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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听说您做完赔钱了?
张:没错,做完以后我赔了一百多万。有的报纸说张宝贵是成功的艺术家不成功的商人,国外也有人说张宝贵你是真正的商人,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你抓住了机会,把它实现了,没有管你是赔钱还是赚钱,因为你把这事做成了。亚洲建筑大会的时候他们说,张宝贵,这下你不仅在中国出了名,你在世界建筑上都出了名,因为你成功了。
记:所以您认为国家大剧院的成功是结合科学技术、以科技为基础的艺术创新与成功?
张:是的。杨振宁、李政道说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新的课题。艺术是浪漫的,科学是严谨的,我们把它实现了。音乐厅吊顶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多少专家帮我们把关,这是一次社会大协作,企业家、艺术家不再搞孤家寡人,这是广义之美、创造之美、现代之美。我们研发了600天、兴奋了600天、艰难了600天。当大剧院最后一块板完成的时候,很多人有失落感,好像还没有干够,一下子很难从那种兴奋之中走出来。当初我们没有想到大剧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最近包括奥运会场馆在内的重大项目找上门来,听说我们把大剧院音乐厅吊顶做成了,而且还和大剧院一起制定国家标准,以为我们什么都会做,希望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记:您怎么看待雕塑这门艺术?是否在极力淡化艺术的商业化、还原一种比较纯净的艺术的努力?
张: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如何认识雕塑艺术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商业和艺术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我个人有一种体会:“艺术朝前走,钱是影子”,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我们往往由于缺少经历和体验,经常是尴尬的,当代雕塑往往是服务环境的,只要进入市场,进入环境,就很难说是纯粹的。雕塑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里面往往不能自我,关键在于寻找一个适宜的出路。
记:所以,您是将自己做人的准则与生活的哲学用在了雕塑上面?
张:对。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这样。石头可以雕塑,金属可以雕塑,人被社会所塑造。可以追求利益但不要过分。春去秋来,一晃我在农村度过了39个春秋。1968年我响应国家号召去山西插队,1987年回到离别20年的北京,在昌平一个村子里落了户。19年来,有如荒野探险,一路坎坷、一路莺歌燕舞、潺潺流水。搞再造石自娱、自乐,土里土气的东西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市场。我感谢命运,珍惜命运之神的安排,虽然每次她都披着外衣,有时艰难困苦,有时有种无收,有时清晰,有时朦胧,隐约知道,她来了。想起英国雕塑家布朗库希说过:“像上帝那样创造,像国王那样指挥,像奴隶那样劳动”倍感亲切。
记者(以下简称“记”):众所周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吊顶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是怎样一个契机让您接下这个项目的?
张宝贵(以下简称“张”):2004年2月20日,国家大剧院总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法国建筑师)在建设部建筑设计院的老院长周庆琳的陪同下,来到我们这儿(宝贵石艺科技有限公司)。事前,周庆琳院长问我有没有兴趣做国家大剧院吊顶,我说当然有兴趣了,很多国内外的大企业都想做这个吊顶,我没有参与竞标,因为我的企业不大,担心做不了。最后他们找了一年有余,安德鲁都不满意。周说他认识一个朋友在昌平,咱们过去看看是不是行。他们到这儿来看了我们做的雕塑以后,看了我们水泥加石粉做的雕塑材质,看了用聚苯板做的阴模,安德鲁很兴奋,这两项都是他最需要的,也都是我的专利,我做了十七八年,好像就是在等着国家大剧院。
记:这样说来主要是特殊的材料和技术让您与国家大剧院的吊顶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对!但这项技术到今天雕塑家还没有人去真正的试验。为什么呢?就觉得这东西俗,是不起眼的东西。其实什么算起眼,空气起眼吗?不呼吸能憋死人;真理起眼吗?没有真理人活着就跟行尸走肉一样。世界上最不起眼的东西往往都是人类最必需的东西。大多数起眼的都不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在国家大剧院,就是这样毫不起眼的材料是它必不可少的材质,就是这样毫不起眼的技术是支撑它的必要技术,所以雕塑中其实也蕴含着朴素的人生哲学。
记:您这种朴素的哲学正好让您最后成为了国家大剧院吊顶的真正“中标者”。
张:也可以这么说。当时,安德鲁看完后就很兴奋。我给他看我的艺术资料,跟他讲如果要用聚苯板做阴模、用水泥做造型我就是最好的。几年前,中央美院等20多个雕塑家来我们厂,看到用聚苯板直接做阴模,简单快速且成本低,可以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用水泥加石粉做雕塑很像石头、又很结实,有人说看来雕塑大纲要重写了。时至今日,上帝没有安排其他人用这个做模具,水泥也有人做,但少有人追求石材质感。19年来我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做雕塑研究,越搞越热闹,越做越大。大家传说着雕塑界中的一种奇特现象:张宝贵带着一群农民用水泥做雕塑,而且进入了钓鱼台国宾馆、历史博物馆,有的作品被美术馆、世界银行收藏。不是说这项技术了不起,是大家忽略了一种可能,忽略了一种发明的机会,而我们碰上了又没有放弃。在制作中,发现了特殊的技术、特殊的材料,便宜、结实、快捷,所以机会就多了起来。出了名,赚了钱,长了本事,还交了朋友,这样做雕塑很自由,也能够为社会很好的服务。想不到的是,人们把我们用石粉做雕塑的方法和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
坦白说,我没上过大学,没受过高等教育。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能在艺术界被大家接受。第一,感谢艺术环境越来越宽容,这是一个前提。第二,我用特殊的方法干了特殊的事,大家愿意接受新的事情。我没认为自己的雕塑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水泥、石粉而已,不过是随心所欲而已,和工人做工、农民种地没有什么区别。想得少也就走得快,走得轻松、走得实在。一根筋20年,从中间孕育出艺术。
