送者，它却仅是言语的、能指的滑动，并无具体的所指，所以他随口“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但接受者翠远却错误地接收了信息，“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个倒也会花言巧语……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申光大学……您在申光读书？'”这是宗桢吓退董培芝后的无话找话，亦不含具体的所指，而翠远又接收错了，以为是在奉承她的年轻，“她笑了，没有做声”。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位：翠远的自做多情和宗桢的心不在焉。 宗桢现在真正开始调情了，这个老实人，开始变坏了，这是因为他看到“她颈上的像指甲印子的棕色的”，他“咳嗽”了一声，表明他对欲望想象的稍微压制，回到现实，也表明调情的真正开始。但是翠远又理解错了，她恰恰以为他是由坏人变成老实人。“她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儿了，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入格，潜移默化所致。”翠远渴望爱情，但宗桢去渴望调情，这是他们的第二个错位。 宗桢要调情，就要把自己扮成挺可怜的没人同情的角色。“'你不知道----我家里----咳，别提了！'……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翠远是“皱着眉毛望着他，表示充分了解”。他们两人同时进入了“调情”的标准化情境。爱情似乎与真假无关。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文本中宗桢的“迟疑”、“吞吞吐吐”、“万分为难”，翠远的“皱着眉毛”，以及三个破折号产生对叙述这个故事的叙述者的怀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分离了，文本外出现了第三只眼睛，这让人想起张爱玲《传奇》的封面来。因此，文本获得了一种反讽的意味。现在我们可以怀疑此文第二部分对文本隐喻意义的分析了，它不是一个激情瞬间突破冗长、贫乏的封锁而又瞬间消失的悲剧故事，而是对激情的颠覆和消解。因而，当宗桢和翠远在卡车隆隆驶过，互相第一次发现时，当翠远在宗桢的眼里成为一朵风中美丽的牡丹花时，当宗桢想象自己成为单纯的男子时，我们的确会感到其中具有滑稽和喜剧色彩的反讽意味。因而当我们读到“他们恋爱着了。他告诉她许多……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时，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是对爱情戏剧的滑稽摹仿。上述这些：宗桢和翠远的错位；不可靠的叙述者----作者和叙述者的距离；激情的表白只不过是能指的滑动；最终构成了文本的反讽效果。 张爱玲不动声色，慢慢的讲述着《封锁》的故事，整个小说都有点通俗小说调情的味道。小说中的男女都有彼此爱慕的意思，却真正碰到爱情的时候都不敢往前走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爱情只能发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离开了封锁车厢的掩护，他们还是必须要回归到应有的生活中去。或许很无奈，但这就是生活本身的残酷。悲剧始终只能是悲剧。
二、张爱玲独特的悲剧人生体验
张爱玲有着一个较为显赫的家世，祖父和曾外祖父都是中国著名的人物，但是这些优良的条件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幸福。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只是知道抽烟和看戏，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新派女性，父母两人性格不合，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漂洋过海的留学，直到张爱玲8岁的时候开始离异，所以张爱玲在家庭里一直都是很难和后母等人相处。家本来应该是温馨的港湾，是亲情的所在，但是张爱玲的日子却是倍加难过的，父亲就曾经将张爱玲监禁在黑屋子之中，甚至说要打死她，这就给张爱玲的成长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在张爱玲的眼中，整个世界的都是非常的冷漠的，他感受到的是巨大的生命悲哀，感受到了生存的卑微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这些也就让她过早的成熟了，改变了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让她在看待事物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超然、淡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三、精心渲染环境造成的悲剧
在这个小说里，主要是以男主人公间或以女主人公为视点进行叙事的，主要是环境映衬和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心理剖析的。小说第一段只是说“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这是对小说整个环境的简单介绍，我们知道小说环境描写必须服从于整体环境的映衬，必须符合于人物的心理情绪。小说通过这么几句话一下子把上海那种麻木、厌倦、老态的生活意味揭示出来了。这些人物都是在这种生活情绪中浸泡出来的，一旦被封锁了，他们反而显得异常安静，小说这样写道；“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 而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整个时代之下的人生活的疲倦，这为后来小说发展提供了基调。
故事发生的场所，是一辆被封锁的电车。电车，这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小说里，电车充当的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空间。小说一开头，首先出场的并不是故事的主角，而正是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样的开头点明的是：“封锁”割裂了时间与空间，因此电车内发生的事情是处于一个失去常态的环境中。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人们会产生一定的反常行为。“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封锁的电车空间促使人们去做一些他们平日不会做的事情，而人的一些不能释放情绪也同样会在这样的情境下被释放出来。吕宗桢和吴翠远为什么会在这封闭的电车里产生萍水相逢的爱恋？为什么不是在大庭广众，青天白日的大街上或者公园里？这就是环境的影响了。
