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因纬度低,无雪,于是向往雪山。雪山下,有平坦的草地和溪流,还有一群曾被遗忘的少年,他们70年前叫“红小鬼”,后来的身份叫“失散红军”。据民政部门统计,这些散落在雪山草地的少年曾数以千计,今天已寥寥无几。人的生命毕竟有限!
　　在鲜花盛开、青草茂盛的季节,我穿过西部辽阔寂静的山地,与他们邂逅。时光的风霜,将当年的风华少年磨蚀成耄耋老人,如果没有特殊的经历,谁还记得他们?美国地理学者普林斯顿·詹姆斯认为:“一个世代的意象,很少能为后一代所满足。人们总在不断地搜索新的、更完善的形象来作出符合时代信仰的解释。”
　　在物欲强烈的今天,还需要这样的解释吗?
　　我认为需要。毕竟,这是一个容易遗忘的年代,随着证人的逝去,将加速我们对昨天的淡忘。七十多年前,在西部山地走过的那一群热血青年,如今大多作古,但他们肯定留下了很多,包括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跟上大部队的少年们,他们顽强地融入那片山地,在雪水的滋养下走过漫长人生。作为越来越稀缺的民族苦难史、责任与抗争史的参与者,他们的血肉之躯比汗牛充栋的文献更能感染你我—历史,居然就活在我们身边!
　　我邂逅的第一个“少年”,已经86岁,地点在小金县。小金县古称懋功,是长征的重要节点,“懋功会师”亦成为亲历者们心中珍藏的经典。
　　2005年的一天上午,川西高原阳光灿烂。小金县红军会师广场纪念碑前,一位老人一边凝视着雕像,一边抹眼泪,还不停地鞠躬、敬军礼,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上前打听,老人说他叫王顺生,康定人,16岁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某师35团传令兵,目睹了两大主力盛大的会师场面。
　　“到处人山人海呀,可今天,能到这里来的只有我一个了!”老人长叹一声,突然泪流满面,“民国24年,我老家康定还叫打箭炉。我们村跑出来几十个年轻人闹红(军),现在只剩我一个了!”沉默许久,又一声长叹:“1995年,天宝主席(原中央委员,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是从阿坝马尔康参加红军的藏族同胞,“天宝”是毛泽东在延安时给他取的名字)来康定慰问老红军时,我们一共坐了两桌,大家好激动,慰问活动搞了3天。10年过去了,如今,那两桌人也只剩我一个了!”
　　说罢,王顺生再次热泪长流:“我今天来这里,是想会会老战友啊,可惜,一个都见不到喽!”老人的儿子王达胜告诉我,他父亲过草地时被打散了,在外流浪多年,不敢回家,上世纪80年代才落实“失散红军”的身份,“这次是专程陪他到小金县来看看”。王达胜不讳言这可能是父亲最后的心愿:“四川老话叫收脚印,再过几年,川西的老红军可能一个都没得喽!”
　　王顺生说,由于他是传令兵,会师期间进出过中央各大机关,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他们都好年轻哟,人长得高大,精神十足……”说罢,老人眯缝起眼睛,心绪似飞回逝去的燃情岁月。突然,他睁开眼问我:“你想听听会师歌吗?”
　　嗓音居然很亮。歌的过门很长,旋律铿锵有力: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 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老人说,这歌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的。我惊叹他的记忆力,他回答说:“怎么忘得了呢?它都刻进我骨头里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王顺生,您老还健在吗?
　　曾经,我花了很大工夫去研读这段历史,但纸上读来终觉浅,于是我走进西部山地,去感受那强烈的高原黄昏:蓝得透亮的天空,缓缓西下的夕阳,静寂无声的草原,侧耳倾听,那一代人激昂而沉重的喘息似仍在叩击耳膜。我想弄明白: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少年加入这支队伍?
　　川西红军史学者杨继宗告诉我,长征时红军征兵是放宽了年龄的:“不能以今天‘是否满18周岁’来衡量能不能入伍。因为沿途战事激烈,兵员损耗很大,譬如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6万人,进入川西只剩2万人,这还包括在云贵山地扩红后的数千汉苗彝胞。而许多少年因为接受了扩红宣传,为改变命运或只想吃口饱饭,于是跟着这支队伍走……”
　　这些十多岁的少年来自山地、消失在山地或幸运地走出山地,曾演绎过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很多人并未能走出雪山草地,成为“失散红军”。国家民政部对此有明确规定:“失散红军”指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包括西路军、抗日联军等),没有投敌叛变行为,回到地方后,继续保持革命传统的人员及因伤、因病、因战斗失利或组织动员分散隐蔽离队的红军失散人员,经当地群众公认,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人员,国家将对他们提供生活、医疗和住房等保障。
　　那么,为什么川西的“失散红军”特别多呢?“最主要是松潘草地太难走,特别是四方面军曾三过草地,导致非战斗失散人员剧增,”杨继宗分析说,“如今他们差不多都过世了,活着的寥若晨星!”