记: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那您可不可以谈一下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吊顶的具体过程?这中间一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与故事。
张:国家大剧院我们做了两年,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断地搞科研、搞构造的过程。让它既结实又安全,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不能掉下来,一块板800kg,掉下来要砸死人的,同时要做结构试验,请结构专家、材料专家、艺术专家,用激光探测仪、用各种放大法不断地试验。
我跟工人们说,成功了是你们的,失败了是我的。希望他们大胆地创新。这样,大剧院成就了很多人。比如,直接做阴模是非常关键的一项技术,164块板每块板342cm乘以226cm,形状都不一样,波浪起伏,最突出的部分48cm,164块板组装起来必须是整体的,准确的,每块板的误差要求小于0.2cm,每块板的挠度变形要求小于0.2cm。安德鲁跟我们讲,希望吊顶板要做出精神来,也就是艺术的味道、雕塑的味道。所以不光造型要准确,关键一定要传神。这是一次机会,又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我们缺少经验。据说国内外也很少有这么大的雕塑挂在天花板上。1300m2,100多吨的吊顶除了要有光影效果、声响效果、装饰效果,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开始制作模具,这样一块板,按照传统的方法,20个人要做20天,大家还没有走出来。后来改变了对造型的认识和制作方法,借助了比较现代的工艺技术,例如激光放大仪、立体定位切割等等,雕塑的过程变成了精密仪器加工的过程。我们树立了一个思想,在制作音乐厅吊顶的过程中,坚持设计在先,技术在先的原则,避免过分浪漫过分随意,以求得制品与整体环境的和谐统一、准确无误。那一瞬间,我们放下雕塑家的架子,每个人都成为了技术工人。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到位。当然在审视整个吊顶板的过程中,又必须用艺术的眼光去认识它、体会它,才可以最终使它充满艺术的灵气。在这样的反反复复的过程中,越干越有经验、越干越能发现新的规律和技巧,越干越兴奋。模具的制作已不仅仅是任务,引导我们去探索、引导我们去发现、引导我们去想象。几十个制造人员兴奋起来,融入了模具之中,这是艺术创造中的物我两忘。有一个广西大学生毕业到我们这实习,很有灵性,快速掌握了方法,特别是着了迷,由于兴趣和智慧,最快的时候他一个人两天就可以完成一块模具,比以前提高工效200倍。这种奇迹是艺术的、是技术的、更是情趣的。类似的事情,在过去的800天司空见惯,表现在模具制作的各个角落。大剧院成了我们展示才华的机会。创新和负责任都很重要,对艺术产品来说,你喜欢它,大胆尝试,掌握了规律,就会出现奇迹。从始至终我们的口号是:不惜代价,确保质量和安全。这样想、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吊在顶子上的浮雕展现出从未有过的艺术效果,据说安德鲁非常满意。大剧院方面非常满意,他们担心出问题,没想到成功了。成功是由心血和付出积淀起来的。人们爱讲创新,创新是一种渴望,创新是一种能力,创新需要冒险,创新尤其需要承担责任,没有人为创新买保险,只要有兴趣就不在乎。收获自在其中。
记:听说您做完赔钱了?
张:没错,做完以后我赔了一百多万。有的报纸说张宝贵是成功的艺术家不成功的商人,国外也有人说张宝贵你是真正的商人,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你抓住了机会,把它实现了,没有管你是赔钱还是赚钱,因为你把这事做成了。亚洲建筑大会的时候他们说,张宝贵,这下你不仅在中国出了名,你在世界建筑上都出了名,因为你成功了。
记:所以您认为国家大剧院的成功是结合科学技术、以科技为基础的艺术创新与成功?
张:是的。杨振宁、李政道说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新的课题。艺术是浪漫的,科学是严谨的,我们把它实现了。音乐厅吊顶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多少专家帮我们把关,这是一次社会大协作,企业家、艺术家不再搞孤家寡人,这是广义之美、创造之美、现代之美。我们研发了600天、兴奋了600天、艰难了600天。当大剧院最后一块板完成的时候,很多人有失落感,好像还没有干够,一下子很难从那种兴奋之中走出来。当初我们没有想到大剧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最近包括奥运会场馆在内的重大项目找上门来,听说我们把大剧院音乐厅吊顶做成了,而且还和大剧院一起制定国家标准,以为我们什么都会做,希望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记:您怎么看待雕塑这门艺术?是否在极力淡化艺术的商业化、还原一种比较纯净的艺术的努力?
张: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如何认识雕塑艺术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商业和艺术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我个人有一种体会:“艺术朝前走,钱是影子”,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我们往往由于缺少经历和体验,经常是尴尬的,当代雕塑往往是服务环境的,只要进入市场,进入环境,就很难说是纯粹的。雕塑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里面往往不能自我,关键在于寻找一个适宜的出路。
记:所以,您是将自己做人的准则与生活的哲学用在了雕塑上面?
张:对。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这样。石头可以雕塑,金属可以雕塑,人被社会所塑造。可以追求利益但不要过分。春去秋来,一晃我在农村度过了39个春秋。1968年我响应国家号召去山西插队,1987年回到离别20年的北京,在昌平一个村子里落了户。19年来,有如荒野探险,一路坎坷、一路莺歌燕舞、潺潺流水。搞再造石自娱、自乐,土里土气的东西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市场。我感谢命运,珍惜命运之神的安排,虽然每次她都披着外衣,有时艰难困苦,有时有种无收,有时清晰,有时朦胧,隐约知道,她来了。想起英国雕塑家布朗库希说过:“像上帝那样创造,像国王那样指挥,像奴隶那样劳动”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