在那样的环境里，人还是普通状态下的人，没有昏暗的车厢作为掩饰，人们很难去解放自己的真性情。在一切有序的生活轨道上，人与人都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于生命深处也许有着种种的遗憾，那是对自己没有得到的不甘心。电车上的“封锁”是人性的一个出逃机会、也是一场试验，它引发了人心蓄积已久的燥动，让人从常规脱缰而出，“封锁”终究是短暂的，但这种短暂又意味着“安全”，让“封锁”中的男女有了退路。
张爱玲是40年代甚至是整个现代文学中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性书写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宽度和深度。张爱玲的写作为“五四”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以前的“五四”文学写知识分子，写农民的多，写城市的较少。张爱玲对于情感和普通市民的写作都是不同于以往的作家的关注点的，特别是揭示那些从旧家庭中走过来的封建贵族的艰难生活和他们精神的挣扎，这是其他作家很少关注的。
張爱玲的小说以悲凉为核心的写作让她的创作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哲学深度。张爱玲在 《封锁》中写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不是泛泛的写日常生活，而是着力刻画他们的人性善恶，现代人在情和欲，生活和精神上的挣扎，甚至有变态的倾向，张爱玲小说揭示了人生的孤独漂浮感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悲情美。人生的荒诞和不可理喻，在其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独特的苍凉意味。张爱玲深具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她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俗，她也能欣赏俗气后面扑面而来的无限风情，以及无法逃避的众生世态。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 》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2]《寻找张爱玲》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5
[3]《中国现代小说流汇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4]《海上花开又花落—读解张爱玲》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
[5]《张爱玲小说述评》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关键词：爱情小说；悲剧艺术
爱情，自古以来，都是文学作品所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它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高尚，不仅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痴男怨女，更留下了“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的传世诗篇。然而，在《封锁》中，张爱玲却消解了以往罩在“爱情”这一文学母题之上的光环，呈现给我们一段滑稽、庸俗的爱情故事。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女作家，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调讲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刻画了一段段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情感故事。
一、《封锁》中的爱情悲剧
《封锁》的年代背景是一九四三年八月，描述的是旧上海的某一天，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所上演出人情世态。
《封锁》的取景锁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和空间点，即在上海某一次封锁时期，一辆很长很长，像水里钻出来的曲蟮的电车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突然摩擦出微妙而奇怪的情感过程。这个过程随着封锁开始而开始，随着封锁结束而结束。“就似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片段，无疑电车上这段时间显得很短很渺小，甚至微不足道和不大真实，还带着荒唐的味道。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一幕确确实实发生了，而且那么真实，就好似发生在眼前。整个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表面看来都显得漫不经心、简简单单。
张爱玲的小说好并不是好在故事，而是好在对人物心灵的体察深度上，好在那种一眼凿破生活的所有神圣和悲剧，然后在里面继续荒凉的生存着，探讨各种样式的生活的可能性。就像美国作家欧茨说的：由于大数人的外部自我都是以伪装形式出现的，因此，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自我则潜藏在人的灵魂之中。在《封锁》里，张爱玲集中进行了细腻的刻画，表现宗桢和翠远这段封锁期间的暧昧，这个小说几乎是无情节的，几个照片式的速写，但却是充满了各种无奈和伤感。
在这样的状态下，男人们、女人们都开始抱怨起来----吕宗桢，他小心翼翼使那油汪汪的纸口袋与他的西装裤子维持二寸远的距离。他太太兀自絮叨道：“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张爱玲接着以叙述者透视吕宗桢，他抱怨媳妇小气，有失自己身份，连吃包子都得换个地方，对于那个追他女儿的小青年又得摆出一幅资产阶级面孔。通过它那谨小慎微的神态把上海小市民的琐屑柔弱传达的惟妙惟肖。男人这样，女人也是这样，通过对吴翠远的心理剖析，我们看到了上海小女人们那种既安分忍耐又充满烦躁抱怨的心理，她这样写道：“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