　　我在阿坝红原草地深处的瓦切乡,拜访了在草原上生活了70年的侯德明。
　　这是一个已经完全藏化的湖南籍老人。当我走进瓦切牧民新村侯家宽敞的大瓦房时,老人正在转经筒,70年岁月的沧桑写满他沟壑纵横的脸。他已不大会说汉话,给我当翻译的是他的大儿媳、在县广播电视台工作的阿尔基。
　　阿尔基说,侯德明是过草地时掉队后在瓦切定居的,当年16岁,现在他只记得“贺龙”、“湖南”、“大庸”等几个汉语词汇。当地藏胞给他取了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意思是“宝贝”。在瓦切,侯德明的人品被一个叫奇美拉姆的藏族女孩看上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有了4个孩子。侯德明或许并不知晓更多的革命道理,但却有做人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红卫兵们抄来的各家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清点抄家物品时惊讶地发现,所有财物一件未少!侯德明没拿乡亲们的宝贝,他却成了人们心中真正的宝贝。1984年,当落实红军流失人员优抚政策时,所有藏胞都出面作证:他是真正的红军!
　　在草原生活多年,侯德明十分想念家乡大庸和亲人。有一年夏天,一个叫靳延谣的画家到瓦切写生,得知这事后,非常感动。靳当过兵,出于对一个老兵的敬重,他设法将侯德明的故事发布到媒体上。说来也巧,侯的家人竟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远在川西的藏名叫罗尔伍、汉名侯德明的失散老红军想寻找他在湖南大庸(现张家界市)的亲人。这激起侯家兄弟到阿坝寻亲的念头。寻亲团经三天三夜长途跋涉抵达红原,经仔细了解和辨认,证实眼前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就是侯家苦苦寻找70年的大哥!寻亲团和侯德明抱头痛哭,70年的思念化成奔涌的泪水……
　　此后,侯德明回到了他梦绕魂牵的家乡,当地人民用夹道欢迎的隆重仪式迎接失散70年的儿子,很多人哭了,侯德明也哭了。“但看得出,那是幸福的泪水。”阿尔基告诉我,“这不,他从湖南回来后,将父母亲的照片也请来了。”
　　果然,在侯德明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两位汉族老人的画像。他闭着眼睛,在画像下默默转动经筒,脸上几乎没有表情。那是一种淡然、超脱还是恬静?我无法窥探他内心深处对故乡、父母、红军还有怎样的感情。这情景,让我突然想起唐师曾在北非阿拉曼盟军战士墓看到的一块碑,那是一位母亲给儿子立的,碑文是:
　　对世界,他仅是一名士兵
　　对母亲,他是整个世界
　　在中国,有多少母亲养育的优秀儿女,早已经融入雪山草地?
　　在甘肃迭部县,我错过一次拜访“红军少女”的机会。那是6月的一个黄昏,我走进两峰对峙的腊子口乡,年轻的藏族副乡长曾莉(藏名叫索南拉木)告诉我,她奶奶也是老红军,姓刘,四川阆中人,15岁参军,跟着大部队走到今天的甘南地区时,被狗咬了,治好伤后就定居在此。“你想见见她吗?”曾莉问,“她就住在几十公里外的洛大镇。”我因想早点翻越岷山的最后一座山峰铁尺梁,不想再走回头路,便婉拒了,这让我至今后悔不迭!
　　从腊子口到铁尺梁还有55公里,山道险峻崎岖,峭峰欲合,一路上有许多像腊子口一样的隘口。当我终于登上海拔3185米的铁尺梁峰顶后,远眺群山绵延,云雾下森林逶迤无边,最远处是岷山著名的光盖山,起伏的石峰绵延百里,峰顶积雪闪闪发亮,清代诗人陈仲秀曾有诗云:“迭山南望白无边,雪积遥峰远接天。”而毛泽东则大气磅礴地吟唱:“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翻过铁尺梁,下山的地貌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一路几乎无树,但草好,多山羊,不时能见到头扎白羊肚帕的放羊老汉,从衣着看已是汉族。其实,铁尺梁原本就是汉藏分界线,下梁后即一马平川,可直抵甘南名镇哈达铺。我在铁尺梁山脚下遇到一个放羊老汉,叫李中清。老汉裹着羊皮背心,身体健壮。他身边草地青绿,悠闲散落着几十只安静的羊,远处是绵延的麦田。“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去的哈达铺,”李老汉告诉我,“当时我也在放羊,把鞭子一甩就跟他们走了,一直走到哈达铺。那年我14岁,跟着他们在哈达铺吃了几餐饱饭,要不是我三伯硬把我拖回来,我肯定跟他们到陕北去了。”又说,自己只是跟着大军走了一遭,并没真正入伍,不能瞎编参加过红军:“我这辈子只是当农民的命哩,得认!”
　　“要是当初你跟着大部队去了陕北,早就当上将军了!”我感慨道。
　　老汉大笑,然后坦然说:“可能是吧,也可能早就不在了。这世上,哪来后悔药呢?”
　　我心中一动,眼睛有些湿潮。前面,微风吹拂,麦浪滚滚。