张爱玲用很巧妙的方法对两个人的爱情摩擦进行很小巧很精致化的描写。比如，吕宗桢对于翠远，开始觉得是不言苟笑的那种，然后又觉得这女人太白而且没款式，他是抱着防备他表侄的目的不得已同翠远说话，然后一聊这女的是读书的，感觉比较有品位，这时就已经起了调戏的念头。再后来想起自己的媳妇，不禁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而此时他有感觉这个女的非常了解他，找到一个知音般的感觉，在对视的时候他就感觉他爱上她了。然后张爱玲这么写：“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
对于翠远来说，她首先对这个男的是有敌意的，她感觉他好像是抱有什么目的过来的，随之宗桢开始同她搭讪，她的敌意就变成了一种老道的交际手段，文章这么写道：“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以为他是个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对于翠远来说，她是既希望有人同她搭讪，而对于这种人她又拒绝搭讪，因为她在心里她其实是很鄙视宗桢这种搭讪方式的，但是又觉得很有趣。当宗桢谈到他媳妇多么不好时，翠远一下子找到了作为高层次的女人的优越感，她嘴上是安慰，心里已经乐开花了，文章这么写道：“翠远不禁微笑道：‘你仿佛非常看重那一纸文凭！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翠远愉快的同宗桢聊着，但是又下意识的在防备着什么：“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到这个时候，俩人彼此都有好感了，宗桢开始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他应该负责，“我打算重新结婚。”然而他又说了句很矛盾的话：“我根本不该起这种念头……我年纪也太大了。我已经三十五了。”然后他就开始给自己找台阶下，“宗桢道：‘你不是自由的。即使你答应了，你的家里人也不会答应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一下子勾起了翠远的心病，所以到后面她就不搭理他了。这个时候俩人就开始面对同一个难题的压力：生活。宗桢又没钱还有儿女的拖累，翠远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喜欢爱情却又是飘渺的，不相信它，也不免对生活失去希望。但是翠远很享受宗桢这个萍水过客带给她的精神欢愉，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所以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对于宗桢来说，他也是沉浸在这种柏拉图之恋中，他有去触摸这个恋爱的冲动，可是又怕负责任，对于这个感情他又想抓住些什么，就拼命问她要电话号码以试图留存回忆，尽管他可能知道以后再也不会相见。他是一边调戏着翠远，一边又让自己远远的，他明明知道这只不顾是个梦，也不让翠远给他帶来麻烦。结尾，翠远是悔恨交织，她感觉恋爱是讨人嫌的，它刚刚勾起了你的兴趣就随风而逝了。对宗桢来说，生活还得继续，“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这个思想等同于回忆，其实也就是一种暧昧。所以“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在涉及宗桢和翠远的爱情时，张爱玲更多地运用全知和人物视角。在进行对话和内心活动的描述时，这使得人物间的错位成为可能。具体地分析这些错位，是很有趣的。 宗桢迫于培芝而向翠远发出调情的信息，但对于发送者，它却仅是言语的、能指的滑动，并无具体的所指，所以他随口“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但接受者翠远却错误地接收了信息，“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个倒也会花言巧语……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申光大学……您在申光读书？'”这是宗桢吓退董培芝后的无话找话，亦不含具体的所指，而翠远又接收错了，以为是在奉承她的年轻，“她笑了，没有做声”。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位：翠远的自做多情和宗桢的心不在焉。 宗桢现在真正开始调情了，这个老实人，开始变坏了，这是因为他看到“她颈上的像指甲印子的棕色的”，他“咳嗽”了一声，表明他对欲望想象的稍微压制，回到现实，也表明调情的真正开始。但是翠远又理解错了，她恰恰以为他是由坏人变成老实人。“她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儿了，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入格，潜移默化所致。”翠远渴望爱情，但宗桢去渴望调情，这是他们的第二个错位。 宗桢要调情，就要把自己扮成挺可怜的没人同情的角色。“'你不知道----我家里----咳，别提了！'……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翠远是“皱着眉毛望着他，表示充分了解”。他们两人同时进入了“调情”的标准化情境。爱情似乎与真假无关。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文本中宗桢的“迟疑”、“吞吞吐吐”、“万分为难”，翠远的“皱着眉毛”，以及三个破折号产生对叙述这个故事的叙述者的怀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分离了，文本外出现了第三只眼睛，这让人想起张爱玲《传奇》的封面来。因此，文本获得了一种反讽的意味。现在我们可以怀疑此文第二部分对文本隐喻意义的分析了，它不是一个激情瞬间突破冗长、贫乏的封锁而又瞬间消失的悲剧故事，而是对激情的颠覆和消解。因而，当宗桢和翠远在卡车隆隆驶过，互相第一次发现时，当翠远在宗桢的眼里成为一朵风中美丽的牡丹花时，当宗桢想象自己成为单纯的男子时，我们的确会感到其中具有滑稽和喜剧色彩的反讽意味。因而当我们读到“他们恋爱着了。他告诉她许多……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时，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是对爱情戏剧的滑稽摹仿。上述这些：宗桢和翠远的错位；不可靠的叙述者----作者和叙述者的距离；激情的表白只不过是能指的滑动；最终构成了文本的反讽效果。 张爱玲不动声色，慢慢的讲述着《封锁》的故事，整个小说都有点通俗小说调情的味道。小说中的男女都有彼此爱慕的意思，却真正碰到爱情的时候都不敢往前走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爱情只能发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离开了封锁车厢的掩护，他们还是必须要回归到应有的生活中去。或许很无奈，但这就是生活本身的残酷。悲剧始终只能是悲剧。
二、张爱玲独特的悲剧人生体验
张爱玲有着一个较为显赫的家世，祖父和曾外祖父都是中国著名的人物，但是这些优良的条件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幸福。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只是知道抽烟和看戏，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新派女性，父母两人性格不合，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漂洋过海的留学，直到张爱玲8岁的时候开始离异，所以张爱玲在家庭里一直都是很难和后母等人相处。家本来应该是温馨的港湾，是亲情的所在，但是张爱玲的日子却是倍加难过的，父亲就曾经将张爱玲监禁在黑屋子之中，甚至说要打死她，这就给张爱玲的成长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在张爱玲的眼中，整个世界的都是非常的冷漠的，他感受到的是巨大的生命悲哀，感受到了生存的卑微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这些也就让她过早的成熟了，改变了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让她在看待事物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超然、淡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三、精心渲染环境造成的悲剧
在这个小说里，主要是以男主人公间或以女主人公为视点进行叙事的，主要是环境映衬和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心理剖析的。小说第一段只是说“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这是对小说整个环境的简单介绍，我们知道小说环境描写必须服从于整体环境的映衬，必须符合于人物的心理情绪。小说通过这么几句话一下子把上海那种麻木、厌倦、老态的生活意味揭示出来了。这些人物都是在这种生活情绪中浸泡出来的，一旦被封锁了，他们反而显得异常安静，小说这样写道；“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 而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整个时代之下的人生活的疲倦，这为后来小说发展提供了基调。
故事发生的场所，是一辆被封锁的电车。电车，这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小说里，电车充当的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空间。小说一开头，首先出场的并不是故事的主角，而正是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样的开头点明的是：“封锁”割裂了时间与空间，因此电车内发生的事情是处于一个失去常态的环境中。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人们会产生一定的反常行为。“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封锁的电车空间促使人们去做一些他们平日不会做的事情，而人的一些不能释放情绪也同样会在这样的情境下被释放出来。吕宗桢和吴翠远为什么会在这封闭的电车里产生萍水相逢的爱恋？为什么不是在大庭广众，青天白日的大街上或者公园里？这就是环境的影响了。
在那样的环境里，人还是普通状态下的人，没有昏暗的车厢作为掩饰，人们很难去解放自己的真性情。在一切有序的生活轨道上，人与人都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于生命深处也许有着种种的遗憾，那是对自己没有得到的不甘心。电车上的“封锁”是人性的一个出逃机会、也是一场试验，它引发了人心蓄积已久的燥动，让人从常规脱缰而出，“封锁”终究是短暂的，但这种短暂又意味着“安全”，让“封锁”中的男女有了退路。
张爱玲是40年代甚至是整个现代文学中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性书写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宽度和深度。张爱玲的写作为“五四”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以前的“五四”文学写知识分子，写农民的多，写城市的较少。张爱玲对于情感和普通市民的写作都是不同于以往的作家的关注点的，特别是揭示那些从旧家庭中走过来的封建贵族的艰难生活和他们精神的挣扎，这是其他作家很少关注的。
張爱玲的小说以悲凉为核心的写作让她的创作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哲学深度。张爱玲在 《封锁》中写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不是泛泛的写日常生活，而是着力刻画他们的人性善恶，现代人在情和欲，生活和精神上的挣扎，甚至有变态的倾向，张爱玲小说揭示了人生的孤独漂浮感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悲情美。人生的荒诞和不可理喻，在其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独特的苍凉意味。张爱玲深具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她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俗，她也能欣赏俗气后面扑面而来的无限风情，以及无法逃避的众生世态。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 》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2]《寻找张爱玲》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5
[3]《中国现代小说流汇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4]《海上花开又花落—读解张爱玲》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
[5]《张爱玲小说述评》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